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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父亲的早逝，朋友说你就这么想，人就像叶子一样，长出来，又凋落，生命循环，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我没有办法这么想……
在瓦拉纳西的恒河边，我们在高处的观景台上俯瞰焚尸的场面。我身边那位金发的女士还是不断地趁着河滩上没人注意的时候将她的单反举到胸前，不动声色地按下快门。她这样不顾下面的人先前挥着手不许我们拍照的警告，使我很不安。她也以这样的方式时刻提醒着我，我们只是一群无聊的游客，或是阿拉文德·阿迪加在《白老虎》中讽刺的那些想要来印度“寻求启迪”的外国人。
等到她拍到足够的照片离开后，我却还在那里。我一直注视着靠我们最近的那个焚尸堆。安放在担架上的死者被人们从恒河的浊流中抬起来，除去身上的花环，再除去艳丽的仿制绸缎，我看见最后一层白布中包裹着的是一个极纤细的身体。大概是女人或小孩。送葬者中，有个披着破烂披肩的长发年轻男人突然转过身，背对他的家人。我正好可以看见他的脸，但不确定那是否是悲伤的神情。他身边裹着黄色头巾的老者过来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他擦擦眼睛，又转了过去。
死仍旧是分等级的。岸边台阶的最高层有一个圆形火葬台，有钱人死后可以在那里焚烧，柴堆全由檀香木搭成。而我注视着的这个焚尸堆就算是和它周围其他的柴堆比起来，也显得寒酸了一些。木材准备得少，搭得疏疏落落，木头的大小也不整齐，柴堆倾斜着。还好躺在上面的是个纤弱的身体。
火燃起来了，木材是不够的，死者的家属可能也没有为这次葬礼购买掺杂香料的油脂。就这样勉强地烧了十几分钟，火焰迟迟没能吞没整个焚尸堆，我依然可以看见那个身体的轮廓。附近两个焚尸堆都痛痛快快地燃着大火，坐成一排的送葬者开始不安了，终于，负责烧尸的“旃陀罗”从他们中站起来，捡起一根木棍，从地上挑起刚才除去的绸缎，点燃后扔到柴堆上引火，又用木棍捣了捣火堆。
总算燃起了熊熊的大火。
当我和他们一起关心如何才能把火烧旺的时候，客观的事务性代替了关于死亡的故事性，代替了告别。就像《白老虎》中，“我”死去的苦难的母亲被送到恒河边时的那一句，“有四具尸体正在台阶上焚化，我们排队等着。”
事务性。作为期待启迪的游客，关于死，我算是又找到了一个安慰。
我曾告诉过别人我对死的纠结，是在午夜卧谈的时候，它们大部分源于我父亲的早逝。朋友说你就这么想，人就像叶子一样，长出来，又凋落，生命循环，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我没有办法这么想啊，除了一片落叶，我还曾用别的说法来安慰自己：每个生命都有它的表现形式，恰巧那是他的表现形式（灵感来自于帕慕克《别样的色彩》）；历史车轮滚滚，人生海海；来世或后世；空……但无论如何，只要想到他想活，但他却要死了，有时候我推着购物车走在超市里，或者正拿出钥匙要刷小区的门禁，或是躺在床上睁着眼看夜晚的黑色，突然想到这个，我就会痛苦地叫出声来。
有一天我的小学同学发了一张老照片给我，是我们的父亲们的初中毕业照。他还给我看他爸爸写在照片背面的字，是勾画很特别的字体，“年少志雄，风华正茂。向前阅呵，光辉无限。”他说看到这些字觉得真的不应该浪费人生啊。我忘了我怎么回答他的，我好像觉得他说得对，但又觉得那也不能怎样。我记得那天是重阳节，我的同龄人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发一些感慨，因为他们的父母都开始老了。
我父亲站在那里，那么干净，他很会笑，微微歪着头，看到照片的人都说他和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后来我就哭了。那天我妈在我家，她来参加我丈夫妹妹的婚礼，她走进我的房间时看见我在哭，什么都没说，就走掉了。
我们从来没有聊过这些，我也不想和她谈论什么，谈论是没有用的。她曾说人生来就是来吃苦的，我同意她说的。
我哭了一阵，后来冷冷地想到，人都是要死的。它安慰了我，让我得以平静下来。
