中国人黄嘉略如何教会西方识字:从中德混血的莱布尼茨,耶稣会罗马派和新教派在中国朝堂上的争斗说起


伏尔泰曾说:五百年前,欧洲无一人会识字。
那么他们究竟是怎样学会识字的呢?今天就来说说东学西渐中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大明灭亡后,西方的耶稣会分裂成了南北两派,即罗马派和新教派,这两派虽然师出同门,但其实斗争非常激烈。是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
所谓罗马派,主要是指西方的南派,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中欧;而新教派则是西方的北派,主机包括荷兰、比利时、德国和瑞典。

清朝建立后,从努尔哈赤算起,皇位传皇太极,再到第三位皇帝福临,也就是顺治,顺治执政时,新教德国派的传教士贝尔受到重用。

然而,好景不长,顺治于24岁那年驾崩,其后年仅八岁的玄烨(康熙)继承大统。玄烨年幼,初期无法管理政事。1664年,鳌拜等人对清廷的新教派进行了大清洗,受此影响,隶属于北派(新教派)的德国贝尔被判死刑,其余九名传教士皆被杖责一百,驱逐出境。

这九人离去时,将在中国皇家和民间收集的各种资料全部带到了德国。耶稣会新教派如获至宝,迅速组建了翻译团队,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于是,德国新教派迫切希望欧洲能够重返中国,以解决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困难,因此,他们摒弃前嫌,呼吁南北两派暂时团结在一起,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其中,有一位闻名于世的人物,便是莱布尼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某些资料上虽然写着他是出生于1646年,但实际上他的出生有争议。

有一种说法,认为其母亲是中国人,是中德混血,而且他出生在中国,是当时被驱逐的北派群体中的一员。他是成年之后,才来到欧洲的。研究莱布尼茨的手稿可以发现,他对中国文化十分精通,远胜于一般的传教士。

莱布尼茨与传教士如闵明我等人的翻译工作,带动了德国的崛起。

德国因为翻译中国的文献资料、并利用其中的各种科技知识,从而摆脱了蒙昧落后,快速崛起。而这一现象很快引起了法国国王年轻的路易十四的注意。
目睹德国的发展,路西十四迫切希望法国能够拜东方为师,从而变得强大,故而发布了招聘大量中国人的启事。重金之下,他很快为自己找到了一位中国翻译——黄嘉略。

黄嘉略,福建莆田人,出生于莆田天主教家庭,父亲是莆田当地的天主教徒,母亲是法国传教士的女儿,外公在江西传教,拥有一半法国血统。由于父亲早逝,少年黄嘉略被法国传教士普于善收为义子,带至巴黎学习。因为这个条件,被法王路易十四看中,选为御用翻译。路易十四命他组建法国图书馆。
通过这个人、这个关系,法国在与清廷交往的过程中,取得了康熙的信任,清廷允许法国建立天主教堂的分堂,双方互派使团,而原来的势力如西班牙、葡萄牙等北派则遭到了排挤,比如最早在巴黎的满清派遣的中国天主教徒沈福从就被赶到了非洲殖民地去传教。由于路易十四的支持,黄嘉略迅速在巴黎走红,红透了半边天,并娶了一位巴黎姑娘为妻。孟德斯鸠对大名鼎鼎的黄嘉略仰慕已久,与其交往频繁,最终二人成为密友。通过与黄嘉略的长期交流和学习,孟德斯鸠获得了有关中国的大量知识信息,并委托波斯商人,以波斯商人的名义写出了《与波斯书》《论法的精神》等著作。
黄嘉略在欧洲出版了《汉语语法》一书,是他教会了法国人如何识字。

明末时,宣城人梅膺祚制作了世界首部字典《字汇》,把《说文解字》的540个偏旁部首归类划分为214个部,清朝时这部字典更名为《康熙部首》。宜春人张自烈(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藏书家)竭尽家中所有资财,访购古今理学、经、史等书籍,不数年,购得古今人著作三十万卷,崇祯七年(1634)将其藏书全部运回袁州,放置于郡学,以供学子共享。明亡后,闭门著述。晚年隐居江西庐山,累征不出,主讲白鹿洞书院,编纂字典(字hui辩)《正字通》,以形体结构为系的字书,共收录33440字。

广州连州的书商廖文英归顺清廷后,获得了张自烈的书稿,将其改名为《正字通》,并伪称自己是作者,献给了康熙,由此更名为《康熙字典》。而黄嘉略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将《康熙部首》《康熙字典》两部书分组分类编号,西方人按照这个编号开始学习中文。

