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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两年重回北京，周大吟预备跟曾经一起畅谈电影理想的朋友扁豆开个玩笑，骗他自己已然实现了当年的梦想。正在这时，他遇到了徐卓阳。这个身形纤细、矮小的女孩，正是两年前聚会上那个古怪的女孩。
早在半小时前踏出火车车厢的那一瞬间，周大吟就闻到了这股味道——生锈的、染着荧光剂的、热到发臭的味道，如同被抛入铁锈湖中。
这就是北京的味道。这味道铺在地上，悬于空中，顺着鼻腔、血液流遍周大吟的全身。他带着满身的味道站在地铁里，与无数个刚刚下班的年轻白领挤在一起，随着地铁飞速前进的噪音没完没了地摇摆，无法说出那句梦寐以求的话：我回来了。一忽儿的工夫之后，他不再能闻出任何味道。他习惯了。
周大吟在两年前的夏天离开北京，当时他的身上也有这股味道。那天他手里也拖着这只黑色牛津布杂牌拉杆箱，为了庆祝与示威，周大吟狂吸了两口才踏进车厢。然而此时此刻，当脑袋一点一点从雍和宫地铁站的扶梯往上冒时，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心情竟和两年前的那一刻一模一样。
他走到地铁便利店前，犹豫着。手机屏幕上是一条待发的微信草稿。他预备跟住在附近的扁豆开一个玩笑。
扁豆是周大吟在北京读研究生时交到的朋友。和本科时不一样，周大吟感觉研究生时代的同学们大多习得了分寸，相处起来有所保留。他和扁豆原本也只是如此。毕业季来临的那个学期，扁豆突然从家里搬了出来，搬进了周大吟好不容易才搞到的宿舍。一个春天过去，他们俩开始无话不谈。
答辩前的那一夜，周大吟向扁豆聊起了自己的理想：我要做一部真正的，中国的，特效电影，注意这几个形容词，一个都不能少。扁豆认真聆听，与周大吟讨论到深夜。在热烈的气氛中闭眼入睡之前，两人都像年轻了十岁一样踌躇满志。本科毕业后，周大吟就再也没跟谁提过“理想”二字，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和扁豆这个谈论理想的夜晚竟像人生巅峰般矗立在记忆的中央，直至今天，生活看起来就是一条笔直的下坡路。
“在北京吗？方便的话我过来借宿一晚？我明天就去日本了。”
大吟修改着这条还没发给扁豆的微信草稿，将“日本”改成了“韩国”。
诶，大吟苦笑着。我竟然连撒谎都不能随心所欲！毕竟韩国的CJ在北京还有分部，而日本的东宝好像没听说有，要是扁豆问起来，韩国明显更容易圆谎。
是的，他想跟扁豆开个玩笑：我被CJ（或东宝）相中，他们要聘请我过去做电影特技指导，下一部作品要和奉俊昊（或执导了《寄生兽》的山崎贵）合作。扁豆，我离梦想近了，我要去韩国（或日本）了。我来北京转机，顺便看看你。
天色暗沉了些，周大吟怎么也下不了决心点发送。可他也无论如何抑制不住自己想要撒谎的冲动。想象中，扁豆收到微信后那种惊讶、艳羡难抑的表情令他陶醉，陶醉本身又令他害臊。
“周……大吟？”
几乎陌生的声音打扰了他。周大吟闻到了一股泉水的味道，再一看，像是个小学生。这个身形纤细、矮小的女孩正穿着人字拖和短裤向他走来，斜跨着一只彩色的小背包。
“你怎么来北京了？”女孩问。
“诶……”周大吟把手机揣进裤兜，“我是要去日本，要拍《寄生兽》的续集。”
说到底，还是东宝看起来更酷一点。要是他再多有些胆量，恐怕要说自己即将去欧罗巴影业。
直到两人坐到离地铁站不远的金鼎轩开始等位，周大吟才彻底想起了这个女孩叫徐卓阳。这倒不怪他，要怪也该怪徐卓阳这两年变化太大。她变漂亮了。
两年前即将离开北京的那个夏天，周大吟拉了个群约吃饭，就是约在这个金鼎轩。快散伙的时候，一个蓬头垢面的女生穿着卷边的T恤加入进来，一坐定先从双肩包里掏出军绿色的厚外套穿上，说空调太冷。这姑娘垮着脸，也不和其他人打招呼，拿起筷子就开始扫食残羹剩饭。她就是徐卓阳。
她并不在周大吟拉的群里。后来他才知道，她是某某的女友的闺密，不是本校的。周大吟就此对徐卓阳留下邋遢和傲慢两个印象，尤其当徐卓阳的闺密开口推销时，周大吟的反感愈发强烈了。
“她刚跟一个渣男掰了哦！”徐卓阳的闺蜜说，“你们谁有意思就赶紧的。”话音未落，徐卓阳立刻开始大笑，东倒西歪，塞到合不拢的嘴好像马上要开始喷射食物。她那是介乎于苦笑与自嘲之间的笑容，脸上毫无半点此刻的风采。
