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康乾盛世与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并称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伟大的时期。
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
然而，从1911年开始，越来越的学者研究发现，这是一个满清统治者为了美化自己而编造出来的谎言。
在众多提出质疑的学者中，鲁迅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并作了一些研究，后来感慨地说道："所谓康乾盛世不过是篡改史料的结果罢了"。
其实，一个朝代要成为盛世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的：
其一，君主贤明，例如，少康、武丁、文景二帝、唐太宗等等；
其二，百姓安居乐业，耕者有其田，不会流离失所，不会食不果腹；
其三，政治清明，科技文化繁荣。
显然， 如果以上述条件来看，康乾盛世徒有虚名，盛名难副。
明清易代之际，保守估计，人口损失至少高达4000万至1亿。
明成祖时期全国人口为6659万人，到清世祖时期，全国人口只剩下1448万人。人口从明末的近7000万锐减了近80%，约有5500万汉人惨遭屠杀，且未计入妇女和儿童。
四川一地仅仅30年间，人口便由356万骤降至95万，损失将近四分之三；扬州一地屠杀80万，广州屠杀70万……其累累暴行，冠绝古今。
满清统治者在投降派汉奸走狗的协助下，对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疯狂屠戮，详细资料可参考：
地方志《扬州十日记》
地方志《嘉定乙西纪事》
地方志《江变记略》
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
《清世祖实录》
《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
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鞑靼战纪》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
荷兰使臣《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帝朝廷》
例如，《顺治实录》中记载的屠城令：
“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清军屠城布告：“谕南朝官绅军民人等知道：……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
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1614-1661年）在《鞑靼（满清）战纪》中记述（该书于1654年在荷兰、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出版）：
“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当时满清对汉人的蔑称）！”
“他们的攻势如闪电一样，用不了多久就占领它，除非那是一座武装防卫的城市。这些地方中有一座城市英勇地抗拒了鞑靼的反复进攻，那就是扬州城。
一个鞑靼王子死于这座城下。一个叫史阁部（史可法）的忠诚的内阁大臣守卫扬州，它虽然有强大的守卫部队，最后还是失败了，全城遭到了洗劫，百姓和士兵被杀。鞑靼人怕大量的死尸污染空气造成瘟疫，便把尸体堆在房上，城市烧成灰烬，使这里全部变成废墟。”
《扬州十日记》、《嘉定乙酉纪事》等地方志记载：
“…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
“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亮揭贴：
“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根据满清官方档案记载：
《卫周元，痛陈民苦疏，清凑议，卷1》：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
《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清凑议，卷4》：河南“满目榛荒，人丁稀少”；
《刘余谟，垦荒兴屯疏，朝经世文编卷34》：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
康熙六年，四川总督苗澄在奏疏中写道“蜀省自屠戮以后，百里之内绝无人烟”。
根据《清史稿·王骘传》记载，王骘在上疏中提到：
