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学校里博雅教育的宽广度和挑战性令人惊异。如同一个苏格拉底式的思想学园，学生们被鼓励去拥有海纳百川的文化杂食性，去思考“更大”的问题，去追问“你如何知道”，而不是“你知道什么”。对他们来说，世界是一个有无限可能性的空间，而不是一套约定俗成的规则。正是这些构成了新的精英标志。
流动的阶梯
圣保罗高中（St. Paul's School）邀请我们去礼拜堂参加早课。作为一所基督教主教派学校，每周有4天，这里的清晨是从礼拜堂开始的。“礼拜堂不只是祈祷、唱圣歌的地方，许多学校的仪式——从公布校友的去世，到庆祝节日，举行演讲，甚至每个学期的晚课，也都在这里举行。”媒体总监阿尔达格（Sarah Aldag）带我们过去，她将那里形容为圣保罗高中的社区中心和精神图腾。
早上8点，人流正如潮水一般从各个方向汇向礼拜堂。圣保罗高中拥有2000英亩土地，其上精心排布着100多幢哥特式建筑，蜿蜒的砖石路，广袤的林地，甚至还有几片湖泊。但是站在校园的任意点，都能看到礼拜堂高高的塔楼。实际上它不是圣保罗高中唯一的礼拜堂，还有一座更老的，自1856年建校伊始就一直沿用的老礼拜堂。阿尔达格说，老礼拜堂容纳不了所有的学生，但是全体新生都要在那里度过他们的第一个夜晚，所有临近毕业的学生也要在那里做最后的晚祷，这些首祷和晚祷被赋予了巨大的象征意义。而我们进入的这座大礼拜堂承载着更日常性的功能，每周的周一、周二、周三和周五，全校的541名学生和100名老师都会到这里汇集。当天正是世界地球日，不时有人提来巨大的垃圾袋，堆放在礼拜堂门口。原来是各个宿舍都将专门分类搜集的垃圾集中在这里，比拼哪个更大，这个象征性的比赛也是一种环境教育。
并不是每个师生都信教，更不是人人都信仰基督教，那为什么要天天走进礼拜堂？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每天早晨都要遵循的仪式中找到一些解答。这座1886年建成的礼拜堂是一座英式红砖建筑，从外面看很古朴，可是迈进厚重的橡木雕花巨门，就进入一个狭长昏暗的洞穴状走廊里，每个人的脚步都开始放缓，被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包围。管风琴低吟，拱形玻璃花窗将外面无瑕的草坪和建筑物隔离，天花板上高悬的铁艺吊灯发着柔光，好像飘浮在空中，把人带入一个虚幻的时空。照例先是一段祷词。但这段开场祈祷是只属于圣保罗的，是它的校祷词：“神圣的主，因这生命中的所有幸福，我们永远不会忘了要善良。请帮助我们在友谊中要无私，对不如我们快乐的人要关心，要乐于承担他人的负担。阿门。”之后的20分钟都是这段祈祷词精神在学校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先是一段音乐演奏，是3个学生的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合奏。旋律十分舒缓优美，我们正沉浸其中时，琴弦突然断了。师生们都起身鼓掌，鼓励他们继续完成演奏。阿尔达格告诉我们，这个环节每天都有不同学生的演奏或者演讲，并不一定十分出类拔萃，重要的是给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机会。之后是一段主题发言，发言人的视角并不局限于学校事务，她提到地球日，还有最近的印度教哈奴曼诞辰、上座部佛教新年、日本熊本县地震，号召大家为地震祈福。她提醒大家，礼拜堂中央悬挂的艺术品，正是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圣保罗的师生们为纪念死难者做的1000个千纸鹤，它将再一次唤起爱和同情。
在这个精心构筑的仪式性空间里，每个学生从开学第一天就被安排了固定位置。以长长的走道为中心，四排木雕座椅两两相对，就像球场看台一样。我们被带到最后一排靠近门口的位置，远离中心——外来者的边缘位置。“这个地方我们称之为‘棺材角’，因为坐在这里的是我们这群快要进坟墓的老家伙。”坐在邻座的鲍勃开玩笑说。他告诉我，座席是按照资历顺序排列的，紧贴走道的第一排是低年级新生，年级升高，座位也随之升高，离成年越来越近，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没什么经验的学弟学妹们。高年级学生上面的最后一排是老师，也是按资历排座次：刚来的那些靠近前方的讲台，靠近门口的则是返聘的老师们。
