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改制 六
2022-122
导致柴荣对佛教动手的原因很多，但要论最直接的那根导火索，可能来自千里之外的陇右。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三月，有秦州（今甘肃秦安）的百姓偷偷越过后蜀与后周之间的边界，来到都城开封请愿：请求朝廷出兵，收复七年前被后蜀占领秦、凤、阶、成四州失地。柴荣正有一统天下，重现太平的志向，只是一时还没想好先对哪一国下手，现在见陇右父老仍心念中原，不禁大喜，决计要对后蜀用兵。
用兵打仗，自然需要用到数量庞大的军需物资，而获取这些物资的手段，往大了分无非两种：
第一种方法，是放纵军队自己去抢。如辽国军队数次大规模南侵，其主要的后勤补给方式都是“打草谷”。这种补给方式的好处，是国家的负担很低，即使没什么钱，也可以发动战争。正因有这种方法的存在，所以历史上那些经济落后的游牧民族，在崛起之时常常能干翻经济水平与文明程度都比他们高得多的国家。
但这么干的害处也显而易见。首先，抢劫是一种非常低效，且极其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方式，因为财富本身不可能靠抢劫产生，得先有人将它生产出来，军队大规模抢劫，会极大的破坏生产，这与柴荣创建太平盛世的理想背道而驰。
其次，乱世的民众可不是沉默的羔羊，他们见惯了厮杀，也是会反抗的，有时战斗力还相当可观。辽军灭掉后晋侵占中原，又被中原军民的大起义中被赶走的事迹，还历历在目。而不久前，柴荣亲征太原不下，也与部分后周军队军纪败坏，强抢民财，致使不少北汉百姓结寨与周军对抗有一定关系。这些往事已经成为失败的教训，再要用兵，岂能不引以为戒？
所以，第二种方法才是正道：不管代价多大，战争的开销应该由国家承担。国家承担后勤，也有两种主要方法：一、是从各地征集物资，再让民夫送往前线。但因为古代交通运输系统比较落后，大宗物资远距离运输的效率非常低。一次远征，浪费在路上的军粮，常常比真正送抵前线的军粮多很多倍。所以，只要做得到，那最理想的补给方法就是：二、国家出钱，在战区或邻近战区的地方购买物资，就近补给。不过这又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钱从哪儿来？
咱们前文在介绍徐知诰、宋齐丘发起“顺义改革”时说过，自从唐朝中期开始推行两税法以来，通货紧缩便成为了中国经济的常态，国家发行的铜钱数量，远远赶不上市场交易的实际需求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财力。而佛教寺院，正是造成这一现像最重要的罪魁祸首之一。唐朝后期，每年开采出来的黄铜本就不太多，而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总会进入寺院，铸成庄严的佛像和各种装饰、法器，从而与流通绝缘，大大加剧了铜荒，进而导致钱荒。
进入五代后，钱荒越发严重，因为政局不稳，各朝大多没有精力也没心思重新铸钱，以至于直到后周初年，市面上流通的绝大多数铜钱竟然还是唐朝所铸，人们在交易时，只好用自欺欺人的短陌钱略加弥补。
如果说在五代的前几代，因为生产凋敝，钱币数量虽然少，但与之相对应的财富总量也少，铜钱不足的问题还不算太严重。可到了后周，在郭威与柴荣的治理下，中原经济强劲复苏，等新增的财富增加到一定程度，贸易流通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短板时，解决货币不足的问题，就显得十分迫切了。尤其是到了要打仗，需要花大钱的时候。
在实用第一的柴荣看来，为了即将到来的统一战争，不管他信不信佛，都不能再允许佛教寺院继续过多的浪费社会资源了！应该把那些可以铸钱的铜像、那些本可种粮交税的僧人、那些被寺院占据的田产，都解放出来，用于国家更需要的地方去吧！
于是，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五月一日，柴荣同时做出了两项重大决定：一、命镇安节度使向训、凤翔节度使王景等，统军讨伐后蜀。二、利用国家强制力，对佛教这个势力最大的宗教团体进行大改！
显德改制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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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周与后蜀的战争，咱们稍后再说，先来看看柴荣是怎么“灭佛”的。
首先，柴荣规定，要对目前后周境内所有的佛教寺院进行资格认证，只有那些有“敕额”的寺院可以保留，无“敕额”的寺院则一律关停。所谓“敕额”，是指朝廷赐给寺院的匾额，这种荣誉自然不是多数寺院有得起的，实际上，按这项规定，超过九成的寺院都必须关停！
为了缓冲大量关闭寺院带来的冲击，除了铜像、铜器必须上缴外，柴荣并不是简单地将被关寺院的房产、田产一概没收，仍然允许原先的僧人继续居住生活其中。只不过，他们的身份不再是出家人，而变成了国家的编户，免税、免役的特权从此不复存在。
那有“敕额”寺院里的僧人们，也别以为朝廷的新政策就与他们无关了。柴荣拿出整顿禁军的方法，也要整顿整顿后周的僧人们：你们以为想当出家人就能当出家人吗？哪有这么容易！都来考试吧，只有考试合格者才能留在寺院。
当时规定：只有能背诵经文一百页，或者诵读经文五百页的男信徒，才有资格当和尚；能背诵经文七十页，或者诵读经文三百页的女信徒，才有资格当尼姑。如果你连佛经都不会读，怎么证明你一心向佛？那还不是假和尚！
这个标准放在今天好像并不过份，但那可是在一千多年前，后周时民众的识字率虽然没有统计，但按常理推测，在那个重武轻文的乱世，应该不到百分之十（同时代欧洲国家的识字率均不到百分之十）。那么能够大量背诵和阅读经文的僧人比例，恐怕也不会太乐观。
大部分僧人自然失去了僧人资格，他们都被强制还俗，以后该交税交税，该服役服役，别再有二话。那些少数通过考试的人，朝廷发给度牒，即官方认可的僧人身份证，从此就是合法僧人，仍然可以免税免役。今后，如果有人要想出家为僧，也依照此标准考核办理，禁止私下剃度！
收铜铸钱，是柴荣新宗教政策的重中之重。已关闭寺院的铜制佛像、器具自然由朝廷收缴，而那些保留下来的合法寺院，官府会对它们进行评估，确定他们能保有多少铜像、铜器，凡超出部分一律在五十天内上缴，当然官府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如果五十天期限，还发现有当缴未缴的铜器，超过五斤以上即行斩首！
柴荣的旨意虽然雷厉风行，但佛教毕竟是当时东亚影响力最大的宗教，信众极广，对于虔诚的信徒而言，如此大规模的销毁佛像、法器，简直是罪不可赦！即使不是虔诚的佛教徒，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害怕毁坏佛像会天谴，也往往心存顾忌。很多大臣都很恐惧，也上疏请求皇帝冷静，人力不可胜天，千万不能同法力无边的佛祖做对啊！面对这巨大的阻力，柴荣会知难而退吗？当然是迎难而上了！否则那个人就不是柴荣了。
有一则出自野史的记载，说是当时在镇州隆兴寺，有一尊被列入了销毁名单的铜制大佛像，据说是极为灵验，所以没有人敢动手。柴荣知道这件事后，来到镇州，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亲自抡起大斧就把佛像给劈了！然后，柴荣晓喻众人：“佛是圣人，他为了拯救生灵，连真身都舍弃能饲虎，何况只是舍弃个铜身来造福百姓，怎么可能不愿意？如果佛祖真要怪罪，那就让朕一人承担！只要对万民有利，朕不会吝惜己身！”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柴荣又一次用他的勇者无畏，压制住了强大的反对声浪，将自己倔强的意志推行了下去。于是，难以计数的铜像、铜器流出寺院，流入了官家的铸币作坊，后周钱荒慢慢得到缓解。
显德改制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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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那些有了敕额，上缴了铜器，通过了考核的寺院、僧众，就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了吗？当然不是，官府会给每家合法寺院登记造册，里面有多少僧尼，多少财产，多少合法的佛像、法器，都要记录在案。这种册子一式两份，礼部留一份，地方政府留一份，每年四月官府都会组织人复查，一旦发现实际情况和册子记载对不上，胆敢私下度化僧人的寺院，就等候从重处理吧！
柴荣还特别强调，禁止寺院收留“弃背父母、逃亡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人等”。如果哪家寺院敢顶风作案，那敕额既然是朝廷授予的，朝廷当然也有权收回！换句话说，鲁智深如果生活在柴荣时代的后周，那肯定是当不上“花和尚”的。
另外，柴荣很反感当时僧人流行的一些自残式的苦行表演，所以还规定“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以及“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等一律禁止！这条禁令显然不能算是迫害佛教，而恰恰相反，是对僧人的保护。
回顾柴荣宗教改革的具体措施，那么用传统的“灭佛”一词来形容，显然是很不准确的，应该叫“限佛”更合适。柴荣从始至终都没打算消灭佛教，他只是通过极大提高佛教寺院和佛教徒的准入门坎，来限制佛教的势力的过度膨胀，让它变成一个相对小众，但更趋向高端的宗教。
柴荣达到他的目的了吗？据古史统计，经过这次大整顿，后周境内原有佛教寺院共计33054所，共废去30360所，保留了2694所，保留数仅占原佛寺总数的约8%。仍然保有僧籍的合法僧人还剩61200人，假如僧人还俗的比例与废除佛寺的比例相近（实际可能更高），那就至少有七十多万僧人重新成为了国家的编户，这个数字低于北周武帝灭佛，但高于唐武宗灭佛，对于可控人口数只有九百万的后周王朝来说，是对国力不容忽视的提升。
柴荣为佛教定下的规矩，虽然在后世不断被打折扣，但大体还是沿用了下去。从此以后，佛教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更加规范化，没有再出现过度的野蛮生长，也没有再与历代王朝产生过剧烈冲突。从这个角度看，柴荣的宗教改革应该算是“三武一宗”中最成功的。
不过制度这种东西，终究还是要由人来执行的，没有什么制度能够一直合理有效。有道是：只要思想一滑坡，办法总比限制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柴荣定下的制度也被后人玩出了匪夷所思的新花样。
