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许不知道，明朝就有地球仪了。
来,看看大明天启年间的中国地球仪，这是目前现存最早的地球仪文物。
该地球仪是专门为天启帝制作的。
明代天启三年（即西元1623年），据说由耶稣会传教士曼努埃尔-迪亚斯（Manuel Dias）和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共同参与制作，至于领头人是谁、详细的海图来源，不是三缄其口，便是语焉不详，又或顾左右而言他（关于坤舆万国全图为利玛窦所作之说法，已被梵蒂冈天主教廷撤回该说法，实际证明《坤舆万国全图》（Great Universal Geographic Map）是明朝万历三十年（1602年）由太仆寺少卿李之藻绘制。李之藻被吸纳为耶稣会士后（教会撒钱，普通人入会每人给三两银子，相当于一名普通小吏一年的俸禄，朝廷大员如果入会，获得的钱财好处就更多了），一生都在为耶稣会服务，协助西方根据华夏典籍创建各门学科，包括西方最早的医学，而他绘图《坤图》的唯一来源综合各方面资料考证下来最有可能是郑和舰队的第一手资料，因为其他所有可考据的来源不具备条件、且漏洞太多。
之前已经发过专门的文章介绍李兆良教授有凭有据与天主教廷之间的沟通，现在国际地图学会已经采纳了李兆良教授的考证结果，梵蒂冈天主教廷官网也撤下了利玛窦制作《坤舆万国全图》的说法。
此处不再赘述。
所谓的欧洲大航海，几乎所有的技术包括建造千吨级以上的大舰技术（雇佣中国舟师和船工在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菲律宾（注意，此时现代意义的上述国家尚未形成）等地帮忙建造大舰，初期负责导航的舟师也是有经验的中国人）、水密舱技术、指南针、乃至经纬度等等，都是华夏的发明创造，并且是世界公认。
而且，对于海上长时间航行出现的败血症问题，西方当时根本没有能力解决，也是跟着中国人学习才解决的（当时西方人不吃豆腐，不懂豆芽菜）。
这个地球仪在北京制成，是现存最早的中文注记地球仪，字体十分醒目，材料为木质，彩漆描绘，直径58.4厘米，比例尺为1:21000000。对于世界的主要大陆、半岛和岛屿的表示，都相当好，与《坤舆万国全图》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地球仪上对非洲和欧洲海岸的描述与现代地球仪对比，几乎是一模一样。此地球仪，明清时期一直存放于宫廷之中。清朝灭亡后，散落至宫外。1938年，被一位英国人佩塞维尔爵士在北京获得，并于1961年将此地球仪捐赠给英国博物馆，现仍收藏在英国博物馆。
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559—1654），号精华，明朝末年来中华天主教传教士，意大利西西里人，贵族家庭出身。他在墨西拿（Messine）的耶稣会初学院攻读文学2年、哲学3年、神学2年，成绩十分优秀。经过3年的实习教学后，任初学院助教2年，导师1年，1582年入耶稣会。
1596年，他从里斯本启程向东出发，同行者有Nicol. Pimenta神父。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抵达澳门，一开始在韶州传教，万历三十七年到北京，次年接替利玛窦任在华耶稣会会长。在华传教58年，经常在山东济南一带活动。
利玛窦认为中国的祀孔祭祖是优良习俗，允许教徒参与，而龙华民则把祀孔祭祖视为迷信，不准教徒参加，为此在传教士间和教徒间引起激烈的讨论，著有《圣教日课》《地震解》《人身图说》（与邓玉涵、罗雅各合译）等。
关于明朝的一些疑问，比如为什么前期火器领先、中后期却落后了、刘大夏究竟有没有销毁郑和舰队的资料、很多科技书籍包括永乐大典的内容是怎么流落出去的，读《明史》《明实录》找不到答案的话，不妨把目光转向耶稣会士身上，看看那些传教士们的著作，看看有哪些当朝大员与耶稣会往来密切，并且拥有耶稣会身份，他们又是如何在传教士们的指挥下，统一行动，如何移花接木、托名著书。
他们不仅让入会的当朝大员、文坛领袖销毁自己的科技藏书，还想方设法把皇家馆藏来个乾坤大挪移。