此外,黄嘉略还创建了拉丁文和法语的中文字典。

自此以后,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就都有了一本中文字典。然后,根据中文字典进行翻译、系统创造本国书面语言文字的工作便开始了。
(二)乾隆与路易十六是笔友,康、雍、乾三代与法王路易家是三代世交,大清的皇宫住着80多位身份复杂的传教士……
路易十四与康熙,都巩固了中央集权统治,使得本国的实力进一步得到提升。为了巩固法国的政权,与宗教神权分庭抗礼,需要尽快建立一套完整的国政体系,路易十四将目光投向法国耶稣会士中物色人选,派往东方。
选择耶稣会士,不会受教会阻拦,因为在这一点上,双方有着共同的目标,即从东方学习治国理政、学习科技文化知识。

这些耶稣会士不仅受国王派遣,有教会身份,还加入了共济会。那时,犹大还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贱民,他们没有土地,不能从事手工业,只能从事金融和放贷。为了摆脱困境,他们纷纷加入共济会,并逐渐夺取了法国共济会的大权。教会默许了他们的行动,因为教会需要一个工具或手套来抗衡王权。

此时,法语尚未形成完整的书面语言体系。
《法兰西学院辞典》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法语辞典。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们于1694年才编辑出版了第一部辞典,并向国王赠送了该版词典。法兰西学院于1635年由法国国王路易十三(1601-1643)下令,批准宰相、枢机主教黎塞留(1585-1642)成立,学院最初的任务是规范法语,让语言规范、明晰、纯正并易使用者理解。
17世纪前,欧洲各国流行的都是土语,英法德语都被视为“只能制造歧义和混乱的乡下土话”,严禁其进入学术领域。为什么呢?因为它们都是没有经过“书同文”规定的表音文字(字形、读音、语法迟迟无人制定标准),这类口语,每个地方发音不同,不同的方言对同一个事物,有不同的称呼,再把它写出来,很容易产生歧义。
欧洲字典历史大致如下(从中文对译创造和规范语言):
意大利:1286年出现《天主经》,由约翰内斯·巴布斯编纂,词汇量极少,只是耶经阅读辅助词汇表。1502年,意大利发行的《安布罗吉奥·卡莱皮诺词典》才是真正具意义的拉丁文字典。


葡萄牙:1588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出最早的《葡汉词典》,收词6000余条。

西班牙:1603年,西班牙传教士彼得,瑞诺,编写了《汉西词典》。随后在1739年,西班牙学士院编撰出6卷本《西班牙标准语词典》。
法国:1635 年,法兰西学院成立,其主要职责就是编写一部规范化的法语词典。但到1670年,法兰西学院首先编撰出来的,却是《汉法词典》。1694年,法语词典《法兰西词典》面世。这里有个在欧洲扬名立万的中国人黄嘉略被刻意忽略了,他在欧洲出版了《汉语语法》一书,教会了法国人如何识字。黄嘉略的母亲是法国传教士的女儿,是中法混血,又是法国传教士普于善的义子,正是这层关系,其人被路西十四相中,在巴黎成为大红人。
路西十四命其组建法国图书馆,又通过他的关系,与清廷交往,取得了康熙的信任。大名鼎鼎的孟德斯鸠十分仰慕黄嘉略,与之成为密友。黄嘉略受路易十四的安排,专职负责将《康熙部首》《康熙字典》两部书分组分类编号,欧洲人按照这个编号开始学习中文。英国也不例外,英文便是通过《康熙字典》创造并规范成书面语言的。黄嘉略此后还创建了拉丁文和法语的中文字典。
德国:1748年,德国传教士魏继晋编写了《德汉词典》。随后1781年约翰·克里斯托弗·阿德隆出版了第一部德语字典。1852年起雅各布 ·格林和威廉·格林兄弟开始编辑最广泛的德语字典。这部著作一直到1960年才完工。

希腊:1843年,英国人亨利·乔治·里德尔和罗伯特·斯科特,替希腊人编写了第一部希腊语词典叫《希腊—英语词典》(被称为“纯正希腊语”)。1974年,希腊官方却宣布它无法胜任语言功能,所以废弃了这种希腊语(古希腊文明很悠久?)。
无论是拉丁文,还是欧洲各国语言,它们出现字典(文字出现语法字形发音统一)的时间都非常短。
这意味着:拉丁语初步定型于500年前(而非西方所称2500年历史),而法语英语德语则于两三百年前初步定型。
18世纪,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写道:“(12世纪)科尔多瓦是西方(欧洲)唯一从事几何学、天文学、化学、医学研究的地方。”西班牙是那时欧洲最先进的国家,但西班牙在711年—1492年都是阿拉伯的殖民地,直到10世纪才诞生文字(西班语有4千个词来源于阿拉伯文字)。

实际上,法国之所以有革命种子,是受到了华夏影响。
在黄嘉略的穿针引线下,路易十四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国家地理测绘团队”,由洪若翰、白晋、张诚等神父组成,一行人于1685年3月从布雷斯特乘船出发前往北京。1693年,康熙任命法国传教士白晋为特使回访法国,在康熙致路易十四的礼物中,除了奇珍异宝之外,还有各类人文和科技经典著作合计4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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