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和平年代的人类，生平第一次群体性大迁徙，大概就是去异地上大学。在最终完成学业之前，可能还会迁徙好几次。在这其间，我们不断体味他乡与故乡。毕业后，我们或返回故乡，发现那些因上大学而结识的城市反而成了密密缠绕心间的记忆；或留在某个追随学业而到达的异乡，然后在更漫长的岁月里发现它已渐成为故乡。“认识你自己”，这个使命可能一半由大学教育完成，另一半则由大学所在那座城市的生活来定义。那么，像会永远活下去一样学习，像明天会死去一样生活吧。
汽车驶入波尔多，给本科时在我上铺睡了四年的好友发了条消息：“到你读研究生的城市了。你是哪所大学来着？”正在照顾两个孩子的她回复：“波尔多政治学院，在波尔多三大旁边。”已毕业9年，回到长沙老家安居乐业的她继续打出一串字：“Rue Saint-Catherine街口有一个卖Kebab(土耳其烤肉夹馍)的店，很好吃，斜对面有家卖土豆料理的店也不错。都是便宜小吃，适合你。靠近波尔多二大(医学院)这头，不是靠近大剧院那头。希望这两家店都还在。”到第一站市政厅，拍了张照片给她。估计孩子已经睡着了，她很快回复：“你在市政厅吧？我以前就在三楼的国际交流办公室工作过，好多次在你现在站的这个大厅开会，刚到法国第一次参加市政府组织的迎新晚会就在这里。你的照片可拍得真差呀，是躲着拍的么。”
很多记忆就这样突然鲜活了起来。我依然记得“大四”各自忙着上研、出国或找工作的毕业季，一个安安静静的午后，她坐在寝室门边那张4个人共用的唯一小书桌边。寝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她告诉我，在这所大学的四年里，对很多人来说其实挫败感更多于成就感；你无时无刻都淹没在比你优秀的人群中，找不到自我。所以她决定要离开这里，也离开这座大学所在的北京城，去更远的地方——最好那个地方没有什么过去认识的人，好彻底的重新开始生活。于是她选择了去法国，法语是她大学里的第二外语。她其实也曾考虑过去巴黎。在我们毕业那一年，被誉为“法国政治家摇篮”的巴黎政治学院来招埃菲尔奖学金生，帅气的法国考官却最终选择了更美的女生(我们是这么看的)。她就自己申请了波尔多的大学，自费读研；和巴黎相比，外省还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到那里去，也意味着远离名利场——本科四年她已经受够了这样的氛围，留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必然也无从逃离。
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那本书里曾写道，“所谓不快乐，就是讨厌自己和自己的城市”。在他来得早一些的青春时代，“我不仅憎恨自己，也憎恨我的家人朋友和他们的文化，解说周围事件的官方和非官方政治观点，报纸标题，还有我们总想显得不同却始终根本不了解自己的这种方式”。于是，他想画画，“想过书上的法国画家们的生活，却没有能力在伊斯坦布尔创造这样的世界，而伊斯坦布尔也不适合这样”。也许，去法国是为了找到一片能够创造新生活的土壤，我愿她在法国南方找到快乐的灵魂。
“现在很怀念我们一起在德国的日子”，她的留言这时在手机上响了起来，将我拽入另一段记忆。10年前，我们曾经在柏林聚过一次。那是我在北京那所同样的大学读研究生的第二年，因一个交换项目到了柏林。我住在柏林西南郊的Schlachtensee，那个朴素包豪斯风格的大学生社区截然迥异的存在于许多19世纪所建的花园别墅和森林湖泊间。我并不习惯远离尘嚣的郊区生活，也不习惯遥远异乡的孤独。柏林阴郁的冬季，我不断挂念的却是北京那所大学里的小湖有没有结冰；中餐厅一碗因为太过昂贵而显得很奢侈的牛肉面，就能唤起无数的思乡愁绪。
两个孤独的人开始在MSN上聊天，而且聊天的时间越来越长。北京的所有点滴——凌晨4点过天安门的升旗仪式，动物园批发市场的热闹，学校食堂的冬菜包子，图书馆南配楼放映厅的电影，恋爱与分手的每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与地点……都从记忆里事无巨细的流淌出来。北京那座城市，原来已经长入了我们的青春岁月里，绝大部分与大学的学习无关。秋天的那个假期，她决定飞来柏林。我们去波兹坦广场的约斯缇咖啡吃盐放得过多的德国烤肠，乘最晚一班地铁回家，然后去附近的吕贝克和汉堡溜达。拥抱分别时，我们都想，回国再见——我们都在旅途中归属于本能、习惯和回忆，对过往熟悉的城市俯首称臣。
回国后，我留在了北京，她回到长沙。大城市总是让人雄心勃勃却又烦躁不安，它高度密集，充满活力，给予人无穷的想象和机会，但也要“新来者”付出相应的代价：竞争的压力，举目无亲的孤独，挫败感与焦虑，以及世俗层面的生活之不易——居住的高昂是所有大都会的共同特征，除了北京的房价，你也会在巴黎听到修理一个坏掉的淋浴笼头或百叶窗帘需要多高的成本。我曾无数次在脑海中想象，如果我回到上大学以前的故乡成都，会是什么样子。有一次读到一位在成都读过大学又在一次出差中回到成都的非四川人这样写道：“每走过一栋楼，我都默念出它的名字；每走过一处店铺，我都默念出它的名字。我的心粘稠地跳动，又和这里温润的空气粘连在一起。我一回到这儿，周身都松软地像土拔鼠爬过的泥土，我心里闷闷地高声呐喊，我爱这里”，我不禁流泪。然而北京于我，又何尝不已成为故乡一般的恋眷之地呢？
