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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我只有和父亲——清醒时的父亲——待在一起时是最轻松的，因为我们对彼此都没有爱和期待。他是一个纯粹的黑白分明的人，要么就是人间恶魔，是我和母亲的噩梦，要么，就是那个不太爱说话的、说起话来又总是那么下流又生动的出租车司机。现在回忆起来，我们之间一切的快乐，几乎都是在他当出租车司机的时候发生的，那是一些断断续续的，近似亲情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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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经典 | 出租车司机（上）
但我想我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无法为之取名的感情，在不连续的、偶然会发生的一些时间段里——自然地，这为数不多的时间，也只有出现在他清醒的、是出租车司机而非红眼睛魔鬼的时刻。有一阵子他搞来一辆黑色的小摩托车，很迷你，如果是一个稍微胖一点的人，大概连多背一个书包都不容许。那个夏天他老是带我去游泳，我们家没有装空调，顶楼的东西朝向的房子，其中的苦不堪言只有自己知晓。其实游泳馆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但他一定每次都要骑摩托去，我们都不戴头盔的，我抱着他坐在后面，或者可以在他胸前，迎风站着，身两旁就紧紧挨着父亲细窄的小臂，很快乐的，好像在那一瞬间能成为别人故事里风流倜傥的主角。我们各自在更衣室里换了衣服，然后约在外面碰头。有一次我潜下水，看见我父亲扶着栏杆站在边缘，正在水里用手搓腿搓脚，我马上一跃而起，一边呛水一边在水花模糊里想，这果然是我爸爸。——这句话的口气是不是又再次骄傲了一点？如果又没读上下文，也许会理解成“我看着火箭朝着高空冉冉升起，突然觉得热泪盈眶，心里不禁感叹，这果然是我的父亲”。
但这实际上就是我的爸爸。还有一次我心里产生这样的错觉，是我们三个人唯一一次的出门旅游。一个苍冷的夏天，我们三人报名旅游团去冰峪沟。那时我母亲很热衷举办这样的活动，她说单位里谁谁和老公孩子去看电影了，那之后的某一天我们就会去看电影；谁谁和老公孩子黄金周去旅游了，那么之后我们家也许就会去旅游。不过由于每一次都不成功——要么是父亲在电影院里打呼噜了，要么是我不愿意配合拍照，所以后来她也渐渐放弃了。现在想想其实有点替母亲觉得伤感。那一回的冰峪沟旅游也是很不成功的，我只记得有很多人，很多栈道，一个有山有水的无奇的地方。父亲在景区里老是想抽烟，母亲就厉色警告他，因为是森林区，不可以有明火的。但他后来还是如愿抽到了——只不过这愿望只来得及实现一半，不太完全。他被管理员抓了个现行，交了罚款，后来还被送进一间小白屋子“改造”。我母亲觉得很耻辱，她跟着旅游团的车先回去了，我负责留下来等爸爸。我坐在白色小屋外面的椅子上，想象里面发生的情节，我以为是像电视剧里逼供的环节演的那样恐怖。结果傍晚时分父亲出来了，他还和工作人员笑着打了招呼，好像他什么也不觉着。我心里很怨他，因为他被揪住的时候旁边人很多，工作人员仗着自己是正义派，所以跋扈就更跋扈，歹毒就更歹毒，我父亲看起来很懊悔，甚至是很谦逊，低眉顺眼，好像是企图小事化了地混过去，但显然这战术没成功，也许是烟递得不够好。我母亲羞于出面，我站在他旁边，一方面觉得很丢脸，一方面却又在想，世界上大概也就只有他能做到这样了。爸爸的这个毛病到现在都没有改，最近一次我们两个人一起在饭店吃饭，大概是一两年前的事了，他突然掏出打火机点了一根烟，我立刻小心地跟他说，这儿不能抽烟吧。