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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到中学，我唯一坚持参加的课外组织就是合唱团，人群让我觉得安全，可是一个人的兴趣、家庭、性格藏匿不了，要想赶上队伍，所有一切都要尽早摊开，藏匿在人群里的时候世界只有自己，与集体反而是遥远的，我只能依靠自己，在平凡里假装得并不那么平凡。
读高中的时候，我跟一位女同学前后脚上楼，她穿了一件好普通的棉质衣衫，腰收得很紧，头发黑黑长长的，一直垂到腰上面一点，每走一步，都有好闻的洗发水味道飘过来。那是晚自习刚要开始的时候，早秋还有点夏天的余热，从外套领子里钻出一股热气，湿湿地打在下颌上。我跟着她走路的时候有点恍神，好像在走一段怎么也走不完的楼梯。拐出楼道进到走廊的时候，我看到砌着瓷砖的围栏外像是被框起来的画，暖色的云，红彤彤嵌着蓝色丝线的天空。女同学回头拉我的手，我们挽着彼此进教室，世界就又恢复正常了。
过了这么多年我得到一个结论，那个女同学用的洗发水牌子一定非常大众，所以后来在许多地方的街道上，我都能不断闻到相同的味道，这味道每次都让我回到那个晚自习要开始的傍晚，暑热未消的湿热空气，美好的高中女孩。
也是高中的时候，我刚刚知道Sophie Zel‐mani，在一个小MP3里下载了她所有的歌，每晚躲在宿舍床上听。我从辅导资料上学到一个方法，睡前把当天学习的知识从头梳理一遍，才算是真正地学进去。我开始伴着Sophie的歌梳理数学和地理，因为这是我学得最差的两门课。每次都越捋越痛苦，仿佛只是一再确认我什么也没学懂，这是Sophie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再听她的歌，我脑袋里也总是夹杂着正弦余弦、洋流风向之类的残破记忆。2019年Sophie在上海开演唱会，我早早买了票，却在临去那天忘得一干二净，可惜之余，觉得大脑在为我提供保护，不要再回忆起那段糟糕的睡前时光。
以前我以为人的记忆是一条轴，后来才发现记忆都是上面这些点，碎片一样拼也拼不拢。通过味道、声音进行触发，那些只言片语和须臾的感觉萌生，都是大脑选择之后留下的。就像我的记忆里关于伤心的部分不多，关于自己的部分也不多。有个“一句话恐怖故事”讲，每次回忆你都是站在第三人称视角，那么这个“你”是谁。我倒觉得没什么恐怖，“我”一直像是自己用选择留存下的碎片拼凑成的，有时照着镜子也觉得里面的人不是自己，只是我希望她成为的影像，有一天记忆清空，我肯定就是另一个人了。
这么说已经能证明，我是不太相信宿命论的，也就不听“三岁看老”的古话，再说明白一点，其实只是宿命论没在我身上发挥效力而已。这个世界是场大型演出，只有主人公需要人物小传，群演小时候哪门功课最好，最爱读哪位作家的小说，调换来调换去都是没有什么紧要的。我身边有很多明显是演的朋友，他们的人生进程都有比照，错了一个环节人物就立不起来，一个小节可以被反地说明，前后呼应到几乎是辽远的未来，诞生美妙的宿命感。
就像有人在小时候的照片里总是蹙着眉，长大以后也就很少笑；在照片里绷直了脚背自然叉腰的小孩子，大多变成了文艺积极分子。我小时候的照片就很没有特色，我不会笑，嘴角因为下颌后移一直都是向下的。摄影师叫我笑一笑，我自以为咧开了嘴，实际只是把向下的嘴角拉平，看着还是面无表情，哪怕再笑开一点，也做不出笑的样子，反而整张脸都扭起来。
除了不会做表情，我也不会做合适的动作。七八岁去照相馆拍照时，按妈妈的想法打扮好，穿了一件花领的白衬衫，套了一条黑无袖的棉裙子，头上扎两个小辫子，这身打扮让我知道妈妈希望我能拍出好照片，但越知道，我压力就越大，不明白怎么才算好。我站在布景前面不知所措，实在情有可原，一个普通家庭出生的小女儿，爸爸妈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没有学乐器，没有学跳舞，即使在之后也只读过英语跟物理补习班。
我那时候没有想要自己好看的想法，只有怎么让摄影师姐姐满意的想法。她问我学校里老师教过什么动作，我就像面临考试的学生，突然很急迫地想要找到答案，脑子里飞速地转，总觉得不快点想出来她就会对我生气，觉得我很没出息。过了好一会儿，我伸出两只手的食指比在脸颊上，把头歪到一边，是学校里教过的儿童操动作。没想到姐姐很满意，说“这样就很好啊”。我的回答就算成功了，但那时候又觉得，想不到大人是这么容易满意的。
