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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三月，母亲赶在清明前在青浦买了墓地，事前并没与我商议。于是，自我父亲去世之日起，便困扰我家长达十八年的迁坟落葬之事，终于要尘埃落定了。星期天，我带母亲到了那片墓园，当年我捧着父亲的遗像登上开往殡仪馆的巴士的时候，还是个十九岁的少年，如今是时候把积欠了十八年的生活，向父亲重新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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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经典 | 落葬（上）
我的婚姻早就陷入了麻烦，城市穴居人、中产阶级奴隶在三十岁之后总会遇到的那种陈词滥调式的问题——我们各自陷入属于自己的那块屏幕中，然后发现彼此就如同拼错了的拼图，或许可以被硬安在一起，但图案却完全不搭。
一年前，我们签订离婚协议，从法律上正式结束婚姻关系。但因为上海房地产日益枯竭的流动性，导致卖掉这套建造于1990年，没有电梯，地段、房型都没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只是因为地处内环线内而贵得要命的房子成了个大问题。我们没办法根据离婚协议进行财产分割，最后我和前妻不得不在两室一厅的狭小空间中过起了临时的分居生活——孩子随她睡主卧，我把书房改作次卧。在这一年间，我们在客厅同桌吃饭，然后各自回屋；我们在这间屋子里给孩子办过生日会，接待过来访的同学朋友，以及双方家长——没有人对书房里支出一张沙发床表达过惊讶或是疑惑，仿佛分房睡对我们这个年纪的夫妻来说再普通不过。而我竟然渐渐习惯了这种“夫妻生活”，并且开始依赖她每天晚上给女儿洗澡，哄女儿上床睡觉，给女儿讲故事，教她拼音和算术。双休日，我们会一起带女儿出门，去商场、公园或是迪士尼乐园，除了她不再挽着我的手臂，而是改作各自拉着女儿的一只手，其余依旧俨然是一对夫妻——同学聚会时，我将我的情况讲给我高中同学听，她对我说：“你晓得不？除了没有性生活，你们的‘夫妻关系’，已经比我们班大多数同学要好了。”
照例，我没有和前妻谈论给我父亲迁坟落葬的事——我总是避免谈论与她不相关的那部分生活，我不会讲我又读了哪些书，也从不在家里讲我注定失败的文学创作。而她的分寸感要更模糊一些，她有时会讲她单位的办公室政治，有时会讲她和我同岁，却依然在等白马王子出现的表姐……我全靠从前妻那里获知已经迈入中年，却又无时无刻不在逃避时间流逝的女人心里在想什么，因为等房子卖掉的时候，我说不定需要讨好一个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女人，来修复我破碎的感情——我问她五月份第二个礼拜的双休日有没有空带孩子，她回答：“你现在问我我怎么知道？到时候再说吧。”
其实那个周末她原本要出去约会，但是那样的话我就不得不让女儿全程见证给我父亲的骨灰落葬的事——我们不确定对一个三岁的小姑娘解释她“真正”的爷爷死了，被烧成了灰，放在那个木头盒子里，要被埋进地里，对她究竟会有怎样的影响——因为平时在家里是由我舅舅扮演“爷爷”的角色。前妻开始抱怨我妈当初出的馊主意，但最终还是决定推掉约会，陪女儿一整天。
那天一早，我和我妈在晨光稀薄的时候就出发，去“天马塔园”接我父亲的骨灰。那里距离天马赛车场不过一站路的距离——我不知道是谁想出在距离一座赛车场仅三公里之遥，在一条尘土飞扬的主干道旁兴建一座墓园，但总之，这座狭小、凋敝，有两座年久失修的佛塔的墓园见证了壁龛式的“塔葬”在上海的失败——或许上海的土地并没有兴建者想象的那么金贵，至少在天马山这里看起来是这样。
我们从这座对于死者而言“吵得要死”的墓园接出父亲的骨灰——省略了一切仪式，就只是从壁龛中把骨灰盒抱出来，用外红内黄的绒布拂掉实际上不存在的灰尘，扎实地包好，然后将早已老化得七七八八的假花圈、假元宝和塑料制的松树盆景统统丢进垃圾桶。我从我妈那里继承了讲求实际的家族传统，在扫墓时我从不曾向逝者祷告任何事，我也从来不会和我家养的猫说话。
我将骨灰盒捧上车，交给坐在副驾驶的母亲，然后将车子发动起来。我妈一反常态，忽然开始哭，嘴里也开始默念着什么。
天马山距离青浦的那片崭新的墓园有点距离，当我们到达的时候，阳光的分量已经很沉重。那位销售大姐照例早早在闪闪发亮的墓园门口等候，只是因为两个干落葬的水泥师傅跟在身边的缘故，她身上已经不再有一丝一毫的“慈悲光环”。她看到我们，远远地就迎上来，问我妈要不要等下午两点再开工，两点是吉时。我妈摇摇头，说：“不要了，现在就开工吧，我们不讲究这个的。”——此时此刻，她已恢复如常。
