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地球仪，是在中国的元代。
那么，地球仪这个看似普通的小物件，它是如何产生的呢？古人又是如何认识到地球是圆形的、并加以实际勘测的呢？
这些问题看似简单，背后却凝聚着华夏古人千百年来的智慧结晶。
一个对地球形状的小小认识，体现的是华夏对自然天地孜孜以求、前赴后继的伟大探索精神。
元代赵友钦是中国历史有明确记载的、全世界第一个证明出地体浑圆的天文学家。他可不是靠肉眼观察得出结论的，而是靠经纬度，经度与纬度差。
僧一行、郭守敬对南北地区北极星高度的测量，发现不同纬度北极星高度不同。同时，元代耶律楚材测量了寻斯干城和开封城的月食，发现开封城的要早约1更半，发现东西不同地区月食出现时间不同，说明经度的存在。
而这些发现，必须有精确的计时工具作为基础条件。如果没有精确的计时工具，是不可能发现经度的。
当耶律楚材测量月食时，元代已经发明了极为精确的计时工具，所以能在同一时间观测天象，发现开封月食比寻斯干城早1更半。
在大规模测量、并得出科学数据之后，元代赵友钦论证道：
“测北极出地高下（即纬度差异），及东西各方月食之时刻早晚（即经度差异），皆地体浑圆，地度上应天度之证。”
看，地球是圆形是这么发现的。
据《元史卷四十八天文一》记载：
苦来亦阿兒子，汉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
这是在干嘛，看出来了吗？
这已经是在利用“经纬度”制作地球仪了啊！
地球仪的出现，原来是在元朝。
如果明白了上述经纬度是如何产生的，对于元史中札马鲁丁于1267年制作地球仪一事（早于德国地理学家马丁·贝海姆225年）也就清楚了，地球仪不是这个西域波斯人发明的、也不是他进贡的，而是他奉命制作的。
因为地球仪的制作涉及对地球圆形概念的理解和论证，论证地球为圆形的人不是札马鲁丁，而是赵友钦。
详见：
牛顿和莱布尼茨虚假神话破灭后，爱因斯坦也彻底走下了神坛。西史到处都是漏风的破洞，还有真的吗？
在元代赵友钦论证地球为圆形后，华夏人并没有就此停下探索的脚步。
元末明初，1405年郑和首下西洋，轰轰烈烈的中国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帷幕。
以前，人们认为郑和七次下西洋都走同一条路线，故有上图。然而，随着研究发现愈来愈多，却发现上图只是其中一次的路线而已，并非七次都走同一条路线。
试问，换你是郑和，你会带着27000人每次都走同一条路线，不派点人去其他地方看看，顺便完成测绘？
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啊。
尽管耶稣会和东林党手眼通天，大肆销毁郑和航海资料，但有一幅图侥幸逃过一劫，保留了下来。
这幅图全名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是对于郑和下西洋航路的记录，约成于洪熙元年(1425)至宣德五年(1430)间，原图为自右而左展开的手卷式。
由于名称太长，后人多将其简称为《郑和航海图》。
这幅航海图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之所以能逃过一劫，完全是因为茅元仪（1594-1640年）将其收录于《武备志》中（卷二百四十），使其免于被销毁的命运。
郑和下西洋，到过哪些地方？
究竟是下西洋？还是全球大航海？
郑和下西洋的说法，是不是西人在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世界通史中强加给留洋学者，然后再灌输给我们的矮化概念？
从《郑和航海图》中，可以发现郑和船队沿着非洲东海岸南下，到过很多难以置信的地方，比如葛儿得风(瓜达富伊，今索马里)、哈甫泥(哈丰)、木儿立哈必儿、黑儿、剌思那呵、抹儿干别、木骨都束(摩加迪沙)、卜剌哇(布腊瓦)。
此外：
还到过木鲁旺(国别待考)；
到过肯尼亚的慢八撒(蒙巴萨)；
到过坦桑尼亚的起若儿(基尔瓦)；
到过莫桑比克的者剌则所哈拉(设拉子的属地索法拉)；
到过马达加斯加的门赤(马尔加什岛)；
到过葛答干(国别待考)；
到过肯尼亚的麻林地(Malindi)……
实际上，把随行人员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与历次《郑和航海图》记载的内容全部加在一起，这才是郑和舰队足迹的真正范围。
