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网友@笔者，询问一个问题：对没接触过西方伪史的读者而言，能否通过一篇文章入门西史辨伪？
点开后，看到了陈大漓先生的回复如下：
这两篇文章确实值得一读，相信能给不熟悉西方伪史的小伙伴打开一扇大门。
能够受到陈大漓先生关注，深感荣幸。
笔者在快速浏览《机械钟简史1.0》一文时，看到陈大漓先生在文中遗憾地提及：
“14世纪中末叶，意大利人唐迪成功仿制机械钟。
目前，没有人能清楚解释元天文学和元朝的天文仪器是如何凭空出现于西欧的，包括西史辨伪者也不知道，这个答案可能要等百年之后的人来解决。”
这个问题斗胆来提供一个线索，元朝天文学和天文仪器不是凭空出现在西欧，而是随着蒙古西征、以及丝绸之路的汉人带过去的。
此前发过一篇文章：一图回归填空白：腓尼基人原型极有可能是汉人，大马士革俱汉人，出名刀，奥斯曼、叙利亚、约旦等竟番汉杂居，更有多城皆汉儿人，设巡检司
《西域土地人物图》图中有大量类似汉地庑殿顶式的建筑，比如撒马尔罕北侧的“望日楼”。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彩绘本的《西域土地人物图》中，它被表现为红色的有着中国式屋顶的高台建筑。
“望日楼”，实际上是被称为“兀鲁伯天文台”的天文观测建筑。它的建造者，是帖木尔帝国创建人帖木尔大帝的孙子，撒马尔罕的统治者兀鲁伯，建造时间大约在1428年至1429年。
望日楼是当时中亚最大的天文台。
它是一座三层圆形建筑物，建有长达40米的大理石六分仪和水平度盘，用于天文测量。
西人宣称，借由这套当时伊斯兰世界先进的天文设备，兀鲁伯重新确定了古希腊学者托勒密记录的大多数星辰的位置，由此形成的数据，在此后大约两个世纪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将“望日楼”的建造者帖木尔帝国创建人帖木尔大帝的孙子、撒马尔罕的统治者兀鲁伯，说成了著名天文学家。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一个连数学都不怎么会的“天文学家”意味着什么。
天文数据需要上千年连续不断的观测，由于存在岁差（如十九年七闰），国际天文学界迄今为止400年前有天文记录的国家唯有华夏，没有其他地方，所以中亚、阿拉伯什么伟大的天文学都不是信史。
一个连历法都搞不出来、必须使用大唐传过去的历法才能分清年月日等时间概念的地方，天文学能发达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彩绘本的《西域土地人物图》中，望日楼是红色的有着中国式屋顶的高台建筑，而在《蒙古山水地图》中，则是中国式的楼阁建筑。
无一例外，都体现了中国特征与特色，这一点毋庸置疑，也无法抹杀。
根据程碧波教授对大秦的研究，以及《西域土地人物图》、《肃镇华夷志》中提到一件边境汉人西逃的往事，还有《西域土地人物略》的记载：
“又西行六程，至天方国。
天方国西行十五程，为迷癿力城。
又西至牙瞒城。
又西为文谷鲁城，俱汉儿人，蓬头带帽儿，种旱田，出珊瑚树、眼镜石。
又西为阿都民城。
又西为也勤尕思城，其城四隅环以屋庐，周围有水，水有舟楫，俱汉儿人，蓬头带猫儿，种稻田，出撒黑剌镔铁刀。
又西为撒黑四塞，其城二重，俱汉儿人，蓬头带帽儿。
又西为哈利迷城。
又西为阿的纳城（属鲁迷城管）。
又西为菲即城，其城一重，有王子，俱汉儿人，剪踪被发，戴帽儿，种稻田，养蚕，织金蟒龙撒黑剌剪绒毡。
又西为安格鲁城（城西距山，山上有巡检司）。
又西为可台城。又西为孛罗撒城（又西有海，中有舡，载千人，粮饭可用三个月，备用盔甲什物）。