“圣保罗的等级设定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模拟和隐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西莫斯·可汗（Shamus Rahman Khan）专注于研究精英文化，多年前也毕业于圣保罗高中。在他眼里，圣保罗的学生们是离哈佛最近的一群高中生，他们中间三分之一的人会进入常春藤盟校。大学只是他们精心设计的生活的下一步。就像礼拜堂里的就座仪式赋予他们在圣保罗高中一个特定的位置，从这里毕业也保证他们会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对这些新精英来说，等级制度的确存在，他们是被选中的人。但是，不再像旧贵族体制下那样世世代代保留着座席，而是有拾级而上的规则，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在自己的位置上努力得到晋升。
礼拜堂不是学校里唯一一个让学生感受到等级和规则的地方。每周两次的正式晚餐也是精心设计的一个模拟社交场合。阿尔达格带我们去举办晚餐的食堂参观，其中最特别的一个有“哈利波特屋”的称呼，因为这里与小说里描写的用餐大厅惊人地相似，有高得惊人的天花板，巨大的吊灯翱翔在厚重的木质桌椅上空，深色木墙板上刻着早期校友们的名字。阿尔达格说，在这里的正式晚宴就像是一场礼仪实践，教学生如何吃得礼貌，如何与不太熟悉的人在餐桌边展开话题，如何区分在这种情形下什么是合适的。
几天之后，我们碰巧在布莱尔高中（Blair Academy）参加了这么一场正式晚宴，他们称之为家庭式晚宴（Family Style Dinner）。平时，即使在圣保罗或者布莱尔这样的贵族学校里，也弥漫着一种随意自在的气氛，我们甚至惊讶于女生们裙子的长度，或者男生穿着海滩衫夹脚拖的不修边幅。但是，在布莱尔的这个周二傍晚，他们在换下球场上的运动装后，匆匆忙忙地去梳妆打扮，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套上礼服裙和高跟鞋，仿佛要赴一场成人世界的彩排。餐厅里，每一张桌子上都有一份名单，在确保每桌都有一两个老师、几个不同年级学生的前提下，随机安排谁和谁一桌，一两周轮换一次。学生们兴奋地找到自己的桌号，对不熟悉的邻座有一些好奇。我们被安排在和学校的环境课老师罗伯特·梅里菲尔德（Robert Merrifield）一桌，也期待着和他聊聊前几天环境日的活动。但是，等到食物一上桌，这种兴奋感就减弱了，推车上只有一份水煮沙拉，一盘豆子和几片火腿，丰富度还不如一份早餐，让满心期待“晚宴”的我们落了空。不过想想，同时为600多人准备的几十桌一模一样的饭菜，肯定好吃不到哪儿去。更重要的是，这场晚宴并不是为了吃什么，而是怎么吃。我注意到，每张桌子都有一个学生做志愿者，承担了为每个人盛菜、添饭以及饭后收拾残局的工作。服务者与被服务者都十分坦然，这也是对志愿精神的一种认可和尊重。饭菜味道不佳，邻座的人之前也没见过几面，难道学生们不会觉得无聊吗？“这样他们才能学会怎么在陌生人中间开口说话。”梅里菲尔德老师告诉我们，“这是个机会。你永远不知道可以通过这次谈话交到什么样的朋友。如果你在这个场合下感到不舒服，对加入谈话觉得别扭，那下次吃饭时就要准备点什么。”西莫斯·可汗认为，重要的不是从细节上指导学生如何吃一顿正式晚餐。在这个信息时代里，关于柏拉图、古典音乐或是什么葡萄酒搭什么菜这样的知识不再是屏障，人人都可以获得。然而，懂得如何吃这顿饭，比知道点什么菜更有挑战性。学习规则是简单的，学习实践要难得多，因为要把抽象的知识放入现实生活中。看上去自然的素质，实际上要通过在圣保罗或者布莱尔这样的地方反复获取的经验和教训才能获得。这就形成了一堵透明的墙。
“等级和特权无处不在，但学校要确保等级是健康的、可流动的，要设定上升的规则，提供更多流动的机会。比如礼拜堂里按年级排座次，比如高年级学生拥有比低年级学生更多的管理权和自由度。”圣保罗高中校长迈克尔·赫什菲尔德（Michael Hirschfeld）告诉我们，这也有赖于圣保罗是一所全寄宿制学校，全美300多所私立高中里，要求全住宿的仅有6所，圣保罗是其中之一。虽然学校占地2000英亩，但是严格将学生数量限定在541人，学生、老师的比例控制在5比1，再加上宗教作为维系纽带，营造了一种亲密和约束的社区感。赫什菲尔德说，圣保罗一直是一种温和的家庭式基督教养育，这是他们延续传统的方式。
