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工复产遇毒月：端午是古时的防疫节，鉴古知今，你读懂了吗？
《保生心鉴》有云：五月属火，午火大旺，则金气受伤。古人于是时独宿，淡味，兢兢业业，保养生脏，正嫌火之旺耳。
开宗明义，亮明观点：
1、六月（农历五月）为肺部最脆弱的时机。
2、2022年之五运六气：
如图所示，一整年木（肝）运太过，——相火妄生。
五运之三运：6月16日-8月28日，太宫——湿，有湿疫、湿毒。
六气之上半年：司天少阳相火，外在大环境（包括时空运动、气候等诸多因素）会导致肝胆相火妄动；
六气之下半年：在泉厥阴风木，——风疫，风疫，风疫，又是催袭（肝）木；
六气之“三之气”包括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四个节气，时间从5月21日-7月22日，前两个节气是“少阳相火”，后两个节气也是“少阳相火”。
六月入暑，夏至，必有热。故即将到来的六月，是湿热为主，若地处海滨，则定有风。疫毒横行，必湿热夹风。何况下半年更是厥阴风木在泉。
何谓相火？
人身之火，不外乎君火与相火。心为君主之官，故心火谓之君火。朱丹溪认为心主神，相火受心之支配，相行君命，故曰“相”。同时，它具有动的特点，凡动皆属火，故谓之相火。
朱氏认为相火的表现形式是：“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意思是说，其不同于一般的燃烧之火。相火本身虽然肉眼看不见，但通过脏腑的功能活动和异常的病理变化，可以使人感觉出有火的征象（其实是体内阴阳失衡的一种表现）。相火为人身动气，是生命活动的动力。天之所以能生化万物，是天体运动的结果；人之所以有生命力，亦在于机体内部的运动，这种运动所以能够维持，则是由于相火的存在。因此朱丹溪认为：“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
相火并不神秘，只不过是人体生生不息的机能活动而已，故正常的相火不能随意泻之。
具于人者，相火所居部位，乃寄于肝肾二部，肝属木而肾属水也。胆者，肝之腑；膀胱者，肾之腑；心包络者，肾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肾之分，皆阴而下者也。相火主要寄于肝肾二脏，但因其“动”之特性，胆、膀胱、心包络及三焦亦藏相火。
为什么说到了农历五月（阳历六月），肺部最为脆弱？
根据前述五运六气之推演，必定多火攻伐，虚火上炎。肺属金，乃娇脏，喜欢凉快，诸火上攻，火克金啊。
由是，引出来一个养生的重要问题：当节欲。
这又是为何？
人体是一部精密的仪器，凡诸火攻伐，君火相火过妄，必会调动肾水上济，以制约君火和窜行之相火，水克火嘛。若是此时，房劳过度，肾精被掏空，精气所化肾阴肾阳不足，肾阴不足，则肾水必然不足。
3、古时端午节，卫生防疫日。
端午节又称为“端阳节”，正值仲夏，气温升高，百虫活跃，蚊蝇蛇虫鼠蚁病菌大量滋生，容易传播疾病。端午节最原始的含意是祈神求福、避邪保健，千年相传，被称为“卫生防疫日”。
民谚曰：“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
因此，古人在这一天打扫庭院，挂菖蒲、艾草又或蜀葵驱毒，佩戴香囊，饮雄黄酒，上山采药，杀菌防病等。
这些习俗反映了古人对疾病时疫的预防意识。
“五月五端午，天师骑艾虎，手持菖蒲剑，瘟神归地府。”
这首广为流传的歌谣形象地描述了端午节家家户户门上插艾草和菖蒲驱逐瘟疫的习俗。端午节插艾，是为了不让邪毒进入庭院房间。艾草是多年生草本或略成半灌木状植物，它的茎、叶都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提神通窍、健骨消滞、杀虫灭菌，也能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
端午节，人们还在大门前或在室内的花瓶中插蜀葵。蜀葵又称“一丈红”，端午时节开花，故又得名“端午花”。蜀葵嫩叶及花可食，皮为优质纤维，全草入药，有清热止血、消肿解毒之功，治吐血、血崩等症。
喝雄黄酒避虫毒
俗话说：“五月五，雄黄烧酒过端午。”
雄黄是一种中药，其药性辛苦、温，既可以外搽又可以内服，主要用做解毒、杀虫，外用治疗恶疮、蛇虫咬伤等，效果较好。民间将蒲根切细、晒干，拌上少许雄黄，浸白酒，也有单独把雄黄研磨成粉末放入白酒内泡制成雄黄酒。
《帝京景物略》云：“渍酒以菖蒲，插门以艾，涂耳鼻以雄黄，曰避虫毒。”
《燕京岁时记》说：“每至端阳，自初一日起，取雄黄合酒晒之，用涂小儿额及鼻耳间，以避毒物。”
系五色线辟邪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五方五行的五种颜色“青、红、白、黑、黄”被视为吉祥色。为让孩子避开蛇蝎类毒虫的伤害，端午节的早晨，大人们起床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孩子手腕、脚腕、脖子上拴五色线。端午以五色丝线系臂辟邪，曾是很流行的节俗。小姑娘们还用硬纸条叠成菱形粽子，缠上五彩丝线，戴在身上，通称“葫芦”、“续命缕”。
抚今追昔，同是防疫，一时不胜唏嘘，感叹不已。
张院士4月15日赶赴上海，5月20日离开，整个过程鲜少有媒体报道说起。与大红大紫形成鲜明对比。
由此，突然想到大漂亮。
二战胜负已定时，原本按兵不动的它立刻跳了出来，迫不及待下场，最后一番运作，影视剧洗白、鼓吹，媒体助阵，在成功摘取胜利果实的同时差点篡改了历史，——让世人认为二战是米国打胜的。
好一副既高大又伟岸的形象。
对此，俄罗斯自然有话要说，所以每年5月都要隆重庆祝二战胜利纪念日。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终结，欧美国家把这一天定为“欧洲胜利日”。在苏联及其后的俄罗斯联邦则将5月9日作为战胜德国法西斯纪念日，又称“卫国战争胜利日”。