又西为鲁迷城，其城二重，有自立王子，有缠头回回及汉儿人。东至孛罗撒一千二百里。”
从上述情况得知，远至土耳其、地中海、伊朗、叙利亚，从区域分布及其产业来看，镔铁业、眼镜业和航海业均牢牢控制在彼时的汉人手中。而眼镜业对于天文航海的发展至关重要。
根据《西域土地人物略》记载与地图文献的对照进一步研究发现，彼时汉人控制了包括大马士革在内的两河流域以西，直到地中海东岸，并向北在小亚细亚半岛设有封国和巡检司，再跨过伊斯坦布尔海峡，进入罗马尼亚，控制鲁迷城，把守伊斯坦布尔海峡咽喉，同时向西继续扩散。
由此，产生了历史上的大秦。
……
因此，陈大漓先生所提“元天文学和元朝的天文仪器是如何凭空出现于西欧的”这一问题不用等上百年，蒙古西征和地中海沿海的大秦汉儿人便是线索和方向。
此外，陈大漓先生在《机械钟简史1.0》中还提到：
“约1470年普雷迪斯《天球》，其中1页，图上一共有6个店铺，左侧中间的店铺便是钟表铺。本图是机械钟普及时间的重要证据。
这里能看到，此时的机械钟是极其成熟的产物，它只有计时功能，没有一分多余。
1484年，雷格蒙塔努斯（1436～1476）学生伯纳德·瓦尔特（Bernhard Walther，1430～1504.6.19）将机械钟应用于天文学。
1492年之前，有西欧学者利用日中天、晨昏线和机械钟等天文仪器，发现大地的真实形状为球体。
此为地球形状首证，也是古代证明‘地球是圆的’唯一方法。”
窃以为，有不同意见。
这不是地球形状首证，也并非古代证明地球是圆的唯一方法。
解开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需要回到那个时代背景中去，先前已经专门阐述过元代赵友钦是如何论证“地球是圆形的”证明问题，详见：
人类历史首次壮举：西方蛮荒年代，中国人是如何理论联系实际证明地球是圆的，一步步测算并实际完成了史上第一次地球测绘
兹摘录部分陈大漓先生有关机械时钟简史的内容，后面做一些补充说明，希望能集思广益，将有关方面的研究再推进一步。
为什么从这个点入手，最容易识破西方伪史的把戏呢？
因为西方的死穴就是天文历法，没有精确的天文历法，就会导致时间概念混乱，一不小心就会露出马脚。
根据陈先生的研究，深度怀疑元末明初北司天台（即上都司天台）其中有部分人携带着北司天监的天文仪器和相关设备去了欧洲。
为什么有此怀疑呢？
因为在西方展出的所谓的哥白尼书房，桌上摆放的小型浑天仪是宋朝以后才出现的（不可用于观测，只能用于教学演示），有人称此物出自中国，而将浑天仪改小的人恰好来自北司天台。
据说，哥白尼在500多年前申请入学波兰雅盖隆大学，而该所大学由波兰国王卡齐米日三世建于1364年（明朝建于1368年），是波兰乃至中东欧地区最古老的大学。
没有印刷术、没有造纸术，没有书面语言，连书都没有，人家就把大学建立起来了，就问你牛不牛？
在雅盖隆的哥白尼室，有两件有特殊意义的藏品：一件是哥白尼用过的天文学仪器﹔另一件是16世纪的地球仪，据说该地球仪第一个标出了美洲大陆（又一个惊掉人下巴的东西）。
第一张逆光，有点暗
这一张好了很多
浑天仪的主要功能是用于观测天体，以减少肉眼观测的误差，其本质是定时工具。
现在，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时间就是个日用而不自知的东西，如果问“秒”这个基本的时间单位从何而来、什么时间出现的，估计大多数人都回答不上来。
实际上，秒至迟于15世纪出现，而今日所知的现实是，欧洲的天文学家们手上的时钟都是有秒针的。Astronomical Clock 欧洲古董天文钟，号称“最早出现在1300-1330年间”，复杂的机械原理和钟面，显示黄道星座的天体关系，有记录的欧洲最早的天文钟匠人Richard of Wallingford 和 Giovanni de Dondi。