举个例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条记载：在南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宋高宗赵构为表彰岳飞军队的军功，特赐给岳飞军度牒二百道。今天的朋友乍一看，是不是觉得很奇怪？难道“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武穆也是个一心向佛之人？要带着亲戚朋友一起遁入空门？
当然不是这么回事。而是因为一旦得到一份度牒，就有了合法僧人的身份，同时也就有了免税、免役的特权，这是多少人想得到的待遇啊。有了需求，就有了市场，就有很多人走后门，用不那么合法的手段花大价钱购买度牒。北宋后期，国家财政常常入不敷出，有些聪明的脑瓜子就想到：度牒这玩意儿，礼部每年都要发一批，如果只发给那些考试合格的和尚，是多大的浪费啊！如果拿来卖，将可以解眼前缺银子的燃眉之急！
这个口子一开，度牒就不仅仅是僧人的身份证，同时还变成了一种很特别的货币，可以买卖、转让，在南宋初的比值大约是一道度牒合钱五百贯，而且非常坚挺从不贬值！从此，能不能当上合法僧人，通常就不是看你的佛学修为，而要看你的“钞能力”了，至于这些靠着“钞能力”得到度牒的“合法僧人”，可能根本就不出家，继续喝酒吃肉、娶妻生子。所以，朋友们明白了吧，岳飞得到的那笔赏赐，并非二百个出家名额，而是二百人份的免税许可，或相当于十万贯的巨款！
真想不出，柴荣如果泉下有知，该做何感想？
显德改制 九
2022-125
再回头说说柴荣最重视的收铜铸钱。除了针对佛教的限制，他还将对铜器的限令推广至全社会。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九月一日（即限佛令开始后的四个月），柴荣下达了《令毁铜器铸钱敕》，规定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铜镜，并寺观内钟、磬、钹、相轮、火珠、铃铎”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
具体措施是：凡拥有铜器的人家，须在限期内上缴给官府，缴铜一斤，官府补偿铜钱一百五十文。正常情况下，一斤铜可铸钱一百六十六文，如果出售可得钱更多，但如今在柴荣严厉的禁令下谁敢买啊？所以有铜器的人家还是比较“踊跃”地向国家上缴铜器。
那把铜器藏起来不上缴会怎么样？敢与国家长远利益对抗的人，大周天子下手可不轻！新法规定：私藏铜料超过一两至一斤者就可以判徒刑两年，知情不报者同罪，失察官员杖七十，而举报者可赏钱十贯。依引类推，私藏铜一斤以上至五斤的，犯案者徒三年，失察官员杖九十，举报都赏钱二十贯；私藏铜超过五斤的，犯案者斩首！失察官员杖一百，举报都赏钱三十贯。看看在这种处罚力度下，还有谁活够了敢犯铜禁？
除了在国内加强对铜资源的管制外，柴荣还在国外寻求铜源。正巧，古代的朝鲜半岛就盛产黄铜，后周方面便派官员出使高丽，指明用绢帛交换黄铜，仅一次便购铜五万斤。
通过这一系列手段，后周终于有了比较充足的货币供应，但这只是达成了柴荣经济改革的阶段性目标，要让货币流通起来，带动商业繁荣，真正搞活经济，才是柴荣真正的目的。
唐末五代以来，阻碍商品流通的因素，远不止货币短缺一项。除掉战乱这种不可控因素外，最有可能让商人血本无归的大杀器，便是各地林立的税卡。
本来，唐末藩镇割据，各藩镇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在各自辖区的边界、要隘设卡收税，已经让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好容易等李存勖统一北方，按常理说，即使只为了中央集权，削弱地方，也该削减税卡。但李存勖偏偏又任用敛财能手孔谦当租庸使，孔谦为了讨李存勖欢心，就要让短期利益的最大化，于是税卡不减反增，遍布各交通要道。商人如果长途贩运，每每雁过拔毛，毛再密的大雁也会被拔秃。这样干下去，正常的商业活动就很难延续，商人们要么用行贿来逃税，要么用行黑道搞走私来避税，要么干脆改行，从此远离商税。总之，重税之下，要当个守法商人的都被堵死了。
自己就当过小商人的柴荣，对此的体会自然比一般人更深刻，所以他上台后，很重视对商人让利，将前朝延续下来的税卡制度进行了初步整顿，减少税卡，降低税率。其中，耕牛的交易是一个重头。柴荣认为牛是重要的农业物资，所以在郭威取消牛皮专卖的基础上，又下令各税卡禁止收取贩牛的关卡税。对于交易税，柴荣将税率仅仅定为2%，那么过路税自然应该更低。降低的商税给商人留下合法的利润空间，也就为之后商业的逐渐繁荣提供了基础条件。
通常，繁荣的经济也需要一座繁荣的伟大都市来作为中心，在后周朝，能够担当起经济中心这一职能的都市，自然首推都城开封。但柴荣放眼看看脚下的首都，很难对这座城市感到满意。
开封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相传早在夏朝时，第七代君王帝杼，就在今开封城东北约四十里处建了一座“老丘”城，并定都于此。如果说夏朝还处于半传说时代，记载不太可靠，那么开封地区最早的建城史也可以推到春秋时代。春秋初年的雄主郑庄公有心扩张势力，便在自己的东境修筑了一座仓城，以“启拓封疆”之意，定名为“启封”，等到了西汉时，为避汉景帝刘启之讳，“启封”又改名“开封”。不过要注意，这座“开封”城并不是后来的开封，而是后来另一座有点儿名气的小城：朱仙镇。
战国时代，魏惠王在启封之北建“大梁”城，定为国都，后世的开封才真正上线。魏国灭亡，大梁没落，到了汉代，改名为“浚仪”，与开封同为县城。隋代大运河建成后，由于浚仪县的位置正好处于大运河与汴水、济水（当时的黄河在郑州附近分成南北两道流入大海，其中的南道即为济水）的交汇之处，其商业地位一下子显赫了起来。武德年间，唐朝干脆废弃了开封县，将辖区并入浚仪县，之后又升级为汴州（唉，也不知道“浚仪”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明明是它吞了开封，可后世人们记住了开封，忘记了它的本名浚仪）。
显德改制 十
2022-126
从五代开始，这座城市有了迈向世界级大都会的机遇。首先，朱温以汴州起家，创建后梁，汴州顺理成章地成了后梁都城，虽然稍后朱温迁都洛阳，但末帝朱友贞又迁了回来。后梁亡国后，中原政治中心一度再迁洛阳，但等石敬瑭称帝，再迁汴梁。
到柴荣继位时，开封已经做了中原王朝29年首都（做后梁都城前后两段共13年，后晋都城10年，后汉都城3年，后周都城3年）。但软件虽然升到顶配，硬件却一直没有跟上，仍然与朱温上任宣武节度使时的汴州城相差不大，大量的人员和官僚挤进狭小的城区，越来越显得不协调，人口密度过大带来的各种弊病丛生。
柴荣对旧城越来越不满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人物喧阗，闾巷隘狭，雨雪则有泥泞之患，风旱则多火烛之忧。每遇炎热相蒸，易生疾沴。”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四月十七日，柴荣下发了《京城别筑罗城诏》，也就是宣布将在老开封城修筑一圈外城（即罗城），以便分流老城区的人口、机构，让这座城市更好的行使行政与经济中心的职能。
扩城的第一步，是制定计划，划定外城的城址轮廓，立下标识，迁走新城区内的坟墓。显德三年（公元956年）正月四日，扩城工程正式展开。柴荣趁着农闲时节，征发了民夫十余万，由京城都巡检韩通为工程总指挥，左龙武统军薛可信、右卫上将军史佺、右监门卫上将军盖万、右羽林将军康彦环分别负责四面的工程。
在此，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对后续历史有一定影响力的韩通。韩通，太原人，少年时应募当兵，因身强力壮，作战英勇，逐渐升为军官。在郭威讨伐李守贞的战争中，韩通立下先登之功，被提升为奉国都虞侯，得到郭威的重视。不过，之后韩通的事迹，好像更多的与土木工程相关，而非战功。如广顺年间，黄河在郑州境漫过堤坝，灌进河阴仓城，韩通便带着一千二百名士卒疏浚了汴口（黄河与汴河交汇处），重筑河阴城，减轻了灾害；高平战后，柴荣大举进攻太原，韩通负责挖地道攻城，但未获成功；显德二年间，韩通受命到周辽边界的深、冀二州，疏浚葫芦河，同时构筑北境防线。在时时受到辽军游骑袭扰的不利条件下，韩通一边打仗一边施工，仍然以极高的效率完成了静安军、束鹿、鼓城、祁州、博野、安平、八桥、五强等一系列筑城工程，其中最长的用时四十天，最短的用时仅十天！
看看这些，朋友们大概就明白柴荣为什么会把扩建都城的大工程交给韩通负责了。事实证明，这个任命是非常英明的，柴荣原计划将历时三年才能完成的扩建工程，硬是让韩通在半年之内就加班加点地干完了，而且工程质量非常过硬，使得华夏历史上的又一座宏伟名城拔地而起。不过，韩通这个人大概是因为太有责任心，太讲求工作效率，对同僚和下属极其严厉，导致他的情商非常差，脾气很坏，人送外号：“韩瞪眼”。
在韩通瞪着眼睛指挥督促下完成的开封新城，将旧城完全包在了中间，周长为大“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面积大约在三十平方公里上下，这个大小虽然不到之前被朱温拆毁的唐长安的一半（八十四平方公里），但也再次确凿无疑地让当时世界最大都市的桂冠重归华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开封的扩建，其建城理念与隋大兴城（唐长安的前身）兴建大不相同。
大兴（长安）城是典型的里坊式结构，全城整齐划一，由宫城、皇城、二十五条主街、一百零八个坊组成。每个坊都是标准的四边形，四面都修有围墙，围城上不允许随意开门开窗，是相对封闭的街区，坊内居民只能通过固定的坊门出入。所以，即使在盛唐时的长安，除东市、西市外，走在其余大道上，你从两旁能够看到的除了围墙还是围墙，感觉不到多少繁华。里坊制的好处，是便于官府管理，但对于发展经济，是一种桎梏。
而柴荣在扩建开封时，就明确规定：除事先标识好的街道、仓库、营廨等国有设施外，其余地段都交由民间随意建房，官府不加干涉！这也就意味着，开封的建设，要比唐长安自由灵活地多，不再由封闭的里坊组成，大街两旁只是围墙，可以有鳞次栉比的商铺、酒店，可以有熙熙攘攘的人流，并最终组成《清明上河图》中的繁华印象。
当然，街巷制取代里坊制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漫长演变的，开封城的扩建只是其中一个重要节点，并非之前全是里坊，之后全是街巷。但从此后街巷基本取代了里坊，直至清末，中国城市的面貌就不再有特别大的变化。这也是马末都先生所言：“唐以前近乎古，宋以后近乎今。”的重要例证。
宋都开封（大图为旧城，左下小图为新城）
中国四座古都同比例对比图
显德改制 十一
2022-127
一橦房屋的售价高低，除了看这橦房屋本身的品质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它所处的位置。同样的道理，开封之所以能够取代长安、洛阳两大古都，成为中原王朝新的长期政治中心，其最大关键也不在于开封城修得好不好，而在于它身处当时中原最大的物流中心，并因此带来的经济优势。
不过，这个优势并非天然生成，而是靠人工挖掘的大运河连接黄河创造出来的，因此也需要不间断的投入人工，让大运河与黄河都能正常运转，才能将这个优势长期维持下去。
但是很不幸，五代由于战乱频繁，出于军事目的，经常人为破坏堤防，使得这个时代成为了中原水患的高峰期。在五代的五十三年间，黄河决口了十八次，平均每2.9年就要决口一次（与之对比，李唐二百八十九年间，黄河决口二十一次，平均每13.8年决口一次）！
