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传教士所谋之深远，可能远超常人想象。
先上一幅油画，《利玛窦与徐光启的文化盟约》
这所谓的文化盟约具体指什么，恐怕没几个人知道。
但从利玛窦撰述、金尼阁整理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书名来看，其野望绝对不会简单。
明清以来，究竟有多少华夏典籍被以各种名义偷盗回西方，已经数不清了，今天的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中还藏有传教士罗明坚翻译四书的一大批手稿。而在梵蒂冈图书馆的善本收藏中，光是与《易经》研究相关的明清传教士的中文或拉丁文手稿，就多达十多种。
利玛窦的大作，绝大多数人都只知道一本《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书名被巧妙地译为《利玛窦札记》）。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此人还编写过一部使用所谓的拉丁拼音来拼写汉字的著作《西字奇迹》。
这便是汉语拉丁化的开端。
有人借此大肆渲染，将利玛窦等传教士奉为汉语拼音的鼻祖，真是一美遮百丑。
但故事怎么能只讲一半，而不讲全呢？
1934年，位于罗马的耶稣会档案馆发现了一组手稿。该手稿长23 厘米，宽16.5 厘米，共计189 页，其中第32－165 页是葡萄牙语和汉语对照的辞典。
根据语言学家杨福绵的考证，这部手稿是罗明坚和利玛窦于1584-1588年间在广东肇庆完成的，一般将此手稿称之为《葡汉辞典》。
《葡汉辞典》中的“水”条一项
一口广东话的两个意大利人利玛窦和罗明坚先是参照汉语对译的方式，编撰了这本《葡汉辞典》，有了这本词典，才标志着葡萄牙语从低劣的口语走向了书面语言。
一直有传言说，天主教的主要诞生地其实是葡萄牙，而并非所谓的罗马。如果此事为真，那么天主教的历史无疑于被腰斩，只是诞生于近代，而根本谈不上所以的源远流长了。
利玛窦的往来书信已经证明了，他虽是意大利人，却受到了葡萄牙的赞助，因此，投桃报李，先弄一本《葡汉辞典》回去交差是正常的。
只是这本辞典并不成熟。
辞典中的拼音系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
其声韵母的拼写设计尚未定型，存在很多混乱，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怕”和“罢”，都拼成了pa；“他”和“大”，都拼成了ta。
此外，关于“起”字，居然有chi、chij、chiy三种拼法，原因无他，据说是当时意大利有十多种方言，它们i、j、y不分，可以通用。
由此可见，所谓的用拉丁文字给汉字注音纯属扯淡，拉丁文自己都不成型，尚在摸索阶段，还要借用意大利方言，不过就是徒有虚名罢了。
不过，在这个实践兼学习的过程中，利玛窦倒是逐渐对汉语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据说，他在具有音乐特长的同乡郭居静（Lfizaro Catfino）的帮助下，发现了汉字存在声调：“一共有五种不同的声调或变音，非常难于掌握，区别很小而不易领会。”（详见：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
随后，两人参照乐谱音阶，改良了拼音方案。
改良拼音方案是肯定的，但在另一个传教士郭居静的帮助下发现汉字存在声调，这点令人怀疑。但凡是个正常人，在华夏生活一段时间，都会听出汉字有不同的音调，有平有仄，有高有低，随便找个当地人都能知道的事情，更何况还有王徴这种大儒教徒从旁协助，怎么会不知道汉字有分多种声调？
此后，据说二人根据汉字字音的特点，用五种符号表示不同声调，此方案进一步成熟，远胜《葡华辞典》。
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用的就是这套方案。其中有4篇汉字文章，全部加注了所谓拉丁字母的注音。
这四篇文章分别是：
信而步海疑而即沉；
二徒闻实即舍空虚；
三淫色秽气自速天火；
述文赠幼博程子。
如果对上图中的左侧的标志感兴趣，想进一步了解，可以看以前专门发过的文章：耶稣会中国事业：以宗教为名掩盖丑恶，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世纪骗局
目前，《西字奇迹》 原书早已散佚，只有梵蒂冈图书馆有藏本。