1856年，一名24岁的牧师带着新婚妻子和3个门生，来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镇，在当地一个医生捐助的乡间宅邸里成立了这所学校，年轻牧师亨利·科伊特（Hnenry Coit）成为第一任校长。现在对那段历史的描述版本是：到达后不久，3个门生中有2个开始学习，第3个被使唤着去钓鱼，不然晚上都没什么拿来下肚。圣保罗高中就是在这样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家庭式环境下开始的，以此为源头确立的一系列寄宿制学校改革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教育体系。后来的校长和董事们也竭力维持社区感，他们随后买下了学校周围的所有土地，从一开始的50英亩扩展到2000英亩，所有的教工都住在学校里，替代了很大一部分父母的职能，至今学生宿舍的门上也不上锁，鼓励老师们随时进出。校徽上有一个图案是一只鹈鹕从自己的胸部啄下一块肉来哺喂幼鸟，这反映了对教师为学生牺牲的期望。赫什菲尔德校长家里摆放着第一任校长亨利·科伊特用过的桌子，作为一种象征。赫什菲尔德1985年毕业于圣保罗，之后仿佛被一股奇特的力量牵引着回到这里工作了22年，成为第13任校长。他的家就在学校里面，太太也是老师，女儿从这里毕业，儿子还在这里读书。每周六晚上，他都会对学生们敞开家门，通常会涌入200多人在里面聊天、弹琴。每年3月还有一天“惊喜日”，学校会突然宣布全天停课，赫什菲尔德亲自带领9年级新生和老师到学校的森林里游玩。
寄宿制学校里建构的世界一直在变革。就像50多年前的一任校长马修·沃伦（Matthew Warren）在给校友的信里所说：“我们以微观世界的方式与现实接轨。有20多个国家在这里被这样或那样地代表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这里。我们提供奖学金给将近四分之一的学生。”赫什菲尔德校长对我们强调，目前圣保罗高中里国际学生的比例是17%，这其中来自亚洲或亚裔美国学生又占17%，“这一比例接近美国社会的构成。圣保罗的学生们必须学会如何在一个更开放的社会里脱颖而出”。
在哈克尼斯圆桌旁：批判思维与人文视野
“‘消息肯定不胫而走/说我独自住在房中/说我独自面对人生/说我除了上帝没有一个亲朋。’——这里暗示着，他之所以有不祥之兆，是因为他之前经历过？”学生A抛出一个问题。“对啊，这首诗以疑问开头是不是？——‘我在哪里听到过这风声/而今它变成咆哮的低鸣？’——他以前就听到过？”学生们开始低声讨论，他们似乎慢慢形成了一致看法。老师杰夫·斯坎伦（Jeff Scanlon）加入进来。“好，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进入《丧失》这首诗搭建的‘房子’的路径，打开了某扇‘窗户’，或者某个‘侧门’，比如语气、语调、押韵等等，让我再补充一点点关于作者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信息。你们觉得写这首诗时他多大年纪？”学生们纷纷猜测是70多岁或者80多岁。斯坎伦老师笑了，“其实他当时只有19岁，刚经历了失恋，看上去像饱经沧桑的老人了。不过，这首诗也像是一个征兆，他一生经历了很多亲人的离世，包括妻子和4个孩子。”我们参与的这堂课是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卢米斯·查菲高中（Loomis Chaffee）的高级英文课，也是AP课程（Advanced Placement，大学先修课程）。斯坎伦老师告诉我们，因为三周后要考试，这堂课进度比较快。他先通过一个特殊版本的朗诵，展开关于这首诗的课堂对话，引导学生围绕进入诗的各种路径来探讨，之后的具体分析都要学生在课下完成，包括阅读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其他诗，还有与之风格相近的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我也是圆桌讨论的一员。”斯坎伦说。
