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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弟弟天真、乐观而勇敢，然而父母的打骂与冷漠，哥哥的堕落，让弟弟一步步复制了哥哥的道路，偷钱、逃学，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弟弟是我为数不多的真正爱着的亲人，我决意要把他从这种生活里拖出来，然而说到底我也没能够救他，我最终还是失掉了他。
我说自己是不写散文的，因为不敢写，也不会写，不过既然这世界上什么样的能人都有，那想必在其反面，也一定悄悄聚集着一伙擅长无能的人——擅长不会做饭的人，擅长不会吃饭的人，不会跑步的人，不会跳舞的人，不会倒着走上扶手梯的人。而在所有这些人之中，不会写散文简直算不上什么闪光点，还不如不会发胖来得实在。
事实上不仅散文写不出，我连话也不怎么会说。就在我那点磕磕巴巴的话里，也常常以谎话居多，就算事情是真的，经我的嘴一加工，就好像永远要带一点欺骗色彩。这样一个畏缩又爱小偷小骗的人写散文，且不论她写得出写不出，就算真的吭哧吭哧胡诌了一篇，广大热心的读者想必也不能放心，但这开头已然看了，接下来便只好权当一段儿不好笑的评书听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谎言家，几天前无意读了篇散文，是写母亲的，虽然我在这方面是一个无能的人，但还是觉得十分动心，以至于当下让我有了勇气，妄想着自己也许能小小地冲破障碍，诚实地发表一次演讲。继而我又想，如若写散文我又能写点什么呢？这又不是小说，过去那套胡编瞎扯的伎俩已然行不通了。但既然别人写得好，我又一向卑鄙惯了，那么干脆就抄她的，我也找个骨肉至亲来写写！于是就这样，怀着急于抄袭的迫切心情，我在儿童时期的资料库里慢慢摸索，他的脸，就在这并不磊落的回忆中被一点点砸开石膏外壁，一块一块，剥落了出来。
如果说写散文的人都是勇敢的人，那就算弟弟没有读过几本书，他也已有天赋达成一半了。尽管有点自卖自夸的嫌疑，但不论怎么说，至少他在身体上是勇敢的。小时候有一次他偷偷玩菜刀，在菜板上学厨师练习切墩，好死不死，胡萝卜没切成，倒是正照着自己的食指劈了下去，既然玩了就要玩得专业，他便是秉着这样的一种职人心情，于是整根手指几乎给切下了一大半。但他一声哭也没有，自己悄悄地猫进厕所，不知道是根据电视剧照猫画虎学来的，还是发自求生的本能，他首先知道无论如何要止血，于是就用厕纸一圈一圈地裹，一下一下地擦，然而再快的速度也还是没能阻止得了皮肉分家，后来还是某个大人看完电视去小解才发现了他。据目击证人的说法，当时一整卷卫生纸全都红艳艳地湿透了，好不漂亮，犯人却还因为害怕挨揍，把脖子一拧，说没什么大事。当时我没有在场，是后来听别人转述的，他的伤口缝了针，才硬生生地把断了的皮肉重新拼在一起，据说中间只剩一小截儿还粘连着。伤口长了很久才好，现在也还留着伤疤，只是我想无论是那时没说出来的痛还是如今食指上的疤，他大概早已忘记了。这么说来，也许我也不能勉强地称赞他勇敢，以他小孩子的心理，其实不过是因为怕挨揍。
然而贫贱人家之间，挨打不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了吗？大人打孩子，大人打大人，孩子打孩子，男人打女人，耳刮子挨得多了，下次再抽到脸上，心里仍然有点怕，但那模式已司空见惯，因为不能还嘴，脸上被抽得摇摇晃晃，脖子在肩膀上直打圈儿，于是就只好在心里恨恨地反击道：每次都是这几招，你能不能来点新鲜的。仿佛只要这么想了，就觉得离长大就更近了一步，在那些无依无靠的生涯里，便总能算是个慰藉。因此如果没有这一层悲哀的共鸣，我想我和弟弟也不过就像我和其他亲朋一样——几年前难得见了祖父，他前前后后统共叫了我三回，每次喊的都是不认识的名字，我当然都哼哼哈哈地应了，然而虽然头脑记住了，其实却全然没有放在心上。
暴力自然不是好事情，和这世上的作奸犯科差不多，谁都想要捂着，但和别的犯罪又不全一样，仿佛一切的法理智慧只要沾上了“亲”字，就总难免要和“愚”联系起来，即算够不上愚，大概也总是蠢的。家里面坏掉了，坏的东西不能扔，就连受害人本身都得被要求封了口，妇女们早上醒来一面匆匆忙忙准备去上班的东西，一面用刚从冰箱里取出来的袋装牛奶敷脸，这时才想起把小孩子传唤过来，递他两块冻过的纱布，让他也敷一敷肿脸肿眼睛，一边好心地安排着一会儿去了学校了，万一别人问起来，应该怎么演，怎么说。
其实这也不过是人间里又一个卑微的套路，和“夏天绝对不能在餐厅里面点西瓜汁”的套路一样，懂的人一个眼色就即刻懂了，没尝过的人就算被提醒了也还是要问“是因为夏天里的西瓜容易坏掉吗”。弟弟因为知道我是那少数懂得又不能说的哑巴孩子里的一员，于是我们之间，常常都还带有一点惺惺相惜。