郑和舰队的足迹可不仅仅是某一次下西洋时所记载的区区20余国。
综合上述史料，可以清晰地发现，除了东南亚的近邻越南、柬埔寨、泰国、文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外，郑和舰队先后至少到达过37个国家，包括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印度、伊朗、也门、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肯尼亚等等，最远曾到达非洲东部，红海、麦加，并到过澳大利亚、美洲和新西兰。重要的航线有56条，航线总长近25000千米。
这是一支出访的使团，也是一支庞大的舰队，实行的是军伍编制，七次二十八年，郑和既是出使的正使，又是舰队的统帅。
郑和舰队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七次远航，依靠的是通过全面调查研究形成的先进的天文航海技术和地文航海技术。当然，还有内容准确、十分详尽的《郑和航海图》。
在天文航海技术方面，郑和舰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也就是人们所称的“牵星术”。
在地文航海技术方面，郑和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
夏劲等学者指出:“郑和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他的七下西洋，是15世纪上半叶世界航海文明的一次高水平的演练与检阅。”
有人使用微软公司出品的Starry Nights软件(可以计算过去两千年来的星图)来验证过郑和当年遗留下来的《过洋牵星图》。
在那份星图中，记录着锡兰山到苏门答腊的航向是往东，纬度记录为“一指水平”，如今该航线的纬度是北纬6度，也就是说，当时北极星的位置与今日相比，相差3度40分。
由于地球自转轴的运动，北极星位置大约每175年会移动一度，据此，可以计算出《郑和航海图》的年代在1430年左右。
随后，将这幅航海图与现存的史料文献进行对比，发现它与祝允明《前闻记》中所记载的内容最为吻合，由此，大略可知《郑和航海图》记录的是郑和最后一次远航时的航线。
1422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时候，船上载有16国1200多名使臣及其家属。其中包括浡泥（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和满剌加两国的国王与王后，由东、西、峒三王率领340余人的苏禄（在今菲律宾境内）使团等，他们都受到隆重的国宾待遇。
此外，东非的麻林王哇来顿本亲自率众访问中国，不幸的是刚到福州就病死了。
宣德五年（1430）正月，户部尚书夏原吉去世，朝堂反对下西洋的势力和声音骤然减弱。在郑和下西洋船队停航的这五年，海外诸国与中国的关系渐渐疏远，前来朝贡的国家越来越少，只有占城、暹罗、爪哇还经常派使臣来访，印度半岛、阿拉伯地区和东非沿岸的国家则再也没有来过。
其实，郑和下西洋没有好处、只是劳民伤财，是一种谬论。
明万历时的《广志绎》卷一写道：“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逾百余万归。”
这说明，郑和下西洋是在国库充盈的情况下进行的，皇帝给了700万，郑和最后还剩了100多万。
而根据明王世贞所撰的《弇山堂别集》卷四《皇明盛世述四》记载：“其次则内官监太监郑和，以永乐四年率师二万七千人驾海舶赍敕谕金帛行馈西洋，琐里，暹罗等三十余国皆随使入朝，所奉献及互市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
意即遣使入朝的三十多个国家所进贡和互市所盈利的非常可观。
正因为如此，明宣宗才决定再次派遣郑和出使海外。
只可惜，第七次率团出使的郑和已经年迈体弱，且距上次出航已经整整6年多了。
此次远航使用的《郑和航海图》一共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300个，东非海岸有16个,并标出了相关的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