黄河决口，使得大运河的水量减少，再加上南北对立，阻断商路，无人维护，运河也随之淤积。如粱晋争雄之时，徐温有一次为呼应李存勖，沿大运河发起的北伐，就发现运河很多地段已经不能通行大船，只能用小艇运粮，军事行动也随之受阻。
另外，大家都知道一句名言：“要想富，先修路”，但古代没有汽车、火车，最高效的运输手段是河道水运，故而在当时修河等同于如今的修路。柴荣对此有十分深刻的认识，所以等到他当政，不管是为了繁荣经济，还是为了向南方用兵，治理水患，重启漕运，都成为了这位雄心勃勃的皇帝面前绕不过去的大问题。
就在柴荣刚刚继位的显德元年（公元954年），黄河又在杨刘决口，洪水冲入齐、棣、淄、郓、青等州，毁坏民舍、农田不可胜计！由于灾情严重，仅靠地方政府无力救灾，柴荣便派宰相李谷奔赴灾区指挥抗洪。李谷不愧为一代能吏，他征发了六万民夫，苦干一个月，终于堵住溃口，并稳固了黄河大坝。
随着黄河水患得到初步控制，开封新城的扩建，以及柴荣即将发起的南征，治理汴河便顺理成章地纳入朝廷工作日程。所谓汴河，就是原先隋朝大运河中的通济渠这一段，连通黄河与淮河，唐末以来，淤塞极为严重。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十月，柴荣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负责疏浚汴河。由于柴荣雄心太大，同时进行的大事太多，让整个国家都处于满负荷动转状态，所以汴河疏浚工程要到显德五年（公元958年）才最终完成。
那么汴河工程进行期间，都有些什么大事发生呢？因为对南唐的战争，是本文之后的重头戏，现在先不提，就说说同类。汴河的事儿还没完，柴荣就又启动了治理蔡河、开挖五丈河两项大工程。
其中的蔡河位于开封城南，古称鸿沟，是一条极古老的运河，今天象棋棋盘上的“楚河汉界”指的就是它。经过柴荣的治理，蔡河重新通航，连接了汴河与颍水；五丈河位于开封城东，柴荣用它代替已经淤塞的济水（南黄河），流入梁山泊，再入渤海。这一系列治河工程完工之后，形成了一个以开封为中心，辐射向四方的水运交通网，南到长江，北到渤海的大型商船都可以直达开封，全国的漕运系统重新被启动，富商巨贾纷纷涌现，为之后北宋的经济超越盛唐打下了基础。
在通过筑城与治河，打造了支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硬件同时，柴荣也在修订法律，为打造支持发展的软件方面做出了努力。
五代的刑法是以唐律为基础的，但大概是乱世需用重典的原因吧，后梁、后唐、后晋都对唐律进行了修改，总体来说越改越严厉。后汉朝更是把严刑峻法当成了立国之本，史弘肇、苏逢吉执法者，动辄连坐，滥杀无辜的记载充斥于史书！
等郭威开国，为推行仁政，便给后晋时制定的《天福编敕》打了点儿补丁，加了一份《大周续编赖》附在其后，但全面改良刑法的任务，他还来不及完成。
显德改制 十二
2022-128
等到柴荣继位后，他专门腾出时间阅读了前朝留下的刑法条文，认为它们已经不适应时代。首先，条文过于繁复，文词又过于艰深，别说不识字的人听不懂，就算识字的人也不一定看得懂。这样一来，就为“贪滑之徒”钻法律空子留出了广阔空间。其次，时代的演变会让一些条文变得过时，“便于古而不便于今”。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这套旧法，光打补丁已经不行了，需要版本大更新！
显德四年（公元957年），柴荣让尚书、中书、门下、御史台等部门的官员共同商讨修订一部新的刑法。经过多方协商审议，最终于显德五年（公元958年）七月推出了《显德刑统》。虽然《显德刑统》原文今已不存，它在历史上也仅仅通行了五年，五年后即被赵匡胤下诏修订的《宋刑统》所取代，但一般认为，《显德刑统》与《宋刑统》的差异应该很小，大部分条文是相同的。
《宋刑统》与之前唐律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完善加强了工商业方面的立法。考虑到柴荣曾经的小商人身份，以及在执政期间对发展工商业的重视，这部分内容很可能就是《显德刑统》留下的遗迹；
二是推出了“折杖法”。所谓折杖法，就是可以有条件的将死刑以外的其他刑罚，折算成“臀杖”和“脊杖”两种杖刑。比如说，你本来被判了徒刑，要蹲几年大牢，但只要吃得住痛，也可以改成一顿板子，然后就刑满释放。折杖法的推行，是为了纠正五代以来刑罚过于严苛的弊病，使得“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算是一种仁政（不过，为了防止某些不怕疼的亡命徒乘机犯法，特别规定对一些恶性重犯不得采用折仗）。我不清楚折杖法究竟是出自柴荣的意志，还是赵匡胤的想法，但扭转五代的过度暴力，让社会风气转向文明，无疑是这两位优秀君主一脉相承的奋斗目标之一。至于
以上，咱们简单介绍了柴荣在内政建设方面的主要措施，可知他在位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真是个工作狂，他的改革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超过了除他以外五代十国的任何一位君主！如果与前任郭威比较，那么大致可以说：郭威统治的侧重点在于改善民生；而柴荣统治的侧重点则在于富国强兵。
郭威的改善民生，目的只在于让受尽苦难的中原百姓能够喘口气。而柴荣的富国强兵，志向就远大的多了，是为了统一天下，重现太平，开创一份千秋伟业！
这当然不是我说的，而是柴荣自己说的。据《五代史补》记载：柴荣听说自己的一位心腹重臣王朴精通术数，就找了个机会很从容地问他：“朕将在位几年？”王朴答道：“陛下做事将天下苍生放在心上，上天自然会降下福荫。以臣浅陋的学识推算，三十年之后就不知道了。”这话说得很模糊，但柴荣听罢，认为这表示自己将在位三十年，大喜道：“如果真如卿所言，寡人将用十年来平定天下，十年将养百姓，再用十年创建太平，足够了！”
没错，按柴荣的想法，自己执政头十年的主要目标，就是大张挞伐，统一天下！那大周天子在这方面干得怎么样？他有可能达成自己的目标吗？下面，就让我们重新回到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四月，看看一场战争的展开，与一个战略的形成。
平边小试 一
2022-129
事情，要从这个月柴荣给朝中大臣布置的一项作业说起。四月十三日，柴荣召见宰执大臣，对他们说：“最近阅读史书，看历代君臣治国平天下的事迹，真是不容易！朕也常常思考，要怎么做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然而却不得要领，以至食不甘味，寝不安枕！特别自唐、晋两朝失德以来，乱臣贼将频出，僭越窃位之徒众多！如今中原虽然稍稍安定，但吴、蜀、幽、并（指南唐、后蜀、被辽国割去的燕云，以及北汉）等地依然脱离疆土，不沾王化。要怎样治国理政，恢复一统？请诸臣大胆畅言，提出自己的想法。”
言罢，柴荣要求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等二十余名大臣按要求写两篇命题作文，题目分别是：《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新、旧五代史记为《平边策》，资治通鉴记为《开边策》）。不多日，这次政论文征文大赛的作品纷纷交到柴荣案头。这些文章多数没什么新意，就是写了些“修文德，来远人”之类，放在当时属于政治正确的废话。唯独翰林学士陶谷、御史中丞杨昭俭、给事中窦仪、比部郎中王朴四人的文章，有让柴荣满意的实质内容。其中，又数王朴所写的《平边策》最有见地。此文作者，就是那位据说精通术数，让柴荣发下三十年誓言的人，他可以算是柴荣心腹文臣中的第一人，值得我们稍加简介。
王朴，字文伯，郓州东平县人，自幼聪慧过人，好学善文，于后汉乾佑三年（公元950年）考中进士，然后授官校书郎，被安排到当时权势极大的枢密使杨邠手下做事。杨邠很欣赏这个年轻人，甚至让王朴搬到自己的府邸之内居住，器重之情，溢于言表。初入官场，就靠上了朝中数一数二的大粗腿，这是多让人羡慕的事。但王朴以远超常人的敏锐，立即嗅出后汉朝堂潜伏的危机，他预料到杨邠很可能要出事，便早早寻了个理由辞职归家。果不其然，不久后汉隐帝刘承祐谋杀史、杨、王等三大臣，住在杨邠府内的门生、宾客也惨遭池鱼之殃，只有王朴因见机的早，幸免于难。
之后后周建立，柴荣坐镇澶州，四处招揽人才，王朴前去投靠，遇到了第二位欣赏自己的上司。王朴也认定，柴荣不同于杨邠，是值得自己效力终生的人，因此也尽心竭力，知无不言。
王朴的《平边策》是这样写的：
“唐朝（后唐）失道，失去了吴、蜀，晋朝（后晋）失道，失去了幽、并，弄清楚他们为什么失去，就能明白怎样恢复。刚开始时，不外乎君王昏庸，导致政治混乱，军队骄横，民众穷困，奸邪小人弄权于君主近前，骄兵悍将作乱于边疆藩镇！这种种现象，初始时好象只是些小事，小事不处理，就拖成了大事，等大事压不下去，天下离心，人不用命 ，叛臣自然便能割据称王，使疆土沦丧！吴、蜀就是这样窃号于一方，幽、并也是这样被夺走的！”
“如今要做的事，必须纠正唐、晋两朝犯下的错误，总结就是：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时，用能去不能以审其才，恩信号令以结其心，赏功罚罪以尽其力，恭俭节用以丰其财，徭役以时以阜其民。把这些都做好了，待仓库充实，物资完备，人心可用之时，便可举兵征伐。敌国的民众，见到我们政通人和，上下同心，兵强财足，有必取天下之势，哪还会有抵抗之心？届时，知晓虚实的人会为我们充当间谍，知晓山川的人会为我军担任向导。得到人心的支持，就是得到天意的支持！有了天意的支持，岂有不成之功？”
至于统一天下的具体步骤，王朴的观点是“攻取之道，从易者始”，也就是说，和大家打游戏的顺序差不多，先刷小怪练等级，待等级够了，实力强了，再去打大BOSS。那么，谁是小怪呢？李璟同学最好回避一下，因为王朴接下来的话有点儿伤南唐皇帝的自尊。
“如今看来，就是吴国（南唐）比较好打。其国东至大海，南至大江，与我们的边界差不多有两千里长，他们根本无法处处设防。我们可以挑选其中防御薄弱的地段下手，先发起袭扰式进攻，他们东边有准备我们就进攻西边，西边有准备就进攻东边。敌人接到报警，必然调集军队救援，他们就会我们牵着鼻子，东奔西跑。在吴国军队的往来运动中，他们的破绽就会暴露出来，我们就可以充份了解他们各支军队的虚实强弱，然后制定精准的作战计划，避开强敌，打击要害！”
平边小试 二
2022-130
这段论述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似乎也有问题：让南唐军队东西奔走救援要地的同时，难道后周军队就不需要东西奔走来调动敌人吗？对此，王朴的解释是：“南方人一向胆小懦弱，哪怕只接到一点儿小小的边界警报，也会慌慌张张地出动最大兵力救援，所以我们只需用少量兵力就可以调动对方的大军。而大军行动，那就在烧钱，如果大军连连出动，用不了多久，吴国便会陷入民穷财尽的窘境。等对方不能再出动大军，就证明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就可以真正出动大军，长江以北各州，将被我们一举夺取。之后动员江北的人力、船只，则江南也很容易到手。”