我做老师时经历过一位家长的故去。先是他妻子打电话告诉我他病重，拜托我们多关心孩子，后来我又从别的老师那里也听说他快不行了，病是突如其来的，转到市里的医院时就说是晚期了。班里有过的几次家长会都是孩子的妈妈来开的，在所有家长里，她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位，她总要在会后把孩子拉到我面前，让我再单独教育他两句，她说孩子不怕她，只怕爸爸，但他爸爸又不经常管他。所以后来有一次那孩子犯了什么错，我们就把他爸爸叫了过来。他和我们几个老师一起教训那孩子几句，等孩子去上课了，教过他的老教师给他泡了杯茶，他坐下和她聊以前的那些同学，留在镇上的，出去发展的。他说起小时候的苦，他的老师说，但你现在出息了啊。他谈到他自己开的大理石厂，我还拿出收藏的家居图片问他那地上铺的是什么砖。在他去世之前一个星期左右，我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碰到他妻子，她来找孩子。她的脸向来是机灵的，也是滋润的，那时却生生地添上了长时间积攒的疲惫和已经无望了的焦急，让我印象深刻。我们匆匆说了几句话，她又要回嘉兴的医院里去守着。我不知道怎样说安慰的话，在那样的情况下。那孩子的爸爸从发病到去世，不过一个月的时间。但孩子嘛，不久之后又能在走廊上吵闹了，我更关心作为妻子的她现在怎么样。我想起她曾经跟我聊起她在别的厂里打工，虽然她丈夫也开着厂，但她不喜欢在他厂里上班，待在家的话，也是无聊。
作为婴儿的我并没有实实在在地经历过父亲的死。我记得我看过一张他葬礼时的照片，所有参加葬礼的人的合影。真不可思议，葬礼需要合影吗？我怀疑那是我的想象而非记忆，但我又真的记得照片上家里哪个女人抱着我的样子，我分辨不出那是谁，所有女人都一样，是精疲力尽的、完全败下来的样子。他们头顶上挂着的横幅，写着那是我父亲的追悼会。我看到我自己，被紧紧地抱在手里，一张婴儿的脸，在那个葬礼上，作为唯一幸免的人。
我祖父过世的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他身边为他守灵。我那时刚上初一，整个晚上看着他，一直到夜很深的时候，他身上盖着的被面的边缘突然一阵一阵地飘起来，就在他头的位置。我以为那是他的呼吸，他死而复生！我把小姑妈叫过来看。她告诉我那是风吹的。我又盯着看了一会儿，果真是这样。希望然后失望，并没有一点恐惧。这样魔幻的体验也存在在梦里，我梦到他和我一起在我们家的院子里看远处的焰火，我对他说：“你死的时候镇政府前的广场上放过一次焰火，但你没有看到，还好这次你可以看啦。”那个梦很具体，院子的角落里有他储水浇花的水缸，焰火是彩色的，我到现在还记得；还有一次，我梦见他住在一个雾茫茫的敬老院里，我只要像泰山一样抓着绳子就能从我们这边荡到他们那边去。在梦里，我发现生死之间不过就是抓起绳子一蹬脚的事情，还有点高兴。
这样的留恋，我却没有为父亲提供过。我从来没有梦到过他。我父亲家的人到现在还感慨说，如果他在，他们这一生就会顺利很多，又屡次跟我说，如果他在，我就会过上好日子，也不会嫁给穷小子。他们说我会过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做完全不一样的选择。我当然是要不以为然的，当然是要嗤之以鼻的。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做生意有各种风险，破产啊经济犯罪啊，生意人的家庭也会有很多麻烦， 我也可能会变成败家精……真是对不住他啊。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自我安慰的其中一种，就像我妈说，如果你爸爸还在的话，说不定会抛弃我。
她那样说时，我说，你这么想很好。
你这么想很好。我怎么会这么轻易地说出这种话来的呢？还好那是在夜里，在路上，夜是黑的，她又说了一句“真的”，后来我们都沉默了。
对于父亲，我其实也和家里的大人们一样，有过自作多情的遐想。有一回我和大人们在KTV唱歌，我叔叔点了一首网络歌曲，唱出漂亮的高音，台风潇洒，我很捧场地鼓起了掌。我妈悄悄对我说，这方面，你爸就比不上你叔叔了。我心想，你们又不懂的。
我父亲留下了很多他录音的磁带，我小时候它们还能听。里面有他和朋友的聊天，不过我不知道哪个声音是他的，还有一些当时的我觉得很陌生的音乐。我再长大一点，那些磁带却散失了。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我在收音机里听到张楚的《爱情》，从此穿越到“魔岩三杰”的时代沉溺了几乎整个青春期。就是那段时间，我想起来我在家里的磁带中还看到过有一盘“黑豹”的。我又不确定那盒磁带是不是我父亲的，毕竟我叔叔也是留过长发跳过霹雳舞的。我去问他记不记得这盘磁带时，他说他不记得了。