2002年3月，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发表其多年的研究成果：郑和的船队比哥伦布早72年到达美洲大陆，比麦哲伦早一个世纪实现了环球航行。当年10月，出版了《1421：中国发现世界》，全面论证郑和船队率先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观点。
孟席斯根据郑和航海路线上发现的明代瓷器、石碑、中国地图和星图等资料提出如下新说：
郑和船队早在1421年至1423年就已经将世界地图的雏形绘制出来了；
美洲大陆和澳大利亚大陆都是中国人发现的，而不是欧洲人；
郑和下西洋的副将洪保和周满比麦哲伦早近一个世纪抵达南美最南端的麦哲伦海峡。
从其提供的论点看，的确有大量证据表明郑和船队的部分人马到达过美洲和澳洲。
1421年3月，郑和率领107艘船第六次启程远航。此次航行向西抵达了南非海岸，甚至绕过了好望角；向南到达了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他们穿行过62个列岛，共17000个岛屿，并且绘制了几万里的海岸图。
同年11月，郑和率一支船队返回，其余船队由洪保、周满、周闻率领继续航行。他们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到达大西洋佛得角群岛的圣安唐岛，沿大西洋赤道洋流向西航行，然后分道扬镳。
洪保船队从佛得角抵达加勒比海、南美洲东岸，然后通过麦哲伦海峡，经澳洲西北海岸、爪哇返回中国。
周满、周闻船队的航线稍有差异，但都到达美洲，然后环球航行，返回中国。
中国人正的远航到了非洲好望角吗？
是的。
不仅如此，而且好望角的最初名称也是中国人命名的。
好望角，地处非洲大陆的最西南端，位于如今的南非境内。
西方一直宣称，好望角是葡萄牙探险家迪亚士（Bartolomeu Dias ）于1488年发现的。回来之后，把非洲西南角命名Cabo das Tormentas，中译风暴角。
1988年，一些欧洲人和南非白人曾举办庆典，纪念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发现”好望角500周年。
之所以得名“好望角”，西人是说，只要绕过这个海角，就能前往东方的中国和印度，故此，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就把迪亚士绘制的地图上标示的“风暴角”划去，改为了“好望角”（改为Cabo da Boa Esperança ，即Cape of Good Hope ）。从此以后，人们一直把这个海角称为“好望角”。
殊不知，好望角的真实情况与其名称恰恰相反。
其所处的位置是一条南极冷流与一条印度洋暖流的聚集地。两股洋流以每秒近一米的速度在此处汇聚，造成了巨大的风暴和波浪。这里不止浪大，而且水流会打转，素来被称为世界船只的坟墓。
且看看中国的地图上是如何标注的：大浪山。旁边还有一个罗经正峰。
是谁更贴切？
没有到过此处，是绝对不会深有体会、取出“大浪山”这样的名字的。
在非洲大陆最南端、好望角以东147公里的厄加勒斯角，有一个沉船博物馆。这里展示着从好望角及其附近海域打捞出来的各种物品与残骸，从破烂不堪的船舷，到锈迹斑斑的铁锚，从船上所载的水手生活用品，到供遇险之用的救生圈……不一而足，应有尽有。
这里被打捞上岸的瓷器，大多产自中国，一些物品上还带有明显的汉字。
《南非的船难与打捞》一书中，前言指出：“南非史料记载的第一次船难发生在1505年，一艘从印度满载香料的葡萄牙船在回程途中在莫索湾沉没。”
如坤图所言，此处四时有波浪，佛郎机商曾驾船过此海。
1570年的《奥特里乌斯世界地图》上，没有“针岬角”，只有“好望角”，错置于非洲正南端。
《坤舆万国全图》的“罗经正峰”才是正南端，“大浪山角”在非洲正南偏西的地方，与今天的地理吻合，而《奥特里乌斯世界地图》是不准确的。
假如《坤图》是抄袭《奥特里乌斯世界地图》，怎么可能把错误的信息抄成正确的呢？
由于好望角风大浪大，16世纪有很多船只在此沉没。所以，1505年的这艘葡萄牙船并非第一艘沉没的商船。
