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巴黎的地标性建筑，巴黎圣母院被誉为法兰西的骄傲，是世界著名文化遗产，拥有号称800年的悠久历史。
巴黎圣母院（1750年）
1780年，塞纳河边的巴黎圣母院
今日的巴黎圣母院，熠熠生辉
据说，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波拿巴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盛大的加冕仪式。
《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Le Sacre de Napoléon）
《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是法国著名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又译作达维特，法国画家，新古典主义画派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奉拿破仑之命于1805-1807年创作，据说是“忠实地”记录了1804年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隆重举行的国王加冕仪式，该幅油画宽近10米、高6米，是一幅巨幅杰作。
此作完成于1807年11月，拿破仑非常喜欢，欣然赞道：“这真是件伟大的作品！根本不是一幅画，哪有画可以让人仿佛置身于画面中？每个部分都有生命……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大卫，还是你了解我，你让我成为法兰西的骑士。”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此画现存共有两幅，一幅现存凡尔赛宫，一幅存于卢浮宫，两幅画之间存在一些差别。
其一，是画布不同。
其二，画中拿破仑的二妹波利娜着装不同。
波利娜·波拿巴（Pauline Bonaparte，1780年10月20日-1825年6月9日），本名为玛丽亚·保拉·波拿巴（Maria Paola Bonaparte），比拿破仑小11岁，父亲去世那年她只有5岁，通常被称为波利娜·波拿巴，是一位意大利女贵族。波利娜是意大利瓜斯塔拉公国的第一位执政女公爵、法兰西帝国的公主及苏尔莫纳和罗萨诺亲王妃。
1797年6月，在兄长拿破仑的撮合下，波利娜嫁给了法国陆军少将查理斯·李克勒克（Charles Victoire Emmanuel Leclerc，1772-1802），次年生下了唯一的孩子德尔米德·李克勒克。
凡尔赛宫那幅画中，拿破仑的二妹波利娜正注视着约瑟芬的披风，她身穿红纱，而在卢浮宫保存的那幅画中，波利娜却是身穿白纱。
放大后查看，可以清晰地看到，外披的是红纱
其二，拿破仑的母亲实际并未出席加冕典礼。
在这幅巨作中，拿破仑的母亲玛丽亚·莱蒂西亚·拉莫利诺（1750年-1836年），出席了本次加冕典礼，端坐于画面中央的王座之上，整个画面显得庄严肃穆，十分温馨。
卢浮宫的画作中，拿破仑之母头戴白纱，而且样貌看起来明显要年轻一些
如果说这些只是细微差别，还无伤大雅的话，那么，来看看其“忠实记录的所谓历史”是否真的忠于历史。
根据史料记载，拿破仑加冕那日，其母亲玛丽亚·莱蒂西亚·拉莫利诺由于不满儿子娶一位寡妇作王后而愤怒至极，与其发生了争吵，故而拒绝出席该典礼。
其三，美颜与滤镜。
“王后”约瑟芬·德博阿尔内（1763-1814年）跪在地上接受拿破仑的加冕，而不是从教皇手中接过桂冠。
约瑟芬·德博阿尔内是拿破仑的最爱。据说，拿破仑临死前还喊着约瑟芬的名字。
加冕当日，约瑟芬已经41岁了，是一位中年妇女。
可是在这幅画中，她的脸庞红润细腻，脸上一丝皱纹都没有，头发向上盘起，鼻子挺拔，嘴角微微上扬，宛如二八少女。放在今天来说，就是开启了滤镜与美颜功能。而约瑟芬身后的紫红丝绒大披风由两名贵族妇女提着，其雍容华贵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外，41岁的约瑟芬还是一个寡妇，还带着两个拖油瓶（孩子）。不过，爱情有时候很奇妙，拿破仑却偏偏对她一见钟情，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并与其闪电般结了婚。
不过，造化弄人，婚后，比拿破仑大6岁的约瑟芬一直没能生出孩子，伟大的国王没有一个亲生儿子来继承王位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最终两人协议离婚，约瑟芬又成了前妻。
玛丽·露易丝是神圣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弗朗茨二世和玛丽·特蕾莎皇后的女儿，一生颠沛流离，与安稳无缘。当她听闻拿破仑和约瑟芬离婚的消息时，在日记中写道：
“拿破仑和约瑟芬离婚的消息传遍欧洲，不知是哪个可怜的公主要嫁给那个怪兽，真是最可怕的折磨！我父皇一定不会让我经历这个。”