注意，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持续了数百年，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睁眼看世界的人未必都为国家、为民族着想，他们也有可能仅仅只为自己考虑，甚至牺牲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百姓利益来换取想要的荣华富贵、功名利禄。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近代数百年来一方面在混淆历史、误导国人（欲灭其国，先亡其史）时，一方面却在不断加大对古华夏的各种研究，剽窃文化思想和精髓以重新包装、重新命名，即换个瓶子装华夏的东西。他们把这些内容编入自己的古代历史中，改头换面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然后一边指挥矮化别国，一边发动机器和牧羊犬不断宣传、拔高自己。
其实，他们绝大多数的所谓“手段”都是从古代华夏的谍战思想和案例中学习得来的，他们将之灵活运用，用来对付自己的敌人和对手，自然也包括华夏。
通读历史，对比当下，可鉴古知今。可以发现其手段和方法，不过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间谍鼻祖从来不是西方宣称的公元前10世纪的菲利斯女士，而是夏朝的女艾、夏朝末年的伊尹。
西方学者认为，世界间谍鼻祖是公元前10世纪的菲利斯女士，但实际上中国在西元前19-20世纪左右的夏朝就出现了人类已知历史上最早的间谍，——少康使女艾。
女艾（也称汝艾，约西元前1900年-西元前1839年）是世界上第一位女间谍，祖籍天水，其后人以艾为姓，故天水为艾姓发扬之郡。
据《左传·哀元帝》记载：“少康使女艾谍浇，使季杼（zhù）诱豷（yì），遂灭过、戈，复禹之绩。”
这是全世界最早的间谍活动记录。
女艾是一名女性将领，夏商时女性可以领兵作战，成为将领。夏朝时，权臣寒浞（zhuó）篡了帝位，少康派女艾去杀寒浞的儿子浇，派儿子季杼去骗寒浞另一个儿子豷（yì）。为了帮助少康夺回王位，女艾乔装打扮来到寒浞的统治中心，打探消息，了解民情，为少康提供了宝贵的情报。
最终，少康成功杀死浇和豷（yì），加上寒浞（zhuó）已死，夏王朝成功复辟，后有少康中兴。女艾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间谍，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有记载的女间谍。
世界上第一位有记载的男间谍，也诞生于华夏，这便是夏朝末年的伊尹。
伊尹，己姓，伊氏，名挚，一说为空桑人（今河南省杞县葛岗镇空桑村），一说为有莘国人（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有莘国），史籍记载其生于洛阳伊川，是商代大名鼎鼎的开国名相、杰出政治家、商代第一大巫师（上古巫、史、医合一），辅佐成汤建商灭夏，用“以鼎调羹”、“调和五味”的理论治理天下，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经法》，后张仲景论广伊尹汤液经法为数十卷，用之多验。
其在位期间，积极整顿吏治，洞察民心国情，推动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历事成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君主，尊号“阿衡”，辅佐政事政五十余年，为商朝兴盛富强立下汗马功劳。
伊尹于沃丁八年（西元前1550年）去世，卒年百岁，以天子之礼陪葬于亳都（今河南省商丘市）。奉祀为“商元圣”，甲骨文中有“大乙（即商汤）和伊尹并祀”的记载。
据《尚书》所记载，伊尹曾做过间谍。
伊尹本夏人，颇有才干，被商汤所闻，欲聘为相。由于有莘王不同意商汤聘任伊尹，商汤只好以退为进，娶有莘王之女为妃。伊尹遂作为有莘氏随从陪嫁至商。商汤聘任其为宰相，委以国政。伊尹曾先后五次潜回桀都安邑，暗中进行间谍活动。伊尹在夏的间谍活动主要是通过夏朝的“内间”进行，此内间便是夏桀的元妃妺喜。