那“黑豹”的磁带一定属于我父亲，遗传的力量让我感到欣慰。那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一点蛛丝马迹，不是任何人告诉我的，而是我自己长着长着就发现了的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我和他之间的联系。
可“黑豹”出专辑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四年了。“黑豹”出专辑的时候，我已经五岁了。我还是上网去查了一下。
家里好多人都告诉过我，他在住的弄堂尽头搭了一个暗房，冲洗自己拍的照片；我在我们镇上、县城里、我工作的单位里都会碰到曾经认识他或者见过他的人，他们不说别的，他们最爱告诉我的是他“卖相挺”；我辞职的时候，我小姑妈说：“你爸当年就是第一个从厂里辞职的人。”她之前还在为我的选择感到可惜，但说起这个，却又很骄傲的样子。在生病之前，他已经开始从上海的服装厂接单子来自己的厂里做了。所有这些东西都让我陷入矛盾。我该为他感到骄傲的，也该因此对自己感到骄傲。但下一秒钟我就想到他这样一个人，却经历了自己的死。在痛苦地叫住自己之后，我就再也不能想更多了。所有那些磁带，还有他病重后，搬了椅子坐在铁轨上留下的那张照片，铁路在他身后分岔……所有这些都让我最多只能回到冷冰冰的平静里。
但也会有别的时候。肯定是两年前的一天，是冬天。和每个工作日一样，我上了校车，走到最后第二排，放低座椅靠背，躺下去。车里很吵，我不想浪费精神讲话，还是打算和平常一样，利用路上的时间闭目养神一会儿。那时我正经历的事包括，我的小说集正在尴尬地出版，我没有下决心拒绝，也得不到一点满足；我决定要辞职离开，但发现到新的城市去的话工作也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好找，车里的人都不知道我有这个打算。但有那么一刻，我突然想起了我父亲，我觉得他一定会理解我。车快到学校了，我坐起来看窗外的农田，我跟自己说，不管别人怎么想，但我爸会理解我。在校门口我下了车，车里的噪音散开了，乡下的空气是清冽的，我走进校门时，又坚定又愉快。
从那天之后，有时候我莫名其妙地就会被这个想法所激励。可能是因为在那天之后我渐渐投入了一种经常需要鼓起信心的生活，一次次辞职，不断地改变接下来要做什么的打算，前路茫茫。有时候我会觉得应该告诉个谁，也会找个人谈一谈，但其实我并不指望谁能给我解答，我挺喜欢拥有只属于我自己的难题。也是我白天走在马路上的时候，或夜晚睁着眼不睡觉的时候，我会突然被他的存在所激励。只有我、我正面对着的世界，还有他的存在。不用深究，也无法动摇。
这几年，每次我和奶奶一起去扫墓的时候，她总会扶着我父亲的墓碑，弯下腰，把脸凑近墓碑上面他的照片，跟他说我又做了什么，我出书了啊远嫁了啊换工作了啊，她还会跟他说我又去了哪里，她说不出我去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会跟我说：“告诉你爸你去哪里了。”
“台湾。”
“哪里？”
“台湾！”我大声说。
“嗯，”她又转过头对着他的照片说，“你看她聪明哇？”
我不知道我能敬献给他什么，去过台湾地区当然是不够的。但他也许会因此而高兴吧，如果他知道的话，我猜想他也和其他父亲一样，是很容易满足的。像我这样不敢保证自己会努力显得更“聪明”，也没有办法更笨一点的人，无法决定出人头地去告慰他在天之灵。我通常不为他而活。我想他也不会因此而失望，因为他可能会懂我为什么觉得亲子关系是很沉重的，而不是像我丈夫那样，觉得我有点阴暗。我所能敬献给他的只有，我相信他会理解我的人生和我所做的选择，我相信他会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觉得我和他是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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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萌芽》2016年6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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