“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知县曹鼎新曾经不打自招：
“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
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人记录：
“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只要清一色的满人，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无一例外都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混杂。”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问题中国的解决》一文中列举满清种种杀人罪行，控诉满清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仅所未有！二百六是年中，异族凌残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
除汉人外，其他民族同胞亦遭血腥屠戮。
满清统治者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就连与满族关系最亲密的蒙古族也惨遭屠戮，民国冯玉祥说：“蒙古本有1200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50万人。”
因此，立国后的满清，起初神州大地“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由于人口骤减，导致经济方面损失惨重，难以估量。
为了恢复农业的发展，满清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直接导致明末强大的资本发展苗头被扼杀，从此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
鲜为人知的是，康熙学过天文、学过数学，还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结成联盟，协助法国建立所谓的科学院翻译馆（双方共建），将华夏诸多典籍赠与对方，并助其翻译、消化、吸收明朝的科技典籍。
对内，却是大兴文字狱，禁止科学技术的研究、传播和发展。
文字狱是康乾盛世时期对学术文化、思想的最大破坏。
为了防民之口，满清统治者制造了多不胜数的文字狱冤案，将知识阶层数百万人流放至穷山恶水，因此获刑被杀者，数不胜数。
这一时期对文人的极端摧残直接导致文化凋敝，明末学术繁荣的景象毁于一旦。
网上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即满清最大的贡献是带来东北做嫁妆，这是真的吗？
其实，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建州女真是明朝边民，努尔哈赤是明朝将领，还是封疆大吏李成梁的义子。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二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出生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州左卫一个小部酋长的家里。其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原是元朝斡朵里万户府的万户，明永乐三年（1405年）应明成祖朱棣的招抚，入京朝贡，封授建州卫指挥使，后掌建州左卫，晋升至右都督。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都曾在明朝担任官职。
乾隆钦定《满洲源流考》中，把努尔哈赤跪拜明将李成梁和受封明朝龙虎将军官号之事，撇的一干二净，还自视为与大明并立的独立国家，称明朝尚未削弱却“欲与我修好，借此以结两国之欢。
明初，黑龙江奴儿干地区先前依附元朝的部落首领多归降明朝，1409年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西起斡难河，北至外兴安岭，东抵大海，南接图们江，东北越海而有库页岛。明朝灭亡，东北起兵的满族入关，清廷以东北为“龙兴之地”，对汉人推行封禁政策，再加上清修《明史》对奴儿干都司轻描淡写，关内的国人对于明朝疆域范围的奴儿干都司一直不知晓。
1885年，学者曹廷杰奉命调查沙俄侵占地区，发现了两块明朝石碑，用汉文、蒙古文、女真文、藏文上刻《永宁寺记》碑文和《重建永宁寺记》碑文，碑文记载大明女真宦官亦失哈前两次巡视该地的过程，明示中国辽朝、金朝以来历代政府都对这一地区实行管辖，而明朝则继承之。