据《竹书纪年》所述，桀伐岷山，得琬和琰二女，遂冷淡末喜氏（也写成妹喜），伊尹暗与末喜勾结，败坏夏政。时百姓埋怨夏桀：“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
伊尹返回伊洛流域后，有的放矢，先与被夏桀遗弃于洛河流域的元妃妺喜相交，妹喜因失宠生恨，便暗地里为商汤偷传军情。由此，伊尹通过妺喜了解到夏桀内部的许多重要情报。最终，商汤抓住机会，起兵灭掉了夏朝。
然而，有趣的是，风水轮流转，商朝末年居然也出现了极为相似的一幕。
据《史记》载，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而率西归周西伯。也就是说，商朝末年，姜太公曾卧底纣王，给周文王当间谍。
周朝时，《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中已明确设置间谍编制，即“游士八人，主伺奸侯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即派八个人装扮成游客，专门侦察敌人动向和意图。《六韬》著者身份虽有争议，但不论是姜太公，还是周初史官，又或是春秋时齐桓公重修《太公兵法》整理自周王室档案，但基本可以确定乃是源自周朝。
《六韬》还有如下记载：
“爪牙五人，主扬威武，激励三军，使冒难攻锐，无所疑虑。”
“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
“术士二人，主为橘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
至春秋战国时，列强争霸，谍战逐渐白热化。《左传》有云：“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
秦国用间谍，往往重重砸钱，所费颇巨。
此时，经过长期实践，谍战理论和实操皆经过总结并进行了升级。华夏古代谍报思想基本上分为三种：
其一，高级谍报活动的论述，这是指对敌方政治、军事上层人物展开离间、瓦解等高级谋略活动的论述；
其二，假情报的施展、使用与散布；
其三，在行军作战中开展的层次较低的谍报活动。
《孙子兵法·用间篇》是华夏乃至全世界最早、最完整的一部论述间谍理论的典籍。
孙武在书中提出：“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用最聪明的人当间谍，还要“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待遇优厚外加感情笼络。
《孙子兵法》的“用间”一文中提到了五种使用间谍的方式，有“因间”、“内间”、“反间”、“死间”和“生间”。
具体而言，如下所示：
“因间”指利用敌方普通人做间谍；
“内间”指收买敌方官员为间谍；
“反间”是收买或利用敌方的间谍为己所用；
“死间”则指故意散布虚假情况，让己方间谍知道而传给敌方，敌方上当后可能将己方间谍处死；
“生间”是指派往敌方侦察后，并能返回递送秘密情报。
不论是从范围、规模，抑或是从方法上进行比较，春秋战国时期的间谍活动都比夏、商、周三代有了较大的发展。
活跃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战争舞台上的各类间谍，以其独特的个人风貌、大胆的智谋策略、绝妙的方式方法，为华夏古代谍报史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在国家军事间谍之外，集中出现了一批为诸侯国和利益集团服务的“私家细作”。当时，这些细作非常活跃，几乎活跃在各个阶层。
而且，这些细作根据身份的不同，极受礼遇。
孔子得意门生、儒家杰出代表、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贡（西元前520年- 456年，端木赐，春秋末年卫国鲁国丞相，儒商始祖，代表作《越绝书》）也曾自请出使离间各国，以达“乱齐”、“强晋”、“霸越”之目的。
为配合谍战活动的需要，相应的技术发明也是层出不穷。
为了顺利窃取情报，最原始的窃听器伏罂、听瓮、矢服也被发明了出来。
