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日本历史，最早有记录的其实不是日本史书，而是中国的史料。
《后汉书》和《魏书》曾记载，东边有一个叫“邪马台”的部落（读音与今天“大和”在日语中的发音很像），部落派人出使中国，向中国进贡特产，请求天朝赏赐。
众所周知，倭国是从唐朝开始全方位学习中国的，从此开启了长达300年的唐化时期。
然而，很少有人会问，为什么汉朝时不学、隋朝时不学，偏偏在唐朝时就想学了呢？
原来，倭国决定全面向中国学习源于中日两国史上第一次交锋作战，——白江口之战。
663年那一战，唐军联合新罗抵抗百济与倭寇，于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发生激战。
双方投入军力对比
倭国、百济：4.2万人，战船1000余艘
唐军、新罗：1.3万人，战船170艘
唐军与新罗联军人数不占优，以寡击众。
战前，唐新两国将领集会，商讨进攻方向。会上多数将领主张百济之加林城为水陆要冲，宜先攻之。
会议采决定兵分水陆两军，陆军由唐将孙仁师、刘仁愿和新罗王金法敏率领前进，刘仁轨则与别将杜爽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入白江，会合陆军后同趋周留城。
当刘仁轨水军到达白江口时恰与倭国水军相遇，双方随即爆发激烈战斗。
唐将刘仁轨临危不惧，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成功堵住倭国水师进退之路，令其舰只相互碰撞而无法回旋，倭兵在唐军猛攻下一时大乱。
最终，倭舟战船四百艘被焚毁，大火冲天，浓烟滚滚，海水一片血红，贼寇大败，落荒而逃。
根据《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
"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滔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百济王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
此后第八日，周留城之百济守军向唐新联军开城投降。
白江口战后，唐高宗李治命刘仁轨镇守百济，改变了半岛三国长期并立、而高句丽最强的格局。所以，这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性战役，一战定乾坤，奠定了此后千余年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
而半岛三国三足鼎立的格局不复存在后，就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扫清了主要障碍。
记住，这是华夏与倭人之间第一次战争，而智能双全、威名赫赫的刘仁轨也成为抗倭第一名将。
此战之后，倭国认识到自己与中国的巨大差距，从此安分守己，双方和睦，有了几百年的和平。
倭国也由此开始全方位学习中国的方方面面，可谓什么都学。
之所以不称其为“日本”，是因为此时“日本”这个名称尚未产生。
汉初之时，倭国就是中原王朝的藩属国之一。
有汉倭奴国王金印为证，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年），现收藏于福冈市博物馆
该金印上是蛇形钮，印文为白文篆书“汉倭奴国王”。印文的笔画饱满，方中有圆。经鉴定，金印的含金量为95.1%。
印文中的“委”字，通“倭”。
“倭人”、“倭国”和“倭奴国”在从《汉书》到《旧唐书》的十五部中国正史中都是岛国人的“自称”。
根据《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西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缓。”
即东汉初年，倭奴国遣使入汉都洛阳进贡，愿为汉臣藩。求汉皇赐名，汉以其人矮，遂赐“倭国”。其王又求汉皇赐封，光武帝又赐其为“倭奴王”。
金印印面正方形，边长2.3厘米，印台高约0.9厘米，台上附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
后来，由于战乱及各种因素，这枚金印不知所踪。直到1784年2月23日，才在九州福冈，由名为秀治和喜平、甚卫兵二位佃农，在耕作挖沟时偶然发现。蛇形印章上缴到了一位名叫黑田的藩主手中，黑田深知手上的东西价值连城，随即赏了甚卫兵五枚银元。
而后，黑田特地向身边的大儒士龟井南溟请教。龟井南溟认出了刻在印章底部的字是“汉委奴国王”。为了佐证印章的真实性，龟井南溟翻遍了汉朝的史料，终于在宣城太守范晔的《后汉书》中找到了来源。