根据碑文记载显示，1413年，中国明朝官员，在黑龙江下游、靠近鄂霍次克海出海口的“奴儿干都司”，修建了一座供奉观音菩萨的“永宁寺”，并树立一座石碑，碑文记录了明朝在这里建立“奴儿干都司”的史实。
1433年，当地人又在原址重建“永宁寺”，并且，新立起了“重建永宁寺记碑”。
一前一后两座“永宁寺碑”，都是明朝对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进行管辖的重要物证。
此时，也许有人还会说，后来满清的人口有极大的增长啊，人口还是数倍于明朝，如果不是盛世，如果经济不行，怎么养得活这么多人口呢？
问得好，可评价一个国家的实力不能只看人口数量，主要看的是综合国力，对不对？
满清人口的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康熙提出的新规定，即以康熙五十年的成丁数量为标准，超出的成丁将不用在承担额外的丁役。这让很多百姓不再担心会因为人口增加而出现赋税的增加，所以不再对地方虚报或者瞒报人口。
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至明末的水平。
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同时期，欧洲占62%，中国已经被远远甩到了后面。
山西产好铁，满清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
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却不到市价的六分之一，近于明抢。
清廷下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至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
明末清初，唐甄对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有过这样的概括：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金钱，所以通有无也。
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在《鬻子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
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
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
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
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
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
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
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日本学者的研究显示，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从此以后在人口压力下，中国的人均GDP便开始一路下滑。
明朝时，由于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松江是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一度誉为“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
然而，到了清代，松江棉纺织业却开始退步。
叶梦珠在《阅世编》写道：
“（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计，少亦以万计”；
“（清朝）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
原本，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明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铁产量达到北宋产量的两倍半，棉布也取代了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工业产量更是占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
可是，清初大量屠戮人口造成的恶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慢慢显现，最终造成了无法挽回的重大经济损失，而满清统治者囿于智识与眼界，可能根本就未曾考虑过这一点。