有的人对拍照生来就有天赋，比如我的小学同桌，他家里开婚纱影楼，也给小孩拍艺术照。他皮肤很白，脸团起来，两腮有肉，面部线条又是流畅的，大眼睛、小而红的嘴，是很漂亮的小孩。家里用他的照片当模特照，12寸的、16寸的……不同规格的照片嵌在刷了金粉的塑料框里，一溜摆在影楼的玻璃橱后面，每次路过的时候我都会细细地打量。年岁久了，照片逐渐失色，玻璃上积了灰，但透过有点雾蒙蒙的玻璃看过去，依旧是个漂漂亮亮的小孩，踢着足球的、嘟着嘴的、双手摆出拳击样子的，全都是我想象不到的生动。
像大多数内向的小孩一样，我是被夸着“听话”长大的，事实上，我连听话都要付出很多努力，连听话也调不上去的嘴角，实在没什么反叛的必要。在我接收的信息里，笑是要比哭好的，活泼是要比沉默好的，但这些好的我都做不到，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藏起来。这导致了我从小学到中学唯一坚持参加的课外活动组织就是合唱团，因为人群让我觉得非常安全。
在小学时，有一次爱国主题的合唱比赛，我们班要唱《七子之歌》，老师让我们一个个试唱之后，把我和另一个女生叫出来领唱前两句，不是因为我们唱得好，而是因为我们声音小，像蚊子细哼，从孱弱的领唱转到有气势的合唱，更有层次感。可以想象，这是小时候的我对自己看法的又一次有力加固——我是不值得被单拎出来的。我的所有同学在单独试唱的时候都在努力发声，其实我也是，但那已经是我能发出的最大声音了。小时候的我对这个领唱名额非常敏感，又联想到我写的字也总是很小，为什么所有人都可以大声地唱歌、写很大的字，我却不可以。听起来是很无关紧要的事，但这就是小孩子最大的烦恼。
有个匈牙利短片叫《校合唱团的秘密》，讲的是合唱团里有一个女生唱歌没达到老师的预期，老师要求她在正式表演的时候只对口型，后来女生和她的好友联合了所有合唱队员在演出时都只张嘴不发声。我也会觉得老师做得不对，但我觉得她不对的地方不是她让学生作假，是她擅自揣测机会在一群孩子心里的意义。大人总觉得不管能不能做到，先握到手里再说，短片里的合唱团是人人都可以参加的，落在每一个人头上的机会均等，仿佛成了恩赐。其实小孩子不会想这些，就像那时候我的领唱头衔和背后的实际意义，我肯定只会在意实际意义，不会因为领唱而开心。我也羡慕短片里的女孩子，大家团结起来不张口，等老师走掉了又大胆地唱歌，轰轰烈烈的，就是把老师气得够呛，现实里我从没这么反叛过。
我一直深入贯彻合唱团的基本方针：服从集体，简直可以作为合唱团这一组织形式存在的最佳代言人。初中合唱团的期末汇演前，指导老师让所有人征订演出服，价格定得有些贵，一开始很多同学都选择了拒绝，我也跟着拒绝。这之后的一次排练，老师说着说着哭了，觉得她辛辛苦苦地指导我们，为了节目效果张罗服装，我们却一点也不理解她。她是个中学学校里少见的化浓妆的老师，五官都很大，双唇猩红，眼泪落下来，大眼眶周围的妆全洇掉了，黑糊糊一片，更显得狼狈。能让老师在一群小孩儿面前哭，在我看来是不得了的事，她的确受了很大委屈，所以看着她哭我也哭了。但最后究竟要怎么做，我其实还是很不知所措，仍旧斜着眼睛瞧其他人，大家脸色都沉沉的，但也看不出具体想法，我知道他们中肯定有不屑于老师这么哭的，但没有人说。合唱训练结束，无论是真正受到感染的同学，还是无动于衷但不愿表态的那些，所有人都排着长队去修改意见表，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排在了那条长长的队伍后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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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萌芽》2021年9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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