据《墨子备穴》载，在地上埋大缸，上覆薄牛皮，可让耳朵好的士兵监听敌军挖地道的声音。
听瓮，则是一种口小腹大的罐子。将听瓮埋在地下，在瓮口蒙上一层薄薄的皮革，侦测时，侧耳伏在上面，听周边的动静。如果需要，可直接让专业情报人员坐于瓮中，听辨声响，谓之“罂听”。为了减少听闻失误，常会培训盲人来执行任务。盲人的听力往往超强，据说方圆数十里的动静，都能通过听瓮听出来。
矢服是盛装箭（矢）的牛皮器具，利用空腔接纳声音的原理而发明。负责侦察的斥候都会配备这种工具，当需要窃听时，拿出箭矢，吹足气，夜里枕在头下，几里以内人马声都能听到。
此外，民间常用的窃听器还有“听管”，所谓“隔墙有耳”便是来自于此。
为了在传递信息时保密，各种手段也是应运而生。
在公文上贴上封泥，盖上防伪印，防止机密被他人所窥伺，这只是造纸术普及后的常规操作。
但在此之前，传递信息如何避免泄密呢？
姜太公所发明的阴符是最早的军队秘密通讯密码，这种由主将事先暗自规定尺寸长短的阴符，其所代表的“言语”就是一种情报密码。阴符有铜制、玉制、木制、竹制等。最初的阴符乃为竹制，后改用木片、铜片。阴符上无文字、图案，传符人并不知晓“符”之含义。即使被俘，叛变投敌，也能避免泄密。
后来，阴符逐渐被阴书所代替。
阴符虽有其简便保密的特点，但却过于简单、无法表达复杂意思，所以姜太公又创造出一种新的秘密通讯方法，即阴书。具体而言，就是将一份完整的情报，分写在三枚竹简上，派三人分别持三枚竹简，分别出发，到达目的地后，再将三枚竹简合而为一，便能完整读通其含义。如此，护送情报之人纵使有其中一人或二人被俘，也断不会泄密。
在阴符、阴书的基础上，华夏后世又发明了隐语、代号、暗号、字验等多种保密手段。
传递信息的隐语，又称谬语、谬书、廋（廋语）、廋辞等，《史记》便称“齐威王之时喜隐。”
三国曹操以“鸡肋”为暗号，意为退兵。
明末兵书《车营叩答合编·第五十九答》记载了防止敌方间谍混入己方军营而规定的种种识别信号。明代无名氏兵书《草庐经略·军号》，其使用方法跟现在的口令相仿。
至清代时，传递情报的暗号已非常详尽，比如“茶阵”、“路符”和“体态语”等等。
宋代字验的发明，与现代密电码原理十分接近。据《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五）记载，宋朝时官方便将常用的40个军事短语，分别用40个字来代替，然后编出一首40字的诗，作为破译的“密码本”。
明朝名将戚继光发明创制的反切码堪称当时“最难破解的密码”。其根据东汉时期发明的反切注音法，如果密码的编码是“5-25-2”，5是声母“低”字，25是韵母“西”字，2是声调的二声。据此，“5-25-2”就可以读为“敌”字。
为此，惧内、怕老婆的戚继光还不辞辛苦，专门编写了一本《八音字义便览》，作为训练情报人员的专门教材。
华夏古人传递情报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门，充满了想象力。
除了影视剧中常见的利用长期训养的信鸽来传递情报外，古人甚至能想到用纸鸢（即后世所称之风筝）作为传递情报的工具。
纸鸢一经发明，便在军事、间谍活动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南北朝时，侯景之乱中，被叛军侯景围困在都城建邺（南京）台城内的梁太子萧纲，便是用纸鸢传递情报，向外求援搬来救兵的。
这纸鸢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简直就是妥妥的“无人机”。
不过，若说保密，后来的这些加密手段都远远不如上古华夏以天文符号为蓝本设计的谍战密语。例如，以北极、太一、帝、相为“点”，以天门、司非、司危、巫官、宗正、盖星门两点为一“线”，“点”和“线”组成密语底板，便与摩斯电表类似。
而且，为了传递更加复杂的密语信息，还可引用三星河谷、四星房宿、九星天田、九坎至十六星，乃至“华盖”。
恐怖的是，上古华夏的军情密语可以发展至四十五星结构（取类比象，华夏独有的象形思维模式，源于对天道自然的模拟）。四十五星结构星群，由十五组三星结构的星组构成，三三制一体，列阵防卫，其名曰“羽林军”。
可惜，上古华夏的许多精华在周室衰微时“王子朝奔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佚失了，期待南阳不见冢的最新考古成果能有更多发现。