他指的是课堂上所有人围坐的这张桌子。我们一进来就发现，这间教室里并没有那种一排排的桌椅——老师在讲台讲，学生在下面听。整个屋子都被一张巨大的椭圆形桌子充满，桌边是13张椅子，可以坐12个学生，1个老师。圆桌侧面还有13块木板，考试时可以抽出来，再把椅子转90度角，就可以背对背了。这是一种围坐形式，更是一种教学方法——哈克尼斯圆桌法（Harkness Table）。这一教学革命得名于美国石油大亨爱德华·哈克尼斯。1930年，他决定向新罕布什尔州的私立高中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校（Phillips Exeter Academy）捐一笔钱，但提出了一个附加要求：学校必须实践一种他设想的教学法，让学生围坐在一张圆桌前，面对面地探讨和交流，老师在旁引导。因为爱德华·哈克尼斯发现，自上而下的授课方式，对于内向的孩子来说，永远会被忽略。他希望能借鉴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法，创造一种激发学生自由思考和辩论的课堂。他将每堂课的规模缩小到12名学生，课桌设计成椭圆形，便于彼此之间交流。这一教学法最特别的是，它强调每位学生根据自身的经验和学识去构建相关知识，以及质疑和辩论他人观点的能力。其中，老师充当主持人的角色，作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高级伙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使其保有持续的学习动机。而在实际教学操作过程中，老师的工作也只是避免使讨论演变成恶性争论，同时提供一些专业的解释和澄清，从而使学生对教学材料有更深一步的理解和掌握。“哈克尼斯圆桌法”最早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校开展，若干年实践过后，现在已经在很多高中普及，比如卢米斯·查菲高中、圣保罗高中，他们在包括科学、数学和人文学科在内的很多课堂上都采用了这种教学法。
我们旁听的这堂卢米斯·查菲高中的英文课，呈现出一种共同思考模式。作为课堂上穿针引线的人，斯坎伦营造的讨论环境平易近人，他将介入的尺度拿捏得恰到好处：他鼓励学生，挑战观点，提出新的问题，但并不给出答案，有些问题甚至他本人也不知道答案。这种教学方式与苏格拉底如出一辙：老师倾听学生的意见，启发式地把问题映射回去，迫使学生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学生必须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在聚光灯下以严谨的态度再次审视内心，剖析想法，以批判式逻辑来检查自己的思想。整个过程就是让学生在不舒适的环境中得到锻炼，不是被动吸收老师的观点，而是通过不断提出疑问，学会独立思考。斯坎伦说：真正的教育就是要教会学生从各种以讹传讹的“常识”中解脱出来，先要认清它，其次质疑它，最后从新的角度思考它，而不是被“常识”这匹蒙着眼睛的野马拉着跑。
哈克尼斯圆桌法的本质就是培养批判性思维，这也是博雅教育的核心目标。如同柏拉图著名的“洞穴”隐喻：“学习的力量存在于灵魂深处，每个人都能看见，但方向并不明确……把知识灌输给缺少知识的灵魂，就像是赐予盲人以视力。”也就是说，教育不是教学生他们不知道的东西，而是教他们如何独立思考。在我们去探访的这些顶尖高中里，普遍提供了如同大学般丰富的课程体系。他们的理念是，即使在高中，思维能力也可以通过反复训练达成。