“待扫平江南，岭南（南汉）、巴蜀（后蜀）甚至都不必动用刀兵，一纸诏书，就可能召至。就算他们不主动归顺，则大军四面并进，蜀地也不难平定！等统一了南方，移兵北伐，燕云之民久苦于异族统治，必然望风归附！只有并州（北汉）是我朝誓不两立的死敌，不可能以恩义诚信诱降，只能以强兵攻取。不过自高平战后，他们国力己竭，士气已丧，成不了我们的大患，可以放存最后解决。”
“而今，国家兵强马壮，器甲精良，军令严明，诸将用命！今年夏、秋，可在各出发阵地积蓄军粮，到了明年，大军即可出动平边！臣只是一个书生，本不足以论大事，至于方略是否合理，如何随机应变，还要陛下决断。”
王朴这篇《平边策》在历史上非命有名，常被后人拿来与诸葛亮的《隆中对》相提并论，之后在柴荣与赵匡胤恢复统一的战略规划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不过，就像文中的最后一句“如何随机应变，还要陛下决断”，不论柴荣还是赵匡胤，都没有严格按照《平边策》中所写的步骤行事，而是进行了一定修改。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毕竟《隆中对》最后顶多算成功了五成，《平边策》最后起码成功了八成，已经很可以了。
柴荣看到这篇高论，自然很高兴，马上提拔王朴为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然后，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后周皇帝在王朴的大战略之外，发起了对后蜀的战争。那么，此时的后蜀是个怎样的国家呢？
这一年（公元955年），已经是后蜀后主孟昶在位的第二十一个年头，如果小结一下他这已经不算短的帝王生涯，那么大致可以说：他比前两位蜀后主（刘禅、王衍）都要强不少，如果不是后来运气不好的话，完全可以算一位合格的守成之君。
较之前蜀后主，后蜀后主有一个先天的优势：他有一位好母亲。孟昶的生母李太后，是一个性格柔和，生性俭朴，很重视子女教育的贤明妇人。她原是李存勖的嫔御，后赏赐给孟知祥（另一说，她本是孟知祥正妻琼华长公主的婢女），因生下孟昶，在孟知祥称帝后被立为贵妃。李太后见证了孟知祥从一任节度使到一方帝王的全过程，与儿子一起当过朝不保夕的人质，也陪着丈夫经历过征战杀伐，深知这一方基业的来之不易。
既然不易，李太后便处处以前蜀的徐太后姐妹为诫，不但洁身自好，对儿子的要求也很高。据《玉壶清话》载：“李氏有贤识，昶在国或纵侈过度，往往诟挞于庭。”
在李太后的教育下，少年继位的孟昶，表现已十分老成。他如何一步步排挤掉后蜀那些开国元老，收回大权的事，咱们前文已经说过，可以说，过程是稳重的，手段是高明的。光这一点，王衍就从来没有做到过。
同样作为蜀地的帝二代，孟昶清楚知道，前蜀的王衍是怎样骄奢淫逸以至亡国的。所以在掌握权柄之初，孟昶对治理国家表现出很强的责任心。他曾对自己的近臣李昊、徐光浦说：“王衍为人轻薄浮躁，做事不踏实，就喜欢写些淫词艳诗，朕一定不会像他那样！”
平边小试 三
2022-131
起码在执政前期，孟昶是说到做到的。比如，为澄清吏治，教育后蜀的官员们不可贪污腐化，孟昶以诏书的形式，于后晋天福七年（公元942年）颁布了他这辈子最著名的作品《官箴》：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
托之令长，抚养安绥。
政在三异，道在七丝。
驱鸡为理，留犊为规。
宽猛得所，风俗可移。
无令侵削，毋使疮痍。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赋舆是切，军国是资。
朕之爵赏，固不逾时。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为人父母，罔不仁慈？
特为尔戒，体朕深思。
其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后来让宋太宗赵光义摘抄了去，做成警告官员的《戒石铭》推广全国，并延续历代，一直用到民国。
光靠思想教育，效力肯定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有效压制腐败，后蜀的贪官污吏还是层出不穷，孟昶就严惩几个过于冒头的，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比较典型的，如眉州（今四川眉山）刺史申贵。申贵本是孟知祥的潞州（今山西长治）老乡，参与了后蜀的建国战争，算是开国功臣中的二流人物。孟昶继位后，申贵官拜卫圣都指挥使，又先后担任了昌、渝、文、眉四州刺史。
申贵为人贪婪，每到一地上任，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把州中富民抓起来诬陷为“贼”，然后大刑拷问。家属如果钱送的及时，送的到位，还可以破财消灾，如果贿赂数量不能让申贵满意，就往往家破人亡！申贵之前在远离成都的昌州、渝州、文州这么干，都没遇上太大麻烦，于是到了紧邻成都的眉州，已经养成路径依赖的他依然贪暴如故。有一天，申贵一时得意，竟然指着监狱的大门对左右说：“这就是我家的铸钱炉啊！”
把监狱当铸钱炉用的申贵终于被人告了御状。孟昶得知，勃然震怒，将申贵逮捕下狱，经过调查，证实了他的犯罪事实，遂被免去眉州刺史一职，降为维州司户。申贵被押运至半路，孟昶再降一道诏书，赐其自尽。申贵被论罪处死，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让后蜀的官场风气有所好转。
申贵一案给孟昶提了个醒，为了防止官员对自己的蒙弊，更方便的了解民间情况，这位后蜀皇帝于后汉乾佑元年（公元948年）设置献纳函，规定不论百官还是百姓，有冤情、有意见、或有建议者，都可以投书函中，上达天听。
另外，孟昶看着父亲留下来的旧臣，也越来越不顺眼：这些靠着军功升上来的官员，多是粗人，长于征战，不擅于治理吧？于是，孟昶开始在蜀地逐步以文官代替武职。为了规范文职官员的任免，孟昶于后汉乾佑二年（公元949年）重置“吏部三铨”与“礼部贡举”。
“吏部三铨”，指的是让吏部对已经通过科举考试、捐纳、起复等方式，具有做官资格的人员，进一步考核，以便根据其品行、能力授予官职的制度。其中吏部尚书负责五品至七品官的铨选，叫作“尚书铨”，吏部左、右侍郎负责八、九品官的铨选，叫作“东铨”、“西铨”，合起来就是所谓的“三铨”。
“礼部贡举”指的就是礼部主管的科举考试，原本唐代的科举根据其考核内容的不同分成六科：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孟昶重置后调整了科举考试的科目，据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称，出现了诗、赋、策题等新科目，只是由于史料流失，详细情况不明。
孟昶通达下情、整顿吏治的种种措施，因为记载不全，我们无从知其全貌，但效果应该还是明显的。证据一：是后蜀在孟昶时代，经济非常繁荣。到了后汉乾佑三年（公元950年）时，蜀中一斗米只卖三文钱，国家的赋税和劳役都很轻，公私仓库储满了粮食金帛。成都城也经过了美化，到处种满了孟昶喜爱的芙蓉，每至八、九月间，芙蓉花开，满城锦秀，美不胜收。成都因此继“锦城”之后，又有“蓉城”的别称。民众的生活也平和安乐，具体描写可见《蜀梼兀》：“屯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一片太平景象。那么这种繁荣是否仅属于少数富人呢？显然也不是，因为证据二：孟昶在蜀地很得人心，颇受百姓爱戴，直到他后来亡国，被俘北上之时，沿途不断有百姓自发为其送行，“万民拥道，哭声动地！”
平边小试 四
2022-132
不过，孟昶统治的弊端也显而易见，随着国家逐渐富庶，后蜀皇帝的生活品味也渐渐由俭入奢，开始纵情声色，挥金如土。据说他连尿壶都要用七宝（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琥珀、珊瑚）做装饰，让后来看到这把尿壶的赵匡胤颇受震撼：连溺器都如此豪华，那他的食器该用什么来做？当然，人家有钱就可以任性，只要没伤害到后蜀的经济发展，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孟昶时代后蜀真正的大问题，是军事实力的大幅度衰退，手捧着金饭碗，却没有了相应的自卫能力，这不迟早要挨揍吗？
孟知祥开国时的后蜀军队是很有战斗力的，在他提拔的赵廷隐、李仁罕等名将指挥下，这群虎狼之师逼杀了夏鲁奇，赶跑了石敬瑭，又在鸡踪桥一战摆平董璋，这才雄踞蜀地，称号建国。等孟昶继位，用了种种手段将这些老将们或清除，或排挤，虽然这么做的动机有很强的合理性，但问题是孟昶有没有能力挑选合适的新人，来顶替老将们留下的空缺呢？
我们就来看看被孟昶看中的两位“大将之才”吧。
第一位，叫王昭远。这王昭远本是成都的一个孤儿，出身贫苦，被一名法号“知諲”的和尚收为侍童。孟知祥入主成都时，在官衙大办法事斋僧，王昭远随知諲和尚参加。孟知祥见这小童聪明伶俐，就将他要了过来，充作孟昶的侍读书僮。于是，两个少年一同长大，长期相处让王昭远成了孟昶最信任的人之一，孟昶一继位，给王昭远安排了一个卷帘使（就是《西游记》中沙悟净担任的卷帘大将）的职务，这个官职虽然不算高，但一般都只有皇帝的绝对心腹才能担任。等孟昶罢免了最后一个元老枢密使王处回，想提拔王昭远，但考虑到他既无功劳又无苦劳，就打了个折扣，让王昭远担通奏使、知枢密院事。也就是说，王昭远虽然不是枢密使，但代理枢密使的工作。同时，国库里的钱财，随便王昭远支取使用，从不过问。
掌握了后蜀的军事与财政大权之后，没有功绩也没有资历的王昭远知道很多人看不起自己，所以他很想证明自己是称职的，日常苦读兵书，三句话不是“下大棋”就是“大战略”，着力塑造自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士人设。作为同窗密友，孟昶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见识基本与王昭远相等，所以他相信王昭远是有这个才能的，只是还没有机会一展身手而已。因此，孟昶不断给王昭远授予要职，先后加授永平节度使、宁江节度使等。李太后不放心，找了个机会提醒儿子：“王昭远这个人夸夸其谈，不可大用。”但孟昶没有把老妈的话当回事，依旧重用王昭远。
有了王昭远这个成功的榜样，自然就会出现向榜样学习，力图复制成功经验的后来者，于是一个叫赵季札的人出现于史册。关于赵季札的记载没王昭远那样详细，只知道他完全复刻了王昭远纸上谈兵的卓越才华，一张口就是文韬武略，粪土当年万户侯，仿佛他距离出将入相，留名汗青，就只差一次战争了！
正好，战争临近了。就在王朴写下《平边策》之前一个月，后蜀方面已经感受到后周王朝准备“平边”的压力，孟昶特别派遣在他眼中精通军事的客省使赵季札前往陇右，巡视边防。赵季札到了陇右，与秦州的雄武节度使韩继勋，和凤州刺史王万迪相见都不太愉快，于是等回到成都，赵季札上奏说：“韩继勋、王万迪二人均非将才，只靠他们肯定挡不住后周军队。”孟昶一听很着急，那么谁才可以替我守住陇右？赵季札一拍胸脯，大义凛然道：“值此国难之际，还是让我来出镇雄武吧！”