忽然想到03年非典。
国医大师邓铁涛参与了救治，并且创造了很多不可思议的记录，国医力挽狂澜，发挥了重大作用。可是，在庆功时，作出更大贡献的人却被有意无意忽略了，虽然你们付出了许多，但功劳薄上没有你们的名字。邓老在去世前某次接受采访，袒露心声，是气愤不已、甚至骂过人的。
忽然想到药王孙思邈。
其所著《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便是《大医精诚》。
《大医精诚》论述了有关医德的两个问题：第一是精，亦即要求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习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第二是诚，亦即要求医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以“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策发“大慈恻隐之心”，进而发愿立誓“普救含灵之苦”，且不得“自逞俊快，邀射名誉”、“恃己所长，经略财物”。
原文摘录如下：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忽然想到明清时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
从利玛窦开始，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便是有计划地全面窃取华夏各种科技、文化、知识典籍，以研究华夏的自然史、民俗史、年代学、天文学（历代观测数据）、地理学、数学、物理学、伦理学、法律、艺术、政治、医学等各方面知识，为其抄袭仿造本国历史、科学、艺术、医学而用。
清初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科学院院士、康熙重臣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又作白进，字明远，卒于北京，享年74岁）坦诚地说道：“我们的思辨数学既不深刻，也不完美。” 中华帝国“多个世纪以来有着令人钦佩的统一性治理的法律体系”，所以把华夏法典也一并窃取了吧。
德方塔尼神父从华夏带回有关鞑靼的地理测绘数据以纠正和补充维森地图，白晋则收集了《坤舆万国全图》中标定的有关白令海峡、北海道等地的测绘数据，秘密送回欧洲。中国的自然史包含了无穷无尽的方法和秘密，翻译这些资料十分有助于他们的自然哲学家和医生发现更卓越的知识，然后再冠以一个新的名称或名词，创造一番“新”的理论。
……
诸如此类的行径，层出不穷，难以计数。从明朝一直持续到清朝，数百年从未间断。
也难怪连莱布尼茨都看不下去，感叹道：“他们将（耶稣会士）盗用的中国历史编年表来构建西方历史，同时还要有计划地制造舆论来妖魔化中国的信史作者。”
对此，有教材是这么总结的：
忽然想到近代影响中国最深的传教士李提摩太。
是这货提出的建议影响了洛克菲勒，让原本多收、本应退还的庚子赔款变成了建设协和等几所大学的资金。
李提摩太向李鸿章提交《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条，其中第三条提出：
从庚子赔款中拿出50万两白银，每年5万两，以十年为期，用来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多年来，他不断游说英国政府及官员，向伦敦浸礼会写信，倡议各个教会联合起来，在中国十八个行省各建一所大学。
他对英国公鸡会、教会汇报却说，中国社会中最有地位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官员，不仅掌握了国家的行政权力，在文化教育上也有很高的权威。如果控制了他们的思想，将会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建立大学，只要控制了这些未来社会精英的精神，就抓住了中国的脑袋和脊梁。
1901年7月9日，李提摩太开始筹办大学，派出九名传教士，推进建立山西大学堂相关事宜，但山西巡抚岑春煊却却以山西“民穷财尽”提出异议，搁置了此事。但李提摩太并未灰心，他奔波京城，得到李鸿章等人大力支持，最终与洋务局签订了《晋省开办中西大学合同八条》。
有鉴上述种种，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唯洋必尊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顶礼膜拜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奴化和软骨深入骨髓了，原本天朝上国的自信丢失了，原本不卑不亢的气节悄然不见了，原本一枝独秀的优秀道统丢失了，剩下的只是一张张睡眼惺忪的面庞，一双双迷茫无知、又或早早醒来却甘于在金钱利益中沉沦的眼睛。
对此，昆仑策有这么一段精彩的评论：
你可能永远都想不到，纳尔逊·洛克菲洛（美国副总统）是比尔的远房亲戚，按辈分，比尔得叫他一声“曾爷爷”。不仅如此，比尔的祖上还和英国女王同宗同源。
警钟长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承平日久，忘战必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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