根据《南非的船难与打捞》一书的介绍，此前的南非境内就发现了中国瓷器，中国船队极有可能在1420年前后通过好望角。
既然好望角四时有风浪，那为何中国船队经过时却没有沉没呢？
该书于第29页写道：
“中国古代的帆船制造业代表着世界的最高水平，欧洲直到19世纪才能够达到。”
作为郑和舰队的随从，巩珍在《西洋番国志》中说：“宝船体势巍然，巨无与敌，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
《明史》记载：“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
其实，不仅仅是因为郑和舰船坚固，更重要的是这个庞大的航母级特混舰队极有可能采用了当时领先世界的“蒸汽动力”。
详见：颠覆认知：郑和宝船近万吨，郑和舰队是航母级特混编队，中国蒸汽机西方研究了600年才学会，航母技术更是学习了500年才掌握
相比之下，即使再过70多年，西方的帆船也只是一些小舢板。
1492年，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远航美洲时的船队仅有3条小帆船，旗舰的排水量不足100吨。
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远航时的船队只不过4艘船，船身长不到25米，载重量仅120吨左右，还堪称是彼时欧洲装备最精良的船只。
如此精良的装备，达·伽马返回葡萄牙里斯本时，海员死伤过半。
麦哲伦的船队返回西班牙时，船队水手所剩无几。
而郑和的船队，不但绝大多数水手安全回国，而且还带来了上千名外国国王以及使者。两者对比，可见当时在造船工艺、航海科技和驾驭海洋的能力方面，欧洲远远落后于华夏。
孟席斯经过大量研究，特别是在对意大利威尼斯的实地考证后认为，欧洲人是在得到了郑和的航海图之后，才能远航至“好望角”的。
他考证出来这么一条线索：
1421年，当郑和船队抵达印度古里时，一名年轻的威尼斯人达·康提恰好在那里。此人曾在埃及学习过阿拉伯语，还娶了一名穆斯林妻子，后来改信了伊斯兰教，并以穆斯林商人的身份游历列国。
达·康提结识了那里的中国船员，并搭乘中国船队从古里到达了东非沿海的索法拉，然而随船南下西行，绕过好望角，抵达了非洲西部海岸。
当达·康提下船时，带走了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航海知识和几幅航海图的副本。他回到欧洲后，将其中的一幅航海图呈给为葡萄牙王室工作的制图师弗拉·毛罗(Fra Mauro)，再由毛罗将那张珍贵的航海图敬献给着迷于航海的葡萄牙亲王亨利。
毛罗曾出版过达·康提的见闻录，还在1459年按中国航海图的样本绘制了一张世界地图。
在这份地图上，毛罗准确地画出了好望角的三角形状，他把“好望角”称为“德迪亚卜角”，并画了一幅中国帆船图，还就此作了题记说明。
题记描述了中国水手在“好望角”休整补给的情景，还提到这些水手所发现的大鸟和鸟蛋（其实就是鸵鸟）。
如今，数百年过去了，今天好望角的鸵鸟仍旧会伸长脖颈，欢迎游人。
由于达·康提的缘故，最早由华夏绘制的航海图，经由欧洲人复制或加工后，便开始在威尼斯和欧洲其他地方流传开来。
1428年，亨利亲王的哥哥、葡萄牙王储敦·佩德罗将一幅世界地图从威尼斯带回了葡萄牙。佩德罗是一个旅行家，他在游历威尼斯时，购买了一张来源于中国的世界地图，该图绘出了全世界的各个部分。
图中，麦哲伦海峡的称谓是‘龙尾巴’，而好望角则有了另一个别称：‘博阿·埃斯佩兰克角’。
注意，要到92年后的1520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才发现麦哲伦海峡，并首次通过它进入太平洋。
根据明人茅元仪关于船队从索法拉外海以6.25节的速度向南航行，孟席斯计算出它们刚好赶上阿古拉斯洋流(Aghulas current)，于永乐十九年七月(公元1421年8月)绕过好望角，然后搭上本贵拉洋流(Benguela current)，到达西非的突出部。
为佐证自己的观点，孟席斯曾亲自驾船沿着他推断的当年郑和船队的航线进行环球游历，还根据郑和船队在离开索法拉后以每小时6.25海里的航行速度，判断出中国船队绕过好望角的时间应该是1421年8月。
威尼斯共和国的天主教修士、地图学家弗拉·毛罗(Fra Mauro)于1459年绘制了一幅《弗拉·毛罗地图》（亦称《毛罗世界地图》），图中清晰着绘有处于亚欧大陆另一端的大都和卢沟桥。