那一年父亲喝了大酒，我因为害怕见他，就先跑去外婆家躲着，没成想很快他就追了过来，见了面先擎扫帚开抽，场面肉崩泪溅，滚烫的竹枝子脱落了一地。老人见不得打，又全然拦不住，趁着他歇气儿换手的功夫，赶紧将我藏到了阳台上。外婆家的阳台是半露天的，侧眼望去，外面成天遍地的都是雪，在夜色里白也都变成了灰，灰又成了黑，风声来来往往，又冻又吓人。后来我听见边上一阵窸窸窣窣的响，以为是那人又追来了，刚要拔腿逃，只见从阳台和里屋连通的窗子上跳出来的影子却是瘦瘦小小的一枚，那人影愈渐走近了，睁着一双小鹿似的眼睛。我问他你来干吗，其实只是个多余的问题，因为我大概很清楚，他不过是要来陪我。我们把眼睛耳朵悄悄摘下来，贴在阳台脏兮兮的玻璃门上，人尽量藏在暗处，以免被发现了。只听见外面的追兵舌头蜷成一坨，嘴不干净地说，她不过是成天躲在这里玩。老人说，明明今天还在这里写作业呢。她眼见着事有转机，就过来寻我去找作业本。我心颤颤地走出去，就在几双眼睛的注视下满屋子找起来，然而越急越找不见，越找不见就越急，毕竟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情，直到那时我才哭了，好容易有一个对抗妖怪的宝物，我明明拥有的，却还是因为我的愚蠢不知道藏在哪里了。这一哭不要紧，眼泪鼻涕一齐下来，反而又再次煽起了怒火，那酒精泡过的头脑还不算傻，只觉得自己被欺骗了，马上反手又是一耳刮子，人给抽得扑在地上。外婆弟弟掩着我四处逃窜，他与我又再跑回了阳台上，老人把玻璃门一锁，就立马过去拦人，她逆着客厅的白光站着，牢牢把住玻璃门的背影，就像圣女的画片一样永远地映在了我的眼睛里。就在这个存亡之秋，悲剧性的救世主终于出现了，他毛茸茸的头越走越近——那是我哥哥，当时我们读同一所小学，他六年级，我一年级，那时的他还不像后来那样又瘦又高，仍然也只是个大一点的小孩子。他是在剧情高潮时分才登场的，手里面高高举着一本寒假作业，说找到了找到了，在沙发上面压着了。然而这么个英雄举动很快破灭了，那人将作业接过来，三四下就在空中扯了个粉碎，纷纷洒洒的白片子漫天一扬，像完璧无瑕的雪，像晶莹剔透的梦，梦的碎片下面站着大中小三个各自抬起了脸面的人，一时间六目相对。当时在黑暗中一脸鼻涕的我却看得很真切，那些纸片子上还全是空白的，根本一个字也没有动，当下我心里就明白了，那本作业不是我的，发现了这一点，心里面觉得有点好笑，又有点怅惘。弟弟小小一个站在旁边，眼睛亮了又暗了，仿佛是亲眼见证着生的希望再次消失，殊不知那样的希望原本就是不存在的。第二天我又去了外婆家，哥哥宿命般的哭声响彻了整个三房一厅的空间，最终他们在床缝里找到了我的作业本，至于哥哥那本封面和我很像，但是已经被撕碎的作业本，也被大人试着粘起来了。现在想起来，也不知道那一天的他是真的糊涂拿错了作业，还是只是想救我。
弟弟的父母在他刚出生不久就一拍两散，两人都还只当自己是自由自在的青年，一个小婴儿，谁都不要养，就托付给了外婆。他二三岁的时候他们又复合了，其后又分开，反复了一二次，好像小孩儿过家家。其实并不是什么能让人笑着面对的历史，但当时弟弟还小，还什么也不懂得，日日天天真真地上学去，虽然他的幼儿园只是胡乱找的一家很烂的幼儿园，之后升了小学，因为没人管，也只是一所离家最近的很烂的小学。弟弟虽然只是弟弟，但弟弟其实也是很多人，从一开始就没得选的错位的人生，于是就只能任由其步步错了下去，就算是真的有做天才的基因，也挨不过那些每天背着印有报纸赠品字样的书包上下学的拮据，挨不过那些在大呼小叫里吃进去的一日三餐，挨不过那身边每一个人都不过是又穷又贱地在活着的日日夜夜。肯定会有人抱不平的，说还不是因为你们没志气，随便买买书，随便看看电视，励志型人物明明大有人在。但也许就是因为没有志气，也许因为没曾看过一本那么醍醐灌顶的好书，也许只是什么也不为，因为不论那样的人是不是真的存在，那也一定不是我的弟弟。
他幼儿园的时候，我因为自信是小学生了，偶尔会在有机会的时候自告奋勇去接他，有一天他们神秘兮兮地让我一定要去，那样的笑是看热闹的笑，是事不关己的笑，总让人觉得很不痛快。到了学校，他夹在一群热热闹闹的小孩子里走出来，脸上还很自豪的，身上却穿着我过去穿过的黑白格连衣裙。所有人都笑，所有人都看他，我也看他，我心里面也笑，但我知道只有我的目光是不同的，我的微笑是两样的，因为我知道他一定是因为喜爱我，才会这么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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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萌芽》2018年7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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