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三月，也就是柴荣命向训、王景、昝居润等讨伐后蜀的前一个月，孟昶任命赵季札为雄武监军使，从禁军中抽调一千精锐给他当亲兵，要求他尽快前往秦州布置防务。光一个赵季札仍不足以让孟昶放心，随后，后蜀皇帝又让王昭远视查北境，加强对后周的防御。这两大“将才”都派了出去，应该没问题了吧？
平边小试 五
2022-133
也不知是不是想展示一下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赵季札一点儿也不像他的主君那么着急。这位新任的雄武监军，出了城带着妓妾，吃着火锅唱着歌，在沿途官员的迎来送往中，走走停停，缓缓而行，完全看不出一丝战争临近的样子。
但后周军队不会等他。五月一日，王景率领的后周军通过大散关，进入后蜀的境内，然后旗开得胜，攻陷了后蜀军队设在边界上的黄牛等八个军寨。也许是瞎猫路走多了，就会有机会碰上死耗子吧，在重用赵季札的同时，孟昶也有做对了的事。他在凤州设置了威武镇，以王环为威武节度使，赵崇溥为威武都监。在面对后周大军压境之时，王、赵二人并没惊慌，他们一面利用有利地形据险而守，暂时阻止了周军的继续推进，一面向成都告急，请求援军。
周军入境的战报传入蜀地时，磨磨蹭蹭的赵季札竟然才走到紧挨着成都的汉州德阳县，这里距离成都仅一百四十里，距离他要去上任的秦州却有约一千六百里！也就是说，赵季札估计是属蜗牛的，他在前往秦州上任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平均日行仅3.5华里，等周军入境，他还没有走完全程的十分之一！
更离谱的是，这还是一只一有风吹草动就缩进壳里的蜗牛。赵季札听说周军如何凶悍，前线输得有多惨的传言后，心态瞬间崩塌，由踌躇满志转惊慌失措。他不敢再往前走，紧急上疏，请求辞去雄武监军的职务，回成都面奏边事。然后赵季札自己停留在德阳，同时，先派人将妓妾与路上收获的钱财送回家。
孟昶万没想到，被自己看中的赵季札竟然会如此不中用！没办法，后蜀皇帝只好紧急调兵遣将，在五月十一日，以捧圣、控鹤都指挥使李廷珪为北路行营都统，左卫圣步军都指挥使高彦俦为招讨使，武宁节度使吴彦珂为副，客省使赵崇韬为都监，统兵北上救援秦、凤。
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位蜀军将领。主将李廷珪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过，他从七岁起就跟随孟知祥，虽然是蜀军旧人，但将才并不出色，当然比王昭远、赵季札还是强得多！孟昶曾派李廷珪去支援造后汉朝反的赵匡赞，被后汉军打败。高彦俦也是孟知祥的旧部，论资历、能力，其实都比李廷珪还要强一点儿，但可能正因为资格偏老，孟昶不太愿意委以重任，这次用他，实在是有点儿情况紧急了。赵崇韬则是名将赵廷隐之子，骁勇有父风，也算是一时之选，不知孟昶如何能想到？
总之，我有点儿怀疑这次将领的挑选，可能并不出自孟昶的眼光，而是来自李太后的建议。至于嚷嚷着要回成都的赵季札么，暂时不管那个混蛋！
可万没想到，赵季札见自己的辞职报告没有得到批复，也不知道他脑子抽得哪根风，竟然擅自离开德阳，于五月二十日单人匹马奔回成都！已经过了多年太平日子的成都市民，不久前见到两批军队相继出征，本来就有些不安，现在看到第一批出征的主将竟然单身逃回，那前方是不是打了大败仗了？这下子举城震恐！开始有人出城避难。
孟昶快被赵季札气死了，好吧，你不是说有边事要面奏，那就看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后蜀皇帝召见了逃回的雄武监军，问他关于前方军情的具体情况，赵季札完全傻眼，张着嘴巴什么答不上来！孟昶更加怒不可遏，马上下令将其囚禁与御史台论罪。五月二十七日，赵季札被绑赴崇礼门外，斩首示众！
朋友们新年快乐，我也发烧了，不过比较轻微，不知道是不是阳了。
平边小试 六
2023-001
看看赵季札的死人头，颇让人有一种不祥不感。虽然援兵已经派出去了，但仅凭自己的实力，孟昶实在不敢对蜀军的胜利期待太高，还是尝试一下摇人吧。于是孟昶派出两拨使节化妆成客商，分别走小路前往太原和金陵，请求与北汉、南唐联手，共同对后周开战。
北汉世祖刘崇已经在显德元年十一月，也就是柴荣从太原城下退兵的五个月后病逝，皇位传给了他的次子刘承钧，刘承钧改名刘钧（本文沿用刘承钧原名），后世称之为北汉睿宗。刘承钧登位之时，北汉国力已经贫弱，并不具备再次与后周开战的底气，所以他虽然在面见后蜀使臣之时，答应出兵，但之后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论国家实力，南唐比北汉要强得多，但南唐皇帝李璟之前可是发过誓的：“将终生不再用兵”，而且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也已经上了柴荣的狩猎名单，还以为事不关己，可以高高挂起，所以同样用放鸽子的态度来对待后蜀的求援：“好的，我大唐一定会出兵！”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孟昶的外交努力就这样失败了。在后周进攻后蜀期间，列国中没有一个，出于约定，或者唇亡齿寒的担忧，而出兵帮后蜀一把。每一国都觉得：只要后周大军的刀还没有砍到自己脖子上，那就和自己无关！回想唐末群雄争霸时，那种种精彩纷呈的攻守同盟、捭阖纵横，此时列国的掌权人大多得过且过，很看不到积极进取的活力。
不过，由周蜀边界地形险要，后周军队的进攻并不顺利，直到李廷珪等率领的后蜀援军相周军相遇时，前线的位置依然在凤州以北的威武城附近。六月五日，周军主帅王景率部与蜀军主帅李廷珪战于威武城之东，结果居然还是蜀军小胜，俘虏了周军排阵使胡立。这次小会战的消息传回开封，后周朝廷舆论大哗。有朝中宰相认为：大军出师两月有余，却没有什么战果，且路途遥远难行，军粮输送不易，与其就这样看不见尽头的耗下去，还不如早点儿收兵结束战争。
柴荣听了很不高兴：“我欲一统天下为一家，可朝廷的教化就连近在咫尺的秦、凤之地都不能波及。如今大兵已出，却无功无返，朝廷丢不起这个脸！”当然，面子的事不是关键，关键是这一战究竟能不能打赢？柴荣决定派一个比较懂军事的亲信去一趟前线，调查一下实际情况，再作定夺。
于是七月间，赵匡胤受命前往视察前线，与王景、向训等会面。随后，赵匡胤迅速返回，向朝廷奏报：秦、凤之地，必然可取，不建议撤军。这个报告正合柴荣心意，也暂时平息了朝廷内的反对声浪，大家团结一致，全力支持前线作战。
在前方，由于双方一时都找不到对方的破绽，战事相持至九月，仍没有太大进展。那赵匡胤凭什么认为周军一定能够攻占秦、凤呢？因为我看不到赵匡胤报告的原文，只能猜想其中的关键，可能是秦、凤二州的地理位置。凤州差不多就在连接关中盆地与汉中盆地的陈仓道中间，远离富饶的四川盆地，换句话说，此地距离后蜀的粮食产区，比后周方面更远，路更难走！周军遇到的补给困难固然严重，但蜀军那边只会更严重！秦州就更不用说了，它还在凤州以北，蜀军如果在凤州都坚持不了，秦州便更无希望。
果然，李廷珪先沉不住气了，他决定主动出击，要赶在己方军粮接济不上之前，去断了周军的粮道。蜀军的反攻将兵分三路行动，计划如下：
第一路，派先锋都指挥使李进占据马岭寨（疑在凤州东北），迫近周营，吸引周军的注意力；第二路，派一支偏师出东面的斜谷道，虚张声势，做出威胁后周后方的关中盆地的态势；第三路，派染院使王峦率兵五千出唐仓（凤州北），绕到周军大营之后，截断周军的粮道。
平边小试 七
2023-002
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蜀军刚刚行动，情报就泄漏了。王景将计就计，派偏将张建雄率军两千，先行堵住王峦军迂回的必经之地黄花谷，再派精兵千人出唐仓，等王峦军通过后设伏于道路两侧。王峦进至黄花谷谷口，发现周军早有准备，狭窄的地形又让蜀军有限的兵力优势无从施展，蜀军尝试攻击，但根本打不过去。王峦见取胜无望，又担心后路有危险，只得命全军沿来路回撤。周军乘势发起追击，蜀军且战且退，退至唐仓时，周军的伏兵发动，蜀军大败，王峦被生擒，五千人马全军覆没！
虽然唐仓的胜利并不算十分显赫，但却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让蜀军开启了大溃退模式！王景先是集中全部兵力攻向马岭寨，原本李廷珪把自己的兵力分成三份使用，就使每一份在面对周军全力进攻时都处于兵力劣势，这时又刚刚得知王峦军全灭的噩耗，军心震恐！于是在周军主力的威压下，李廷珪亲自统率的马岭寨守军不战自溃，一路南逃，过凤州而不入，一直逃到青泥岭（四十四年前刘知俊大败王宗侃之地）。周军乘胜再追，包围了凤州。
这时，出斜谷道的东路蜀军刚刚进至一个叫白涧镇的地方，得知西路蜀军战败，他们也完全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勇气，急忙后撤，并且在后撤中崩溃。后蜀的雄武节度使韩继勋，得知本方大军在凤州附近战败，已退守青泥，不由大惊：如此一来，自己防守的秦州不就孤悬于外，沦为死地了！这位由医官升上来的节度使哪能应付得了这样的危机？惊慌之下，只好先救自己，抛下自己的职责，从小道逃回成都。后蜀方面（可能是李廷珪）得知韩继勋不战而弃重镇，急命高彦俦率军急奔秦州，代替韩继勋防守雄武。
但高彦俦终究晚了一步。韩继勋逃走时，被他留下来背锅的，是节度判官赵玭。赵玭是澶州人，亲戚宗族全在北方，原本是契丹入主中原时，被迫随何重键归附后蜀，但他一天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始终心向中原。乘着蜀军战败，节度使逃走的机会，赵玭召集秦州的文武官员，对他们说：“如今中原的军队强劲，可谓无敌于天下，自用兵西征以来，战无不胜！这次蜀军投入的，已经是蜀地最强的良将精兵，可在中原军队的打击下，或被杀，或遁逃，无一幸免！我们难道还要傻乎乎跟着蜀人蒙受池鱼之殃吗？转祸为福，就在今天！”
秦州父老对柴荣的请愿就此化为了现实，秦州各级文武都愿意服从赵玭，于是赵玭一面关闭城门，拒绝接纳高彦俦，一面派人向后周请降。高彦俦无奈，只得率军南撤。秦州既降，隶属于秦州的成州、阶州也望风投降。陇右四州只剩下凤州还在为后蜀坚守，但援军已经远遁，显然克城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闰九月十七日，西征军的捷报传回开封，柴荣大喜，召集大臣，设宴庆祝。席间，柴荣举起酒杯，对向他推荐王景任主帅的宰相王溥敬酒道：“边疆取胜，让陇右重回版图，这都是卿的功劳！”
虽然这次伐蜀之役只是柴荣的牛刀小试，论规模不算大，论战果也不算多，但它的成功更加坚定了柴荣将要一统天下的信心。在与诸臣饮宴时，后周皇帝都忍不住透露出他将亲自发起一场更大战争的口风：“最近两日天气大寒，不知有多少人在受冻，朕却居于深宫品尝着珍羞美食，每每想起对百姓无功，却坐享上天的厚待，心中有愧啊！朕不能去躬耕自食，想想只有亲冒矢石，为民除害，才能勉强心安！”
与此同时，在成都则是另一番景象。李廷珪、高彦俦、伊审征等前方将领向孟昶请罪，孟昶认为他们已经尽力，全部赦免。不过看着后周军队似乎没有进一步南下的意思，孟昶致书于柴荣，请求和解。柴荣认为孟昶在国书中自称“大蜀皇帝”，是还想与大周分庭抗礼，决定不予理睬。孟昶更加惊慌，下令在剑门关、白帝城两处入蜀天险增兵聚粮，加强守备。至于还在周军围攻之下的凤州，哪还能怎么样？只能让王环、赵崇溥自求多福了。
