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松（1549年－1598年5月8日），字子茂，号仰城，辽东铁岭卫人，师从学者徐渭。初蒙其父李成梁荫蔽，授指挥同知，充任宁远伯勋卫。
因骁勇善战，屡出奇谋，累功升迁至都督佥事、神机营右副将。后历任山西、宣府等地总兵官。
1592年，以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出征，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同年再授中军都督府佥事，提督蓟、辽、保定、山东诸军援助朝鲜，抗击丰臣秀吉侵朝倭军，后于平壤之战中率军猛攻，大破小西行长部。
碧蹄馆之战失利后与日军对峙汉城一线，随后派兵突袭龙山大仓，破坏日军粮食补给，为“壬辰抗倭援朝战争”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
1593年班师回朝，升任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加封太子太保。
1597年，出任辽东总兵。
在史书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万历三大征”，李如松一个人就主导参加了两次——平定宁夏之役和抗倭援朝之役。
倘若1598年他没有意外身故（万历二十六年四月，莫名其妙死于一次对鞑靼人的例行“捣巢”军事行动中，葬身塞外，尸骨无存，有些蹊跷），十有八九会创下“一人参加三大征”的记录。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威震八方的李如松却在去世多年后，在一些神奇笔法的篡改下，莫名其妙有了一个名叫李应试的儿子。
估计李如松知道了，也会吐血三升吧。
李应试不过是明军中李如松麾下一个领兵500人的小小参将，怎么就突然变成了名将李如松之子呢？
这事里事外，透着些古怪。
虽然不知道是谁修改的，但从“得利者最大、嫌疑最高”的角度来看，多半是李应试搞出来的，而他这一做法，必然受到了耶稣会胡乱篡改史料文献风气的影响。
李应试虽然有锦衣卫身份，但他真正更深一层的身份是——耶稣会教徒。
没错，明朝末期，耶稣会教徒已经占领了朝堂，并且在军中密布耳目，还屡屡左右朝政，干预国策。
《明史》之《李如松传》和《朝鲜传》都提及了李应试此人，官衔或称“参谋”或称“参军”。通观《明史》，可以发现其中有两段关于李应试的记录，但每次都是对明军领导层人物决策的建议，且分量不轻。
第一次是李如松怒斥沈惟敬，欲斩之，李应试出来拦住了他，说“藉惟敬绐倭封而阴袭之，奇计也”，李如松以为然，从之：
如松叱惟敬憸邪，欲斩之。参谋李应试曰：“藉惟敬绐倭封，而阴袭之，奇计也。”如松以为然，乃置惟敬于营，誓师渡江。
第二次是南原失守，明军援军未到，一万左右的明军面对近十万日军，形势危急，邢玠问计于他：
麻贵发兵守稷山，朝鲜亦调都体察使李元翼由乌岭出忠清道遮贼锋。玠既身赴王京，人心始定。
玠召参军李应试问计，应试请问庙廷主画云何。
玠曰：“阳战阴和，阳剿阴抚，政府八字密画，无泄也。应试曰：“然则易耳。倭叛以处分绝望，其不敢杀杨元，犹望处分也。直使人谕之曰沈惟敬不死，则退矣。”
因请使李大谏于行长，冯仲缨于清正，玠从之。
如果只从《明史》来看，不知道的肯定以为这个李应试是个优秀人才，虽然着墨不多，但形象很正面。《明史》后来被耶稣会教徒篡改过，但凡书中出现的耶稣会士，形象基本都是伟光正。
可是，在朝鲜史料《李朝实录》里面，李应试的形象却并没有那么正面高大，还有构陷之举。
宣祖32年（1598）闰4月16日：
义禁府启曰：“……且李应试来问《海东略书》有无，在应泰越江翌日，则其来到定州，先闻此册之名。此狱端绪，极难钩得。今以不无投赠之理，遽欲议狱，则恐有未尽之端。臣之愚意，密谕平安监司，多方闻见于所经各官，或得可明之端，然后处之为当。伏惟上裁。’领议政李元翼，病不收议。”
传曰：“三省推鞫。”
宣祖32年（1598）闰4月24日：
政院以委官言，门隙启曰：“更以传教之意，反复穷问于白惟咸，则惟咸供称：‘译官旣不能知之矣，臣何由得知？但闻之，则尹禛于安州落马落后之后，见判书沈喜寿于博川，谓曰：「李应试所问《海东略书》，问于接伴使，则接伴答称，不知有此册」云，则沈喜寿曰：「此是申叔舟所撰」云。此外更无所问矣。’云云。只此一段，自是闲漫所闻而已，其于《海东纪》出处，亦非可凭之端。”
丁应泰渡江次日，李应试就向朝鲜人询问有没有一本叫《海东略书》（一作《海东纪略》）的书，朝鲜人不虞有计，就将名字相近的申叔舟《海东诸国记》送给了李应试。