从明清的经济规模来对比，就会发现清朝只是一个弱化版的残破明朝，就耕地面积而言，康乾盛世仅有741万顷，尚未追上崇祯年间的784万顷；GDP总量也从45%下降至30%，工业产量也未超过明朝。
由于耕地面积不够，人口又大幅增长，导致僧多粥少，百姓经常挨饿，食不果腹。
秦汉人均粮食大概在985斤，隋唐达到了988斤，明朝则是1192斤，而清朝只780斤左右，再抛去其中一些用来喂养家禽牲畜的粮食，可供食用的就更少了。纵使某些地方有了引进的甘薯，也并未解决大问题。
明末时，西方传教士还盛赞中国物产丰富，生产能力远胜欧洲，并称明人衣饰华美、风度翩翩。
然而，乾隆朝时，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却在出使日记中说：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详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
此外，马戛尔尼还写道：
“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
“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
“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那些被官府征用过来的百姓“都如此消瘦”，并接到使团剩下的残羹剩饭都千恩万谢，用过的茶叶也是争先恐后的抢夺，用来泡水喝。
根据乾隆年间访清英国使团成员的记载，在清朝随处可见衣衫的百姓，他们往往骨瘦如柴，皮肤黝黑，甚至还随处可见死去的弃婴。
英国作家约翰·巴罗随团访问，将在清朝的所见所闻用非常中肯客观的语言进行了描述，成书《我看乾隆盛世》，这为现代人研究清朝历史，了解清朝盛世真相提供了重要线索。
他在《我看乾隆盛世》书中写道：
"在京城的一处野外，每年都可见上万的弃婴尸体……我曾看见一个死婴，漂流在来往的船只中，而人们却熟视无睹"。
船员之所以对尸体视而不见，是因为他们早已见惯不怪了，这也说明，在当时婴儿的夭折率非常高，百姓生活水平普遍低下。而且，当时穷人一生都会是穷人，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教育，接触达官显贵，就这样一代一代地穷下去，逐渐变得麻木不仁。
书中还记载，当时的乾隆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丰厚的奖励赠给西方的使者团和传教士，然而在清朝大部分地区，很多百姓连饱饭都吃不上。
实际上，康熙年间，几乎平均每一年都发生一次饥荒。
康熙一年，也就是康熙元年，广东吴川大饥。
康熙二年，安徽合肥大饥。
康熙三年，广东揭阳大饥，同年，交河大饥。
康熙四年，曹州大饥、兖州大饥。
康熙六年，应山大饥。
康熙四十三年，泰安大饥荒，百姓无粮可吃，最终人相食。同年肥城、东平大饥荒，城里的树皮都啃光了，还是人相食。同年兖州、登州大饥荒，百姓饿死大半，把草屋给拆了吃。
康熙五十二年，苍梧大饥荒，饿死数千人。
“人相食”（人吃人）的报告在各地地方志中更是高频词汇。康熙帝竟然大言不惭地责怪百姓吃饭太多。
雍正朝和乾隆朝也不少，饥荒频频。
根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的研究：
18世纪，普通英国农户一年的收入是137英镑，除去各种花费，每年能有11英镑的剩余，如果换成白银，大约相当于40两。
而同一时期，中国一个中等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可是，农户全年支出平均为35两。
这意味着什么？
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一年，居然都养不活自己，还要举债3两才能维持生存。
此等情况，哪里还有结余？
若一旦遇上天灾人祸，中等及中等以下农户将会毫无意外立刻破产，因此，卖儿卖女十分普遍。同样，关外满族同胞也活得十分不易。
雪上加霜的是，从康熙初期开始，清廷就一直处于战争中。
康熙在位61年，历经三藩之乱和准噶尔部叛乱。三藩之乱历时8年，席卷中国西南，中南省份，严重破坏了内陆经济生产。而准噶尔部叛乱持续几十年，扰乱中国西北边疆，即便康熙三次亲征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借三藩之乱，康熙还一次性枉杀三藩开国功臣7万余人。还将三藩的旧臣家属全部杀死；对于三藩将领的妻女，康熙竟把她们送入满城营地或卖入妓院、任人宰割。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中说“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康熙后期，与沙俄发生冲突，康熙在清朝打大胜仗时签订《尼布楚条约》，割让4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把贝加尔湖以东的尼布楚之地划归俄国。