十一月十四日，坚守了一百多天的凤州终于被后周军队攻克，后蜀的威武节度使王环、都监赵崇溥，以及五千名守军被俘，柴荣的征蜀之役才算划上句号。被俘之后，赵崇溥不肯投降，绝食自尽，王环则没能坚持下去，投降了后周，被柴荣任命为右骁卫将军。
平边小试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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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未来恢复的国土竖立一个良好的样板，让列国军民感受后周的德政，能够支持，或至少不反对统一战争，十一月二十一日，柴荣以攻心为上的原则，颁布了《平秦、成、阶等州德音诏》。诏书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赦免罪犯。凡显德二年十一月以前，在秦、凤、阶、成四州（以下简称“四州”）被关押的后蜀囚犯，不论罪刑轻重，一律释放。
二、抚恤民众。在周军进攻四州过程中，当地百姓有受伤死亡的，免除本户两税及三年的徭役，另赐绢三匹作为孝服。
三、优待俘虏。在四州投降或被俘的后蜀军人，每人按其军职发给钱粮。之后，愿意留在后周任职的，多与赏赐；还想返回蜀地故乡的，也不加阻拦，并发给旅费、衣装，送他们回家。最后，多数后蜀降兵都留了下来，只有指挥使萧知远、冯从谠等共计893人返回西川。且这些人回去后都盛赞周主的仁义，这在一定程度上，间接瓦解了后蜀军队在下一次战争中的抵抗意志。
四、减免税赋。凡自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何重建归附后蜀起，后蜀在四州境内加收的一切苛捐杂税，一律免除，只保留两税，让刚刚经历过一场战争的四州百姓能够休养生息。
可以说，柴荣通过《平秦、成、阶等州德音诏》，努力向列国军民展示了后周王朝最好的一面，最大限度地争取人心。这个工作确实刻不容缓，因为新的征伐即将开始。新的目标自不用说，正是王朴在《平边策》中定下的南唐。
当然，除了王朴的战略外，南唐中主李璟即位以来的一些不太稳重的行为，也为自己招打落下了口实。如契丹北归时，李璟曾派兵北上，有与后汉争中原的苗头，然后输了；李守贞等三镇叛乱时，李璟出兵策应，然后输了；慕容彦超反周时，李璟又出兵策应，然后又输了！除此之外，南唐使节还曾出现在辽国和北汉，与两国相约要南北夹击后周！
虽说南唐方面这一系列行为，一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给中原造成太大的麻烦，可你老这么没完没了的挑衅，让中原王朝看在眼中，也是非常讨厌的。何况还把你人菜瘾大的一面暴露无余，不打你打谁！
至于对南唐用兵的具体时间，柴荣觉得就是冬季最好！这是因为，冬季是枯水季节，河道变窄变浅，这能够削弱南唐在水军方面的优势。现在，冬天到了，对后蜀的战事刚刚结束，大周兵已精，粮已足，淮水已浅，不少河段甚至蹚水可过！那还等什么呢？出兵吧！
话说就在柴荣紧锣密鼓，筹备着对南唐开战的时候，南唐方面正巧也在讨论：是否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国防政策。
之所以讨论这个议题，不是因为南唐的当朝诸公们预感到战争临近。恰恰相反，既然连天子李璟都已经表示将“终生不再用兵！”那不就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唐不会有战争了？那么削减军备，与民休息，不就是当前最合理的选择了吗？
按照这条思路，一项合理化建议被提了出来。原先，每年一到冬季水浅之时，吴国以及后来的南唐，就会派兵严格监控淮河沿线，并在薄弱地段筑营设防，称之为“把浅”。寿州监军吴廷绍于是提出：既然和平与发展即将成为时代的主流，每年还兴师动众花这么多钱搞“把浅”，不是太浪费了吗？国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一点儿是一点儿吧！
吴廷绍这个人来历有些存疑。当时南唐有一个名医叫吴廷绍，官拜太医令，曾治好过烈祖李昪的喉疾与宰相冯延巳的脑病，而被时人视为神医，颇受器重。但就现有记载，无法确定这两位吴廷绍是否是一个人，既然后蜀的医官韩继勋可以当节度使，那南唐的医官当监军也是可能的。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吴监军在朝中说话还是很有份量的，把清淮节度使刘仁赡的反对意见，压的完全抬不起头。
一征南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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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刘节帅在前文南唐灭楚的过程中已经出过一次场，但因为接下来他的戏份比较多，我们在此对他生平来历稍加详述。刘仁赡，字守惠，“三十六英雄”之一，原吴国濠州团练使刘金的幼子，算是淮南集团的官二代。他自幼聪敏好学，略通儒术，熟读兵书，而且不是死读书，颇能学以致用，其才能是在淮南的所有二代子弟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因其出身，刘仁赡早早步入仕途，先后担任过右监门卫将军、黄州、袁州刺史，并且在每一个职位上，都表现出色。在灭楚之役中，刘仁赡首次担任统兵作战，率偏师攻陷岳州，俘虏了马楚最后的名将王赟，而后安抚军民，颇得人心。凭借着这份功绩，以及李璟在用人方面难得的聪明了一次，刘仁赡在不久后当上了对于南唐国防而言，最为重要的清淮节度使。
此时的南唐的有效领土共三十三个州府，划分为十六个藩镇（包括首都江宁府在内），其中与后周相邻的有武昌、清淮、濠泗三镇，而清淮镇又是三镇中的重点。清淮镇的治所在寿州（今安徽寿县），是一座著名的古城，曾用名有寿春、寿阳等。它位于淮河南岸，颍河与淮河交汇点附近，上接蔡河可直达开封，自古以来便是连接淮南淮北的水陆交通枢纽。在战国末期寿春是楚国的都城，在汉末它又当过仲氏皇帝袁术的都城，东晋时著名的淝水之战即发生在寿阳的城郊，光从这些历史便可知道，这里是兵家必争的要地，控扼淮南的重镇。
刘仁赡到这个重镇上任后，马上地感觉到两件事，一、前任给他留了一个烂摊子；二、一河之隔的后周，正对衰退中的南唐虎视眈眈！
上一任清淮节度使名叫刘彦贞，他同刘仁赡一样，也是个淮南官二代，父亲是“三十六英雄”之一的勇将刘信。身为勇将之后的刘彦贞精于骑射，矢不虚发，军中号称“刘一箭”。不过，比其箭术更高明的，是这位官二代的敛财之术。刘彦贞出道比刘仁赡早，先后担任过海州与楚州刺史，在清淮节度使任上时，他顿悟了，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不就是发财吗？他利用职权，大放高利贷，不管当地的商家贫富如何，需不需要流动资金，都要强行借钱给他们，然后收取高额利息。
寿州城南，有一个春秋时由楚国名相孙叔敖修建的古老水库，名叫“安丰塘”（又名“芍陂”），灌溉了周边的万顷良田，使之成为上等的膏腴之地。刘彦贞看中了这些田地，想据为己有，便极为天才地想出了一个，类似今天大美利坚操纵汇率收割全球的套路：第一步，刘彦贞借口要疏浚城濠，引安丰塘水入护城河，给百姓的良田断了水，制造一次人为的荒年。第二步，刘彦贞派官吏下乡催收赋税，督促严急，大量的田主交不上税，被迫以极低的价格卖掉自己的良田。第三步，刘彦贞再乘机抄底吃进，摇身成了寿州最大的地主。第四步，节度使大人再让安丰塘恢复供水，田价重新又涨了回去，刘彦贞顺利完成收割，轻轻松松成为巨富！至于大量百姓破产，纷纷逃入后
成为巨富的刘彦贞，深知财富需要分享，不能吃独食的道理，所以李璟身边的重臣，大多收到他的大笔贿赂，官场上下，喜气洋洋。魏岑等人更在南唐皇帝面前，对刘彦贞的才能交口称赞，认为他是“国之长城”！
如果寿州一直由这座“长城”来守卫，那南唐第一道防线很可能在交战之初便迅速崩塌！但这种情况终究没有发生，刘彦贞被调入中央改任神武统军，由刘仁赡继任其职。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被刘彦贞收买的官员们毕竟做不到一手遮天，寿州前方的一些糟糕情况还是陆续暴露了。首先，大量百姓破产，纷纷逃入后周，即使派军队阻拦，甚至截杀，都不能禁绝的报告，通过多种渠道传至李璟耳中，使他深感忧虑。这时，又发生了一起灵异事件，据说淮河边上有一个石像，竟然开口说了一段可怕的话（具体说了什么我未查到）。李璟非常震惊，命砸断石像之首，但心中的不详之感更加倍增！于是，刘彦贞终于被换掉。
刘仁赡上任，一改前任所为，抚恤军民，用心城防，形势才稍有好转，谁料又吴监军从背后捅了一刀，撤销了“把浅”设置。刘仁赡大惊，马上上疏，力争不可：你们打了两次败仗，算是领悟到“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了，可怎么马上又忘记了“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呢！更何况，现在真是天下安的时候吗？
自制地图：显德二年底南唐诸藩镇
一征南唐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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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难道现在不是太平盛世吗？提出这等悲观论调，究竟是何居心？我不知道刘仁赡是否了解，在他之上有不少南唐的高层人物，都在私下与北方做着生意，并且赚了很多钱。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为烈祖李昪篡位立下大功的开国元勋，当朝天子李璟的儿女亲家，司徒周宗（就在一年多前，周宗的长女周娥皇，嫁给了李璟的第六子李从嘉，也就是那位后来改名李煜的五代第一词人）。
自从李璟放弃了北伐的念头之后，身为南唐第二号元老的周宗（第一号为宋齐丘）便经常派人进入后周，采购大批的羊、马，然后运回南唐贩卖，大获其利。经贸关系不是和平的压舱石吗？如果周人对我大唐动武，他们不也要牺牲很大的经济利益吗？由此看来，两国和平是有保障的。在如今两国这一片友好和谐的氛围中，你偏要增兵布防，制造不和谐的杂音，万一引起周人的误会，让友邦惊诧，甚至擦枪走火，你刘仁赡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论亲论贵，刘仁赡都远不及他辩论对手的后台，和平的呼声自然而然地压倒了备战的警告。纵然朝中也有人赞同刘仁赡的观点，但那些少数派发出的杂音，不足以影响庙堂的决策，于是，在这个冬天，除了刘仁赡驻守的寿州外，南唐各地进入了让人轻松愉快的不设防状态。
就在南唐朝堂对所处时代的主流观点，还是和平发展的时候，后周的南征已经进入倒计时。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十一月初一，柴荣用非常严厉的语气颁布一份《伐淮南诏》，宣布了淮南政权的三大罪行，用以证明南唐活该被打，同时号召南唐军民放弃抵抗，主动投降：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区区淮南小邦，乘着天下混乱，“盗据一方，僣称伪号”，与中原正统分庭抗礼，只此一条，就应该被讨伐！二、南唐还招纳叛降，勾结契丹、后蜀、北汉、以及中原的反贼，多次侵扰大周朝。三、我大周朝怜悯淮南的百姓生计艰难，允许他们过境到大周买粮，南唐伪朝居然巧取豪夺，强取百姓的保命粮！
