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正韵》是明太祖洪武八年（元始1375年）由乐韶凤、宋濂等11人奉诏编成的一部官方韵书，共16卷。
为什么要编撰洪武正韵？
可以从《洪武正韵序》中找到答案。
从该序中，可以发现原来汉语的发音也是依据音律之理，以宫商角徵羽，加半商、半徵，七音囊括天下之音。此等之理，按音乐原理来规范汉语发音，顺乎自然，可应和谐，这恐怕是今人很少意识到的。
[明] 宋濂 撰《宋学士文集》宋学士文集卷第二十二翰苑续集卷之二 “洪武正韵序”，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
明太祖下诏，以中原雅音为基础，不拘泥于方言，上下质正，将其音谐、韵协者并入，又把同义同字而写法有别的两种字合二为一，最后成书十六卷，计有七十六韵，共70万言。奏报后，赐名洪武正韵。
看到这里，恍然大悟，不禁感叹汉语的博大精深！
原来，古语之音只取谐协，所以皆能相通。江左制韵之初，采用吴音，只有四声，却忘记了衡有七音这回事，所以造成的结果便是，经纬不交、失去了立韵的本源。宋代，有司（主管某部门的官吏，类似于有关部门）虽然采用通并之法，但仅仅是稍异于类谱而已，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为人所诟病。
今大明初立，圣人在上，车同轨、书同文，凡是礼乐文物，皆遵往圣之制，其风赫然有如唐虞之治。韵书由词臣随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习。旋宫以七音为韵，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大乐之和亦在此理。
洪武正韵中提到的旋宫十二律——指掌旋宫之图
《洪武正韵》成书并推行后，《永乐大典》便按照洪武正韵的规律来进行排序和编撰。
洪武正韵目录，第八个即为“真”韵，平声。
隆，发音良中切，即良的声母L + 中的韵母ong；
䃧，发音卢宗切，即卢的声母L + 宗的韵母ong；
蓬，发音蒲红切，即蒲的声母P + 红的韵母ong（与今之eng有所区别）。
遗憾的是，国内目前只能看到《洪武正韵》的序，《洪武正韵》原本藏于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以致于目前所有汉字的解释，包括字典解释中，往往只有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内容，唯独缺少了《洪武正韵》。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太尉祭酒许慎编著的语文工具书著作，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语文辞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典之一。
《康熙字典》是清朝康熙年间出版的图书，编撰者是张玉书、陈廷敬等人，是在明朝梅膺祚《字汇》、张自烈《正字通》两书的基础上加以增订而成。该书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元始1710年），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元始1716年），前后历时六年，因此书名为《康熙字典》。
从汉朝到清朝，中间正好缺少了承前启后的《洪武正韵》。
洪武正韵.十六卷.明.乐韶凤等奉敕撰.明嘉靖四十年刘以节刊本，哈佛大学汉和（中日）图书馆珍藏
洪武正韵目录，分为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平声者哀而妄，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入声者直而促。
洪武正韵目录，有入声。
入声是古汉语的四声之一，乃是汉语之骨、平仄中的三个仄调之一。入声韵尾由三种不同的塞音韵尾[-p̚]、[-t̚]、[-k̚]构成。入声字读音短促，一发即收。入声字音是无声除阻音，是有成阻和持阻阶段，但最后没有爆发的塞音。
满清治下，由于不懂洪武正韵的底层原理，包括北方地区汉语入声消失，很多字的读音发生了重大改变，导致在阅读古文时（尤其是数理化方面）产生了不少误解、错解，难以窥得原文真貌，此乃一大憾事也。
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 官话》：“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着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
迄今为止，只有南方方言还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古汉语中的入声，根据其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保留情况及表现形式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1）粤语、闽南语、客家语、平话、部分赣语中，完整保存[-p̚]、[-t̚]、[-k̚]韵尾；
（2）大部分赣语保留[-t̚]和[-k̚]韵尾；
（3）吴语、徽语、晋语、闽东语（福州）、莆仙话、江淮官话、极少数入声独立的西南官话有喉塞韵尾[-ʔ]；
（4）一些冀鲁官话、闽北语、闽中语、新湘语、少部分江淮官话和大多数入声独立的西南官话中保留独立调值。
满清统治者的眼界和格局，还能从另外一件事情上看得出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过一个绝大部分中国人可能都没听说过的名字——王茂荫。