那么，秒是欧洲发明的吗？
恰恰不是。
既然没有秒不是欧洲发明的，他们在没有秒这个时间概念的条件下，怎么可能发明的机械时钟上都有秒针呢？
问得好。
先来看华夏有关“秒”的历史。
《周髀算经》中，浑天仪被称为“游仪”，东汉张衡制作的浑天仪被称为“黄道铜仪”，这只是单个的具体的浑天仪有自己的名称而已。浑天仪是统称，浑天仪也叫浑仪、浑象，这是一个统称事物有多种称呼而已。
有了浑天仪，便有了角度。没有浑天仪，便没有角度。因此，在浑天仪诞生之前，是没有角度的。《周髀算经》已经明确说到，游仪出现之前，没有角度。
浑天仪是用来测量天体高度的仪器，因此，角度单位始于天文学。
秒，一开始也是没有的，在两汉才确立了秒。因此，在《史记》正文中，是没有“秒”字的。这样，圆的度数便是365.25度，1度=100分，1分=100秒。这个规则一直到1911年才被正式取消，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角度单位。
到了元朝，圆的角度被规定为360度，1度=60分，1分=60秒。
（详见：陈大漓先生《角度单位和时间单位问题 1.0》一文）
其实，只要是机械计时装置，不管何种时钟，都要定期校准。原因在于24小时制，本身就不精确，一天一天的积差，累积至一年，就是365.2422天（约数），而不是正好365天。
而这个校准，涉及天文学家对“一日”的定义。
这个定义唯有华夏才有。
华夏古代天文学家校准每日时间有两种方法：
其一，规定两个日中天的间隔，称为“一日”；
其二，规定两个北极星中天的间隔，称为“一日”。
之所以选中天作为观测点是因为中天的误差最小。经过这两种方法校准后，天文钟便能比较精确地运转。
西方造伪者不懂这些天文学意义，自然会露出破绽。因为时间的本质，其实就是空间运动，秒的产生与对圆周的划分有着巨大关系。
圆原来的365.25度被取消，被规定为360度，其实有个重要原因。之前设置365.25度是为了对应天度。中国古人认为一年是365.25天，一年转满一周，因此，周天度数是365.25度，相当于1天转1度。
但祖冲之父子《大明历》（辽、金、元用此历）的回归年是365+1/4-1/300天，杨忠辅则研究出回归年是365.2425天，这一数值也被《授时历》所继承。加上岁差变化，周天365.25度是更无存在的必要。
再者，宋人嫌365.25度麻烦，多会将其简称为三百六十度，如《乐经》便是三百六十度。三百六十度又经常进行十二等分，这样就很容易联想到将圆的度数规定为360度，1度=60分，1分=60秒。60进制并非无先例，六十甲子本身就是60进制。
陈大漓先生对此总结如下：
一开始，圆的度数是365.25度，来源是浑天仪、一年365.25天、周天365.25度；
秒出现，圆的度数被改成365.25度，1度=100分，1分=100秒；
岁差出现，继而有了岁实（回归年），祖冲之率先提出回归年是365+1/4-1/300天；
《授时历》继承杨忠辅等人经验，规定回归年是365.2425天；
两宋常将圆简化为360度，12等分；
元司天监根据六十甲子等习惯，将角度确立为360度，60进制；
元朝改变了度数后，制造了象限仪。
象限仪，便是我们日常用的半圆尺的二分之一。因此，我们日常用的半圆尺、圆尺，原来是天文仪器。半圆尺是把天文仪器象限仪的潜在功能给开发出来了。又因此，三角学诞生了。
有了越来越精确细化的时间单位，冶金要多少时间，烧制要多少时间，制作模具要多少时间，对方有没有拖延工程，这些概念都能具体到秒。看物理学方程，化学反应时间等等，有多少科学、技术应用到了秒……