到了墓穴，底部已经撒了一层石灰，要将骨灰盒放进去的时候，水泥师傅再度确认，这个双穴只放我父亲一个人的骨灰，不会再打开了吗？我妈告诉师傅，把墓穴用水泥封掉，不会再打开了——那种笃定的语气，仿佛下葬的是她的一个不常来往的远房亲戚，她只是来帮忙做出一个决定，而不是承担起什么责任。
我将手中捧着的骨灰盒倒转过来，让镶有父亲照片的那一面正对着我——那是多年以来我第一次认真审视父亲的遗照，那张照片是他在美国出差时拍的半身像，背景是大峡谷，其实用在骨灰盒上不太合适，但他自己很满意。他曾是个严厉的人，话不多，和谁都不太亲密，包括和我妈——他不喜欢我妈的娘家人，但其实我外公外婆待他不错，这大概是因为我爷爷奶奶家远在山东，没办法像我外公外婆家，每周都可以跑一次的缘故。相比跑我妈的娘家，他更厌恶做家务和辅导我功课，他和我妈间爆发的几乎所有争吵都围绕着这两点。他爱做的事是带我逛书店。他自己的品位不高，喜欢看不太深奥的历史书、香港动作电影和听相声，但他希望我能去学历史，或是文学，为此我在中学时读了不少《基督山伯爵》《呼啸山庄》之类的玩意，还有半本的《战争与和平》——但是在高中班主任的劝说下，我最终还是被迫去学了理科，大学考进一个我至今根本不想提起的机械自动化专业。十八年后，父亲的形象又重新变得鲜活起来——我记得十八年前，舅舅把我从大学宿舍接到医院，让我进ICU病房去“见父亲最后一面”，但我不知道的是，彼时他因为脑溢血抢救失败，已经脑死亡八小时，事实上他们让我进去看的，是一具仅靠呼吸机维持着生命体征的尸体。我进去准备和他打声招呼，但几秒钟后就惊恐地逃了出来，脑中只有他苍白干瘪的嘴唇和散大的瞳孔——那成为我之后十几年的梦魇，而如今终于消散。
我蹲下身子，准备把骨灰盒小心地放入墓穴。就在此时，胃酸在我的胃里剧烈地翻腾起来，我强忍着要呕吐的冲动，在骨灰盒离墓穴底部还有点距离时就松开双手，骨灰盒“啪”一声落在厚厚的石灰层上，位置方正、安稳，看上去不需要做任何调整——自那之后，我认识到为什么我做医生的同学总是讲“胃是除了大脑之外人的第二个情绪器官”——我积欠了十八年的恐惧、愧疚、悲伤，以及其他的一些让人难以释怀的情绪，这一刻仿佛统统都要问我讨回去。
落葬师傅麻利地抹水泥、盖棺、封土、立碑，整个落葬过程半个小时就结束。我和妈妈给我父亲鞠过躬，驻足片刻，然后开始朝外走。我们拒绝了女销售一起搭穿梭电动车回墓园门口的邀请，准备自己走回去。我一边走一边大口地吸进新鲜空气，我妈说：“好了，可以打电话让你几个姑姑来上海看你爸了。”语调轻松。我们步行穿过墓园，几乎迷路，却注意到一些以前未曾注意到的场景——被草坪覆盖的“新四军广场”上，立有纪念牺牲新四军战士的雕像，而不远处则是由邓丽君领衔的文化名人雕像群，这两个互不相关的群体在这里奇异地共存。人们带着孩子，牵着狗，在新四军和邓丽君之间散步、奔跑，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双休日，并没有人意识到他们来踏青的地方事实上是没有人能够活着到达的人生终点——我想园方最后还是成功地抹去了这里的“墓气”，把这里变作了一个旅游景点，虽然手法有点一言难尽。
下午两点，我们才开回市区吃午饭，我妈请我吃她最喜欢的扬州饭店，就在她从小长大的宁波路弄堂旁边。吃过饭，我妈让我跟她回家，有东西要给我看——吃饭时她还很轻松，但一下子认真起来的样子反而令我有些不安，就好像她又背着我自作主张地花了一大笔钱。
最终，她从抽屉里拿出来的东西更让我震惊，那是一份公证过的遗嘱，上面写着将她名下的房产、股票、保险全部留给我女儿；以及一份遗体捐献表——然后她如释重负地说：“这样我总算对得起你爸了。”——我从没料到她和我父亲的关系已经恶劣到这个地步。
但当我看到她摘下老花镜，眼神里跳跃的光，我忽然意识到我完全想错了。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她坚决不肯把名字刻在我父亲的旁边——她二十六岁生了我，如今我三十七岁，而我妈的家族一向有长寿基因，我太外婆活到九十四岁，我外婆已经年届九旬，到我妈走完这一生时，又有什么理由一定是以我父亲遗孀的身份落葬呢？
在六十三岁这年，我妈忽然拥有了一种我以为我已经失去的，叫作“未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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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萌芽》2019年4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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