他就把手放在了桌子下，时不时低下头去抽两口，然后装模作样地再把头抬上来，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但其实白色的烟雾正在不断从桌子下面升上来，一直升上了天花板，让人以为现在这里就是天堂。他不断安慰我，没事儿，没事儿，没人管。我一直东张西望，很害怕服务员注意到我们这里。那时我想起了很久以前我们去冰峪沟旅游的那一天，想起了恐怖的白色小房子。我一直不知道在那小房子里父亲经历了什么，我不敢问，也早就不想问了，他，或者是他们，大概也已经不记得了，甚至可能连我们一块坐着带卧铺的大巴车去旅游的这件事情本身都忘记了。不过现在看来应该不是什么太恐怖的事情，应该和《潜伏》里演的不同——里面好像有一个共产党员被逼供，他怕自己挨不过刑罚会供出秘密，所以自己咬掉了舌头。显然我爸爸的舌头完好如初。
现在回忆起来，我和爸爸之间一切的快乐，几乎都是在他当出租车司机的时候发生的。也许是因为那时我太迟钝，所以不太能想得起来要恨他，总是疯了似的恨过几天，但好像很快就又会忘了。他后来开始开白班，有一阵子每天早上送我上学。那时候在手头比较宽裕的家庭之间都很流行包车，一般是住在同一小区的几家合拼，然后每天就有出租车司机去接人，有点民国时期舞女雇黄包车每天接送的意思。那时电视上热播琼瑶剧，我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偷着看得很过瘾——虽然我明明很注意给电视机散热了，但后来还是因为电线插座的位置改变了而被揪了出来。我觉得我父亲就像是《情深深雨濛濛》里的李副官，雇我们车的是两个中学生，一男一女，一个陆尔豪，一个陆如萍。爸爸每次都让我坐后排，因为副驾是留给陆尔豪的，如萍和我坐后面。她总是不和我挨着，而是把她的书包放在我们中间。有一回在路口急刹车，我自然地往她那边倒了一下，我感到她身体明显地一弹，然后更往窗坐了一点。从此我就更讨厌她，我讨厌她讨厌我，更讨厌她讨厌我父亲，所以后来我也每次都把书包放在中间，看都不看她，带一点弱者示威的意思。
升入高年级以后，不知道谁从哪里知道我父亲是开车的，说我真幸福，每天都能坐出租车上学。同学之间传开了，那种火热的窘迫跟我以前因为交了一张假钞而在课上被叫出去的时候一样。班主任之后找我去办公室谈话，说她觉得工作都是平等的，清洁工出租车司机，谁都少不了。她说她很羡慕开出租的人，觉得他们很厉害，每天都可以见得到很多人，和各种各样的人交流。现在想起来，她应该是出于百分之百的好意，但当时我只是一面觉得她站着说话不腰疼，一面在心里惴惴不安，担心会不会有人出来揭穿我以前写的那些作文，一种东窗事发的赤红的危机感。（因此足以见得，人果真是不能说谎，虽然不说谎是不可能的）但显然，这样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毕竟大家最后连徐怀钰都会忘记，就算看见了脸也一样认不出来，无论他们曾经听过了多少遍《我是女生》，多么梦想着成为罗伯特·德尼罗。更遑论是我的故事，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女儿，一张假钞就能粉碎的自尊心。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过我爸爸，也不会邀请任何人去我家里做客，我想即使放到现在也不行，大概是出于一种做贼心虚的自觉。就连那时父亲早上送我到学校，我也是不让他停在校门口的，永远都是提早一个路口，刚过了北安路不远就下车，然后再步行过去。我自然没有解释过原因，我也不知道司机本人清不清楚。其实我从红色捷达那儿得到过的好处还不止这一些。大概是千禧年前后，市里开了第一家麦当劳，风声早就不胫而走，据说还有很多赶时髦的人连夜去市中心排队。这种新闻当然是和我、和我们无关的，顶多只能听一听，过过耳瘾。