由此，不难发现，精确的计时装置（时钟）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创造发明。
所以，网上那些一个劲儿说华夏没有精确时间概念，还例举小说里提及的一会儿、顷刻、少顷、未几、弹指一挥间、一盏茶功夫等等来证明其言辞的论调，本身就是人云亦云，对华夏科学发展史更是一知半解。
在计时上，中国人还有漏刻、燕肃莲花漏，西方人有什么呢？
肯定有人会说沙漏。
可不巧的是，当时没有塑料，沙漏又是由玻璃制作成的（不用玻璃，怎么看得清沙漏？）。
本身从漏刻发展而来的沙漏，离不了玻璃，玻璃技术却源自于陶瓷烧制技术（需要耐高温的坩埚，其实就是那层釉）。
陶瓷的发源地是哪里？
华夏。
放眼世界，唯有华夏拥有完整的烧制史，只要把烧瓷的炉温提高至1600度，炉子里的东西就能变成玻璃了。
从浑天仪发展到象限仪，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艰难的过程。这个演变过程，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有着详细的记录。
很多问题是在使用过程中才发现的，然后再想办法进行改进。
最初铸造浑天仪使用的是铜，技术方面采用的是失蜡法。失蜡法非常繁琐，要先制作一件木制模型，经过一系列的转换，最后才有了铜制仪器。
元时，已经意识到使用浑天仪来测量天体高度步骤繁杂，可以改用象限仪来简化工作。
西方在伪造历史的过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便是将元朝才出现的象限仪直接塞给了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这伪文明。
华夏尚未首创发明，请问这些伟大的文明又有人穿越了吗？
北宋时期，苏颂（1020年12月10日－1101年6月18日，字子容）主持建造了世界时钟的鼻祖——水运仪象台。
根据史料记载，苏颂还有一个小浑天仪。此外，《宋史》中记载朱熹家也有一个浑仪。
这两台浑天仪可不是玩具，都是可以用来进行天文观测的。与之对比，前文提到的那个哥白尼室的小型浑天仪居然不能用于进行实际观测，只限于教学演示。
令人疑惑的是，元末明初，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下诏征调元朝天文学家，只有14人应征至南京（如下所示），其中包括回回司天太监黑的儿、阿都刺、司天监丞迭里月失三人。
其他人全都不见了。
与之一同消失的，还有上都司天台的天文仪器和部分典册资料，那里有不少回回（不一定是穆斯林，像爱薛这样的基督徒也被称为回回），色目人，这些人都不见了。
与此同时，诡异的是，西方却在这一时刻，平地冒出了所谓的大量天文学人才、著作、仪器。而且，这些著作和天文仪器中能明显看到元代天文学的影子。
这里要重点说一下这个鲜为人知的一个人物——爱薛。
而在查阅爱薛资料的过程中，又发现了元朝时外族、外教对华夏道统的文化污染和文化剽窃问题，真是颇能混淆视听，令人揪心。
还是从元朝的两个司天台说起吧。
查阅《元史》，可以发现元朝曾设立两个天文台，即位于上都司天台、大都司天台。
上都司天台
上都司天台位于今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兰旗五一牧场所在地，又称回回司天台、北司天台，成立于1271年，汇集了许多精密的天文仪器，用于观测星辰变化、预言天象吉凶。其编制满员时为37人，职责是“领回回人观测天象，编制回回历”。司天台地点在上都承应阙宫，部分考古学家认为，承应阙宫应在上都宫城北墙中段。