1954年，日本政府将其评为一级国宝。
然而，岛国内部仍有大量“中国史专家”由于心理上无法接受，长期对这枚金印持否定态度，认为金印是伪造的。但是，这些所谓的“专家”又提不出任何真凭实据来反驳，不断重复质疑说：
汉朝印章刻文没有“印”字或“章”字；
汉朝赐大臣印章往往都是龟形的而从未有过蛇形的。
不料，没过多久，这个谜底就在中国的考古中揭开了。
1981年2月24日，一江西女子陶秀华正在甘泉山汉墓群附近的公路上清理碎石残雪，偶然间发现了一枚龟形金印。南京博物馆的专家们闻讯赶来后，发现金印上刻的字是“广陵王玺”，顿时喜出望外。
汉朝有将龟形印章赐给王侯的习惯，从龟的形态和工艺上判断确实是东汉的艺术品。这等印章是一般都是亲印，平时由本人亲自掌管或携带。
早在1975年-1980年，考古专家就对甘泉山附近的两座古墓进行了保护性质的挖掘，考古计划被命名为“甘泉一号”和“甘泉二号”。
可当考古专家们走进墓室中时，发现古墓已经被盗墓贼毁坏成了一片狼藉，造成了很多文物的残缺和遗失。
不过，由于盗墓贼通常只喜欢金银，对别的文物价值无法辨识，所以幸运的是墓中仍旧有许多文物遗存下来，如金虎纽玛瑙印（汉朝礼制中天子玺以玉螭虎纽、皇后之玺金螭虎纽）、四金圈嵌水晶石放大镜、错银铜牛灯、马镫等等。
四金圈嵌水晶石放大镜
具有环保理念的错银铜牛灯：灯高46厘米，底座是一头健硕的牛，牛身上驮着一盏灯，距今2000多年前
在墓室之中，考古专家发现那件马镫底部刻着“山阳邸铜雁足长镫建武廿八年造比十二”，从而确定了墓室的年代时间，因为建武就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年号。
同时，考古专家还发现墓室中的字印是“山阳”二字，由此联想到刘秀第九个儿子，即“山阳王”刘荆。
可是，问题又来了，山阳王与广陵王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
根据《后汉书》记载，永平元年（58年），山阳王刘荆被汉明帝改封为广陵思王。
原来，光武帝刘秀驾崩之后，哥哥刘庄（刘秀第四子）继位，山阳王野心勃勃，极度不满，屡次密谋造反，先是匿名鼓动舅舅造反被人告发，后来又鼓动藩国造反再次被人告发，最后，妄图通过巫蛊之术夺取皇位。孝明皇刘庄一忍再忍，忍无可忍，遂将弟弟刘荆从“山阳王”贬为“广陵思王”，望其“反思自悔”，但是刘荆不思悔改，一错再错，以致于最终被打入天牢，在狱中畏罪自杀。
搞了半天，山阳王就是广陵王，是自己把自己作成广陵思王的。
1981年4月，当《中日新闻》社社长加藤巳一郎将“广陵王玺”的消息和照片带回日本后，人们惊奇地发现这“广陵王玺”和在日本发现的“汉委奴国王”居然在印章大小、印章花纹、刻字手法上一模一样，仿佛出自同一人之手。
再一查史书，赫然发现两枚金印前后只相差一年，完全有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
后来，考古专家又在云南发现了滇王印章（现存于云南博物馆），发现滇王印章上同样是蛇形雕像，与汉委奴国王印造型一模一样。
考古发现，汉朝赐予周边附属国金印时，通常会以该国特产作为参考，因此形成了以下习俗：
南方的王是蛇钮、北方的王是羊钮、西北的王是骆驼，而汉室的诸侯王则统一使用龟钮。
根据《后汉书》对倭国的记载：“倭国于我朝极南”，因此被定为蛇钮。
至此，一锤定音，再无争议。
无论日本后世如何否认曾是华夏藩属国一事，就无济于事了，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再怎么矢口否认，都显得言辞苍白。实际上，即便在明清两朝的国书中，日本仍将自己称为“臣”。
那么，日本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要从唐朝百济降将祢军的墓志说起了。
日本曾经认为自己的国号乃是天皇所创建，然而，通过祢军的墓志铭则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据《祢军墓志》所载，祢军本是中原人士，祖上因逃难远迁至朝鲜半岛定居，祢军出生后，父辈向他讲述了许多华夏文化，他也因此有着很深的华夏情结。
百济降将祢军的墓志现藏于西安博物院，志石边长59厘米，厚10厘米，以下是拓片。
根据志文，显庆五年（660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出征朝鲜半岛，帮助新罗攻打百济。此时身为百济大将的祢军突然临阵倒戈，与唐军里应外合，彻底攻灭百济。
末代王扶余义慈归降，与太子隆等五十八人被解送洛阳，百济灭亡。
墓志借由余归顺秦穆公、金日磾归顺汉武帝的事迹比喻，赞誉祢军弃暗投明之举。祢军归降后被授予官职，唐高宗李治命其以朝廷名义管理朝鲜，并要求他不时派人前去日本，加强中日联系。
祢军分别于664年、665年，两次代表唐朝出使日本。