除了谍战理论、谍战技术以外，璨若星河的华夏历史上还存在各种谍报机构。各种机构百花齐放，令人眼花缭乱。
战国末期，六国频频派遣细作坑害秦国。例如，韩国人郑国帮秦国建渠，以消耗其国力。长平之战后，赵国派细作去往秦国，挑拨权臣范雎、名将白起的关系，最终导致一代名将白起被杀。
秦国意识到被渗透后，痛定思痛，也下定决心制定了“财剑兵”之策略来反制，即：
“阴遣谋士赉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
长平之战时，原本老将廉颇坚壁清野，尚能勉强支撑一下局面，但秦国细作却于此时四处散布谣言，坊间流传“秦军最怕赵括”，赵王听信谗言，果然上当。
王翦征伐赵国，遇名将李牧，又派细作重金贿赂宠臣郭凯金，在赵王面前称李牧欲反，致其被杀。秦国细作还重金买通各国高官，让他们进言劝谏自家君王“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少管闲事，使秦各个击破。
总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秦用“间”的一大特点就是肯费力气、多花银子，依靠砸钱铺平统一之路。
秦国一统天下之后，至汉朝，由门客、幕僚、游士等各色人等组成的智囊团辅佐王侯将相，一时高手云集。
以帝王为中心的智囊团也逐渐形成，具有相对严密的组织性与系统性。辅佐帝王的智囊人物往往在各类谍报活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组织策划作用。
《淮南子》有云：“前后知险多，见敌知难易，发斥不忘遣，此候之官也。”
汉袭秦制，在军中设斥候（侦察兵）一职。
此外，大量使用商贩充当细作，以探虚实。
汉武帝时，派聂壹以出塞经商为名，诱匈奴于马邑，尽管并未成功。
汉文帝始建诏狱，设立了华夏历史上第一个对内谍报机构“诏狱”（亦称廷尉狱）。通常而言，诏狱只关押重臣高官，比如周勃等功臣（有点像Q城监狱），不过那时是皇帝私狱，独立于国家司法系统之外的存在。高峰时，诏狱曾一度关押过十多万重犯。
三国时，对外谍报组织没有太大变化，不过对内的组织却有了较大发展，甚至出现了“校事”。
这个要“归功于”曹操。
曹大相公是始作俑者，他出身宦官豪族，为防止士大夫集团不满，在正式接管“霸府”（摄政机构）、“舍人”（丞相办公室）外，别建“校事”，安排身边地位较低的亲信卢洪、赵达等人亲自掌控，以卑驭尊。后来，“校事”权限逐渐扩大，令人闻风丧胆，上察百官，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唯心所造。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复讯。
东吴那边，孙权得位不正，也效仿曹公设置了类似的机构，谓之“中书”或“典校”。孙权在位期间，由吕壹和秦博担任中书。此二人举罪纠非，纤介必闻，令吏民无不胆寒，皆以之为害，怨声载道。无奈之下，孙权只好取缔了这一机构。
然，中书流毒扩散不可避免，已然下延，且根植于一些人的心中。
南北朝时，为监控出任各州的军政长官，效前朝、设典签。典签帅，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觐接，辄留心顾问，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这便是皇帝在大臣身边特意安插的眼线（细作）。
隋唐时，由于边患频起、内乱不断，谍报组织在此背景下得以不断壮大。
隋朝，设左右武侯府和左右虞侯开府，掌斥候，伺非常。
唐朝左、右金吾卫上将军和左、右金吾卫大将军，负责京师治安和情报，都有谍报机构性质。注意，金吾卫的“吾”字古音读yù，即“抵御”的“御”之意。现在么，大家都读成[wú] 了。虽然语音发生变化，宜从众、从俗，但字意终究是不太对啊。
难道因为不理解以前的东西造成了错误，就要以讹传讹吗？
武则天掌权后，为防止自己被后人清算，她以各种手段杀尽了李渊、李世民非属自己一脉的子孙后裔。一句话，没有自己血脉的，都得死。而且，其“广开言路”，大开告密之门（欢迎打小报告）。