元世祖即位前，曾下领土完整征求回回通星象学者，扎马刺丁等以其艺进，但未设官署。至元八年（1271），始置司天台。仁宗皇庆九年（1312），改为回回司天监，有提点、监、少监、监丞等官。
据《元史·百官志》记载:
“回回司天监，秩正四品，掌观象衍历。提点一员，司天监三员，少监二员，监丞二员，品秩同上(同司天监)。知事一员，令史二员，通事兼知印一人，奏差一人，属官教授一员，天文科管勾一员，算历科管勾一员，三式科管勾一员，测验科管勾一员，漏刻科管勾一员，阴阳人一十八人。"
至今遗址尚存，台址在都城正北，与城墙相连，台东西长132米，南北宽52米，高约12米。台址由东中西三部分组成，呈凹字形，名为承应阙，又称为紫极三台。三台即三能，为紫宫星名，大约取《史记·天官书》"三能色齐君臣和，不齐为乖戾"之义。
据记载，回回司天监曾收藏有大批天文书籍。
据至元十年(1273)统计，有"经书二百四十二部"，属"本台见合用经书一百九十五部"。元亡明兴以后，这批天文书仍有数百册被送交京师。也就是说，必有一定数量的短少。
上都司天台的历史大致如下。
从中可以看出，元十六年，更大规模的大都司天台建立后，上都司天台地位便下降了。
大都司天台服务于全国，甚至历法为诸多邻国所采用，而上都司天台的作用仅仅只是用于去除天象灾害的祭祀，每年一次，又或一年两次。后来，竟至荒废。
所以，鼓吹什么阿拉伯天文学家的贡献、夸大外来户天文学家的作用，把什么《几何原本》的“引进”归结到他们的头上，还说阿拉伯早就发现地球是圆形的、中国科学家顽固不化不接受这个观点等等，都是别有用心的文化剽窃与污染。
徐光启都没发明几何这个词，还没编出《几何原本》，怎么可能在元代就有来自西域的天文学家引入中原？？？
大都司天台
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采纳已故学者刘秉忠的建议，积极进行改历，为此把原来的太史局扩大为太史院，调著名数学家王拘(公元1235--1281年)为太史令，天文学家郭守敬(公元1238—1316年)为同知太史院事。
为了提高天文观测精度，郭守敬设计了一大批天文仪器，计有高表、简仪、仰仪、玲珑仪、立运仪、证理仪、景符、窥几、日月食仪、星睿、定时仪、浑天象以及适用于野外作业的正方案、丸表、悬正仪、座正仪共十七件，其中大部分都是新创造的，有些是对古代仪器的重大改进。
根据《元史》卷凌8记载，郭守敬为了提高表景长度的准确性把原来八尺高的表改为四丈高，同时又配了景符、窥几等仪器；把传统的浑仪简化改装成赤道装置—简仅，玲珑仪是一种表演仪器，相当于现代的假天仪;正方案能测定方向、北极出地高度等，有多种用途。
《元史.天文一》有云：
“宋自靖康之乱，仪象之器尽归于金。元兴，定鼎于燕，其初袭用金旧，而规环不协，难复施用。于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创简仪、仰仪及诸仪表，皆臻于精妙，卓见绝识，盖有古人所未及者。”
注意，重点来了，郭守敬和元顺帝都设计过很复杂的机械计时器。
天文观测仪器研制结束后，忽必烈采纳了郭守敬等人的意见，在太史院兴建大都司天台。
至元十六年春，规模宏伟的大都天文台开始兴建。
大都司天台不仅建筑宏伟，设备完善，而且网罗人才众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台，高约七丈(又一说十丈)，包括顶层共三层，下层为太史院的办公处和研究室，中层是收藏图书资料和室内仪器的处所;顶层是露天的观侧台，郭守敬设计的简仪，仰仪等置于此处。台下右侧立高表，左侧筑小台，上置玲珑仪。一太史院中“星历诸生七十人”，分别在推算、测验和漏刻三局从事研究工作。