明末，程大约编纂的墨谱《程氏墨苑》中存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二徒闻实，即舍空虚》《淫色秽气，自速天火》《述文赠幼博程子》4篇文章，文中所有汉字皆附有所谓的拉丁字母注音。书中还附有利玛窦《西字奇迹》的前3幅耶稣会西洋版画“宝相图”，据说为利玛窦所赠。
解放后，文字改革出版社将这些文章重印，并取名为《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
1957年版《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 （西字奇迹）》，文字改革出版社
1625年，耶稣会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字四表）在利玛窦拼音方案上进行修正完善，最早用音素给汉字注音，并编著了一部《西儒耳目资》。
1626年，《西儒耳目资》出版。
这是华夏第一部汉语拼音专著，——值得注意的是，它系统而完整地记录了明末官话的音系，这为后来逆向反推、溯源研究西文伪史的成型过程奠定了基础。这恐怕是传教士们万万没有料到的。
《西儒耳目资》
金尼阁生于西属尼德兰佛兰德斯杜埃（今法国杜埃），自称比利时人。
他与利玛窦、罗明坚等人一样，同属耶稣会。
1610年秋，金尼阁抵达大明，随即跟从传教士郭居静等人学习汉语。1621年春，金尼阁“往南昌，旋又赴建昌韶州，视察教务。翌年赴杭州被难；一六二三年，往河南开封开教，翌年往山西”，1625年赴陕西。
1626年，在关中教徒王徵（西安府泾阳县人）的协助下，完成了《西儒耳目资》三卷。该书一共也就三卷。
1957年版《西儒耳目资》，文字改革出版社
《西儒耳目资》自序落款
《西儒耳目资》全书共分三卷：
1、《译引首谱》，为总论，将编撰经过和音韵学的基本知识；
2、《列音韵谱》，以音查字，按拉丁字母顺序排列汉字；
3、《列编正谱》，是以字查音，按汉字部首排列。
卷二《列音韵谱》
注意，《西儒耳目资》是通过引入中国音韵学知识来介绍拼音方案的，西方和公知们绝对不会主动提这个的，也绝对不讲王徴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反正，所有的功劳都是耶稣会传教士的。
金尼阁所著《西儒耳目资》中引用的“中原音韵活图”，这方面的贡献显然只可能来自关中的王徴。
较之利玛窦的老方案，王徴协助金尼阁改进的新方案有两个最大的进步：
其一，标出了辅音送气符号，避免了“怕”、“罢”不分的情况；
其二，创造了五个声调符号来进行区分。
在声母的设计上，利玛窦常常“一音多号”，使用多个字母来表示一个音；而金尼阁在王徴的帮助下，做到了“一音一号”。
《西儒耳目资》成书过程中，王徴与金尼阁多有讨论，相互质证，细加评核。由是，从其记载中反映的明末官话音系计有21个声母、50个韵母、5个声调。
迄今为止，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根据汉字和所谓的拉丁字母对照，整理出了一个包括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明末官话音系。
有意思的是，金尼阁在序中显得很谦虚（一谦虚就没王徴什么事儿了），把主要的功劳都归到了利玛窦等前辈的头上。
实际上，利玛窦的《西字奇迹》只是四篇文章而已，还远远不能称为汉语拼音专著。但这并不妨碍耶稣会后人给他戴高帽。
把集体所有人的功劳都全部算在一个人头上，从而创造几尊令外族永远不可企及、永远只能高山仰止的大神，这是西人一贯的做派，也见怪不怪了。
那么，在使用字母拼音以前，难道华夏就没有注音法吗？
当然有，没有注音法怎么能传承几千年？
（1）历史上，华夏使用过“读若法”。
所谓“读若法”，又称“读如法”、“借读法”，即用同音字或近音字来注音。《说文解字》中大多使用此法注音，例如：“鼾，卧息也，干声，读若汗。”
（2）直音法：盛行于西汉，用一个比较容易认识的同音字来进行注音，比如“根，音跟”；宫，音弓”；“盅，音古”；“畔，音叛”。
（3）反切法：东汉末年开始流行，盛行于唐宋以降，即用两个汉字来拼出另一个汉字的读音。反切时，第一个字取声母，第二个字取韵母和声调，由此组合在一起，形成新字的读音。
例如，“红，胡笼切”，就是，红（hong）——胡（h）+ 笼（ong）。
所以，古之“反切”，其实就是现在的“拼音”之意。
用“反切”注音，不但每一个字都能标音，而且能标得比较准确。从东汉末年到1918年注音字母公布之前，反切法一直被作为汉字注音的主要方法普遍使用，是华夏民族自创的声韵双拼注音方式。