弗拉·毛罗在巴多罗缪·迪亚斯（即前文的迪亚士）绕过好望角的30年前就准确绘出好望角（其称之为迪亚卜角），他在地图中提到：
“…1420年左右，一艘印度海船或舢板不间断地横跨印度洋…被风吹过迪亚卜角和佛得角以及不知名的岛屿向西及西南方向航行了40天…”
“该船在第70天回到了上述迪布角。”
经过多方考证，学术界一致肯定这条大船隶属于郑和舰队，而不是是印度海船（印方根本无此记录），而郑和舰队正好有小分队——即郑和副使洪保、周满等率领的分船队，航向了此处。
《毛罗世界地图》恰好证实了1420年时一艘从印度来的中国船取道迪布角外的男岛、女岛，穿过好望角的事实。
此时葡萄牙的航海帆船才只探索至非洲西海岸的中部。
根据金国平先生的解释，“Diab”是印度梵语“dvpa”(岛屿)的讹略音，然后转变为马来语dib或div形式。毛罗图上这个地名的直接词源则是阿拉伯语dsiab。所以，迪布角是指马达加斯加岛。
如此一来，葡萄牙水手是在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岛听说郑和舰队或与郑和舰队直接相遇的。
在锡兰山、在古里、在柯枝，航行至此的中国人都留下了石碑。
后来，人们在非洲刚果河的马塔迪瀑布发现了一座石碑，孟席斯认为碑文是中国通译来瀑布取水时用番文镌刻的。
孟席斯在书中列举了上百条证据来证实他的观点。
他认为郑和的分船队在加纳、科特迪瓦、利比里亚海岸乘洋流，搭了1500公里的便车，沿非洲西海岸北上。洋流消失时，他们已经到达塞内加尔海岸。此时的东北信风又把他们吹向西南的绿角群岛，就是毛罗描述过的那个岛屿。
而这一观点，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中表示了认可。
孟席斯考证后认为，洪保甚至向南越过德雷克海峡，在南极洲舶岸，并登上南设得兰群岛的冰原。此后，洪保船队掉头东返，沿南纬52度40分的航线航行，在澳大利亚停舶。
而周满的船队在通过麦哲伦海峡之后，则进入南太平洋，抵达澳大利亚。
双方的航线沿着相反的方向，合拢成一个封闭的圆圈，恰好以实际的航行证明了地球是一个圆形的球体。
此后，洪保与周满从澳大利亚北部和西部分别按不同的航线回到中国。
美洲东海岸，不仅发现了大量的青花，而且发掘了当地土著不可能制造的巨型铁锚。
孟席斯的上述观点绝不是空穴来风，除了书中所列的证据外，他还得到了许多考古方面的证据支持，例如：
加利福尼亚萨卡拉门托河岸40英尺厚的沉沙、淤泥下，地磁仪勘测出一个被掩埋的物体，长85英尺，宽30英尺，形状与陪同郑和舰队的贸易船只非常相似。挖出的木头碎块经碳测定为永乐八年（1410）左右。
又发现了其运载的种子，其中包含中国特有的种子；发现了15世纪美洲所没有的大米。
1874年加利福尼亚官方调查员史蒂芬·鲍尔斯声称离萨卡拉门托船西北约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有中国居留民的语言证据，但欧洲移民带来的疾病已经杀死了当地中国居留民和其他印度人。
原产于中美洲的植物，在大航海之前已经在世界各地传播了。复活节岛上发现红薯、西红柿和木瓜；夏威夷有红薯，中国、菲律宾都有玉米。
在一个南宋吉州窑的黑釉彩绘瓷器罐上，又罕见地发现了一张亦图亦画的世界地图。
……
综上所述，所谓的郑和下西洋，其实并非只是“西洋”，而是实打实的环球航行。
而这是建立在元代赵友钦论证地球是球形的基础上的实地勘测和考察。
在西方处于蛮荒的那个年代，从1297年制作地球仪开始，到1421年完成环球航行，测绘全球，中国人用了124年。
由此，大明天启年间出现了与今日大体一致的地球仪，就一点儿也不稀奇了。
果然，技术都是一丁一点积累起来的。
详见：你也许不知道，明朝就有地球仪了。为什么华夏的发明创造和成就屡屡被算到西方的头上？因为有“间”。
虽然，阐述郑和舰队的事情有些枯燥，但这些被西方刻意抹去的历史我们应该知道，不能被永远蒙蔽下去。
因为：
看不见别人的虚假，就不会珍惜自己的真实。
看不见别人的卑劣，就不会发现自己的高贵。
看不见别人的丑恶，就认识不到自己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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