同年，郭守敬又上书忽必烈，请求在全国建立天文观测站，进行长期观测，名曰“四海测验”。
上奏时间从早晨到傍晚，忽必烈细心倾听，兴致勃勃，十分赞赏。于是立即派十四名监候官，分几路出发，在“东至高丽（今朝鲜），西极滇池（今云南），南逾朱崖（今西沙附近），北尽铁勒（今俄罗斯的东西伯利亚）”的广大区域内，设立了二十七个测量所（即天文观测站），分别测量当地冬至和夏至日影长度、昼夜时刻数及北极出地高度。
郭守敬对这次观测进行了总体规划，合理布局，科学选择观测站的位置。他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跋涉千里，领导了大都——河南——南海方面的实施观测工作。通过长期的天文观测，得到了大量、精密的天体运行相关数据，为编制新历法创造了条件。
两大司天台一对比，高下立判。
实际上，所谓的回回天文学仅仅只是拿来主义，即把较为精确的天文结论随手拿来应用，他们完全缺乏天文结论的推导过程。
那些被后世吹捧得神乎其神的回回天文学家在当时经常遭到大都司天台汉人同僚的嘲笑。
根据程碧波教授的考证，宋朝的天文资料被元廷送入上都司天台后，那里的回回天文学家不懂汉语，加上水平有限，根本就看不懂宋朝天文资料的推导过程，所以只能盲目使用源自宋朝的天文结论。
比如，秘书监的札马剌丁“为西域人，尚不通华言，再置通事一人为可”。
而且，所谓23种“回回书籍”是后来的伪史，因为《秘书监志》底本中根本就没有“回回书籍”的标注。“回回书籍”是现代白话文的表达，怎么可能在《秘书监志》中出现？
但是所谓23种“回回书籍”的书目，可以钦定四库全书版为准，因为这个版本一是现世最早，二是来源清楚为李之藻所藏书，三是各版本虽文字有差异，但发音大致相同，四是清廷虽然对《四库全书》的原本篡改不少，但对于不是直接攻击清廷、高度展示汉唐宋明文明等的内容，并无篡改必要。在其它名字称谓方面的内容，《四库全书》具有可靠的权威性。
再来看元朝举办的国家级天文考试。
根据《秘书监志》记载，国家考试内容包括：
宣明历、符天历、吕才婚书、王朴地理新书、周易筮法、五星、晋天文、隋天文、宋天文、景祐周天星格图直图、太一王希明金镜二经、景祐福应集、遁甲天一万一诀又名三元式经、景祐符应经、神定经、六壬连珠集、補闕新书、大明历经书旧例试宣明符天等历日今见行大明历法合试大明历书、浑仪总要星格、宋天文内漏经旧例试宣明符天漏经目今见行宋天文漏经合试此書、景祐圆直图、大观圆直图、太一、金镜经、六壬连珠集。
其指定用书无一不是汉语，何来什么西域天文书籍？一本西域的都没有。
此事充分说明元朝所有天文学皆是来自前朝积累，与所谓的西域、西方无关。
这个说法也是彻彻底底的谎言：扎马鲁丁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所知的西域天文学、数学、星占学方面的图籍、器物引入中国。例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以及相当数量的阿拉伯地图，都在扎马鲁丁的主导推动下，开始应用于元朝的天文星象观测。
那么，元史中说，扎马鲁丁制造了七种精密的天文仪器是真是假呢？
且来看看程碧波教授的研究和分析。
（1）《元史.天文一》：“世祖至元四年，扎马鲁丁造西域仪象：咱秃哈剌吉，汉言混天仪也”。
咱秃哈刺吉”，相较于中原传统的赤道式浑天仪，扎马鲁丁号称源自古希腊托勒密式黄道浑天仪，增加了两个环，佐以铜方钉，实际构成了照准器，在测量天体移动变迁方面更为精准。
真实来源：咱（周）秃哈（天的切音）剌（仪，明朝发音[li]）吉（器），“咱秃哈剌吉”即“周天仪器”之汉语发音。
（2）《元史.天文一》：“咱秃朔八台，汉言测验周天星曜之器也”。