根据其墓志所载，麟德二年（西元665年），鉴于“白江口之战”之中唐军取得大胜，唐朝命日本向中国俯首称臣，并废除“天皇”称号与天皇历法（原历法本来就传自华夏，岛国没有天文观测，估计使用时间一长，出现谬误，无法修正），勒令日本全境只能使用唐朝历法（此前两国史书均未提及）。
墓志中有一句话就是“僭帝称臣”，显然，倭国大败之后，废除了原有的国号和历法，开始向唐朝称臣，成为不折不扣的藩属国。
另外，还有一句话是“日本余噍”。余噍之意就是“亡国后的遗民”，联系墓志铭上下文译读，可以发现一个事实，百济遗民在溃逃至日本后，日本国才逐渐建立起来。也就是说，开始建立日本的人，其实是百济遗民。
高句丽与百济相继灭亡后，许多半岛遗民逃往日本避难，为了方便区分，唐人就将这些朝鲜遗民生活的地方称之为——“日本”。
另外，与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在1868年明治维新前，倭国其实从未实现过真正的统一。
日本的多山地、寡平原地形特别适合大名割据，使得统一的成本实在过大，因此丰臣秀吉也好、德川家康也罢，都未能实现这个目标。
直到近代明治维新、废藩置县以后，日本才形成了实质意义上第一次国家统一 。
【日本为什么学不了科举】
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及至唐朝，形式逐渐完善，影响力愈发深远。
科举制度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人才选拔的公正性，使得诸多优秀的寒门学子也有机会步入上流社会，从而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增强了社会发展的活力。
日本自然知道这一举措的极大好处，他们也想学，但是很快发现有心无力，根本无法打破桎梏和藩篱。
中国之所以创立科举制度，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的门阀制度盛行，只看门第不看才学，以出身决定社会地位，严重干扰了人才选拔，人才凋敝导致朝堂混乱，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王朝也无法长治久安。
中国是在斗争了千年的基础上，方才顺应历史潮流，打破门阀制度的。
古时倭国并未统一（明治维新前从未真正统一），天皇只是象征，没有实权，主要是以家族制和贵族制为基础的社会，幕府将军行管理之实，一代又一代，而各地有实力的大名割据一方，因此门户高低和出身特别重要。
这种情况与门阀制度颇为相似。
倭国阶级固化严重，处于既得利益阶层的贵族们强力阻挠科举制的施行，他们担心底层百姓爬上来会影响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所以千方百计反对科举制。
没有科举制，贵族可以干涉朝政，可以轻易将自己人安排在重要的岗位上，进一步巩固和壮大自己的实力。
在此背景之下，日本尝试推行了一段时间的“贡举”（即科举制）就停止了，后来更是无人再提。
门阀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是一个必经阶段。到了一定阶段，它的弊端就会越来越明显，甚至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一大隐疾。不破除它，很难促进社会流动、进一步提高生产力。
中国破除门阀制度，前前后后斗争了一千年左右，其他国家大概也不会例外，甚至可能耗时更久。
现在，几个邻居的各大门阀也是愈来愈强大，大到可以左右国策、左右经济。
西方的真实历史虽然仅有近代三四百年，但是东学西渐时，它们也全方位学习了华夏文化和科技，包括治国理政、律法体系（尤其是唐律疏议，连养狗的法律也是从大唐律法中学的）。
那么，它们有没有门阀呢？有没有像吕不韦那样的财阀呢？
既然都是人类社会，自然社会的进程与发展大体上都会遇到相似的问题。现在，正是门阀兴盛的时代。门阀和财阀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以便继续获取利益，必定会在各大关键岗位上安排自己人。
由此，所谓的三权分立、M主、Z由就非常好理解了，典型的双标，不同场合富含不同的解释。但其实，真实的目的仅有一个，那就是制衡、分化、瓦解，便于资本插手，能安排自己人上位，能按照自己意图行事。
【都是钱惹的祸，不想发十三薪，所以才不过中国春节】
日本不过中国春节，除了脱亚入欧，还因为明治维新时国库空虚，不想每过几年就来个闰月，由此多发一个月薪水。
曾经的中国农历新年，也是古代日本的重要节日。
从7世纪末开始，日本使用中国历法。
唐时，日本使用了中国农历，还顺袋抄作业抄走了唐朝宫廷的追傩，继而摇身一变，成了日本农历新年的礼仪。
古代日本严格遵循农历历法，中国农历新年由此影响日本一千多年。