圣保罗高中的人文课程体系就和大多数高中不同。学生不修英语、历史、社会科学这些课程，而是将这些课程都融会成一门课——人文课。12年级学生王佳尔（Muriel）一直想成为希拉里那样的“女强人”，她告诉我们，4年前，她拿到了新英格兰地区三所顶尖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之所以最后选择圣保罗，就是因为它将政治、历史、文学融为一体的综合人文视野。她向我们描述了圣保罗高中的课程框架：一学年有三个学期，新生每人每学期修五门课以上，人文、数学、科学和语言课都要延伸到整个学年。当学生升入更高年级后，就拥有更多课程选择。比如数学，大多数学生会一直学到微积分，之后还可以继续选修难度更高的线性代数和高等数学；高级科学课有机会选择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和银河系天文学；人文课更有50多种：从“当代爱尔兰文学和历史”，到“夏娃之女：宗教中的女性经历”“21世纪与全球化”，再到“中东之声”。人文系的课程介绍中流露着野心：“人文学科的老师滋养着好奇心，而且鼓励学生有自己的想法。三学年的交叉学科核心课程体系采用的是一个‘大问题’切入点，课程体系首先是文学和历史的结合，也包括了宗教研究、艺术史、哲学和政治学。首先培养的是针对课堂内容的激烈讨论、学术研究和批判性阅读与推理的技能。”
王佳尔说，人文课是从9年级的“人文Ⅲ”开始，她选修了希腊历史和莎士比亚，被要求无所不读，从《荷马史诗》到《古兰经》，同时也被要求无所不想：“什么是爱？”“什么是美德？”“宗教是如何改变世界的？”……10年级进入“人文Ⅳ”，她选了美国历史，11年级的“人文Ⅴ”则跨入世界历史的大门，比如欧洲部分从文艺复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王佳尔被激励着变不可能为可能，相信广袤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是可知的。她之后又进入辩论队，参加模拟联合国，并担任队长，在自己感兴趣的政治和历史方面越来越有信心。王佳尔刚刚确认被耶鲁大学录取，离自己的理想更近了。她给我看手机里和希拉里的合影，今年希拉里来新罕布什尔竞选时她专门过去听演讲，对她来说，希拉里是一种激励和启示。
STEM教育：下一代创新者
闫一川的面前是一艘2米多长的木船。尽管最外面一层还没有包裹完工，但在下午充足的阳光下，它已经展现出骄傲的曲线。这是闫一川的个人作品，他称之为一个“海洋建筑”。
这是布莱尔高中的创客空间（Maker Space）。12年级学生闫一川已经花了一年时间在这艘船上了，几乎每天下午来这儿一小时，画施工图，搭建鲸骨架般的船体结构，现在则是最后也是最难的一步——包裹船身。他对我们解释，因为船身是不规则曲面，需要弯曲木板，这一步骤一般是工业压制成型，而他要手工完成，于是在模型发烧友论坛上借鉴了蒸汽加热的办法。船身面积很大，而每个点的弯曲度不一样，他需要用五六十根木条，每天只能做两三条。今天又要重复这个步骤，他拿起一根1米左右的松木条包上湿纸巾以加速蒸腾，然后放入蒸炉，将炉内温度调至150℃，20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之后他只有5分钟来让木条弯曲依附在船身上，为防止它冷却后变形，还要用很多小夹子固定。闫一川告诉我们，做船的想法源于他一年前的建筑选修课，老师是一位兼职建筑师，有一次讲到海洋建筑，他联想到从小的航模爱好，于是向老师提出，想设计制作一艘木船。没想到学校同意了，让他在创客实验室完成，作为建筑课的结业作业，学校来提供资金和技术指导。他说，实际操作起来还是和小时候制作航模挺不一样的，小型航模是用塑料或者木头制作，比的是速度，这次更像是做木工。尽管经过了很多反复，但是看着这艘船一天天成型，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这个独立的创客空间离主教学区有一段距离，高大、空旷，门窗被漆成了五颜六色，看上去更像一个厂房车间。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千奇百怪，除了闫一川的木船，还有电吉他、遥控飞机、水培花园，甚至还有一个真人大小的机器人。这个名叫“InMoov”的机器人项目由9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合作，也是他们的计算机选修课作业。负责制作机器人身体的学生杰森告诉我们，InMoov很有名，它是3年前由法国人盖尔·朗葛文（Gael Langevin）用3D打印技术设计制作的。后来盖尔把这个作品变成一个开源项目，放在网上供全球创客们复制和改进，现在已经有300多人加入了。杰森说，他们想要在今年把InMoov组装完成，这个计划非常有挑战性，因为有上千个零件要打印、归档、安装和试验，而且源网站上的信息并没有详细的说明，更像是一个引导。如今，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机器人已经有了完美的胸部，面部基本成型，头可以转动，甚至可以和它握手了。计算机科学系主任山姆·亚当斯（Sam Adams）是项目指导，他将协作完成InMoov机器人形容为“将学生们带入未来”。