“咱秃朔八台”，汉译为“测验周天星曜之器”。其本源为古希腊的托勒密长尺，通过观测，或用三角学方法计算，可以得到任意方向天体的天顶距。
真实来源：咱（周）秃（天）朔（星的切音，“shuo“的“s”在明末传教士发音“[x]”）八（表）台，“咱秃朔八台”即“周天星表台”。
（3）《元史.天文一》：“鲁哈麻亦渺凹只，汉言春秋分晷影堂也”。
一种定节气的仪器，通过观测日光确定太阳位置，以求得准确的春分和秋分时刻。（西方也有二十四节气？？？）
“鲁哈麻亦木思塔余”，汉译“冬夏至晷影堂”，与“春秋分晷影堂”类似，也是通过对日光的观测，读出太阳的地平高度或赤纬，以测出冬、夏至的准确时刻。
以上两种仪器，都有“鲁哈麻”，这应是“堂”的意思，但发音显然不对。“亦渺”和“亦木”也近音，俱为“影”的切音。“凹（wa）只”为“纬计”，“思塔余”中，“s”在明末传教士发“[x]”音，“t”在明末传教士发“[d]”音，故为“夏冬仪”。
再看《秘书监志》对鲁哈麻亦渺凹只的描述是：“为屋二间，脊开东西横罅，以斜通日晷。”
对鲁哈麻亦木思塔余的描述是：“为屋五间，屋下为坎，深二丈二尺，脊开南北一罅，以直通日晷。”
显然，这些屋子狭长而屋顶开长罅，与其说是“堂”不如说是“廊”，而“鲁哈麻”正是“廊”的切音。
真实来源：“鲁哈麻亦渺凹只”即“廊影纬计”，“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即“廊影夏冬仪”。前者强调“纬”，是因为可以计算太阳在纬圈上的运动，后者不强调经纬，是因为只计算最大最小的地平角度，而不是计算经纬度。
（4）《元史.天文一》：“苦来亦撒麻，汉言浑天图也。其制以铜为丸，斜刻日道交环度数于其腹，刻二十八宿形于其上。外平置铜单环，刻周天度数，列于十二辰位以准地。而侧立单环二，一结于平环之子午，以铜丁象南北极，一结于平环之卯酉，皆刻天度。即浑天仪而不可运转窥测者也。”
真实来源：苦（球，明末传教士时“k”发音为[q]）来亦（仪的切音，明朝“仪”发音“li”）撒（星，明末传教士时“s”发音为[x]）麻（模），“苦来亦撒麻”即“球仪星模”。这里显然不是图，而是具体模型。但西域“map”乃“幕布”之汉语发音。因为《坤舆万国全图》这样的地图，绘制规模庞大，绘在幕布之上。
（5）《元史.天文一》：“苦来亦阿儿子，汉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
真实来源：苦（球）来亦（仪）阿（地，明末传教士时“e”又发音“[d]”，“阿儿子”即“earth”一词的来源）兒（理，“l”发为儿化音，西语中，由于断音错误，经常“尔、儿”与“勒”分不清）子（志），“苦来亦阿儿子”即“球仪地理志”。
这就是地球仪，但是在僧一行、郭守敬、耶律楚材、赵友钦的基础上奉命制作而已，理论论证也好、实地观测也罢，皆与扎马鲁丁无关。就按照得出的数据做了个球而已。
（6）《元史.天文一》：“兀速都兒剌不定，汉言昼夜时刻之器”。
真实来源：兀（午）速（宿）都（地）兒（理，“l”的儿化发音）剌（仪）不定（表的切音），即“午宿地理仪表”。
这个机械钟在上世纪50年代，被德国学者哈特纳（Hartner）指为星盘。西人声称，这是在阿拉伯和欧洲风行一时的星盘，其工作原理是通过窥管观测太阳和恒星的位置变化，从而确定时刻。
其实根本就不是。
这是郭守敬根据水运仪象台设计的小型化机械时钟。
还记得前面刚刚提到过“郭守敬和元顺帝都设计过很复杂的机械计时器”吗？
水运仪象台
这种小小的机械时钟也被上都司天台学了去，由其监造。
如果缺失了上都司天台监造的昼夜时刻之器（机械时钟），就会令人十分迷惑：西人手里没有《新仪象法要》图纸（可以复原水运仪象台，中日台皆以此复原），也根本没有机会亲眼见到水运仪象台，——其实光看一两眼也什么用，必须得在那里专门研习一段时间才有可能掌握。
