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面粉厂决定减少面包消费、存钱或者借钱购买农具时，对于面粉厂、面包厂、工业部门三元这个经济体系来说是一个好消息。面粉厂获得农具，使得整个经济体的面包产出增长，使人们有机会过上更富足的生活。
亚当·斯密说：“我们今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傅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自利的打算。”面粉厂省吃俭用一段时间，供养工业部门，购买可以增加产出的农具，并非是为了给整个社会谋福利，而是出于“自利的打算”，是希望通过当前的投入，来获得长久的面粉产出增长作为自身利益回报，也就是所谓的“投资”。
现代经济体上，各生产要素几乎都已经能够使用货币购买到，人们很容易把“投资”认为就是投入资金货币。实际上，已经知道，从社会整体看货币储蓄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对于投资也是一样，货币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这件事本身，不可能带来产出的增长。增长的根本原因，是货币的转移带来了技术与生产工具的转移，使得面粉厂能够得到农具这一生产工具。更进一步的，经济能够通过农具得到增长，跟面粉厂有没有钱没有关系，甚至跟整个社会有没有钱都没有关系，即使面粉厂、面包厂与工业部门的所有货币都消失不见，面粉的产出还是可以借由面粉厂与农具的结合得到增长。
产出增长的关键在于，农机能够到面粉厂手上。这实际上包括三个步骤：农具技术的存在、农具的产出、农具的转移。
农具技术的存在是前提条件。这并非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它至少需要整个经济体冶炼技术达到了铁器时代，包括对焦炭炼铁技术的掌握、锻造淬火工艺的发展等等方面，是无数先人智慧与经验的结晶，也并非单纯是工匠铺“按照供求关系，由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劳动的结果，而是踏在千年文明的肩膀上，由无数偶然的科学发现、技术发展构成。今天的半导体技术、信息技术也是同样道理。技术的存在性这一前提条件，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未被充分重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包括智力劳动）被集中于能直接带来经济效应的领域。而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们，他们的商品（如果把他们的前沿科研工作也视为商品）价格在阶级性的价格体系中常常处于劣势地位，这在急功近利的经济体系中尤为明显。
农具的产出与转移，从面粉厂与工业部门两个微观个体层面讲，都与货币直接联系。对工业部门来说，生产农具卖钱，是其获得购买面包所需货币的来源。对于面粉厂来说，购买农具，是其经过对预期增长回报的计算，做出的投资策略，这一计算，也是基于货币的。然而，从宏观角度整个经济体系上看，产出增长却与货币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没有货币，如果工业部门有能力制作农具，并且面粉厂愿意节省一些面包供养工业部门，未来面粉厂仍然可以获得更高的面粉产出。
明治维新时期天皇把自家金银都拿出来换取西洋机器、武器，西班牙的伊丽莎白女王典当了自家首饰资助哥伦布远洋寻找新大陆。如果把明治维新后日本发展视为前期投资的结果，那么明治维新投资的实质是，建立起了一套有别于过去的日本，由下层农民、工商业者供养武士与封建主的经济体系。天皇带头，大大削弱了传统武士与封建主阶层所接受的供养，增加了引进西方技术的研究人员供养，从而使得日本在之后数十年获得了不竭的动力。
那么货币在产出增长这件事中具体起到什么作用呢？在模型中，由于农具是一项具体的产出，于是工业部门不通过被面粉厂供养而独立存在。货币使得农具的产出、农具的转移这两点，得以在面粉厂与工业部门各自量化的经济决策自动发生，也就是所谓市场化。
即使如此，并非所有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推动产出增长的要素都能够市场化。例如，对理论数学、理论物理等学科的前沿探索，就无法通过市场化的经济行为自发进行，而需要政府资助等其他安排，这在经济学上被认为具有“外部性”。
所以从社会整体看，投资这件事，表面上是钱花在哪里，根源却是人们在做什么、资源的配置是怎样。通过货币，把人们的劳动力调度到有助于产出增长、社会进步的方向，把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这是投资给带来经济体系带来益处的必要条件。而且由《36、经济体系整体利润的根本来源》可以一直到，这些益处未必能以所谓的“利润”或者货币形式的经济回报衡量。
然而，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建立起来以后，由于没有认识到投资与投入货币中的关键点，以中国政府为代表不少政府，开始大量发行货币来进行“投资”，投入到各类消耗结构与无效产出中去，而这种货币投入，实际只是短暂财富效应带来的临时繁荣，并会在长期会造成价格体系扭曲等一系列恶果。
理解“投资”与“投入货币”的差别，以及产出增长并不是由借贷或者其他有息金融活动带来的，利息利率与产出增长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是证伪“货币具有时间价值”这一伪命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