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核心确立了发展经济的总路线，并以经济发展作为其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整个政府系统也就围绕经济发展这一目标运作。表面上经济发展被分解为各项指标，其核心依据仍然是GDP。政府被当企业来经营，GDP被作为业绩指标由上至下逐级分配，对各级官员的考核也围绕GDP展开。而聪明的中国官员，很快掌握了“经济规律”。
对于GDP来说，要通过改善治安、司法、教育、环境来引导产出的增长，既费力效果又不显著，尤其是中国官员5年一任，在任期内这些旨在长期发展的努力几乎显现不出作用。而另一方面，投资带来的GDP增长效应却非常显著，一个100亿的大型项目，对GDP的拉动通常远超100亿。
具体来说，假设某县获得某国有大集团100亿项目投资，有80亿元用来购买了县内的商品和服务。那么首先，县内就增加了80亿的GDP，进一步的，对于县内为这个项目提供产品与服务的公司与个人来说，他们的收入增加了80亿元，增加的收入让他们购买更多商品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又有GDP的增长。县内经济部门的收入，给政府带来24亿元的税收。政府使用这24亿元发工资福利、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等，也是增加GDP的活动，并且还可以继续从中得到税收。所以虽然100亿元的项目投资有一部分资金用在了购买县外商品与服务上，但实际带来的GDP增加值可以超过100亿。
其过程表可以表示如下：
某国有集团
地方政府
县内经济部门一
县内经济部门二
县外经济部门
期初货币
100
0
0
0
0
集团投资支出
-100
0
+40
+40
+20
县内经济部门一向经济部门二采购商品
0
0
+40
-40
0
县内经济部门一向经济部门二采购服务
0
0
-40
+40
0
县内经济部门向县外购买商品服务
0
0
-10
-10
+20
政府税收
（收入的20%）
0
+32
-16
-16
0
政府支出
0
-32
+16
+16
0
期末货币
0
0
30
30
40
政府支出后，县内经济部门又获得了收入，会继续交税，政府取得税收收入后可以继续支出，产生的GDP会更高一些，这里不再给出后续情况。
上述过程表中，县内经济部门因为这100亿元投资创造的GDP为2*（40+40+16）=192亿元，还帮助县外贡献了40亿元GDP。而国有集团的100亿支出，化作了县内外经济部门的盈余，大家赚到了钱，经济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进一步的，如果这个大型项目能够最终实现投产，其对整个区域经济的影响会更大。由此，经济可以仅仅因为单一重大项目，就实现超高速发展。这导致了在唯GDP论英雄的时代，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不在于提供教育、治安、医疗等公共服务，而变成了招商引资。
在改革开放早期，由长三角、珠三角带动的东部地区引入大量外商进驻，使得这些地区的经济取得了飞跃式发展。这种增长有数个方面的原因：（1）曾经封闭的经济体系随着外资外商进入，得以在技术上大幅进步。（2）体制改革带来劳动力的解放。不仅周边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涌入城市，城市本身的劳动力也过去的消耗性政治活动解放到经济活动中去，生产余力被释放（3）外资进入代表了外汇的流入，央行依据外汇占款发行货币，使得货币发行增加，私人部门持续大幅盈利。
改革开放中后期，投资项目开始由长、珠三角向外延伸，对于很多内地城市来说，承接来自江浙沪、广深的企业家的大项目投资，是其GDP实现快速赶超的捷径。然而，1998年之后，由于大量项目投产，国内商品短缺的情况大为改善，整体经济由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有相当一批项目投资并没有带来期望的效益，投产后产品发生销售困难的情况时有发生。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从上述过程表可知，无论那100亿的项目后续经营情况是亏损还是盈利，甚至于哪怕那100亿项目最终没有建成，都能够为地方经济带来GDP。于此，聪明的中国官员发现了经济增长的新“窍门”，无论投资项目是好是坏、会不会产生经济效益，只要项目有资金投入，在当地雇佣、采购，对GDP就有推动作用，而项目越大，其推动作用就越大。
在上述指导思想下，经常可以发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一些“烂项目”，落后产能、淘汰生产线都被当成香饽饽被各地争抢，这正是由于项目赚不赚钱与地方官员的政绩是无关的。一些具有项目投资需求的企业成为地方政府的“贵人”。尤其大型国有企业若在一地落地项目，会给当地官员到来巨大政绩，这往往成为国有企业领导与地方政府官员勾连的契机，以此形成政治帮派，国有企业领导与地方官员身份变换的便利性，也为这种利益联结与输送提供了良好土壤。
很多时候，项目投资方自己根本没有资金，此时地方政府会为投资方站台，帮助其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更有甚者，地方政府会表面上把土地资源高价出让给项目方，然后通过政府补贴等方式返还土地出让金，使得投资方不花钱或者只花极少的钱获得“高价”土地，然后投资方将这些土地抵押给银行，以获得银行贷款。这就是泛政府信用的扩大化，其本质是权力滥用。由于这些套路，出现了很多骗局，各路骗子以所谓项目投资的名义与地方官员勾结，骗取土地资源与银行贷款。
即使是骗局，获得的资金如果在当地支出，立时就能变成地方上的GDP，而东窗事发最终形成银行坏账，往往已经是数年以后的事情了。当时经手的官员可能由于政绩突出，早已提拔。套路掌握得越好、行事越大胆的官员、越敢“来事”乱搞，官员升迁越快，这是中国官场“逆淘汰”的机制之一。
有时候，新官员一上任，前任所积压的问题就开始爆发，银行发现地方政府不负责任，停止贷款，经济增长的源泉被掐断，前任所力推的项目又没有实际经济效益，经济就会陡然转差。在不明所以的外界看来，表面上却形成前任非常能干、离开前任经济就不行的假象。胡闹的官员越来越多、官越升越大，整个吏治也就越来越污秽，腐败越反越多。这是不恰当的经济指标引起严重社会后果的典型例子，它警示我们，建立恰当的经济评价体系于政治、于社会、于各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