《资本论》一书预言了一个“被金融和资本充斥的世界”，包括金融危机：
“一切奉行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会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病，妄想着不经过生产过程就能赚到钱。”
马克思指出：“随着信用制度达到一定程度，资本人格化不断膨胀，就会出现虚拟资本。而这，是十分危险的，必然会造成脱离实际生活的逻辑，甚至，是经济的逻辑，反过来对大生产造成伤害，带来不好的影响。”
这部不朽的世界名著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作了详尽的分析和预测，共提及了680多个来自世界各国的杰出人物，其中，只有一位来自中国，这位中国人便是王茂荫。
王茂荫（1798-1865年），字椿年，安徽歙县人。歙县是徽商的大本营，王家世代经商，耳濡目染之下，王茂荫对经商之道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道光十年（1830年），遵从家人决定，赴潞河管理茶庄店务，学经商买卖之道，思仕途经济之理。翌年，适逢北闱恩科取士，王茂荫以监生资格兆试，一考中举。
道光十二年，三十四岁的王茂荫进士及第，留于京师，备官户部。先后担任过户部主事、左副都御史等职务。此后二十余年中，王茂荫历经官场沉浮，于咸丰三年（元始1853年）从陕西道监察御史升任户部右侍郎。王茂荫提出了自己的货币理论和财政学观点，还曾主持财政改革，被后世誉为晚清著名经济学家、货币理论家。时人对王茂荫的评价也很高，称赞他“直声清节”，“举国上下都知贤名”。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初，士子们必读的《劝学篇》中也这样盛赞王茂荫等人：“正言谠论于庙堂之上，有以至之。”
王茂荫的思想主张集中体现在他的货币改革方案和货币理论上，被学术界评价为“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
根据《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二·列传二百九》、《王侍郎奏议》等史料文献，王茂荫在主持清廷币制整顿时提出了一些非常实用的建议。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初五，王茂荫向咸丰帝上了《再议钞法折》，提出了四项建议（允许钱钞兑换现钱、允许银票兑换现银、允许各商店用钞换银、允许典当铺款项出入搭用钞币），呼吁统一国家货币，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
由于户部一把手看不懂，也解释不清，咸丰帝遂破例将汉人王茂荫召来堂议。
王茂荫当面陈述后，咸丰仍旧没有听明白。咸丰帝把自己兜里揣着的丝绸官钞提拉出来，对王茂荫发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能摸的货币，将来天下所有百姓、所有人，谁都可以摸？
王茂荫回答，是。
结果，咸丰大怒，把王茂荫一顿呵斥，当场就赶了出去。
1854年4月，在大臣审议报告中，王茂荫又受到严厉申斥。
（详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的附注说明，第一卷第146－14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一版）
注：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针对“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问题，马克思专门提及了王茂荫和其“主张将官票宝钞变为可兑现的钞票”的观点，并为此写下了八十三条的大段注释。
马克思为此感叹地表示，如果当初中国的皇帝采纳了王茂荫的建议，我们今天就看不到欧洲了。
说回《洪武正韵》与《康熙字典》之间传承断续的问题。
虽然《康熙字典》在修订时，明代《洪武正韵》的入声在北方汉语中消失了，不过，由于《康熙字典》的修订基础是明朝梅膺祚的《字汇》和张自烈的《正字通》，所以《康熙字典》中不少汉字的发音仍旧与洪武正韵相同，比如“石”这个字。
众所周知，石字是个多音字，有两个读音：石（shí）、石（dàn）。
曾经，语文课本上有篇文章《马说》，里面就有一句：一食或尽粟一石（dàn）。
一石米的“石”读（dàn），意思相当于“一担米”。
在古汉语字典中，“石”的注音注解，表示容量单位，字义和发音等同于擔，（dàn）。
此前，有人把“两千石”的石读作（shí）、还有影视剧中也读作（shí），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和诸多争议，许多人都言之凿凿说应读作“两千石（dàn）”。
然而，这种读法只是方言中的俗称，可能源自于对太史公史记中记载的误读。
《史记·淮阴侯列传》:“守儋（即担）石之禄者。”
儋与石在一起出现，因此，自古以来论，就有人认为西汉“儋石之禄”成语中的“儋”与“石”同义，最后变成了发音也相同。
清人桂馥在《说文解字义证》中指出:“以石为担, 由来旧矣。详其故, 因儋受一石, 遂呼石为儋。”
问题是，这分明是两个不同的字，难道要读成儋（dàn）石（dàn）之禄吗？
儋原本是什么意思呢？
《集解》晋灼曰：“杨雄《方言》‘海岱之间名罂为儋’。石, 斗石也。”
苏林曰：“齐人名小罂为儋。石，如今受鲐鱼石罂, 不过一二石耳。一说, 一儋与一斛之余。”
《索隐》云：“儋音都滥反。石, 斗也。”
唐师古曰：“儋音都滥反。或曰, 儋者, 一人之所负担也。”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儋的发音，反切，是“都+滥”，理解上大略也是都的声母d+滥的韵母an，所以发音为（dàn）没有问题，字义指的是一种容量器具——小罂。