可惜，命运与她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最后自己竟成了那个“可怜”的公主。
拿破仑娶了玛丽·露易丝后，终于生下了儿子。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命运再一次发生转折，拿破仑的亲生儿子最终未能继承王位，反倒是前妻约瑟芬的外孙最终取得王位，成了拿破仑三世。
拿破仑三世，是前妻约瑟芬的女儿和拿破仑弟弟的儿子……
其四，按照画作的尺寸比例进行换算，画中的拿破仑身高大约在1.8米，实际上拿破仑身材相对矮小，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拿破仑的仆人康斯坦出过一本回忆录，回忆录上面记载拿破仑的身高为5尺2寸3分。拿破仑死后，在入殓前私人医生弗朗西斯科·安托马奇在尸检时为拿破仑量了身高，测量结果为5尺2寸4分。圣赫勒拿岛的尸检报告显示：
“拿破仑阁下从头到脚后跟全长5尺2寸10线。”
但是，这里的单位究竟是法尺，还是英尺，是有争议和疑惑的。因为二者并不相等，存在一定误差。不过，即便按照高的来算，拿破仑的身高也只在1.68-1.7米左右，不可能达到1.8米。
画中，35岁的拿破仑身披紫红丝绒的罗马式大披风，高举皇冠站在台阶之上，神态显得威严而沉静。不得不承认，拿破仑在大卫的妙笔下变得更为高挑了。
除此之外，画家大卫还使用了“高光”小手段，以突显画中的主要人物，主角是惹眼的亮红，王后约瑟芬是暖红，配角则主要是暗红。
拿破仑的揣手礼，如下所示。实际上，没有公鸡会的支持，拿破仑是根本无法当上法兰西国王的。他也是法国公鸡会的山主，所以成功登顶后，要投桃报李，尤其是历史故事、历史古迹的创作方面。
不同国家，标志有些许差异。如下所示，大名鼎鼎的李鸿章。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伊藤博文
其五，拿破仑身后的教皇庇护七世（1742-1823年），只是简单地镶嵌在加冕典礼的画中，不容易被识别出来，其装束在去掉了教皇主冠后更像是一位普通主教。
时任教皇庇护七世
画中的教皇庇护七世感觉两眼失神，心不在焉。
也是，加冕那天，教皇其实很不满意。因为按照传统，国王应该要去罗马接受加冕的。硬被从罗马拽了过来，能高兴吗？
说起来，这次典礼的主持人，本应是庇护七世、意大利籍教皇巴尔纳巴·尼可罗·玛丽亚·路易·基亚拉蒙蒂啊。
若是看到大卫草拟的原图，教皇估计要气得七窍生烟。
因为，刚开始时，大卫构思的是拿破仑自己给自己加冕，而教皇在背后一脸不高兴的坐着……
但是，戴了帽子的教皇庇护七世在坐着的情况下，居然与拿破仑身高差不多，这怎么行？还是赶紧把帽子拿掉吧！
于是，本该属于教皇庇护七世的主冠，就戴在这位老兄的头上。当然，帽子的形制稍稍做了一点改动，改成了主教冠。否则，人家指责你僭越怎么办？
主教冕、高冠，法冠或礼冠，是天主教、东正教、圣公宗高级神职人员如主教或大主教在宗教仪式上戴的帽子。
如下所示，查尔斯 - 弗朗索瓦·勒布伦（1739-1824年），拿破仑·波拿巴的三大领事之一，手持“查理曼大帝”权杖。
其六，教皇旁边那位胖胖的红衣主教卡普拉拉（Caprara）当日并不在场，因为他恰巧生病了，在家休养，故无法参加仪式。
由于拿破仑任第一执政期间，是与红衣主教卡普拉拉签订的政教协定，作为其政治生涯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标志，红衣主教卡普拉拉即使当天并不在场，也要让他出现。
其七，拿破仑身后居然还出现了所谓的“凯撒”身影。即便按照西史说法，凯撒也是千年之前的人物，怎么可能会出现1804年？
西方故事中的凯撒形象
若按华夏典籍《大明一统志》中有关“拂菻国”的记载：
“宋元丰四年，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使来献方物。元祐中，其使两至。”
“本朝洪武四年，诏遣其国故民捏古伦齐诏谕之寻遣使来朝并贡方物。”
倘若拂菻国是东罗马，按照这个记述，宋朝、明朝时，东罗马都是中国的附属国？？
该国风俗：土屋无瓦。哪里的土屋没有瓦片？想想西藏那里的房屋。
不信的话，继续往下看。
“宋史：国地甚寒，土屋无瓦。以蒲（葡）萄酿酒。乐有箜篌、壶琴、小筚篥、偏鼓。”
东罗马有箜篌？？？有筚篥这种乐器？东罗马的钱币上是弥勒佛？
灭力伊灵改撒。去掉前面四个字，就是“改撒”。“改撒”，即“凯撒”。当拂林国变成了东罗马，“改撒”——则变成了“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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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本该属于拿破仑的加冕仪式，就这样神奇地变成了王后的加冕仪式。
从此，拿破仑以头戴黄金桂冠的“新凯撒”形象出现在后来的诸多肖像画中。