但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采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注音，迭经金尼阁、威妥玛等人的不断完善后，“诱发了”汉字简化的一个新思路——即汉语拉丁化。
1852年初版《地理书》，于宁波出版。其中的《地理书》三个字已经变成了拼音“DI LI SHU”。地方的渗透已经早于官方正式宣布前开始了。
1867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使馆中文秘书威妥玛（Thomas F. Wade）出版了一部《语言自迩集》，创立了一个拉丁化的威妥玛拼音，使用时间很长，对汉字的拉丁化起了重大作用，此后国内筛选拉丁化方案皆以此为原本。
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始，直到1949年建国前，不断有人在暗中推波助澜，试图影响汉字的传承，改变汉字字形，代之以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从而将承载文化的汉字彻底埋葬。
在这场文字改造运动中，在耶稣会和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的影响下，不少知名人物都未能发现对方的真实意图，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
谭嗣同曾在《仁学》中呼吁：“尽改象形文字为谐声”。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运动领袖人物都曾发表赞成推行拼音文字的意见。
戊戌变法风起云涌之际，“汉字拉丁化”常常被维新仁人挂在嘴边。
清朝灭亡后，民国肇兴，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刘半农、鲁迅等学者也祭起了“汉字拉丁化”之大旗，疑古派们深受国外影响，甚至一度指出汉字是“带病的遗产”，并大声疾呼“只有汉字拉丁化一条路可走了！”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一篇《关于新文字》文章中，斩钉截铁地说道：“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
1922年8月，蔡元培在《国语月刊》第七期《汉字改革说》中认为：“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北大教授钱玄同则紧随其后，在《国语月刊 · 汉字改革专号》发表《汉字革命》，信誓旦旦：“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
字非罪而天下罪之。
1935年12月，鲁迅、郭沫若、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表示支持汉字拉丁化运动。
与此同时，以吴宓、辜鸿铭、梅光迪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则坚决反对汉字拉丁化。
民国政府眼见双方论战激烈，大有汉字拉丁派胜出之势，便美其名曰顺应民意，先期推出了所谓的“国语罗马字”标音以安抚情绪。
彼时，在苏共的帮助下，身处异国他乡的共产党人也提出了"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29年2月，据说瞿秋白等人制定了第一个中文拉丁化方案，并编订了《中国拉丁化字母》，该方案后于1934年进行推广。
其实，以今日之视角来看，中国怎么能废除承载着本民族独特历史文化和自立象征的文字呢？
若是废掉汉字，几千年前的记录，咱们还看得懂吗？
莫说几千年前的文字，中国有那么多方言，随便拿一个段话出来，用方言说，看看有多少发音不同的版本？只看拼音字母，搞得清楚吗？
有网友举过一个湘潭话的例子，比较有代表性：
我把帽子往桌子上一掼，撴起这副脸，吼起讲：“毋讲这废话，老子这彤红的心，永远向着*****！搞革命还怕死乎！”
可如果把这段话换作是拼音的话，就成了：
engo boo mao zi wong zoo zi shoang yi ban，ten qi goo fu lian，hou qi goang：“moo goang goo fei foa，lao zi goo ten hen di xin，yun uen jian dao vi doo lin sxiu moo ju sxi！gao gai min hai poo si pbai！”