谁见过这样的神奇操作？
试问，历史上有哪个盛世割地求和？有吗？
但这丝毫不影响满清所修《实录》里的康熙个人形象。在实录里，康熙就是个完美无缺的皇帝，勇武无敌，出去打猎，一天就能打死两只老虎，一次打猎几天下来就能打死八只老虎。
到了雍正和乾隆年间，白莲教的叛乱也使清朝鸡犬不宁。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连年征战，必然所耗颇巨。可这些钱从哪来呢？
当然是巧立名目，从广大老百姓身上压榨而来。
可是，民众已经不堪重负了，连中等农户辛辛苦苦一年到头都要举债3两才能维持生存，更何况底层百姓？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百姓岂能安居乐业？
百姓若不能安居乐业，又焉能称之为盛世？
从“稗史候说”和“汉周读书”曾经分别讲述过一个故事，可以有助于大家对清朝有一个进一步的认识。故事来源于清史稿。
故事一
乾隆年间，在河北井陉县金柱村有一位名叫梁绿野的禀生。此公热血肝胆、好打不平，邻里乡亲都称其为“义侠”。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井陉知县周尚亲向全县32个村庄派购仓谷三千石，官方定价是每石银子9钱3分。谁知周知县贪财好货，竟侵吞3钱3分，只给农民6钱，从中赚取白银数千两。
周县令污的事实被农民发现后，纷纷到县衙找知县理论。谁知周县令非但没有将钱吐出，反而仗势欺人，将告发此事的农民暴打一顿，赶出了县衙。
农民们无奈，只得跪在梁绿野家门外，请求德高望重、敢于伸张正义的梁绿野为他们讨回公道。在众人恳求下，梁绿野决心豁出身家性命，为农民伸张正义。
梁绿野连同叔父梁进文，朋友李望春、李馥人到正定府告知县周尚亲贪污渎职。但官官相卫，知府方立经袒护周尚亲，反而诬赖梁绿野等人“寻衅滋事，聚众敛财”并上报直隶总督。
梁绿野等人无法，又告到钦差大臣刘浩处。刘浩以职责不在自己，诉讼之事交由州府衙门管理为由，对梁绿野等人的请求置若罔闻。
直隶总督周元理从县官一路干上来的，一贯徇私枉法、袒护部下。在接到梁绿野等人的诉讼后，周元理既不听梁绿野等人的控告，又不去检查核实，随便将方立经、周尚亲等贪官的奏报上交乾隆皇帝。
梁绿野听说后，孤身到皇宫告御状。梁绿野冲过重重侍卫和无数贪官阻挡，终于将状纸递到了刑部，刑部又转给了乾隆。但乾隆听信周元理的奏报，将梁绿野打入死牢，拟定处斩。
不久后，又有一人冒死入宫告状被当场拿获。告状人所诉之事与梁绿野一模一样。乾隆这才觉得事情不简单，于是严令刑部尚书福隆安侍郎钱汝成等人严查。
经过几个月的查证，乾隆亲自下八道圣旨，最后裁定：知县周尚亲克扣粮钱，贪赃枉法，处以绞刑。知府方立经袒护部下，为贪官开脱处革职，并流放新疆军台效力。总督周元理谎报案情，处革职并发往兴隆寺管理庙工，效力赎罪。钦差大臣刘浩不作为，放任贪官横行，着降职一级、罚俸一年。
如此一来，贪官俯首，皇帝降职，似乎正义已经得到伸张，真理依然还在。但接下来却是血淋淋的现实，在乾隆的第8道圣旨中，对梁绿野这种反贪义侠非但没有褒奖，反而指责其违反了《大清律所规定的“奸民聚众告官，刑诛必加”的条款。
乾隆不去痛恨贪官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反而觉得对百姓太过体恤，因而使得奸民抗官殴差，影响恶劣。于是下令将梁绿野、梁进文、李望春等30多人斩首示众。
梁绿野的叔父梁进文被杀时已经83岁，梁绿野年仅47岁。而被杀之后，他们的家属全部被充为奸民，受尽了迫害和奴役。女眷被充为营妓，男眷世代为奴。
这也许是历史最荒唐的贪污案，杀掉一个周尚亲，反贪义士赔上30条性命，上百家属从此被奴役。而《大清律》规定只许贪官为恶，不许百姓告官的规定，真是荒唐至极。
故事二
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经和珅倡导并推行议罪银制度，这个制度一出，当时的贪官污吏全高兴坏了。
因为这个制度是由官吏把钱交到内务府，也就是皇帝的小金库，之后，对于交了“罚银”的官吏犯罪，可以根据先前所交“罚银”的多少，有区别地进行从轻发落。
这样的制度基本就是皇帝公然向百官要钱，而且只要有钱，就能减罪和免罪。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带头，用这个制度把整个官场的风气彻底带坏，坏到什么程度呢？很多官员还没有犯罪，就纷纷先把银子交到和珅手里，随后开始大贪特贪，反正先预付了“罚银”，真被抓住了能够免罪。
对此纪连海《正说和珅乾隆不杀之谜》是这么形容的，“（议罪银什么意思呢？您要犯罪了，您拿一笔钱交到皇上这儿，然后乾隆一看，本来应该流放你十年的，算了，流放你三年，您把钱交我这儿就行了，这个议罪银制度好，您敢说您的一生不犯错误？
和珅出了这么一招怎么样？所有的大臣还没犯罪呢，先把钱交给皇上。皇上，这是我的钱，我存这儿，将来我犯错的时候将来从这儿直接勾。您就甭朝我要，我都先存在您这儿了，这招棒吧，议罪银是您要犯错误的银子，有数吗？这还记上谁交多少？
