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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方搬来上海长住之前,我来过两次上海,一次是在医院陪伴生病的同学度过,一次是和母亲在50块的小旅馆中熬过,回想起来,都不是一些畅快的好事。如今我独自一人生活在这里,仿佛有更多时间来习惯它的脾性和要求,但人在异乡,总有新的困窘,公寓楼下那棵丑陋的红叶李,住在隔壁的沉默的中年男人,检查垃圾分类的志愿者,都对我的虚张声势心知肚明。
我住在公寓的六楼,楼下有一株红叶李。刚刚搬家过来的时候我经常在小区里绕不清方向,我就让自己记得这棵树,楼与楼之间当然也横七竖八地植着许多其他树种,我说不上它们的名字,但印象里好像也没有别的李树了,就算有,也不会有比楼下这一株还要丑的。按理说我也不应该会对它产生印象,但是飒飒的一月寒风里,雨水仍然像细面条一样从天上掉下来,吸吸溜溜下个不停。唯有它歪歪斜斜的身体被人系了一条红色丝带,拴一块簇新的红腰牌,上面书写着它的名字。那场面似乎过于喜庆了,无论是和阴冷的天气还是和它发育得畸形而瘦狭的身材好像都很起冲突,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我想它的本意肯定也不是这样子,但还是只能够任由别的什么把它带到了这里,被挂上一道很丑的符,每天每夜,对所有路过的那些不能够有一分一秒停下来关爱它的人类,完全谈不上尊严地,喜气洋洋地公示着它自己。
虽然在上海长住我是第一次,但上海,我早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而且由于头两次无一不是带着点“小城的人进大城”的窘,所以都记得格外清楚。我老是这样,那些勾勾回回里的脏污总是容易让我特别难忘,干干净净的好人好事,倒是转眼间就不知道了。
第一次到上海是刚上初中的时候,学校组织一年级的新生来上海游学,因为是集体活动,可以很多人在长途火车上一块睡觉,在巡视的手电筒黄光里逮到空隙偷偷摸摸聊天,脱离了大人,犯着自以为很有成熟美感的忌,所以大家都很开心。车厢是按班次分的,晚上提着手电筒来回巡视的都是自班男同学,据说还因此产生了很多青春期恋爱的佳话。比如谁借着巡逻之由去给谁盖了被子,被盖的人假装睡着了其实心里完全知情;又比如说男生们由于知道那谁谁谁在哪节车厢的几号床,所以专门拱谁谁去那节车厢巡逻。我像看戏一样在角落里看了一天一夜,不过到底那也都是和我无关的,我不是任何谁谁的谁谁,我只是一个某班的某某,或者连某某都不是。同学里已经来过上海、甚至出国旅游过的人都不在少数,但这一切在我来说都是新的,我之前最远也只去过北京,而且还是在二三岁、外公没死、母亲父爱、家境还没败落的时候,从照片上来看,应该是搭飞机去的,去了天安门吃了长城脚下的天价红烧肉,真的好不时髦。不过后来就没有这样的好事情了。所以为了来上海,我专门准备了好几件可以套在蓝色校服里面穿的我自认为好看的衬衫,还提前在 QQ 上和 QQ 堂上认识的网友约定了时间,看能否找到恰好的时机见一面,以证明我们真心流露的友情,我提前给他写了信,也一并谨慎地掖进了包里。我们一行一千号人乘旅游大巴去了东方明珠和科技馆,在东方明珠的时候有自由活动的时间,神圣的明珠塔下有一处横在半空的圆形环岛,环岛下通着来来往往往往来来的冷漠的汽车,我在环岛一边的角落里和网友见了面,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谈话,只记得他用他的诺基亚手机给我拍了照片。之后的几天又去了名为东方绿舟的基地进行了军训,其中某一天有一位女同学生病了,始终在发高烧,吃药也不退,因为是住在同一寝室里的同学,带队的老师叫我也一块去了医院,临出门前我想了想要不要不穿校服,但最后还是作罢,友情战胜了虚荣心。医院里医生始终用夹着上海话的普通话跟我们说话,护士一直锲而不舍地坚持要把体温计往女同学嘴里插,可她大概是很难受,所以很抗拒张嘴。我看见她躺在白色的床上,像一张纸铺在一摞纸上,在很多生病的大人中间,像一张废纸夹在一沓更旧的废纸里面,我感到很痛苦,也许是为了她而痛苦,也许是为了自己不敢开口跟老是说方言的护士搭话而痛苦。