敢问，有几个人看懂？
1930年，著名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先生也对废除汉字表示强烈反对，并在花旗国写下了一篇奇文《石室诗士食狮史》，同时还用英文写了一篇说明，标题为“Story of Stone Grotto Poet:Eating Lions”。
《石室诗士食狮史》全文计94字（后扩充为103字，连同题目7字，共110字），每个字的普通话发音都是shi，原文如下：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施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大意如下：
石头屋子里有一个诗人姓施，喜欢狮子，发誓要吃掉十头狮子。这位先生经常去市场寻找狮子。这一天十点钟的时候他到了市场，正好有十头大狮子也到了市场。于是，这位先生注视着这十头狮子，凭借着自己的十把石头弓箭，把这十头狮子杀死了。先生扛起狮子的尸体走回石头屋子。石头屋子很潮湿，先生让仆人擦拭石头屋子。擦好以后，先生开始尝试吃这十头狮子的尸体。当他吃的时候,才识破这十头狮尸,并非真的狮尸,而是十头用石头做的狮子。先生这才意识到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请尝试解释这件事情。
如果换成（退化成）拼音，读读看，能理解是什么意思吗？
大概会是如下所示，直教人头皮发麻。
笔者在拙作《昆羽继圣》四部曲之一“缘起金乌”中也通过不同故事阐述了这件事。
说真的，他们差点就成功了，只一步，便跌落万丈深渊，万劫不复。
试想，他们若真的成功了，此举会让谁欢欣鼓舞，会让谁黯然神伤？
华夏这个千年王者一旦归来，其工业化必定会彻底颠覆近代世界秩序。科技工业的先进程度，与所谓的拉丁字母根本没有半毛钱关系，何况1784年拉丁文字就已经被德语彻底取代，成为死去的语言。
在这种情形下，还有人鼓动实现汉字拉丁化？真是其心可诛。
近年来，随着对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中反映的明朝官话语音的研究，罗常培、程碧波教授等学者发现这套拼音方案恰恰可以反过来研究西文早期的变化。
令人惊奇的是，通过对《西字奇迹》《西儒耳目资》的研究，可以将现在的西文逆向恢复为明末传教士时代的发音，而明末的大量西文单词居然与汉语发音十分接近乃至完全相同！！
上述情况不仅针对拉丁文有效，还包括希腊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
难怪《汉书.西域传》中记载：“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换言之，当时的西方语言与汉语大致相通（锚定汉语词意，唯有发音不同）。
将利玛窦《西字奇迹》、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归纳一下，列出两本书中与今日西文发音不同部分【方括号“[ ]”内的字母表示当今国际音标】，则是：
c: [j],[z],[q],[g],[k],[x]
ch: [zh],[ch]
k: [g],[j],[q],[k]
p: [p],[b]
t: [d],[t]
j: [r]
g: [e],[i]
s: [x],[s]
x: [s]
h: [x],[h]
b: [h],[x]
cb: [ch],[zh]
r: [q],[r]
E: [d],[t],[e]
q: [g]
以上，冒号前是西方字母，冒号后是该字母在明末时的发音，以当今国际音标来标示，可能的多种发音之间用逗号隔离。
一旦西文字母恢复至明末发音时，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兹摘录程碧波教授的论述如下：
1、China：网上流传的说法是“China”的发音来自秦朝，或者来自瓷器，但若按明末时传教士的西文发音，“Ch”发音[Zh]，因此“China”发音为[Zhina]，也即汉语音“中原”，即[zh]和[ina]。明末来华传教士，书写汉字描述中国时，均为“中原”。中国皇帝也自称“中原大皇帝”。
“Center”的“t”发音为[d]，C发音为[z]，即“Zender”，故“center”即汉语音“中点”。
2、Japan：今天都说“Japan”的发音来自日本的一种漆，或者马可波罗将日本记作Cipangu。但事实上“J”的传教士读音为“[r]”，“p”的传教士发音为“[b]”，因此“Japan”即汉语音“日本”。