她任用“无赖出身，善于告密”的来俊臣充当酷吏，据《旧唐书 ·酷吏传上》记载，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
垂拱二年（西元686年）三月，武则天采纳鱼保宗建议，设置 "铜匦（guǐ）"，即鼓励民间“言政得失”和求职、自荐或伸冤的铜质意见箱。
根据《新唐书·百官志二》记载，铜匦为方形，铜铸，当时设置了四种不同颜色，分列于朝堂四方。
青匦曰延恩，在东，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
丹匦曰招谏，在南，论时政得失者投之；
白匦曰申冤，在西，陈抑屈者投之；
黑匦曰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谋者投之。
大唐最重要的谍报机构当属“察事”。
肃宗时，大太监李辅国权倾朝野，为巩固自身地位，此人打着皇帝的名义专门设立“察事”，隶属于察事的成员一律称为“察事厅子”或“察事厅儿”。
为了应对此举，地方藩镇则多设“进奏院”来应对，以窥伺朝廷动向（唐藩镇皆置邸舍京师，以大将主之。谓之上都留后）。
你可能不知道，举世闻名的书法大家颜真卿发明了蜡丸，其优点在于不怕水湿，不惧雨天，可保文件不被损坏，且不易被发现。
唐人还升级了各种谍报技术。
伏罂技术升级为地听，即不再埋缸入土，而是直接挖口约莫两丈深的大井，投入水缸再听。
箭囊于此时发展成为报警工具“矢服”。
“矢服”多为牛皮所制，最上品乃用野猪皮制成。“矢服”可以吹气，晚上睡觉时吹起来，垫在头下充当枕头，据说夜阑人静时分三十里内的声音皆可听到。
此外，民间还出现了听管。所谓听管，便是用一根竹管，一头按在墙面上，用于窃听隔壁房中之人私语。“隔墙有耳”就是来源于此。
唐人思路清奇，想象力比较丰富，有时会让细作装扮成野兽的模样，或上冠微禽，或刻为兽足，以走野地，传递消息。
隋唐年间，因“发自戎装”的幂离比较流行，所以为了秘密传递消息，细作常常男扮女装。所谓幂离，其实就是“帷帽”最开始的式样。帷帽一般用皂纱（黑纱）或白纱制成，四周有一宽檐，檐下制有下垂的丝网或薄绢，其长到颈部，以作掩面，至隋唐时，把四周的垂网改短，亦称“浅露”。
五代时，契丹便派细作潜入中原探查情报。据《玉堂闲话》载，一位无足美妇，其父载之于独车，自邺（今河北临漳县）南游浚都（汴梁），乞丐于市，日聚千人，至于深坊曲巷，华屋朱门，无所不至。后京城获北戎间谍，官司案之，乃此妇为奸人之领袖，所听察甚多，遂戮之。
到宋、辽、金三足鼎立之际，谍报机构职能变得更加清晰。
针对宋朝，辽国燕京留守府专置一局以探查各种情报，凡都府事无巨细，必先阅之后行。诸事连外境，情涉谋叛者，悉收付之考核。
为了稳固边防，宋朝亦在边镇设立对辽的谍报机构“边铺”，每年拨出专项经费予以扶持。据南宋华岳所言：“惟能依此置铺，召募间谍，明远斥候，则屯边之兵无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每铺三十人，每屯各有三人。或遇有故，则甲探报甲，乙探报乙。彼此互见而不至于隔越，远近交通而不至于断绝，是谓聚探。”
宋初设“机宜司”，后于沿边州军改设“安抚司”。隶属于皇帝的中央刺事机构则称——“皇城司”。
皇城司本名武德司，非宋朝始创，此前五代十国时后唐即有，是禁军的一部分。宋太祖袭前制，更名为皇城司（亦称皇城探事司)，属员称为皇城卒、武德卒，又名“察子”，即周流民间，密行伺察。
天子脚下，怎会没有细作？尤其是各色各样的境外细作。
彼时，汴京作为北宋京都、临安（杭州，亦称“武林”，如武林旧事）作为南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聚集了全国最重要的政府机构，是最接近中枢首脑之地，故首当其冲成为各路细作汇聚之地。
龙图阁直学士、曾任开封知府、兵户二部尚书和尚书左丞的王存（1023-1101年，字正仲，润州丹阳县人）忧心忡忡表示，辽人对我朝中事了如指掌啊。
可见，当时谍报活动频繁，泄密情况有多么严重。
为此，朝廷曾多次下诏，公开招募京城内外能人异士来抓捕间谍，每抓一名、赏钱三十万，还能够获取功名。
根据《宋刑统》，对于知情不报或掩护、窝藏间谍者，不但家长要斩首，其妻还会被流放。