而我的上铺，依旧选择了离开北京。在长沙，她曾在法国领事馆工作，然后去了一家小型图书出版公司，很受器重，很快成为经理助理。头些年，她奔波于长沙和她爱人工作所在的城市宜昌之间。当我的小孩开始阅读绘本的时候，我收到了她寄来的一套法语绘本书，长颈鹿卡弥尔的故事，是她翻译和出版的；我很享受阅读这些可爱故事的时光。不久，她的女儿出生了，再不久，她的小儿子出生了；她异地多年的爱人终于调回了长沙，她与父母和孩子们一起住在“鸟不拉屎”的远郊大别墅里。毕业十多年，在北京、上海和纽约零零星星的热闹的大学同学聚会中，人们都很少再见到她，也不怎么再听闻她的名字；但我知道，她默默无闻的奋斗和幸福着。
也是在这趟法国之行中，我再次经过图卢兹，美丽又古老的玫瑰色古城。与繁华的巴黎相比，居于外省的它与世无争，小而美丽；被比利牛斯山与海岸线环抱，让这里的生活舒心又闲适，是个可以静心研究学问的地方。这座城市里有一所世界顶级的经济学院校，叫图卢兹经济学院；它对数学统计要求之高、学习压力之大，在经济学界很出名。它的创立者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新规制经济学创始人之一、信息经济学和激励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让-雅克•拉丰。这位从哈佛毕业的法国人，并没有留在最有权势也最势力的经济学中心哈佛，而是决定回到他出生的小城图卢兹，要在一座小城、以法国式公立大学的形式，建立一个世界经济学的中心。
法国与中国的经济形态有许多相似之处：官方名义上的市场经济，实际上的国家经济；这让法国的经济学派在监管、政府角色和社会保障的研究领域，走在世界的前沿，它代表着欧洲大陆的经济学经验。一位留学生这样告诉我，在这里，人们并不追求要在一本特别知名的期刊上发表一篇配有漂亮图表的花哨论文，因为“很多最具原创性的研究，其实都最先发表在次级，甚至不知名的期刊上的；它们非常质朴”。
那天，我走在图卢兹下过雨后湿润的小径里，沿着静静的加农河漫步，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我开始思考着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选择一所大学，有时，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吧。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我的上铺好友会无所怨言的回到长沙；也开始理解雅克•拉丰要从哈佛回到图卢兹励精图治的原因。
当我问好友，波尔多这座小城究竟如何影响了她的人生，她写给我的一段话，关于她对波尔多的记忆：“我的房东是一位八十高龄的可爱老头，和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同名，叫雅克。在市政府上班的那段时间，每次下班，穿过家门口宁静的花园，我都会故意大喊一声：‘Jacques!’书房里一定会传出他悠长的应答声：‘Qui!’在这个小城里，我体会到岁月静好。不上班的早晨，我会搀着Jacuqes，走个八百米，买一根刚出炉的法棍面包。在那个小城里，我见证了许多微小的凡人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考试过不了的留学生，分分合合的情侣，陪伴儿子住在大学宿舍的母亲，泰然自若的同性恋者，为一场胜利而疯狂的球迷，不允许别人触碰水果的水果摊主，以及我的房东老爷爷失去他最爱长子的前前后后……我仿佛一下从象牙塔跳出来，触碰到最真实的生活。回国后，我曾与房东老爷爷通过一回信，抱怨我和爱人之间争吵不断。他回信说，你的爱人一定是瞎子，这么好的姑娘在他身边他居然不知道。后来，就没有消息了。到2015年我才知道，他2012就过世了。当时，接替我住进老爷爷家的那个保加利亚女孩知道我正怀孕，没有告诉我。”
“我还想回到波尔多。偏偏是这个城市，让我觉得心安，仿佛真的回到了家。我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平静与自由。我的内心也由此变得宽大，宁静，愉悦。我不自觉地开始穿更美的衣服、每天化妆，是因为从心底流露出来的喜悦，想要让自己漂漂亮亮地出现在这个美丽城市的风景中。我在这个城市里才真正认识了自己，接纳了自己，肯定了自己。我和这个城市之间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就发生在秒针滴滴答答的走动中，发生在一呼一吸的气流中，发生在日夜交替的更迭中，静默无声却势不可挡，至今我都无法理解。”
我在心底祝福她，在一座所爱的小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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