但是第二天上午我起床，就看见茶几上摆着两只麦当劳的袋子，我父亲下了工在睡觉了，我妈妈说是他带回来的。他昨天半夜拉了一个军人，对方买了两袋吃的，落在了后座。爸爸说那人刚一下车他就注意到了，他怕对方找回来，于是就赶紧开着车走了。我听了觉得有种犯罪感，很厌恶，却又忍不住天降横财带来的狂喜。我是小偷，但那时我却不能自止地觉得幸运。我的第一部手机几乎也是如法炮制般得来的，乘客落在车上的诺基亚5200，父亲留意到了，故作平静地等人交钱下车，然后立马一个油门儿就开走了。很多年以后——久到连诺基亚都没人再用了的时候——有一次一个朋友在外面被小偷摸走了手机，她很愤怒，在网上用最痛苦最恶毒的词诅咒了偷她手机的人，下面一众回帖，也全都表示义愤填膺和支持。但唯独我不能说话，因为我想起了蓝色的滑盖诺基亚，想起了穿着军装的人买的汉堡套餐，两包薯条，两杯可乐。我是父亲的共犯，他的罪里也有我的罪，他的穷也就是我的穷。那张用来摆麦当劳的玻璃茶几在之后被他酒醉时往上头撒了尿，然后又打碎了，那一次我没能躲过殴斗，被玻璃碴割破了手臂。痛苦的感觉现在自然是想不起来了，只是在手肘内侧留下了伤疤，看不见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看见了，也还是不觉得有什么。那是我的伤疤，是母亲的，也是父亲的。如果问我什么是家庭，我觉得这就是了。逃不掉的，摘不清的，将就将就，丑事坏事最邋遢的事，绝不与外人语。所谓外人内人，有时候跟孟德尔好像又没太大关系，绑在一起生活久了，好坏都至极了，从此以后也就见怪不怪了。若要讲爱不爱的，就觉得实在是太奢侈了一点。
如果讲如何打人，那就很没意思了，毕竟讲打人远不如看打人来得过瘾。我母亲爱看热闹，尽管我们家住七楼，但每回楼下有什么风吹草动，她都要第一时间站到窗边，有时还要自备凳子，好站得高看得远。我为了讨好她，常常会做她的警卫兵，外面一有动静就赶快喊她去看。那时我觉得自己有点小聪明，但又感到某种伤感。我有一个表姐智力有点问题，她小学的寒暑假作业全都是我包办的，但之后我就没再帮她写过作业，因为她连初中都没法念了。别人笑她是傻子，智商低，她也不恼，总是大声回敬，笑人不如人。每次我母亲去看热闹，我都在心里想，看人不如人，我觉得她其实苦多了。所以我没去看过别人家打架，也没有笑话过我的表姐，我觉得她比很多人都聪明。当然，到现在为止我也还一次没打过人，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毕竟这个世界上任何话都不能说得太绝对，就像我妈妈，她说她结婚登记的时候，民政局的那个人特意多问了她一句，你想好了吗？这个人可没正经工作没劳保。她拍着自己的胸脯给自己打包票，说只要好好过日子就行。——她说他们曾经也很好。他开出租的时候，常常带她去机场等活儿，老外出来了，执意要坐他们的车，几个人语言不通，只听见对方一直在说beauti‐ful，beautiful。母亲回忆起这一段的时候表情是很柔和的，我小的时候她总是讲这段机场的故事，到了后来也就不讲了，不知道是忘记了，还是放弃了。她总是说你爸爸不喝酒的时候就是个很好的人。我则总是听她说，从没有她高，听到比她还高。但我从来没有回应过这句话，我想大概直到现在我也仍然无法回应。因为我觉得不能够承认，但却也没有任何理由能够否认它。而且也不忍否认。
爸爸后来不干出租了，因为自家有车的人越来越多，小城的起步费一直不涨（好像现在还是六块钱），这行业已经不如原来景气了。他转去卖二手车，开了一家用他自己名字命名的二手车行，甚至还印起了名片。我马上掌握了风声，从此以后学校再让填家庭信息表，我就隆重地在职业一栏里，把爸爸的身份从“个体”改成“经理”。经理常常往返东三省的大小城市买车卖车办手续，有一回他带我出去，那时我已经是初中生了，我们一起开车去了一个叫朝阳镇的地方，因为这个名字和我们的生活太不相符，甚至有一种呲着半排大白牙的反讽，所以我一直记得很清楚。从朝阳镇回来的时候，天色晚了，我们开着车，在一段灰蓬蓬的路上，可能是高速公路，也可能不是。玻璃外的风声很大，没有人，他打开了车灯。再过一会儿，我开始偶尔能听见很细小的噪音，“噼噼啪啪”的，后来我发现挡风玻璃上有几具昆虫的尸体，已经五内俱碎了，小小的潮湿的一摊，看不出颜色。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有光。为什么不躲呢？我问。它们傻呗。父亲说。