在乾隆朝谁出的主意这事就归谁办，谁出的主意？和珅出的主意。所以所有的大臣想交议罪银的交到和珅这儿，和珅给皇上创立了一个私人小金库。这金库里的金子、银子皇上不知道有多少，和珅也不大清楚，太多了，他知道不了。这点钱除了皇上花就是他花，后来咱们讲，抄家怎么抄那么多东西，就这儿的钱啊，大臣交给的，钱有了，但是这个钱轻易还不能花，还得留着，所以呢，内务府和珅经营了一年扭亏为盈，原来内务府一点钱都没有了，和珅这一招，八个月，内务府钱很多，皇上一看，和珅你牛啊，行，户部尚书的职务给你了，和珅就是这样当上户部尚书的，就因为他创立了议罪银制度。”
这些“罚银”后来做了什么用呢？专款专用，主要用于乾隆下江南的专项开支。乾隆六次南巡，沿途建造了30个行宫，80岁时举行了万寿大典，竟然没有动用国库里的一两银子，全系“议罪银”开支，并且内务府还有剩余。
议罪银出台之后，朝廷有很多清流大臣很是不满。比如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尹壮图。这位去老家云南丁忧三年，然后回北京，来回折腾了1万公里，沿途因为议罪银，贪官污吏横行，老百姓的惨状实在是看不下去，所以就对乾隆直谏，大意如下：
尹壮图：陛下，和珅搞的那个“议罪银”，钱是大家赚够了，不过百姓有怨言…
“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加之罢斥，罚银数万两充公，因有督抚等自请认罚银若干万两者。在桀骜之督抚，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自矢者，不得不望属员之佽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请永停罚银之例。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京职，毋许再膺外任。“《清史列传》
乾隆：这个我会考虑的，爱卿要不要来一杯？
”壮图请停罚银例，不为无见。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但督抚等或有昧良负恩，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而属员亦藉此敛派逢迎，此亦不能保其必无。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清史稿·尹壮图传》“
尹壮图：偶来给您祝寿的路上看到各个督抚都在瞎搞，有点废弛…
乾隆：是吗？要不你帮忙下去查一下？如果属实，我这个“十全老人”帽子就不要了，咱们赌一下。
尹壮图：老臣不敢，皇上英明神武，天下富庶和平…
乾隆：不，你一定要去查。不过你自愿要查的，木有公费，吃喝拉撒，车马钱都自己掏…另外，本朝木有暗查制度，要提前500里告知被查官员…丑话说在前头，没有查到的话，朕可饶不了你。
“尹壮图臆妄言，陈奏不实，自问亦难解免。今已令侍郎庆成带伊前往所指书麟管辖之山西省，切实盘查，若果有亏缺，即当严行究办；若毫无亏缺，则是尹壮图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誉邀名之举。不但诬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兆民人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试令尹壮图清夜扪心，亦何忍为此耶？著将尹壮图莠言乱政之处，通谕知之。”（《清史稿·尹壮图传》）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尹壮图住在破旧的旅馆里，啃着馒头给皇帝写道歉信：皇恩浩荡，天下太平，臣满口胡言，请罪。
乾隆最后让他回家陪老母亲了。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阿桂之子阿迪斯，又被人指控贪赃枉法，被抓了现行——查到赃款金银八箱。乾隆大怒，下令和珅查办此案，将阿迪斯发配伊犁充军，其父阿桂连坐，降二级留任。
和珅以反贪起家，终成清朝第一大贪，因贪成为世界首富。
相比之下，明朝正德帝朱厚照，因修缮了一下前朝就有的豹房，花费了24万两银子，就被称为“豹房帝”。朱厚照想要去江南视察一下，结果被一群大臣拦住，连城门都不让出去。群臣直言此举耗费巨大，浪费百姓血脂血膏，乃亡国之君。
而乾隆六下江南，却是体察民情，受到不明真相的无数人赞扬，还有无数辫子戏在为其洗白，真是可悲可叹！
关于文字狱：
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部族独裁，更是拼力禁锢民间的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每个明伦堂设有一块横躺的石碑，叫做卧碑。在卧碑上镌刻有几条禁令：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