金鼎轩的门外竖了几杆黑色电风扇，这种扇叶中间喷水的造型，大吟还是第一次见。他和徐卓阳坐在花坛边，身后的草圃也在洒水，每隔一会儿，就有一小撮水雾清凉他的背。暮色低沉，金鼎轩的各式红灯亮了，让他想起了《千与千寻》。不远处的地坛公园像个忠心的护卫静静卧于影中。徐卓阳的一头长发利索地扎起，水红色的唇膏在朦胧的灯下隐隐含光。等两人交换完近况，周大吟已经完全不记得两年前那个难看的她了。
“你要去日本啊，”徐卓阳说，“我也很喜欢日本。我大学的后两年就是在那里过的。”
她告诉他，那个地方叫东金市，是一个千叶县管辖范围内的小镇。她说着就“市”“县”“都”之类的日本行政区划对周大吟科普了好一阵，周大吟越听越迷糊。和日本的大多数地方一样，在东金可以吃到又新鲜、又便宜的刺身。她说起“军舰”“手握”“寿司”之间的区别，每说一个词都要用日语重复一遍，好像在说一桩多么要紧的事。你知道做寿司要拌那种酸的东西吧？知道，白醋。并不是，是一种白色的粉末，闻上去确实很像醋。她反复说着这个大约是某种醋粉的日语单词，周大吟就一直盯着她的嘴看。他觉得她像是一个日本小姑娘了，他觉得能泡上一个日本小姑娘也不错。他只泡过中国小姑娘。
周大吟的第一个女朋友是个平面模特，起码她来应聘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本科毕业后，周大吟开了个影楼工作室，用父母的钱。他拍能讲故事的婚纱照，在他的老家沈阳，他是第一个想到这个点子的人。给你们穿东北大花袄，俩一块儿窝在炕上，来，拿上瓜子儿，嗑！你，假扮成护士，你，假扮成嫖客，如果你害羞，那就把你拍成虚焦的，你老公做前景，对，还显得你脸小。诸如此类的点子周大吟有过不少。他还不知道，中国人太多了，但凡你想到一个自视绝妙的点子，同一秒起码也有20个人想到了它，只有做到最后的那个人是王者。
刚开始的一阵子，周大吟简直不可一世，甚至能有那个勇气带上他在军区大院里住了一辈子的母亲上一趟KTV，给她点一首《雾里看花》。母亲没有去过KTV，到现在都觉得邓丽君唱的是靡靡之音，在她喜欢的歌里，最娱乐的就是《雾里看花》。她希望自己的儿子也有一个非常传统的女人，否则谁给他倒洗脚水呢？母亲当然看不上他那个做模特的女朋友。让自家人照个相也就算了，怎么能让别人也照呢？照多了，会把心照飘，到时候你就降不住了。
其实就算母亲点头，周大吟也不可能想娶她。心确实会被照得飘起来，把手伸进她裙子里的时候，他开始想一些高处的事。就好像《功夫》里头的周星驰踩了一脚老鹰才能飞升，她完美无瑕的肚皮就是他的鹰，影楼则是更早的那一只。等到跟风的影楼工作室在沈阳开出了第三家，周大吟将他蒸蒸日上的小事业转让了出去，把当初父母给的启动资金拍在了茶几上。
“还给你们。我要去北京。我要考北电。”周大吟说。
父亲笑了，以为儿子终于愿活得靠谱一点。他从来不上电影院，连文工团的人都看不上，得听完周大吟赌咒发誓才能把“电”和“影”联系到一个词里。
父亲真的收下了他还的那笔钱，母亲总偷偷塞钱给他。他考了三年，起初报的导演系，接着又报了摄影系。等到第三年他带着一种自以为破罐子破摔的心理报了美术系时，他真的被录取了：“电影特技专业”。
高考报鲁迅美术学院的时候，父亲也发过脾气，但是远远没有这么严重。收到北电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周大吟在心里说，我要做一部真正的，中国的，特效电影。然后他想到了父亲。他想象着届时真成了老爷子的父亲搬着小板凳，去和院子里那群整天一起下象棋的老战友夸奖自己的儿子。父亲说话的声音将会很大，非常大，超大。他想象不出父亲自豪的样子，但这想象本身已足以叫他感动。他打小就抗拒父亲那种一板一眼的作风，讨厌父亲每次提到日本都是一副咬牙切齿的表情，不过，爱国主义教育早已深深根植在了他的心底。一定得是中国的，他瞪着那张录取通知书想：现在那些特效片拍的都他妈什么玩意儿！他激动得睡不着觉，巴不得能有一个谁陪他聊上一宿的理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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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萌芽》2018年4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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