丁应泰对朝鲜的弹劾，有大量内容来自于对此书的曲解甚至编造。丁应泰在自己的奏疏中称这本书是自己以布数尺从鲜民处换来的，书名《海东纪略》，乃朝鲜与倭交好事实，并未说出这本书背后的秘密，——实际上这本书是李应试想办法从朝鲜人手里诓骗得来，而此事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早有预谋。
……
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抵达北京。
根据利玛窦《入华记录》记载，李应试于万历三十年八月初六（即1602年9月21日），受洗加入耶稣会，成为利玛窦的弟子，教名保禄（保罗，Paul）。这一日是耶经上“宗徒玛窦”（马太效应的马太）生日，天主教中马太的纪念日也正是9月21日。
利玛窦称，李应试为贵士，复深于世故，尤熟于三教。
1949年，在清理沈阳故宫时，文物工作者在翔凤阁内发现了一幅八扇的屏风，屏风上糊着一份纸质的世界地图，——即《坤舆万国全图》的进阶版《两仪玄览图》。《坤舆万国全图》尺寸为：161*371厘米（或192*380厘米），而《两仪玄览图》尺寸更大，为200*422厘米。
传世的《坤舆万国全图》本共有四种版本：
1602年李之藻刻本；
1603年刻本（此版名《两仪玄览图》)；
1608年明宫廷摹绘本；
日本摹绘本。
而1603年版本便是由李应试提议于南京刻印的。
这个李应试1602年9月21日才刚刚受洗加入耶稣会，1603年立刻就帮着利玛窦弄出来一幅图，向首都的士大夫们展示利玛窦的才学，还真是忙着表明自己的忠心啊。
关于《两仪玄览图》的刊刻，跋文中云：
“先生（李应试）向因吴论曹（吴中明）请刻大地图于留都（南京），幅促而略，李缮部（李之藻）复增其幅而稍详，第已挚之南游，大都（北京）多方士闻而未见者，誓惜弗宁。”
1608年，万历皇帝见到《坤舆万国全图》之后非常爱不释手，下令复制十二份绢本以赐皇亲国戚，同时要利玛窦携该图的雕版入觐。但不巧的是，原刻雕版已被李之藻带去南方，存在北京的副版因为暴雨损毁，所以利玛窦计划带《两仪玄览图》之刻板面圣。
然而，诸太监比照两图，发现内容有所不同，恐万历怀疑个中有诈，所以此事最终作罢。
回过头再看1602年李之藻版的《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是1601年才抵达北京的，打点关系、认识李之藻需要一点时间吧？刚来北京一年，连汉语官话都说不利索，还得找人翻译，就这种语言水平、就这么一丁点时间，就能画出中文版本的《坤舆万国全图》来？措辞还是进士级别的？
这不是扯淡么？
多少土生土长的明人都没这本事，凭什么一个初来乍到的传教士本事就这么大？
《两仪玄览图》共有两幅，一幅藏于沈阳故宫，另一幅藏于韩国崇实大学基督教博物馆，传入朝鲜的时间大约在1620年前后，此前曾为黄中允（号东溟，又称黄东溟）收藏。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博士、曾任莱顿大学汉学中心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的安国风（Peter M. Engelfriet）著有一书，名曰《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2008年由郑诚、郑方磊、纪志刚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第77页提及李应试，以及其受洗入教后的焚书行为。
根据安国风的考证，他在书中说：
“这种文化冲突有时相当激烈，1602年领洗（即受洗入教）的李应试——教名保禄（Paul），便是一例。
李氏善长风水星占之学（术数），相关藏书极为丰富，包括大量抄本。主要因为折服于西方数学与自然科学，李应试决定入教。利玛窦写道，为了将教会禁止的著作全部付之一炬，清查藏书就花了整整三天时间”。
仅仅从一个刚入教的李应试这里，利玛窦清查藏书就花了整整三天，将其所有藏书以“教会禁止（异端书籍）”的名义全部付之一炬。
这一个小小的参将就搞成这样，那么其他入会的教徒呢？其他的人身份，例如李之藻、徐光启、王徴、叶向高等等，都身居高位，藏书岂不是更多？焚毁的书籍岂不是更加恐怖？
是的，这个结果可想而知。
但恐怕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形是，不仅仅是上述几人被吸纳为耶稣会徒，而是整个朝堂、整个科举入试的进士，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成了耶稣会徒的门生故吏。