直到1685年，才有日本人在中国历法的基础上编制出了“贞享历”，后来又几经更改，到明治初期使用“天保历”。
不过，这些历法都属于阴历。
随着黑船事件的爆发，明治天皇决定趁机推翻幕府的统治，从而掌握大权，顺便把日本旧制度全部推倒重来，所以在整个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大量引进西方的制度、技术、文化进行各方面的改革。
然而，由于全盘西化改革，面临着近代化的建设，需要巨额资金，而日益增加的成本导致国库空虚，财政压力不堪重负。
一时，连官员薪俸发放都成了火烧眉毛的大事。
明治维新前，官吏领取的是按月发放的“月俸”，但阴历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闰月，要按十三个月发放。
这些钱从哪里来？拿不出来怎么办？
这时，塚本明毅等人提议将农历改为阳历，当时日本官员工资月结，每月按时领取月俸，如果按照农历计算，每隔两三年左右，就会多笔开支，多付一个闰月的工资，如果按照公历来算的话，这笔钱就可以省了。
明治天皇一听，当即表示同意。
于是，明治政府于农历1872年11月9日发布了“改历诏书”，决定废太阴历，颁行太阳历，以即将到来的12月3日作为1873年1月1日，从此诸祭典等旧历月日一律按照新历的相应日期施行。
所以，当年农历12月3日就这样直接变成了阳历1月1日。
这不仅剩下了第十三个月的月俸，甚至连农历十二月的工资也被天皇找借口赖掉了：反正这个月才过三天，所以这个月的钱就不发了啊。
甲午海战后，随着清朝战败，全日本上下纷纷认为，中国已经落伍了，完全没有必要再沿袭这样一个落后国家的传统，便集体同意将新年改在元旦，以后只过元旦新年。
至此，日本开始使用太阳历，新年从中国的春节改成了新历年的元旦，开始不过春节了，元旦即为新年。
明治改历之后，负责掌管时间的职能部门——日本国立天文台则对有关阳历和农历的对照等问讯，一律不予回答，而由海上保安厅海洋情报部以非正式的形式来公布阳历和农历的对照表。
2010年之后，海上保安厅海洋情报部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停止了这项服务。
日本施行了阳历历法后，一些节日直接搬至阳历，如阳历七月七日过七夕节，阳历九月九日过重阳节等，但是他们根本没搞清楚历法的天文意义。
其实，很多节庆是与历法密不可分的，人为的强行变革不符合天道规律，显得十分生硬，一些与种庄稼、打鱼有着莫大关联的节气时令是万万不能以行政命令所推行的阳历日子随便取代的。
由此造成的隐形损失，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考虑或估算过。
【关于日本美食】
日本那些卖寿司的，很多都在吹自己的山葵泥，其实他们没有告诉你的是，一大半的山葵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早先霓虹国还声称自己风味独特的鲤鱼刺身，——其实那些脂肪很少的风味独特的鲤鱼百分百都是中国在鸭绿江里面养的，饿瘦了再卖去日本的。
霓虹人盛誉自己的木鱼花很厉害，吊高汤乃是一绝，可现实却是绝大多数木鱼花都是中国产的。
就连日本人常挂在嘴边的生食鸡蛋（无菌蛋），很多也是中国出口的，圣迪乐鸡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至于美味的河豚，霓虹人奉之若宝，最后却发现他们那里根本就不怎么产河豚。为了保住饭碗，霓虹国的厨师非常喜欢中国产的排毒河豚，因为养殖的缘故，排毒河豚脂肪更多，所以这边又成了他们美誉的“日本河豚特殊旨味”。
总之，看待任何事物不要迷于表象，须深入了解历史，才能发现细节。
当你发现一个真实的日本后，尤其发现历史长河的起起伏伏，并能感受、甚至洞见历史潮流与趋势后，你一定会自信满满，绝对不会做出1949年加入国民党的事情来。
在某大报记者心心念念申请加入岛国国籍时，缺乏历史洞察力的她可能万万没有料到，那方土地上的人正想方设法曲线救国，留条后路，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移居大陆。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早已证明，离开华夏文化辐射圈和影响范围圈的，比如太平洋上的诸多岛国、北美印第安、奥尔梅克等等，总会处于原始、停滞状态，数千年如一日；
而处于华夏辐射圈和影响范围圈内的，才有机会东学西渐，在华夏文明不断积累的基础上，跟上发展的步伐，日新月异。
有些东西，他们能学；有些东西，他们还真学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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