她不想张嘴你就别试了,你看不见她难受不愿意张嘴吗?同去的老师生气了,说,你们有那种夹腋下的体温计吗?北方人才用那种,不卫生的,我们不用。护士也像是生气了,倨傲里又好似也受到了很深的侮辱。大家都容易觉得自己是被伤害与被侮辱的人。
女同学最后也没有张嘴,她没什么意识地躺在依旧洁白的病榻上,我能看见她一寸寸在脱水,像那种下炒锅前必须要单独挑出来被扔掉的蛤蜊,紧紧地闭着它的嘴。后来修学结束回到家,我跟我妈妈说了这件事,因为她是护士,我问她夹胳肢窝里的那种体温计是不是真的很脏。
腋下式的是最准的,放嘴里的那种都不行。母亲回答。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时她说的是真的,还是只是为了小而无力地维护一下北方老百姓的尊严。之后回学校上课,那个语文老师在课上回忆上海之行,他坚持说上海吃的不行,都一个味儿,甜不拉叽。那时我也一样不知道那是不是他的真心话,大人总有一百个理由不掏出自己的真心话,只是我想,他恐怕还是没有忘记那条在白色的海岸上奄奄一息的脱水的鱼,就和我一样。
第二回来沪是两年以后,我和我妈妈到沪杭一带旅游,前前后后去了好几个地方,那时好像还没有高铁这么个说法,坐个动车就觉得自己很摩登了。当然我们不摩登,城市往来,基本都是坐长途大巴的。去上海之前先到了杭州,从空调开得抠抠索索的长途车上下来,只记得一阵猛烈的湿热糊上来,别开生面的欢迎式。之后去了西湖,一狠心,买了两张船票,船上还有戴草帽的外国人,无形中让人觉得好像又增加了这张船票的价值,虽然其实只有潦草的没几分钟。上了岸,没舍得租导览器请导游,跟着其他旅游团蹭听,没听上几句就被啧啧出来,所以一趟下来,也没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况且穷人旅游,那气氛老是无端地就变得很紧张,一瓶水四只脚,美其名曰 11路汽车,但大热天的,谁不想在游览车里吹吹空调呢?可还是不得不苦中作乐,而且又偏要装得乐在其中,好像能够借此反击不公正的阶级生活。到了收费的景点,往往就在外面望一望,绕着走一遭,在门口也留个影,然后她说,骗钱的,也没多大意思。吃也没吃到什么,有一家如家酒店附近的牛肉粉,去吃了好几回。其实只是一家连锁的快食店,光是坐公交我就看见了好几次,想必在别处也吃得到。但这个连锁店在我家乡没有,因此也就能算是一道当地名产,正是因为来旅游了,所以才能吃到的。要离开杭州去上海之前,她带我去吃了一次避风塘。那家避风塘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差不多每天都要打几个照面,但我从来没有动念进去过,它临街的窗上张贴了很大的食物海报,煲仔饭、小排、避风塘大虾,不一而足。作为我们离开杭州前的最后一餐,她说可以吃得高档一点,留个念。我们当时坐在窗户边的沙发椅上,就在那些娇艳的海报背面,我看了菜单,觉得很贵,有点打怵,她说反正就这么一次。我听了很高兴,但恍恍惚惚的,又感觉她就像是在说,反正更好的日子也不可能会再来了。最后很精打细算地点了几个菜,服务员问饮料呢,饮料喝什么。我想喝西瓜汁,但她摇头说,先这些,别的我们再看看吧。等旁人走了,她伏过来跟我说,夏天去饭店千万不能点西瓜汁,夏天西瓜最不值钱,谁点谁傻子。
那家饭店我统共也只去过那一回,后来我发现它也是家连锁店,杭州有,上海也有,到处都有,多得令人厌倦,新式餐馆层出不穷,它也老早就登上了夕阳列车。但每次路过那个红得稍嫌陈旧、落寞得好像并不理解“我怎么就走到今天了”的招牌,我心里总还是觉得它是很神圣的,落地窗上久不更新的避风塘大虾仍然让我感到一种刺刺咸咸的距离,就像那个夏天一样,如此耀眼,又如此遥不可及。