教育体制和国家机器被耶稣会士及其门生所掌控，难怪崇祯呼天不应、唤地不灵，最后成了傀儡。
根据文献史料记载，耶稣会士与朝廷官员的密切联系大致始于嘉靖年间。自万历后期开始，他们的盘根错节的力量已经足以左右明朝政坛。
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人物加入了耶稣会。
宰辅叶向高自不必多说。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朝廷举办癸丑科会试，叶向高带着徐光启当上了考官。
这一期的进士统统成了此二人的门生。
万历癸丑科一众进士中：
1）官至宰相的有：
冯铨、周延儒、吴甡、李国〈木普〉、刘鸿训、王应熊、范景文；
天启五年，万历癸丑科进士冯铨成为宰辅。冯铨后来降清，为汤若望及耶稣会彻底掌控清朝的钦天监做出了重要贡献。
冯铨、周延儒二人私交甚厚，不仅都是万历四十一年进士，而且二人还是儿女亲家。但是，按照江湖身份，冯铨属于阉党分子，而周延儒属于东林党成员。
根据《明史·庄烈帝本纪》记载，崇祯五年五月，天主教徒（礼部尚书）郑以伟、徐光启一同进入宰辅班子，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七月）孙元化弃市。
崇祯六年，郑以伟、徐光启先后死去，周延儒致仕；公开宣称天主教“足为吾儒补正”的钱士升入相；万历癸丑科进士、明末著名的天主教徒王应熊接替入相。
2）掌兵高官有：
张凤翼——自崇祯三年起任兵部尚书五年，让明朝内外交困无可收拾，是直接导致明朝灭亡主要罪犯之一；
吕维祺——南京最高首长，任由张献忠、李自成摧毁蹂躏安徽、苏北，是直接导致明朝灭亡主要罪犯之一；
王化贞——毁灭广宁十四万精锐部队的大蠢货；
李日宣——兵部尚书、吏部尚书；
李继贞——兵部右侍郎；
解学龙——南京兵部右侍郎、南明刑部尚书；
焦源溥——大同巡抚。
3）其他朝廷重臣：
周士朴——工部尚书；
易应昌——左副都御史；
施邦曜——左副都御史；
毛士龙——左佥都御史，独掌院事。
4）民间桃李：
缪昌期、周顺昌等——鼓动江南学子胡作非为。
叶向高、徐光启等对上述进士分别进行了特殊培养。在他们刚刚荣登金榜时，王应熊、周希令、孔贞时等人就被选中，去配合耶稣会士们“翻译”大量华夏典籍和科学著作。
其中，王应熊、周希令、孔贞时配合来华耶稣会士阳玛诺“翻译”的《天问略》，就令耶稣会非常满意。王应熊工作最积极、最主动，后来受到嘉奖，官至宰相。
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叶向高将耶稣会相中的吴道南推上了宰相的宝座。次年，叶向高终于以退为进，回家修养，等待时机。
而吴道南以大学士身份，主持了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会试。
《明史·吴道南传》：
岁丙辰，偕礼部尚书刘楚先典会试。吴江举人沈同和者，副都御史季文子，目不知书，贿礼部吏，与同里赵鸣阳联号舍。其首场七篇，自坊刻外，皆鸣阳笔也。榜发，同和第一，鸣阳亦中式，都下大哗。道南等亟检举，诏令覆试。
结果，在吴道南的主持下，出现了震惊朝野的科场舞弊案：在此次会试中，耶稣会追随者非常多。
受王阳明讲学风气之兴旺，经济富庶的江南各地思想活跃，对接受天主教这一新鲜外来文化更加容易。崇祯年间，光上海一地受洗加入天主教的人，便已经达到千人以上的规模。
万历丙辰科所谓的进士们，一个个都是人才。
陈奇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专办流贼，因贪婪愚蠢放跑李自成等，是直接导致明朝灭亡头号罪犯之一；
朱大典——兵部左侍郎兼总督江北及河南、湖广军务，专办流贼；
郑崇俭——兵部右侍郎兼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张伯鲸——兵部左侍郎主持兵部工作。
民间桃李：魏大中（东林党魁首）
晚明，科举入仕的进士们已经变质，往往被发展成为自己的党羽，用于打击对手、排除异己，毫不夸张地说，整个朝廷已经被与东林党合流的耶稣党控制。
复社是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政治、文学团体，有“小东林”“嗣东林”之称。崇祯二年（1629年）在苏州尹山成立。领袖人物为张溥、张采，时人称为"娄东二张"。
复社的骨干全部与耶稣会有着密切联系，比如，江南地区与徐光启密切的陈子龙、吴伟业、瞿家公子瞿式耜等等，就连远在山西的徐光启弟子韩霖也在其中。
东林党大佬刘宗周的弟子、复社元老陆世仪所著《复社纪略》中记载：
复社声气遍天下，俱以两张为宗......