关于这一细节，笔者在拙作《昆羽继圣》之“奇境历劫”中的“清明上河图”汴京之事中也从多个侧面忠于史实进行了详细描绘。
全世界最早的蛙人间谍也出现在宋朝。
宋朝不但招募了水性极好的“蛙人”充当间谍，还在南宋初年专门设立了在海上传递情报的机构“水坼堠”。
《昭忠录》明确记载，元军围攻襄阳时，把襄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并在水道设置严密的桩栅，鱼虾难过。不过，襄阳守军突发奇谋，选派出两名水性极佳的蛙人，于水道中秘密潜行数十里，最后搬来救兵。
除此之外，宋朝还招募了许多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包括精通番语者、具有地理知识和绘画能力者、精于术数者……等等，以便相互配合，全方位收集敌方各种情报。
宋朝谍报人员的身份非常复杂，遍布各行各业，从出使外国的使臣，到边疆贸易的商人，又或是策反的敌将亲信、贿赂收买的敌方重臣宠妾，又或是土著、番民、平民、俘虏、僧人等等，都可能是细作。
由此，形成了一张张有组织的、系统的情报网。
西方对宋朝研究得很多，远超我们想象，上述很多东西他们都是从宋朝学去，然后化为己用，再继续发展，然后来对付华夏的。他们还从宋朝学去另外一些东西，比如行会组织和纹身。
南宋时，杭州有个行会组织名曰“光明会”，后来也被源于可萨汗国的王族后裔罗家学了去，像模像样弄出来一个“光明会”。
公鸡会之上有锡安长老会，锡安长老会有犹大十三家族，罗家近代三百年来一直都是公鸡会、锡安长老会的大首脑（Pindar）。原始犹大教信奉撒旦，为了平衡，罗家又搞出来一个光明会，玩了一出一手天使、一手恶魔的游戏。而它所代表的势力则成为“至高无上”的那只眼睛，注视着天使与恶魔、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唯有它们，成为超脱的存在。
注意，米联储背后的股东主要也就是这十三家族。当然，靠上海橡胶股灾把清朝财富和百姓财富洗劫一空的金融皇帝也位列其中。只是，金融皇帝家族与罗家有点不对付。尽管金融皇帝是罗家在北美一手扶植起来的（另一个被罗家扶持起来的家族是洛克菲勒），只是金融皇帝后来翅膀硬了，有点不听话，想单飞，所以触怒了罗家。罗家本想借着南北战争消灭掉不听话的金融皇帝家族，但目标未能达成。不曾想金融皇帝后来靠着洗劫清国发家致富，拥有了富可敌国的财富，牵头成立米联储，双方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又达成了妥协。
好了，言归正传，继续说回宋朝。
宋人魏泰《东轩笔录》中曾记载过一个反间计的故事。
宋仁宗时期，西夏李元昊任命大将裕勒且驻守宋夏边境。此人骁勇善战，对宋朝边境造成了严重威胁。
彼时，总领西北军务的是范仲淹。范仲淹提拔京兆府人、大儒种放的侄子种世衡为边将，以其镇守西北边陲之地。为了稳固边疆，种世衡招抚当地羌人，修筑城池，并想方设法将心腹大患辽将裕勒且除去。
经过深思熟虑，种世衡想到了一条离间妙计。
他唤来时常为大宋传递消息的光信和尚，给了他一封信，命其前往辽国，去给裕勒且送信。不过，光信和尚刚至西夏边境就被人逮了个正着。辽人搜身，发现从他身上搜出的信件只有一些嘘寒问暖之语。
西夏国主李元昊生性多疑，他可不相信事情会如此简单，便对光信和尚严刑逼供，却徒劳无功，一无所获。此时，李元昊留意到光信和尚身上穿了一件新棉袄。他心里咯噔了一下，遂立即命人仔细检查那件外衣。经过仔细搜查，果然从内里找到了另外一封书信，——此信竟然是种世衡与裕勒且里应外合的密约。
李元昊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撤销了裕勒且的兵权。不久之后，以里通外敌的罪名将其诛杀。
裕勒且与种世衡真有密约吗？
当然没有。
种世衡只是充分利用了李元昊得位不正、生性多疑的特点而已。
其实，在传递信息方面，宋代的密码技术非常先进，保密程度颇高，很难破解。
宋人将密码称之为“字验”。
所谓“字验”，就是把各种情报用一首诗中的某些字来表示，此诗多为40字。据《武经总要》记载，军中之事有四十种，如请弓、请箭、请马、请粮料、请草料、请添兵、请固守、贼多、贼少、士卒病等等，事先将每种军情排序编号。