而上都司天台恰好有许多从阿拉伯、波斯等西域来的“回回”。
回回中除了那个扎马鲁丁，还有一个从阿拉伯来的爱薛怯里马赤（Isa Kelemechi，1227~1308 年，简称爱薛），不过，在那时，他却是属于蒙元帝国人，虽然出身于叙利亚。
有关爱薛怯里马赤的记载，在东西方资料中虽说不算太多，但均有提及。在中方史料中，有《元史》列传，《神道碑》和“制文”等，在伊斯兰史料中有《史集》。
从上述资料中，不难发现，这个爱薛居然是聂斯特里派基督教徒。
爱薛在广惠司和秘书监担任职务十年以后，于至元二十年（1283年）夏四月，作为使行团的一员被派往旭烈兀的封地伊利汗国。
他成功地完成了使行任务，回来后深得忽必烈的信任，被擢升为从三品的秘书监，又被任命为从二品的崇福使。从这个意义上说，出使西方是爱薛个人经历中的重要转折点。另外，在滞留伊朗期间，他还作为使臣被派往罗马教皇厅，所以他的出使又是蒙古帝国时期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事件。
“神道碑”中有关爱薛此行的记载内容：
癸未夏四月，择可使西北诸王所者，以公尝数使绝域，介丞相博啰以行。还遇乱，使介相失。公冒矢石出死地，两岁始达京师。以阿鲁浑王所赠宝装、束带进见，令陈往复状。
上大悦，顾廷臣叹曰：“博啰生吾土，食吾禄，而安于彼；爱薛生于彼，家于彼，而忠于我，相去何远耶？”
考察爱薛一族的姓名和官职等，可以发现以下事实。第一，他的子孙大部分都有洗礼名，说明他们信奉基督教。例如，夫人撒剌（Sarah）和被处死的女儿阿纳昔木思（Anasimus）都是基督教徒。
爱薛的子孙后代，据“神道碑”记载，爱薛有六男、四婿、三孙，再参考其他的资料，可以整理为以下内容：
长子：也里牙(Eliya：秦国公、崇福使领司天台事、太医院使)
次子：腆合(Denha：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兼修国史、秘书少监)
三子：黑厮(光禄卿)
四子：阔里吉思(Giwargis：太中大夫、同知泉府院事)
五子：鲁合(Luka：昭信校尉、广惠司提举)
末子：咬难(Johanan：兴圣宫宿卫)
长婿：(宣徽中政使)
次婿：(同知崇福司事)
三婿：(章佩院使)
四婿：(禁卫士)
长孫：宝哥(禁卫士)
孫：宣哥(禁卫士)
孫：安童(禁卫士)
（详见：蒙元帝国时期的一位色目官吏爱薛怯里马赤的生涯与活动 金浩东著 李花子译 马晓林校）
所以，机械时钟的西传大概率与爱薛或是其子孙后代有关。
实际上，考察西方史学，就会发现其兴起的时间很晚，在1810年才刚刚兴起，而这，还是沾了德国的光。
若是从英国、花旗国算起，则时间还要推后。
你敢相信吗，欧洲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孟德斯鸠居然认为中国人是吃鱼长大的，而培根压根儿搞不清楚纸来自于何方。
坦普尔曾说过一番耐人寻味的话：
“为什么我们还不知道这些重大和明显的事情的真相呢？
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注意到这些。
如果做出这些发明和发现的主人自己都不再要求得到发明和发现权，如果连他们自己对这些发明和发现的记忆都淡漠了，那么这些发明和发现的遗产继承人何苦还要替他们去争回丟失了的权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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