如此罪恶滔天，自然人神共愤！所以天朝出动王师，水陆并进，讨伐有罪！伪朝气数将近，李璟的下场，要么像孙皓一样，束手归降，要么像陈叔宝一样，无处躲藏！淮南的将士、官吏、百姓，朕知道你们虽然被迫接受伪朝的统治，但内心肯定还是向往中原。我大周王师，军令森严，秋毫无犯，要打击的只是李璟和其伪朝，决不会伤害无辜。军队倒戈来降，官吏献地归顺，百姓以牛洒犒师者，都会得到优待和保护。但如果执迷不悟，一定要为伪朝效命抗拒王师的，终将后悔莫及！
从这份打着诏书名义的宣战檄文来看，柴荣发动这次南征的目标，就是要一举灭掉南唐，不同于之前征伐后蜀那样的有限胜利。至于后来发生的变化，应该是基于现实做出的调整，而不是柴荣最初定下的战略。
随着《伐淮南诏》的发出，柴荣任命门下侍郎兼同平章事李谷，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忠武节度使王彦超为副，率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十二将，率领南征大军的先头部队，正式进攻南唐。
后周前锋的主将李谷咱们已经比较熟悉了，是当时能文能武的一代名臣，这里顺便介绍一下他的副将王彦超，这位也很有些来历的人物。
首先，得从一位有个很霸气名字的黄巢部将说起。在唐末大乱开启之时，有个叫王重霸的人就跟着黄巢造了反，还当上一部别帅。后来，黄巢军在江南与高骈军交战一度不利，王重霸倒戈降唐。之后，这位靠着造反起家的老油条，虽没有什么卓越的表现，却凭借着其精准的墙头草嗅觉，躲过了一轮又一轮的大洗牌，混得还可以，到后梁时升任尚书，后以光禄卿的职位退休。按《义乌县志》的说法，这位王重霸就是王彦超的生父。
更让人惊奇的是，尽管在后梁朝就退了休，王重霸这老爷子却惊人的长寿，到此时还健在，而且很有精神！他与柴荣的生父柴守礼、王溥的父亲王祚、韩令坤的父亲韩伦等一批后周朝顶级大佬的父辈，一同在洛阳养老。这批老爷子的作为，就像今天网络上的一句名言：“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他们仗着儿子们的权势，横行霸道，作威作福，甚至当街杀人，都没人敢管，被洛阳人又恨又怕地称之为“十阿父”。柴荣虽然隐约听说他们不像话，但奈何为首的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出于孝道也只好无视。
自制地图：955-956年柴荣第一次亲征南唐
一征南唐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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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父亲，让王彦超在少年时便早早加入了军职，第一次出场，是随后唐庄宗李存勖之子李继岌征伐前蜀。灭蜀之役虽然很顺利，但稍后中原大乱，伐蜀之师在返回途中崩溃，李继岌也被迫自尽。那时的王彦超还年少，还比较单纯，竟然把对李继岌的忠诚保持到最后，眼看树倒猢狲散，他只得逃入山中拜一个道士为师，以避灾祸。那道士对他说：“你是命里注定有荣华富贵的人，怎么能一直留在山里？”
于是，王彦超再出山，投奔到石敬瑭麾下。由于这次站队的站准了，处世也学圆滑了，再加他确实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从此步步高升，累积军功，成为坐镇一方的复州防御使。
在复州任上，王彦超干了一件在其一生中，对后世历史影响最大的事。一天，有一个衣衫褴褛，即便放在丐帮中好像也应该属于污衣派的青年来找到王彦超，声称是其旧交同事之子，请求投入门下。王彦超对于这个仪表不整，且乱套交情的年轻人没什么好感，不过还是请他吃了一顿饭，然后送给他十贯钱，让其另寻高就。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个故事，是的，这个年轻人就是赵匡胤，离开复州以后，他找到的下一个面试老板就是郭威。如果当时王彦超收留了赵匡胤，赵匡胤凭借其能力也许还是有机会出人头地，成为一代名将，但要开创一个新朝，那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回到主线，为了达到攻击突然性，李谷决定使用一条诡计。前面提过，南唐的太傅周宗常常派人来后周购买牲畜回去赚钱，因为动静大，早被后周官方注意到。李谷便派人佯装成民间商人，和周宗的代理人谈成了一笔大生意，将大批羊、马经正阳关贩卖到南唐。
正阳关在寿州以西约七十里，是一个渡口，地处淮河、颍河、淠河三水交汇处，是往来淮南淮北的重要商道关隘。它被淮河分隔成两半，淮河西北岸的叫西正阳，属于后周，东南岸的叫东正阳，属于南唐。因为交通便利，这种地方即使不设“把浅”，也是设有常备守兵的，负责检查来往的人员、货物，并征收关税。但今天，早有人给守关的南唐兵打了招呼：这些是周相爷的货，你们要是胆子肥那就检查吧！
几个小兵也没有吃饱了撑着，谁敢没事儿去得罪当朝太傅啊？于是所有羊、马，连看都不看一眼，统统放行过关。可万没想到，周人不讲武德，这些羊中，有不少的后周士兵披了张羊皮假冒的，而所有马夫全是精壮骑兵！这批精兵一过关，突然一个反杀，消灭虚弱的南唐守兵，一举攻陷了东正阳！然后，原本隐蔽好的船只一艘艘开到正阳渡口，迅速架起了一座浮桥。紧接着，北岸的后周大军通过浮桥，浩浩荡荡地开赴南岸，杀向南唐境内！整个奇袭行动干净利落，算得军事史上的一个样榜。
已经五十二岁的后周前军主将李谷走上正阳浮桥，看着这壮观的一幕，不禁心潮澎湃。
当年，二十三岁的李谷，正是在此地送二十四岁的好友韩熙载去吴国避难。分别之时，两个志向远大的年轻人也不管什么天高地厚，相互发下大言。韩熙载说：“吴人若用我为相，当长驱北上以定中原！”李谷答：“中原若用我为相，取吴国正如探囊取物！”如今一晃二十九年过去，两个青年渐渐老去，韩熙载很无奈，他一直没能等到实践誓言的机会，而李谷，却终于等到了。
后周大军毫无阻碍地越过淮河，进攻寿州的战报传到金陵，南唐朝野震惊，现在总算知道刘仁赡是对的，可惜有点儿晚了。不过，单纯论人力、物力、财力这些客观数据的话，南唐毕竟在十国中排名第一，与后周虽有不小差距，但好像也没大到无法抗拒的程度。李璟虽不善战，却并不懦弱，自然不会束手就擒，他重新抖擞精神，开始最大限度的动员国力，投入与后周的战争。
第一步，当然是要派出一支援军，去解寿州之危。那么，哪位将军可以担此重任呢？说起来，这就是南唐最大的软肋了，想当初杨行密时代，淮南名将扎堆，什么李神福、柴再用、台濛、周本……随便拉一个出来都可以独挡一面。但现在，这些将才早已凋零殆尽，而李璟自己提拔的将军们，在闽地和楚地表现稀烂，靠他们，有能力和周军对抗吗？
一征南唐 四
2023-007
李璟思来想去，最后决定：还是让刘彦贞上吧。虽然之前刘彦贞在清淮节度使任上的斑斑劣迹，让寿州百姓怨声载道，但五代时不善治民而善于打仗的节度使并不少见。再怎么说，刘彦贞毕竟是勇将之后，毕竟是“刘一箭”吧？何况他还有大量田产在寿州，即使只为了保住自己的私财，他也得拼命不是？于是，刘彦贞受命出任南唐军的北面行营都部署，率军二万（也有记载为三万）急援寿州。另外，李璟还命奉化节度使皇甫晖、常州团练使姚凤等率军三万进驻定远，支援刘彦贞；又派自己的第六子，十九岁的安定郡公李从嘉为沿江巡抚使，巡视长江防线。
这里简单说明一下，据记载：中主李璟共有九个儿子，但此时老二、老三、老四、老五都已经死去，所以李从嘉虽然排行第六，却是目前第二大的儿子。至于他的长兄燕王李弘冀，此时已身兼镇海与宁国两镇节度使，承担着防御吴越的重任，不能轻易离开。
几只军队虽然派了出去，但已经经历过数次失败南唐皇帝，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不知道未来会胜会负？是凶是吉？面对自己登位以来前所未有的艰难局面，李璟深感到自己的阅历不够用了，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捏着鼻子，将自己很讨厌的国家头号元老，镇南节度使宋齐丘召唤回金陵，参与朝堂决策。
同时，李璟又调户部尚书殷崇义为吏部尚书，知枢密院事，调配南唐的军事资源。殷崇义是一个出色的文人，此时南唐政府的诏令、敕令及外交文书，大多出自他的手笔。他曾写过一篇《扬州孝先碑记》，一经面世，便引起哄动，在朝野传抄不绝。就连后来柴荣读到此碑记，都为其出众的文采叫绝。但问题是，殷崇义并不懂军事，让他在危难之际主管枢密院，他管得下来吗？他管不了，没那个能力知道吧。好在殷崇义也有些自知之明，上任后便将枢密院的工作大多交给了副手李征古，但他不知道的是，李征古也是个外行，后来差点儿误了大事。
寿州附近，周、唐两军开始交手。开战初期，周军捷报频传，连续取得数次小胜。
十二月十日，李谷的副将王彦超在寿州城外击败出城迎击两千唐军；十五日，先锋指挥使白延遇又在寿州城东的山口镇击败一千余名唐军；显德三年（公元956年）正月三日，周军又在寿州东面的上窑打败一支千余人的唐军，寿州外围原有的唐军据点基本被清空，周军开始攻城。但李谷马上就发现，寿州的城防非常有力，根本不是短期内有可能打下来的，那就只好先围着。
这一期间，尚在国都开封的皇帝柴荣一面集结兵马、粮草准备亲征，一面还在下大棋。他先是接见了吴越国来的使臣陈彦禧，然后以宗主国之君的身份，命令吴越王钱弘俶从东面出兵攻打南唐，配合周军的军事行动。稍后，柴荣又传诏给名义上臣服于后周的湖南之主，武平节度使王逵，命其从西面进攻南唐，要让南唐三面受敌！
就在寿州围城战仍僵持不下之际，刘彦贞率领的南唐援军来了。关于刘彦贞的进军路线，因为史料记载不详，我看到过的资料有完全不同的解读。经过反复的核对地图，推理比较之后，个人认为最合理的路线，应该是走水路，从金陵出发，沿长江而下，在扬州转入大运河，北上至淮河，然后沿着淮河逆流而上，奔赴寿州。仗着江南的传统优势，这支援军拥有数百艘战船，在大河之上有碾压周军水师的战斗力。
得知南唐的援军将至，柴荣有了围点打援，与唐军决战的念头，于是也不管王朴的《平边策》上是怎么设想的，决计大举增兵。显德三年（公元956年）正月六日，后周皇将下诏，将御驾亲征，统领大军讨伐南唐。同时又命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河阳节度使白重赞两部先行出发，一至正阳，一至颍上，增援李谷。
正月八日，柴荣从开封出师。同一天，李谷接到探哨报告：刘彦贞率领的南唐援军，乘坐着数百艘战船沿淮河逆流而上，已经抵达距寿州约二百里的来远镇，并且仍然在向西推进，他们的目标很可能是周军架设的正阳浮桥。李谷分出偏师，阻截刘彦贞部的行动，但由于周军缺乏战船，只是在淮河河岸上用弓箭、发石车等武器攻击唐军战船，发现效果不佳，根本阻止不了唐军战船的前进。