那么“石”呢？石，即是另一种计量单位，斗也。
当时，由于一石重的谷物，可以放在“儋（即担）”这种小罂容器中，二者又皆是计量单位，极容易搞混，所以汉代齐、楚等地方言中便将石视作“儋（即担）”，读为tam。
这种方言中的误读、地方上的口音，后来便一直流传下来，唐代也有人将“石”读作（dàn），粤语广韵中也就有了一个“daam”的叫法。
《后汉书·宣秉传》：“自无担石之储，李贤注:‘今江淮人谓一石为一担。”
唐以后，谓一石为一担的，已不限于江淮。
明代《同文举要》 （《正字通·石部》引） 记载：“石转音担, 量名, 合石、儋为一。”
明李实《蜀语》：“石读为旦，凡官府粮册及民间谷米帐，皆以石，音担。”
明末清初，方以智《通雅》云：“一石为石，再石为儋，故后人以儋为石。”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并非上古“石”的正音、雅音，亦非正统官话，仅仅只是误读流传后扩散开来的方言发音。
《说文解字》中，许慎对石的读音标注是，常隻切。隻是“只”字的繁体。隻在康熙字典中发音为“炙”，所以石的发音“常的声母Ch + 隻的韵母i”为chi，古代汉语c发音与s相同，即为今日之读音shí。从说文解字到康熙字典，石字都只有一个读音。
即使在唐代，石（shí）的读音也是官方主流、文人士大夫主流，以李白诗文《猛虎行》为例：
“昨日方为宣城客，掣铃交通二千石。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
此处的“二千石”的“石”，要与第四句的“掷”字押韵的话，入声韵押必然读作（shí）。
《康熙字典》【午集下】【石字部】：“广韵：常隻切。”石字读音只有一个，shí。
明末清初黄生《字诂》云:
“汉以石为奉禄之等, 故有‘二千石’之称。今俗用此为儋 (都滥切。俗作担, 亦非。) 字, 至呼‘二千石’亦如此音, 此最鄙谬。按:《汉书·蒯通传》‘守儋石之禄’。又《扬雄传》‘家无儋石之储’。试从俗呼之，可以一笑。”
《称谓杂记》：“俗民或直以百斤为石，或作担。”
1930年，《中华民国度量衡法》开始施行，其中规定：石为容积的市用单位，1石为100升；担为重量的市用单位，1担为100市斤即50千克。
《现代汉语词典》：容量单位，十斗等于一石。（此义在古书中读shí，如“两千石，万石”）
《新华字典》：我国容量单位，一石石10斗。（此义在古书中读shí，如”两千石”）
当西人根据汉语创造英语单词时，看到石（shí）以及石（dàn）的南方发音dam或daam，就把二者结合起来，石（shí）取S、石（dàn、dam、daam）取近似音变为ton，加上一个不发音的e来作变形以迷惑旁人，于是中国的石头就变成了英语中的S-ton-e，即Stone。
而后，西人又发现石（shí）、石（dàn）在汉语中还是个度量单位（如下所示），就把ton也变成了一个重量单位——“吨（Ton）”。
巧合的是，上文提及在古代汉语中C和S相同，清朝时的英语也正好是这样。
上图来自1860年清咸丰庚申重订版的《华英通语》，子卿編著，清人子芳重订，现藏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英文翻译却是：哈佛大学燕京学院汉和【中日】图书馆）。
传教士马礼逊好不容易编了本《英华字典》，接任的传教士麦都思又好不容易以《康熙字典 》作为编撰基础（再参考马礼逊的 《英华字典 》和一位匿名作者编写的《汉拉词典手稿》）于1847年出版了《英华词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才将英语初步变成一套成熟的、可以记述、表达、承载深奥知识的书面语言体系，但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彼时的中国人居然也在同时研究所谓的英文，并编撰出了一本《华英通语》词典。
从该书中可以看出，清朝时的英文与现在英文的发音，两相对比，有些单词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音变。
新年New year，汉语发音“鸟爷了”，元旦New years day，鸟爷士爹。
时候Time，发音“低唔”。
天气Weather，清时发音为“啒咑”，与今天的英文发音差别还挺大的。
正因为英语书面语言体系是建立在《康熙字典》上，是按照汉语字词一个个创造单词、对应词义的，而彼时的发音又是参照中国南方方言（如两广福建等），所以就会很自然地发现：
秀才（南方方言发音siuzai），变成了学生Student；茶师，变成了老师Teacher……
而会计，本读会（huì）计，不读会（kuài）计，因为其本义不是指什么财会、财务人员，而是司职天象算法之人。上古时，五星七曜连成一线（即五星连珠、七星连珠），称之为“会”，计算各星体会合的算法，称之为“会计”。
北宋邵雍沿袭上古天文历法知识，在《皇极经世》观物篇总结提出：“元之元1，元之会12，元之运360，元之世4320。”
即1元=12会=360运=4320世，其中1会=10800年。
会计，从天文含义，拓展至日常生活中，便衍生出了财务度支方面的含义，但其发音仍然读作“会（huì）计”。
《周礼》会计上：“……职币则惟振敛财帛之馀与，夫司裘掌皮，则又皆惟会讨一物一用……”
满清入主中原后，满人学习汉语，把会（huì）计改变读音，读成了会（kuài）计。
西人从康熙字典中把“会（kuài）计”学去，翻译造词，便有了Calcu-late，Calcu就是会（kuài）计的南方发音，再加上late作为后缀，即表示是后来才学的，又能巧以掩饰，但其本质含义却仍有计算之意。
这样的例子，举目四望，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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