那还挺可怜的。我说。
车继续开了一会儿，他降了一点点车窗，应该是准备要吸烟了。天色好像比之前更黑，父亲突然手一落，关掉了车灯。他抬起胳膊，开始抽烟了，他什么也没说，我也什么都不说。路上仅余一点天色，左耳边是流线式的风声，星星似的一颗热的亮点儿，叫人不敢侧脸去看。忽明忽暗的红塔山的香味儿。
这个插曲后来被我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在那个故事里，少年一度想杀了自己的父亲，他已经快要打死他了，昔日的暴君成了一具纯粹的肉体，就摆在地上，像市场上的鱼，等待着他宰杀和挑选。但就在要动手的一刹那，他忽然想起来了，他想起来，以前他坐父亲的卡车，他说迎着灯光扑上来送死的虫子真可怜。父亲瞟了他一眼，隔了一会儿，就随手将车灯关上了。少年想起来这一幕，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放下了武器，什么也没干，就招呼自己的狐朋狗友走开了。我不知道少年想的和我是不是一样，我也不知道少年是不是我。
但我想我大概只是和他一样矛盾，一样的悲哀却迟疑，一样的冰冷却软弱。就像上一回我见到他，见到昔日的出租车司机，我二十四岁，他四十九岁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宿命般的秋季。当时他的苹果手机坏了，我陪他一起去修手机。我建议他去专卖店修，但他只相信菜市场里维修手机电脑的摊档，我没有再坚持，因为我知道他的手机本来就身份可疑，是从以前一块儿开出租后来转行去广东做小买卖的朋友手里买的。那天好像是假日，可能是中秋，也可能是国庆。东北的秋天好像总是很早就开始了，我们准备从菜场离开的时候，外面下起了雨。我们在安了绿色棉被的铁门外等了一会儿，雨还是没有要停的意思。我们不会聊天。于是我说，再进去兜一圈吧。我们便又折回去走了一遍，我说买两把伞吧，问了价钱，可能是临时涨的价，说是二十五一把塑料伞，他说太贵了。于是又重新走了一圈，第三遍了。我说想吃十块钱的熏鹌鹑蛋，他想了一下，最后付了钱，买了一盒。再出门，发现雨势仍未减弱。这时他说，要不我先回去，我把车开过来再接你。
我们可以一块儿跑回去。我说。
我就是怕你的鞋脏了。父亲说。
那天我穿着新买的白色帆布鞋。他话音刚落，就把黑色李宁外套盖了一点在头上，像鸭子一样，左右摇摆着跑了出去，手里的那盒鹌鹑蛋像瘸脚鹌鹑似的摇摇晃晃，摇摇欲坠。他很瘦，很矮，他一直跑，在雨中，没有回头。
我想喊他，我想叫住他，这个人，但我忽然发现我喊不出他的名字，却也更不可能叫出爸爸。于是我只能很高地发出了一个什么声音，呜呜的，尖锐的，丑陋的，像一只蹩脚的鸟儿。他听见了，回了头，我兜上了卫衣的帽子，迈出白色的脚。
在雨中，我向他跑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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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刊于《萌芽》2019年7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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