《大清律例》规定：“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
康熙五十年，刑部将真实记载南明政权年号及记载明太子死于狱中的戴名世定为“大逆”之罪，拟将其凌迟，弟兄叔侄处斩，妻女为奴，作序者绞刑。
两年后，康熙“法外施仁”，“从宽免凌迟，着即处斩”，将两已故重犯开棺戮尸；作序者、刊印者和读过此书未首告者统统问罪，牵连族人、门生、朋友及其亲属三百余人，其中有平日与他论文的尚书、御史等京官32人。
因此，文字狱造成的影响决不仅仅止于文字作者及其家人、亲友，而是全民性的灾难恐惧。
雍正六年（1728年），反清的曾静被捕后说受吕留良（已死45年，其子吕葆中亦故）著作的影响，结果此案定为“大逆”。
吕留良父子被开棺戮尸，另一在世儿子斩首，其余叔伯、兄弟、妻妾、儿女等均被治罪。吕之门人严鸿逵戮尸枭首，严的门人沈在宽等四人因刊藏吕留良著作被斩首。
在整个满清160余起文字狱案中，乾隆时期就有130余起，占全部案件的80%。这和他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禁书有密切关系。因此，一些老百姓也因藏有所谓的禁书而被杀。
乾隆时期文字狱的主要案犯，被处以“大律论拟”的就有47例，生者凌迟，死者戮尸，亲属男15岁以上皆斩，15岁以下及女性为奴。甚至连张廷玉、沈德潜这些备受乾隆恩宠的重臣，一不留神都大祸临头。整个朝廷上下都是一种精神萎靡的状态。
满清表面上仍把程朱理学、儒家学说奉为官方意识形态，但这些是被阉割和严重扭曲的，原先包含有捍卫人格独立，个体尊严，反抗强权的学说，在满清的阉割与改造之下，被成了彻底的奴才学说。中国传统的为官应直言敢谏，为史应秉笔直书的观念被满清彻底摧毁，只剩下阿谀奉承的奴性跟辫子一起留了下来。
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但他们从来不想将科学技术传于民间，而仅仅将这些东西当成个人玩物，束之高阁。
总结起来，满清统治至少存在几大问题：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
而其衰亡和后期的孱弱，包括创下历史之最，签订了历朝历代从未有过的数量高达1175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受尽屈辱，这个祸根其实从立国时强行推行“剃发令”而大杀四方就已经注定了结局。
满清为了强化其统治，野蛮推行剃发令，发出“留发不留头”的威胁。
酷令一出，天下沸然，皆拜祖泣告：‘头可断，而发决不可剃！
为捍卫中原几千年的传统与气节，各地人民纷纷揭竿斩木，力抗强暴。数千万人因此被害，血流成河，尸积如山。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
数不胜数，场场惨绝人寰，死者无不以数十百万记。
满清在各地都留下了血腥的屠城记录，甚至实行过种族灭绝，发生大规模屠城和大屠杀的省份先后有辽宁、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四川、福建、新疆，把中国几乎所有省分都屠戮一遍，其中四川人几被屠尽。
故，民无遗类，地尽抛荒。
晋朝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但是数学发展领先全球，诞生了祖冲之，祖响之这样伟大的数学家；
宋朝积弱，但文化、科技繁荣；
元朝上层腐朽，但没有文字狱，文化和商业非常繁荣。
清朝呢？
南宋末年，十万军民蹈海；
明朝末年，十万军民同生死义。
是的，都是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可正是这些小人物，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
明亡后，广东潮州人张杰绪效仿南宋末年左丞相陆秀夫之子陆自立南下吕宋和爪哇建国，率三百残兵退守南海石塘屿（今之纳土纳群岛，位于马来半岛和加里曼丹岛之间，属于浅海区，由272个岛屿组成，总面积2110平方公里，岛屿海拔高度为100米以上，大多数地方是水深为30米）。
汉代以前，华夏称“纳土纳群岛”海域为“涨海”，称“纳土纳群岛”为“涨海崎头”，称“纳土纳主岛”为“极大崎头”。因为处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交汇的马六甲口，受两洋水位落差活动影响，致使该水域水位时有升高和回落现象。
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
意即，纳土纳群岛的海域水面太浅，且多有暗礁。
三国时，吴国万震在《南州异物志》写到：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涨而多磁石。
从马来半岛往东北方向航行的这段水域，纳土纳大岛高高矗立于纳土纳群岛海域中，这片海域经常涨水而且多有暗礁。