一征南唐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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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经过与刘仁赡一个多月的攻防对抗，李谷心知寿州决不是短期内能够攻陷的，如果南唐援军沿淮河而上绕过自己占领正阳关，那本部周军不但顿兵坚城，久攻不下，而且后路还被切断，岂不是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于是，李谷召集手下众将商议道：“我军多是北方人，不善于水战，如果让敌人控制了浮桥，我们腹背受敌，就回不去了！不如暂停对寿州的进攻，全军退守浮桥，等待皇上统领的主力大军。”众将认为有理，于是将会议结果，由飞骑上报给御驾亲征的皇帝柴荣。
柴荣接到李谷的报告时，刚出开封不久，距离前线还很遥远，一看前方要撤军就给气到了。从之前高平之战的前因后果，大家应该对柴荣行事风格有所了解了吧？咱们的大周皇帝可不是喜欢退让的人，从来都是你硬？我比你更硬！所以柴荣马上派了一个中使（宫中派出使节，多为宦官）乘快马急赴前线，不允许李谷撤军。
但光下一个不许撤军的诏令，并不能解决李谷担忧的危险，柴荣又派人奔至李重进军前，命他加快速度，赶到正阳关，护住要命的浮桥。
然而，没过几天，柴荣刚过陈州，就听到了让他非常不高兴的消息。原来，他派去的中使还未赶到前线，李谷已经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原则，主动解除对寿州的围攻，一把火烧了营垒和不及带粮草，全军退守正阳。
不仅如此，更让柴荣生气的是，李谷还用在他看来非常悲观的口气向他奏报说：“敌人的战船沿着淮河中央行进，我们的强弓砲石都很难打到。如果不能有效阻止他们的前进，正阳浮桥有可能保不住，那时军心必然动摇，只能撤军。今年春天的雨水比预期来的早，如今敌人的战船步步紧逼，淮河的一天天上涨，皇上的车驾如果亲临淮南，万一粮道被截断，其危险不可预测！希望陛下暂时停留在陈、颍二州之间，等李重进到了，臣与之共同商议，如果确定能够抵卸敌人水军的进攻，浮桥也能守住的话，一定尽快奏报。”
最后，李谷补充说：“话说回来，只要我们厉兵秣马，不要松懈了战备，即使这个春天没有取得战果，等入冬水退了还可以再来，足以让敌军疲于奔命，等时机成熟了再发动真正的全面攻击，取淮南也并不算晚。”
从李谷的奏报看，他的观点其实更接近于《平边策》原本的设想：先进行几次搔扰性的攻击，消耗和疲惫南唐的国力、军力，待南唐军队在频繁的调动中露出破绽，再发动真正的灭国之战！
可是，虽然柴荣很欣赏王朴的战略，对他的《平边策》大加赞扬，真正到了操作的时候却并不想照着来。毕竟柴荣给自己订下的目标是“十年平定天下”，如果光打一个南唐都要反复进行试探性进攻，那统一天下的进程得拖到什么时候？
干什么事都想着要大干快上的柴荣有点儿后悔了，怀疑自己用人不当，有了将李谷替换掉的念头。
再说南唐方面，由于李谷的不战而退，寿州解围，这让援军统帅刘彦贞非常得意：没想到周军如此惧怕自己！他开进寿州，与继任者刘仁赡会面：怎么样？前辈还是前辈吧！老弟你有难，还得靠我这个前辈来救！
刘仁赡看着刘彦贞的一脸得色，善意提醒道：“您的大军未至，而敌人先行遁走，这是畏惧您的声威，同时不了解我军的虚实（此时皇甫晖、姚凤所部三万唐军还在路上，尚未与刘彦贞会师，较之周军兵力处劣势）。当此之时，最好保持威慑，等待各军会合，不要过早的与敌军决战。否则万一失利，则大事去矣！”
这里插一句，其实刘仁赡的话里也有不够客观的地方，刘彦贞就算在寿州多停留几天，也不见得能把皇甫晖的三万大军等来。因为身为沙场老将的皇甫晖，是有点儿看不起刘彦贞这个后生小辈的，认为他用兵轻率急躁，肯定要败。相比之下，皇甫晖带兵持重，号令森严，很多唐军将士觉得，跟着皇甫晖这样的主将，活命的机会比跟着刘彦贞高多了，都乐为其所用。至于与刘彦贞合兵的事，那着什么急？我们还没活够呢。
另一位援军将领，池州（今安徽贵池）刺史张全约也赞同刘仁赡的意见，认为此时的南唐军队应该慎重，不宜急于求战。
一征南唐 六
2023-009
但神仙也救不了要死的鬼，刘彦贞马上调动他那些精致利己的脑细胞，按自己的标准将刘晚辈和张刺史的建议翻译出来：这两人什么意思？哈，肯定是嫉妒自己，不愿让自己独建大功！我“刘一箭”岂能着了他们的道？遂大笑道：“敌人一听说我来了，就吓得狼狈逃蹿，此时不追，还要等什么时候？”
刘彦贞的副将咸师朗，原是淮北的反辽义兵头目，由皇甫晖北伐时接引而投奔南唐，其人粗鲁无识，有勇无谋。这个粗人听主帅口气豪迈，也跟着无脑起哄。于是，刘彦贞对刘仁赡、张全约的建议嗤之以鼻，以援军主帅的身份立刻命令所部兵马西上，直取正阳！
张全约无奈只得跟着去，而刘仁赡看着刘彦贞援军离去的背影，只能摇头叹气：“这家伙要是与周人遇上，肯定要大败！”好吧，那就乘着这点儿时间加固城防，咱们以后独守孤城的日子恐怕还长着呢。
这里有一个奇怪的地方。之前从李谷的奏章来看，他对南唐军攻势的担忧，从来都不是因为刘彦贞这个主将有多了不起，而是担心南唐水军在淮河之上具有压倒周军的战斗力。这次刘彦贞从寿州到正阳，却仿佛急李谷之所急，想周人之所想，主动弃舟登岸，由陆路进军，以己之短，击敌之长！
史书没有记录刘彦贞这么做的原因，我猜想，最可能的因素，是此时从寿州到正阳这一段的淮河水位还不够深，南唐的大型战船再往上游走容易搁浅。结合李谷所说的，这段时间淮河水位天天都在上涨的情况，就可以充分理解刘仁赡的建议和叹息了。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
刘彦贞率军急进，到达东正阳时，正好李重进率领的第二批后周军队也到了，与李谷部会师，即使只用眼睛看一看，也知道现在的兵力对比是周强唐弱。之前趾高气昂，一路追来的刘彦贞，真正见到了强大的后周大军，却开始心虚了，他不敢乘着锐气即时开战，反而在这无险可守的平地之上临时布置防御。
在刘彦贞的紧急指挥下，一跳狂奔，早饭都还没来得及吃的南唐军队顾不得列阵，开始手忙脚乱地在阵前安设木制的拒马，拒马的上部绑上刀刃，拒马与拒马之间用铁索连接，防止被周军冲开；有的地段还放上用木头雕成的怪兽像，用于吓唬周军的战马；在拒马的前边，又撒上铁蒺藜，防止周军步骑的冲锋，进一步加强防御。
（注：有些网上文章，不知怎么搞的，把史书中的“拒马”理解成战马，甚至得出刘彦贞使用了“连环马”的结论，实在是看书不够细。）
如果刘彦贞这一切布置全部完成的话，确实能够有效对抗后周军队的冲锋，但现在两军都对上阵了，哪儿还有充足的时间让你设置完工事？李重进、李谷又不是宋襄公，怎么可能等你布阵完毕之后才开战？
实际上李重进和他身边众将只看了一眼，就禁不住哑然失笑：“对面那群小子怕了！”李重进马上命所部精兵不顾行军疲劳，乘着唐军布置未完，阵形未立，立即发起冲击，咱们等打完了再吃饭！李重进率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赵匡胤之父赵弘殷等将领冲锋在前，李谷的副将王彦超也配合作战，后周大军如同快刀切开黄油，立即将松散混乱的南唐军阵打穿！然后，南唐军队大崩，只有逃命之功，再无还手之力！主帅刘彦贞当阵被冲上来的周军斩杀，副帅咸师朗被生擒。周军追杀二十余里，斩首一万余级，俘虏三千多人，缴获各种兵器、盔甲共计三十万件！
只有张全约率少量残兵败将逃回寿州，刘仁赡收留了这些败兵，表奏张全约为马步左厢都指挥使，与自己共守寿州。原本正受命赶来的参战的皇甫晖、姚凤部唐军惊闻败报，急忙从定远后撤，退守滁州门户清流关。淮南其余各州县人心震恐，甚至有很多地方官员在周军到达之前便弃城而逃！
典型的“拒马”
一征南唐 七
2023-010
败报传至金陵，李璟惊怒交加，也不知他是一时冲动，还是就为表个姿态，当即宣布：自己也要御驾亲征，和周朝的皇帝决一死战！
可是，陛下，您是那块料吗？南唐的大臣们心知肚明，但看着李璟怒不可遏的样子，也不敢出言阻止。最后，还是有一个知制诰兼中书舍人乔匡舜，上表进谏：强调天子乃万乘之尊，不可轻动，万一有失，则国家大事去矣！
这乔匡舜原本是宋齐丘出镇洪州时提拔的掌书记，所以他的谏言很可能是宋齐丘在后面指使。李璟估计也已经稍稍冷静下来，只是为了面子，他勃然大怒，指责：乔匡舜沮丧国计，动摇人心！着即革职，流放抚州！但这一通火发完后，李璟再也不提亲征的事，南唐的大臣们松了一口气，然后一起装健忘。
正阳大捷，还让李重进在江南的威名，有如逍遥津之后的张文远。因李重进面色黝黑，南唐人开始敬畏的称其为“黑大王”（《宋史》上说：后来李重进在寿州外围与南唐军交战，初期不利，后因得到赵匡胤协助，屡屡战胜，军威复振，然后才被南唐称为“黑大王”。但个人认为这种说法不太合逻辑，且有刻意美化赵匡胤的嫌疑，故不取）。
正月二十日，后周皇帝柴荣带领着周军主力抵达正阳，正式任命李重进为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代替在他看来用兵过于保守的李谷。李谷改任判寿州行府事，管理新占领区的各种事务。当然，李重进虽然当上了都招讨使，但由于皇帝都御驾亲临，他暂时只能是个挂名的前敌总司令。
考虑到马上要再次围攻寿州，柴荣还为南唐的百姓生计做出了考虑，他对身边官员说：“朕听说之前寿州解围，逃入城中避难的农民纷纷返回乡村。如今大军又至，他们恐怕还得抛下自己的房屋、田地，重新躲到寿州城里去。但城中哪有多少粮食供给这些逃难的人？朕不忍心让他们都沦为饿殍，所以再攻寿州之前，要先派人到四里八乡去安抚百姓，告诉他们我大周军队军纪严明，绝不会无故侵扰百姓，让他们不要害怕。”
虽然柴荣的用心应该是善意的，但今后却发生了一件又一件给后周皇帝打脸的事，证明了相当多的后周军队根本就担当不起“军纪严明”的评价。从五代乱世，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武夫高”的社会风气中走过来的兵大爷们，要让他们完全改掉习以为常的嚣张跋扈，甚至滥杀无辜，可不像柴荣以为的那么简单，绝不是一道严肃军纪的诏令能够解决的，更何况，柴荣自己在很多事上也没做好。
比如说，李重进在正阳之战中俘虏招降了三千南唐士兵，之后将他们交给行营步军都指挥使赵晁安置。这个赵晁，就是在高平之战前，发表议论，认为柴荣不应仓促与汉辽联军决战的那个赵晁。这个老军头在军中资历颇深，为人贪婪，作风粗暴，他接收了这批降兵，然后于一夜之间将这些人全部杀光！
就现有的史料，无法判断这次赵晁杀降究竟是自作主张，还是奉命行事。但这件惨案发生之后，不管是李重进还是柴荣，都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处罚。不仅如此，赵晁在淮南，还经常放纵手下士卒烧杀抢劫，而且他的情况在后周将领中并非孤例。试想，南唐军民一旦听说了这些事，甚至亲身经历过后周军队的暴行，那他们还能对柴荣诏书中的善意保持多大的信任？所以后来南唐民间出现对后周军队的自发反抗，并逐渐壮大，也就不让人奇怪了。
重回主线，正月二十二日，在做出了相应安排之后，柴荣亲自率领着后周大军，再次进至寿州城下，安营扎寨，并将城池团团围住。在检查了当地的水文情况后，柴荣下令将搭建正阳浮桥的船只，开到寿州城正北面，淮河北岸的下蔡（今安徽凤台）来，在此地重新架设浮桥，以便让北方运来的物资能够更快捷地抵达寿州战场。柴荣本人也驻跸于下蔡，让这里设立后周军队的最高临时指挥部。
刘仁赡探知周军的行动，从城中出兵攻击下蔡，想阻止周军架桥，但因兵力悬殊而失败，只得又退回城中固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