司汤达曾说：“拿破仑是在向世界证明：经过多少个世纪之后，凯撒和亚历山大终于后继有人。”
然而，网上还有种说法，指出拿破仑的加冕典礼实际并不是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而是在意大利米兰的大教堂。当然，加冕的时间也并不是1804年12月，而是1805年。
二者时间相距很近。如果1804年已经加冕过了，拿破仑也不愿从教皇手中接过“王冠”，那为什么要在1805年又再来一次呢？
这倒底是为什么？
因为不可能存在两次加冕，所以可以肯定加冕最大的可能是只存在一次。
为什么认为1804年不可能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进行加冕呢？
因为巴黎圣母院的真实历史可能并没有所谓的800年，其真实历史仅有158年左右，也就是说巴黎圣母院的实际修建时间大约在1864年。
即便按照西方的历史来看，也对不上。
因为巴黎圣母院曾在法国大革命时期（1789-1794年）遭到严重损毁，早已成为残垣断壁，圣母院大教堂还被用作了火药工厂，就连这里的石头都运走，用于建造桥梁或地基。
从1794年到1804年，不过区区10年时间，百废待兴的法兰西就有能力完成巴黎圣母院的重建？看看1804年大教堂的背景，那是多么富丽堂皇啊！
从建造工期上来看，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整座教堂在1345年才全部建成，历时整整183年！
按照法国官方说法，19世纪才开始重新修建的话，即便就从1800年起开始重建，难道仅仅只需4年就能重新建成了？
2019年4月15日，巴黎圣母院突遭大火侵袭，大教堂损毁严重。
96米高的标志性尖顶倒塌后，砸坏了大教堂拱顶，还压碎了一座现代祭坛，并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至于大教堂内部，是一片狼藉。
注意，此次大火并未完全烧毁巴黎圣母院，由于消防员的努力，有很大一部分建筑得以幸存，包括两座钟楼以及教堂内部很多价值连城的文物，如著名的玫瑰窗、黄金十字架、教堂的管风琴等等，都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也就是说，此次大教堂的损毁程度远不及法国大革命时期。
那么，在当今技术条件下，损毁程度还远小于法国大革命时期，重建巴黎圣母院需要多久呢？
光是清理工作（把烧焦的木材和其他碎片清理完成，运至戴高乐机场附近的一个仓库里进行整理归类）就花费了两年。
原来预计重建工作需要几十年。
后来，法国官方觉得这个时间太长，无法接受，开始全球招标，最后在有中国人参与重建的前提下，预计时间缩短到了五年。
以现有的技术条件、技术能力，有基建狂魔参与协助，都至少需要五年时间重建，那当年从1800年开始重建，到1804年就能把大教堂重新建好？
巴黎圣母院举办的一系列仪式中，其中有两项最为引人注目，一项是拿破仑的加冕礼，上文已经说过了，而另一项便是圣女贞德的平反仪式。
据说，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女英雄贞德（1412年-1431年5月30日，法文：Jeanne d'Arc；英文：Joan of Arc）带领法国军队勇抗英军的入侵，在奥尔良战役、帕提战役中屡屡重创敌军，扭转战局，帮助法王查理七世收复大片失地。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贞德被英国抓捕并被污蔑为女巫，最终于1431年5月被英国人公开处决，烧死在火刑柱上，享年19年。
可是，从贞德从军起算起，一直到她被俘，总共也不过一年多时间，一个不懂军事战略战术的未成年女孩，此前也并无身经百战的实际经验，居然能在一年内挽回已然颓败70多年的法国军队，接触奥尔良之围，扭转败局，这恐怕得神灵附体，又或是天主亲临，才有些许可能。
不论西人怎么缝补，也无法圆满解释贞德这个军事外行的村姑，为何能在率军进入奥尔良后原本节节败退的法军就能连连获胜，竟让百年战争中公认战斗力颇为强劲的英军溃不成军。
正因为如此，西方又由乌克兰外科手术、考古专家霍本科（SerhiyHorbenko）抛出一种说法，提出“贞德”是查理六世的私生女玛格丽特公主，从小出身将门、熟悉军事，并由查理七世派出阿朗松公爵（因奥尔良战役一战成名）辅佐贞德的假设。只是，这个故事漏洞太多，经不起考证，鲜少有人认同。
有意思的是，巴黎圣母院的“圣母”可能并非指代所谓的圣母玛利亚，而是指这位圣女贞德。
巴黎圣母院的全名是Cathédrale Notre Dame，Notre Dame的法文本意是“我们的女士”（Our Lady of Paris）、“我们的贵妇”。
Dame的含义如下：
据说，1456年，贞德的平反仪式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并在院中竖立了贞德塑像，由此，贞德被誉为“圣女”。
圣母玛利亚的英文是Mary, Mother of Christ，法文则是Sainte Vierge.