假如出现了四十种军情中的某一项、或某几项情况，就写一首五言律诗，按事先编好的次序号码，用一个特殊的记号标注于该诗的第几个字下面。
即：以编号为“中介纽带”来对应识别不同的军情。
例如，以《赋得古原草送别》这首诗为例，全诗共40字：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若出现“被贼围”的情况时，按四十种军情的编号次序应是第31项，那么就在该诗的第31字“又送王孙去”的“又”字下加一个特殊记号，即表示“被贼围”的情报。主将获悉情报后，只要用手上的字验本（密码本）一对，就知道具体的需求情况。
由此，传递信息情报的安全性大大增加，极难破解，除非能拿到原始的字验本。
其他常用的谍战技术，还有蜡书、瓮听、空飘、箭书等等，可根据不同情况采用。
唐宋以降，至元明清，谍报机构继续发展和完善，对内形成了“三厂一卫”。
三厂即指东厂、西厂和内办事厂。
东厂：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登基，由于得位不正，担心难以收服臣民之心，特设东厂缉察百官。
西厂：由明宪宗设立，规模比东厂大一倍，一度被取消，后由太监刘瑾恢复。内办事厂由大太监刘瑾创设。
一卫：乃指锦衣卫。世人熟知的锦衣卫是明朝的军政搜集情报机构，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后改称“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洪武十五年（1382年），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置锦衣卫，编制高达一千五百多人，设有私家法庭、监狱。
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锦衣卫主要职能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从事侦察、逮捕、审问等活动，也参与收集军情、策反敌将的工作，如在万历朝鲜战争中收集了大量的日军军情。其首领称为锦衣卫指挥使，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直接向皇帝负责。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亲国戚，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
明朝曾打赢一场漂亮的间谍战。
丰臣秀吉侵朝前夕，身处倭国的明人许仪得知消息，第一时间将情报交与明商陈申，以最快的速度送至福建。不曾想，地方官糊涂颟顸（mān hān），麻痹大意，反而认为陈申妖言惑众，将之逮捕，所幸相关情报通过其他渠道及时传达朝廷，徐光启便提前获悉了此事。
侵朝战争爆发后，明朝立刻派出许惟敬、史世用、许豫、张一学、张一治、廉思谨等谍报人员，加上渡日海商黄加、黄枝、姚明、姚治衢等人，在日潜伏，秘密收集各路消息。
上述诸人甚至策划过刺杀丰臣秀吉的具体方案。
许仪是萨摩藩主岛津义久的私医，岛津义久不满丰臣秀吉，曾动过独立的心思。当他发现丰臣秀吉病重垂危时，便将此消息告知了许仪，并说支持丰臣秀吉的人很少，他一死，侵朝日军军心不稳，必然回撤。许仪将此情报传回大明，故战争后期大明采取了拖延战术。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谍报战中，上至朝廷、下至百姓，官民精诚合作，大放异彩。为了维护家国安宁，海外明商更是体现出了不计得失、不计个人荣辱的强烈的正义精神与奉献精神，令人钦佩不已。
时至今日，西方经过近代数百年的系统工程，一方面剽窃华夏文化和历史进行各种“编造”，让牧羊犬和公知以此摇旗呐喊，打击国人自信，一方面却又将从华夏学来的军事思想和技术活学活用，反过来对付老师，无所不用其极，并对老师各种贬踩，恨不得将老师永远踩在脚底，永世不得翻身。
时刻谨记，读史明智，擦亮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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