3、Greek：今发音[gri:k]，但教士音为[eri:k]，也即中文发音“额勒可”，此即《坤舆万国全图》在现希腊半岛标注的汉语音“厄勒齐亚”。
4、Arab：今发音[ærəb]，但教士音又可为[ærəh]。《坤舆万国全图》中在阿拉伯半岛标注中文发音正是“曷入曷野”、“扼落野”。唐朝来中国被封为右屯卫将军、上柱国，封金城郡开国公的波斯王子即名阿罗憾。
5、Agypt：今发音[ˈi:dʒɪpt]，但“g”发教士音[e]，“p”发教士音[b]，“t”发教士音[d]，故总的单词发音[eiibd]，也即汉语音“厄入多”，此即中国古籍对埃及的称呼。
由此可知，西方现有文献说称呼古埃及人后裔科普特人的“Coptic”，认为“Copt”一词由阿拉伯语从古希腊语转译而来，即“埃及”（Egypt）的意思。
阿拉伯人误以为“Egypt”的词首“E”是冠词，可从略，为便于发音，将“gypt”读成“Qipt”，英语将其误拼作“Copt”。
在明末传教士来华以前，埃及在西方就发音“厄入多”，只会把“gypt”发音为“入多”，而不会发音为“Qipt”。因此若“Coptic”为阿拉伯人误拼，那此称呼一定是西元1600年之后错拼形成的，也就是说，有关科普特人的称呼是西元1600年后才诞生的。
6、Libya：今发音[libiya]，但明末传教士发音为[lihiya]，《坤舆万国全图》中的汉语音正是“利未亚”。
7、Caldar：这是今天两河流域的迦勒底。《坤舆万国全图》标注其汉语音为“磕尔突牙”，这个汉语音说明了此西文中的“l”直接发音“尔”。明嘉靖年间《陕西通志》中《西域土地人物图》的“天方国”下面有“架子井”的标注。考虑到其土地干旱，推测Caldar或“磕尔突牙”实际为“坎儿井”之发音。表示两河流域一带有众多的坎儿井工程。
坎儿井是在干旱地的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地下水利工程。坎儿井引出了地下水，让沙漠变成绿洲，古代称作“井渠”。
时至今日，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就来自坎儿井。
后来，阿拉伯人将“l”发音为“勒”，因此将“坎儿井”发音为“卡拉吉”，这便是今天称呼的迦勒底之来历。
波斯语称坎儿井为“karez”，均是锚定汉语。
西方各类拼音文字，不同的只是字母，拼出来的发音均大同小异，但原始含义皆是锚定汉语。所以汉语是破解西方文字尤其是西方古文字的钥匙。
10、King：《西字奇迹》中，利玛窦对汉字“郡”标音为“kiun”，也即“k”发音为[j]，因此“king”即汉语音“君”。
11、Queen：《西字奇迹》中，利玛窦对汉字“广”标音为“quam”，也即“q”发音为[g]，故“queen”即汉语音“宫”，后宫、宫妃之意。
12、Emperor：“p”教士音[b]，故“emperor”即汉语音“方伯”。“方伯”为殷周时代一方诸侯之长。后泛称地方长官。汉以来之刺史﹐唐之采访使﹑观察使﹐明清之布政使均称“方伯”。四大汗国均奉明朝为宗主，是以可称为“方伯”。因此，所以西方的“帝国”，实为中国之“方伯”。
13、God：按传教士发音，“g”发音[i]，故“god”的教士发音“约旦”或“犹大”。此即《坤舆万国全图》上标注的“如德亚”。
还记得昨天文章中提到的《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一书吗？书中目录7“审理传布天主教事件”中提及如下内容：
刑部审理传教士时，传教士供称（胡诌）：
西洋初人所生日期，即为中国之伏羲时期，故言伏羲来自如德亚。天地间之初人，皆尊崇天主教，而中国之初人既来自如德亚国，亦必尊崇天主教。
西方传教士胡编乱造，说伏羲和中国祖先都是外国人，全部来自如德亚国，而“如德亚”的真实发音是约旦或犹大，就是英文God。
综上，由此推测，随着明朝的覆灭，西域文字在西方殖民者的破坏下发生了重大改变，原有汉语拼音体系被彻底打乱。
这极有可能就是《耶经》中所记录的“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以达到割裂西域诸国与汉语之间的联系，以掩盖真实的历史。
可西人做梦也不会想到，劫后余生的华夏不仅涅槃重生，还有逆向思维和反推的能力，通过还原明末传教士的发音规律，一步步复盘他们造假的步骤，从而将其伪劣的老底一点一点揭露出来，曝光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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