那之后我们坐车去了上海,下车后找宾馆,那时我家里还没有电脑,也没人知道要网上预订,又乘着熟悉的 11 路,我们绕着大街寻了好几家,发现上海怎么这么贵,一方面在大汗淋漓里始料未及,一方面又在心里说“啊,是上海”。最后终于谈拢了价钱,进了一家开在二楼的没有名字的小旅店,50块一夜的标间,有蹲厕,可以洗澡。走廊上几乎没有灯,从陌生的门板背后走过,里面流出稀奇古怪的各色音乐。门,也没法好好上锁,房间里没有窗户,她一进门就说屋里好潮。我心里几乎是哀求地,期盼她说,这地方不行,我们另外找一家吧,贵点就贵点吧。然而她只是进去把背包放下了,并且催促我也赶快过去放东西,不然今天就玩不上了。小旅店里的夜有多长我忘记了,只记得被子有点剌剌的,每回一翻身,皮肤就要被刺棱地扎一下。我们去了外滩,去了东方明珠塔,这回没有坐游船,因为黄浦江上的轮船比较大,票比西湖的贵。
一月搬家的事情我自然也没有跟妈妈说,等她知道的时候,天气已热起来了,小区里的花已在开,我拍照给她,为了让她知道我很靠谱,我一个人,也还不错。她只有一句关心,还是关乎吃:那儿的东西你大概吃不惯吧。其实我忽然很想跟她说说避风塘、说说东方明珠,但最后我自然又没有说,就像我当年没有说出口,我们不要住在这里好不好。一千多公里的搬家意味着六只平均每只 30公斤重的瓦楞纸箱,我住在六楼,送快递的人上下搬了两趟,我有点不好意思,于是下去跟他一起搬箱,最后给他拿了瓶汽水。不好意思,一方面是因为烦人家替我重力做功;一方面是因为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一个垃圾一样的小角色,活着的时候却还给这世界制造了这样多的垃圾,与此同时一点贡献也没有,真所谓废物屎尿多。那一天我上上下下地搬个热火朝天,回来后甚至要把窗大开透气,感觉是个乔迁新居的火热的兆头——但事实上几乎整个冬天我都是在瑟瑟缩缩里度过的,缩脖驼背,像个老太监。我是北方人,以往的冬天,天地再冻,只要从外面的冷空气中抽身,一个打挺闪进楼道里,有人的框架眼镜上会立刻结起一层雾,但身体却立刻就能获得解救。然而在这里并不。楼道的墙壁上镂出一节节洞,织成一串花朵的形状,一年四季,不知疲倦地往楼里送风。我看见其他邻居家,冬天再冷的时候也天天开着窗,于是在心里暗下决心,自己不能给北方人丢脸,不过它和我很多其他的决心一样,老天爷替我记得我都不记得,我每天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空调,由此可见,我是容易抛弃高尚理想而向吃饱穿暖低头的人。房东为了培养下一代朴素的节操,留在租屋里的家电都是故意选最古旧的,五级能耗的日立牌空调只能在三位数分贝的吟咏声里勉强带暖卧室,房里呼哧带喘地吹得正带劲,厨房厕所却还是四壁破洞的冰窟窿,漏着看不见的风雨,一离开卧室的那十几平米,就像是从新任恋人的甜蜜怀抱里离开、毫无尊严地回到早已歃血宣誓“我与你从此老死不相往来”的旧日恋人处去,真“乍暖还寒,最难将息”——只是新恋人的怀也没能热乎多久,很快电费账单乘风雨飘摇而来,二十几天就吃掉近四百块。我大恸,决定从此洗心革面,和生活习惯不和的日姓恋人说拜拜,学习和无产阶级的毛睡衣大棉被一起,缩紧脖子过日子,空调遥控器往壁橱里一掖——以免触景生情,老忘不掉资本主义的倩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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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萌芽》2019年10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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