北宋以来，越南中部的交趾洋以及婆罗洲西北的纳土纳群岛已被作为中国与外国的海域分界，凡从外国来的船只，过了纳土纳群岛或交趾洋，即进入中国之境，这也是中国对纳土纳群岛主权的最早宣示。
明朝，郑和下西洋经过这里时，把“涨海”改称为“石塘”，改“涨海崎头”为“石塘屿”，改“极大崎头”为“万生石塘屿”。
后来，郑和在这里修建了小港口，并建有大量营房，配有大量生活设施，提供了各种师傅，不仅有木工、篾工，还有雕工、画工、漆工，各式各样的工具都有，人人都有特长，还留了大量人员管理与值守，为中国往来的商船与民船提供了方便。
明宣宗曾下旨继续驻守此岛，并赐字“万生屿，安不纳”。
此后，以曾沅芳为代表的一干船工，带着皇帝手谕及各自家眷上岛住了下来，并奉皇命驻守该岛。
明朝末年，张杰绪率300残兵退守此岛，在纳土纳群岛建立没有特定名号的王国，自任国王，奉明朝为正统。
张杰绪逝世后，内部发生纷争。
1601年，随着荷兰人对爪哇、雅加达的占领，建立东印度总部，纳土纳群岛被荷兰人趁机逐个击破，王国瓦解。
1942年1月，日本海军进入望加锡海峡，纳土纳群岛随之被日本控制。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该岛主权又归荷兰。
1948年，印尼成立，随后荷兰将侵占的纳土纳群岛主权移交给了印尼。此后，印尼大量往纳土纳群岛移来大量马来人，导致该岛华人占的比例大幅度下降，马来人占了该岛总人口的86%，华人的人口优势不存在。
2015年，中印两国达成协议，纳土纳群岛主权归属于印尼。
在反抗满清的残暴统治中，江阴八十一日是值得后世铭记的。
阎应元 ，字皕亨，汉族，直隶通州（今北京通州）人，明末抗清名将，民族英雄，江阴抗清三公之一。
崇祯十四年（1641年），阎应元赴任江阴典史。
上任之初，海寇顾三麻子率数百艘战船进犯黄田港，应元领兵据守，连发三箭，皆有人应弦而倒。海寇心惊胆战，不敢再犯。他任内平定盐盗，平服民乱，政纪突出，江阴百姓感激他的恩德，在社学中为他画像留念。朝廷本想调他转任广东韶州英德县主簿。无奈因母亲病重，且道路堵塞，没能成行，全家便在江阴城外砂山脚下散居。
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殉国。
不过，李自成在占领北京42天后就被吴三桂联合满清在山海关打败。随后，满清入主中原，颁布了那道剃发令。
1645年，即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任江阴典史期间，率十万义民，面对二十四万清军铁骑，两百余门重炮，困守孤城八十一日。
江阴一战，清朝“七王”、“薛王”、“十王”皆死于城下，折损大将十八名；参加攻城的还有后来晋封为亲王的博洛（清端重亲王）和尼堪（清敬谨亲王）、清恭顺王孔有德。
清兵大炮攻城，死者六万七千余人，巷战死者又七千，一共折损三王十八将、七万五千余人。
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仍拚死巷战，竟无一人降者。
清军攻入城中后，男人们与清军展开了最后绝杀的巷战，因为精疲力竭、食不果腹，全部战死；
典史陈明遇命全家男女四十三人自焚死。复持刀与清军作殊死战，身负重创，身死僵立墙边；
冯厚敦于明伦堂自尽殉节；
妇孺老幼虽然无能斩杀敌人，但为保全最后的气节，也都纷纷自尽。
在县衙，妇孺老幼34人举火自焚；
一江阴女子殉节前题：
腐胬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未肯降。
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中书戚勋、书生许用举家点火自焚而死；
书生许王家被清军抓捕后，清军问他：君故明一诸生，未食天碌，何以身殉？许王家怒道：君臣之义，岂论仕与不仕？公等勿复言；
又一个姓笪的书生临行前喊道：我一介小人，今日得之士大夫之烈，为忠义而死，死之犹生也！何其壮烈也！
阎应元因伤被俘，坚决不向清廷贝勒下跪，被刺穿胫骨，“血涌沸而仆”，终英勇就义。
只有藏在寺观塔内的印白和尚与老幼共五十三人得以幸存。
根据《明史》记载：
“大清兵力攻城，应元守甚固。东平伯刘良佐用牛皮帐攻城东北，城中用炮石力击。良佐乃移营十方庵，令僧陈利害。良佐旋策马至，应元誓以大义，屹不动。及松江破，大清兵来益众，四围发大炮，城中死伤无算，犹固守。八月二十一日，大清兵从祥符寺后城入，众犹巷战，男妇投池井皆满。明遇、用皆举家自焚。应元赴水，被，死之。”
江阴百姓为保华夏衣冠之壮烈气节，一直为后人所崇敬。后世将阎应元与陈明遇、冯厚敦合称为抗清三公。
南宋末年，教员先祖文天祥在临终前写下了一首绝命诗：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明朝末年，阎应元效仿先辈，也写下了一首绝命诗，诗曰：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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