由张溥、张采主办的复社，广招门徒。每到了科举考试的时候，凡是二张看中了门徒，他们都会通过种种形式予以举荐。无论是乡试，还是会试，只要是二张举荐了的，基本都会被录取，“十不失一”。
甚至，坊间还出现了秀才、举人、进士一条龙服务。
“淮安府推官孙肇兴拔夏曰瑚于童试；送之入场，而肇兴分房，曰瑚卷又适在其房，取中头卷......辛未，（夏）曰瑚以第三人及第。”
瞧，根据《复社纪略》的记载，辛未科的探花夏曰瑚就享受到了这一优质服务。
哪怕是乡试已经落选之人，只要二张的推荐信一到，考官也会想方设法找出落选者的考卷，重新阅卷，予以录取，而且是排名靠前。
“尔时有张、浦、许三生卷已经黜落，专札投进，督学倪元珙发三卷于苏松道马元扬达社长，另换誊进，仍列高等。”（《复社纪略》）
至于三年一次的会试，别说是录取区区一名进士，即便是前几名、乃至是头名会元，也都可以在酒席上谈定。
湛持（即文震孟）将赴职时，郡绅饮饯于徐九一之止水，天如谓湛持曰：“明年会试，同考公必压帘。今海内举子不愧会元者，惟陈大士暨杨维斗二人耳。幸留意！”
湛持曰：“天下人读大士文，取巍科者不知凡几；而大士久困，吾此番当收之夹袋中。”
天如转语项水心煜曰：“然则维斗乃公责也。”
水心亦首肯。（《复社纪略》）
上面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
酒席上，张溥对文震孟说，明年（崇祯七年）的会试，你一定是主考官，依我看，能当会元的只能是陈大士、杨维斗这两个人，拜托你了！
文震孟答道：嗯，陈大士才华横溢，竟然一直考不中进士，放心吧，这次我一定让他当上会元。
张溥又对项煜说，杨维斗的事就拜托你了！
项煜答曰：没问题。
……
尽管后来这事忙中出错办砸了，但是事情却千真万确。
由此可见，科举一途入仕的大门已经被人把控。
复社对手薛国观经过仔细查对，发现其录取的进士，大多是复社成员，即《复社纪略》中所述：
同帘薛国观出告体仁，以其“国表”姓氏查对，见中式者多出复社。
甲戌科如此，丁丑科亦是如此：丁丑殿试，状元为刘同升，榜眼为陈之遴，探花为赵士春，皆复社中人也。
由于复社通天本事，所以但凡水平有限、想要考取功名之人，纷纷不远万里，前来张溥的老家拜师。
尽管张溥人在北京，但这些人送来数额不菲的钱财，在张溥老家行四叩首之拜师礼，再央求张溥家仆将之登记入册，方肯离去。
太仓是嘉定的邻县，两县士子的关系历来交往很多，复社主干张溥、张采、吴伟业与嘉定士子的关系尤为密切。
不少嘉定人受到影响而加入复社，积极参与复社的活动。根据清代陆世仪的《复社纪略》及吴山嘉的《复社姓氏传略》两书统计，嘉定县的复社社员共有二十八名：黄淳耀、侯岐曾、侯玄涵、侯玄洵、侯玄汸、徐时勉、沈宏祖、沈怀祖、马元调、马舒、陶士彦、陈琦征、汪贞泰、朱之尚、曹讷、张国浚、傅凝之、许自俊、郑灿、龚用圆、娄复闻、申艇、朱珽、施凤鸣、施凤仪、夏云蛟、李杭之、李拱等。
清 吴山嘉辑《复社姓氏传略》
……
上述种种乱象，荒唐吗？十分荒唐。
其实，二张（张溥、张采）都只不过是台前的小人物而已（张溥只是回乡闲居的翰林院庶吉士），背后的老师是谁呢？
徐光启。
根据张溥所著《农政全书序》记载，张溥不仅是徐光启这个廷试读卷官亲自录取的进士，而且与徐光启关系十分密切，经常在徐光启家里吃住。
而且，张溥也是周延儒的门生，周延儒则是徐光启的门生。
崇祯四年，周延儒担任主考官录取了一批复社成员。
根据《复社纪略》记载，周延儒与吴伟业的父亲交情深厚，他就让吴伟业当上了会元。当时就有考官提出异议，吴伟业的成绩不够格当会元。经周延儒活动，正式放榜时，吴伟业成了榜眼。张溥也被录取。周延儒早就听说张溥的大名，专门召见了他。两人聊了一番后，周延儒相见恨晚，于是把张溥弄进了翰林院。