因此，巴黎圣母院（Cathédrale Notre Dame）的Dame，完全有可能指的是传说中的贞德，而不是圣母玛利亚。
并且，Nortre Dame（我们的女士、我们的贵妇）也不是“巴黎圣母院的”专有名称，仅巴黎2区就有两处冠以Nortre Dame的教会，此外，巴黎9区、16区还各有一处。
其实，法国很多教堂都叫Notre Dame。
根据J.MEURET《LE CHAPITRE DE NOTRE-DAME DE PARIS EN 1790》(1790年巴黎圣母院分会）第66页（资料及译文来源于北京大学政治管理学院高鹏程教授）显示：
上图底部标注有法文说明：
“Ce plan, calqué sur celui que l'abbé de La Grive offrit au Chapitre en 1752, indique les maisons des chanoines et bénéficiers sous le numéro qu'elles portaient en 1790.”
翻译过来，大意便是：
该图以1752年拉格里夫修道院院长向该章提供的地图为基础，显示的是1790年教皇和受益人的住所（房屋）编号。
不仅如此，1800年的巴黎规划图中，在今天巴黎圣母院的位置上，显示的也是空地和Hotel God（地图注明的序号为43） 。
地图标注序号为43的地方，是Hotel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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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如今的巴黎圣母院位置对比一下，1800年序号标注为43的位置，正是今日巴黎圣母院的位置。可惜，那时不叫巴黎圣母院，而是Hotel God和空地。
可能有人会说，1800年规划地图上中间不是多了一块位置34吗？那是什么？
34，在1800年的巴黎规划图上名为St. Lewis
而在今天，这个小岛与旁边已经连同，但仍然名为圣路易斯岛，St. Louis与St. Lewis虽然拼法不同，但实际上是一样的。
密歇根大学教授大卫·波特著《18世纪英国的中国品味》（《The Chinese Taste in 18th-century England》，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第6章介绍了西方第一个所谓的“哥特式”怪诞现象诞生的经过，——是一位名叫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 1717-1797年，辉格党政治家，英国艺术史学家和文学家）的英国贵族把原本是“中国风”的建筑魔改成了“哥特式”。
其创造了哥特式小说《奥特兰托城堡》和所谓的哥特式建筑“草莓山庄”。
小说《奥特兰托城堡》蕴含怪异、恐怖和超自然元素于一体，开启所谓哥特式风格的文学倾向，对西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所谓的哥特式建筑“草莓山庄”则首开哥特式建筑的先河，成为西方后世仿效的源泉。
草莓山庄，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哥特式建筑（产生于1760年代）
在家具领域，英国设计师也大量炮制了中式洛可可风格的图样书。
1740年以后，作为西方史上第一人，马蒂亚斯·洛克（Mathais Lock）开始雕刻鸟和带翅膀的龙。后来，西人延续这种风格，被誉为欧洲家具之父的托马斯·齐彭代尔（Thomas Chippendale，1718-1779，又译作齐本德尔、齐普代尔，英国细木家具设计师和制作家，出身木匠世家）在这方面颇有建树，成为集大成者。
1754年，托马斯·齐彭代尔出版《绅士与细木家具制造者指南》（ The gentleman and cabinet-maker's director）一书，书中就详细介绍了所谓的中式奇彭代尔风格。
而18世纪英国著名剧作家奥利弗·哥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又译作奥利弗·金史密斯）在其著作《世界公民》（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一书中，描述了一个角色去拜访一个中国艺术品代理商的故事：
“你有没有漂亮的中国货？那种一般人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我有20种只有中国人懂得怎么用的东西。看这些罐子，正宗的豆绿色……还有这些，虽然在你看来可能还不错，但对中国人来说不值一提。但它们是有用的器具，所以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套。”
最后，再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幅“以伪证伪”的画作吧！
据说，软弱的英国国王亨利六世（Henry VI，1421-1471年）也曾在历史悠久的“巴黎圣母院”接受教皇加冕，荣登大宝。
1429年11月6日，亨利六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为英格兰国王；
1431年12月16日，亨利六世在巴黎圣母院加冕为法国国王，如下所示：
咦？巴黎圣母院历经183年的修建，不是于1345年就建成了吗？建成后的大教堂不应该是富丽堂皇、磅礴大气的吗？怎地如此简陋？如此简陋的教堂需要建造183年？
其实，之所以将拿破仑加冕大典放在巴黎圣母院，目的之一便是为了证明巴黎圣母院的悠久历史，不曾想却弄巧成拙，露出了破绽。
唉，一不小心，又前后矛盾了！
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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