“这个团队合作项目需要每个人持续不断地学习和动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大大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他们之后进入大学和社会都是很重要的。”亚当斯老师说，除了这个创客空间，他们每周会在技术图书馆聚会一次，使用乐高头脑风暴系统进一步掌握搭建原理，这个小工具使得机械、电气和机器人编程变得不那么艰深了。每隔三周，他们还会去帕克街的创客空间，用桌上的开放笔记本电脑咨询网上达人，比如3D打印机的打印和组装难题啊，排除供电故障啊，计划推进受阻啊之类问题。“那是一个更大的创客空间和团队合作。”
12年级的罗南负责InMoov的电路板，他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他告诉我们，他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可能会在大学申请工程技术相关的专业。和他同年级的威尔选这门课，则是为了逃离舒适区。“做机器人太好玩了，即便是让它的手腕动起来这一步，也让我激动了好几天。”有20年计算机教学经验的山姆·亚当斯认为，激发起学生们对计算机工程的兴趣和热情，是这门课的最大价值。“这个机器人项目是现实的、复杂的，而且很有趣。它让孩子们想要做更多。”
创客空间是布莱尔高中STEM教育的一部分。所谓STEM，是将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四门学科集成的战略。早在1986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就发布报告，提出在大学里加强STEM教育，现在已经向下渗透到整个K-12阶段（美国基础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的统称），提升到培育“21世纪的科学家”的高度。STEM教育并不局限于四门独立的学科，而是更关注整合的价值。山姆认为，STEM教育以让学生参与活动、项目和问题解决为基础，提供了一种动手制作的课堂体验。目的是让学生今后应用所学到的数学和科学知识应对重大挑战时，能够创造、设计、建构、发现、合作并解决问题。
“创客空间就像一个大盒子，融合了物理、建筑、环境科学、技术、艺术等多门学科的实践，是一个STEM教育基地。”指导老师杰伊给我们讲述了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故事。这个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发现，尽管他们雇用了看上去最聪明的大学毕业生，但仍然在选择人员上犯了错。当一群人参与到实际工作中，那些解决问题式的工程师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他们或是把钟表卸成一个个的部件以了解其架构，或是做成比赛车的临时展台，或是建造高保真音响，或是修理电器——他们都喜欢用双手去“玩”。后来他们专门在入职面试中设立了“年轻人的游戏”模块。
“在学校里创造这样一个场所，让他们在这里使用一些工具、材料及专业技能进行创造，就是来发觉一个人的全部潜能。”杰伊说，创客们总是抱持一种“知道就能做出来”的乐观进取的态度，不断将新的想法转化成现实，这是值得鼓励的成长型思维模式。
（本文节选自本期新刊中《美国私立高中考察：博雅教育的视野》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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