不久，当选无数进士梦寐以求的翰林院庶吉士的张溥，抛弃仕途，主动回乡忙于成立复社，背靠朝堂大山，振臂一呼，一呼百应，成为徐光启等人在民间的代言人。
正是通过这样的举措，耶稣会通过徐光启等人的安排，掌控了朝堂。
下面所列皆为晚明政坛大名鼎鼎的人物，官至宰相的就有一群，而全是叶向高、徐光启等人的徒子徒孙：
南直则文震孟、姚希孟、顾锡畴、钱谦益、郑三俊、瞿式耜、侯峒曾、金举、陈仁锡、吴甡等，两浙则刘宗周、钱士升、徐石麟、倪元璐、祁彪佳等；
河南则侯恂、侯恪、乔充升、吕维骐等，江西则姜曰广、李邦华、熊明遇、李日宣等，湖广则梅之焕、刘弘化、沈维炳、李应魁等，
山东则范最文、张凤翔、高弘图、宋玫等，陕西则李遇知、惠世扬等，福建则黄道周、黄景昉、蒋德璟、刘长等，广东则陈子壮、黄公辅。
一眼望去，满朝尽是耶稣党。
也难怪大明灭亡后，匆忙建立的南明政权（1644-1662年）会病急乱投医，去澳门搬救兵。1646年，德国传教士瞿纱微（原名瞿安德）则趁机提出条件，让永历帝家族接受洗礼，皈依天主教，结果除了永历帝本人，宫中受洗嫔妃50人、南明小朝廷大员40人，以及一些太监临时抱臭脚，全部洗礼。
以此换来什么？
不过是澳葡当局发兵区区300，携大炮数门而已。
300多人的洋枪队能顶什么用？
而1648年10月，永历帝再派遣庞天寿携礼物赴澳门求援，澳葡当局仅以火枪100支相助（打发），这次连兵都没有派。
无奈之下，永历帝派遣使节出使罗马教廷，希望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为此，永历帝的嫡母王太后还给罗马教皇写了一封信：
“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致谕于因诺曾爵，代天主耶稣在世总师，公教皇王，圣父座前。窃念烈纳本中国女，予忝处皇宫，惟知阃中之礼，未谙域外之教。赖有耶稣会士瞿纱微在皇朝，敷扬圣教，传闻自外，予始知之，遂尔信心，敬领圣洗。
使皇太后玛利亚，中宫皇后亚纳，及皇太子当定，并请入教领圣洗，三年于兹矣······
更望圣父与圣而公一教之会，代求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十代帝，太祖第十二世孙，主君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冀圣父多遣耶稣会士来，广传圣教。······”
特谕，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
教皇收到信后答复如下：
“对吾爱女致敬并为祝福。从汝等书瀚之庄严，获知天主仁慈之浩大······吾人今以父执之情抱持汝等，极愿赐予陛下所求之祝福，自今后祈祷天主，使汝国统一，永享太平，愿汝等心情信念永远与余等相携。”
教皇婉拒了派兵援助的请求，仅仅表达了祝福。
不论如何，区区300个小兵走个过场，就诓得永历帝除了他本人以外的一大家子都受洗了，对于德国传教士瞿纱微而言，还真是笔划算的买卖。
如果明朝没有灭亡，他这次投机就成功了。
以耶稣之名，行骗天下，——基督徒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的神祇只是个伪善而虚假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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