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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惠的孩子小名叫河马，喜欢说好多莫名其妙的音节，惠惠把它们都当作“簸山豆”，大略是这么三个音。没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这并不妨碍母子俩的日常对话。怀孕之前，惠惠是这个小家庭中出门捕食的猎人，河马出生后，丈夫孙尹洲开始扮演猎人爸爸的角色——河马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孩子五个月大的时候，惠惠第一次梦见了他。梦里是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惠惠像《大淖记事》里的巧云那样穿着水乡人家的褂衫，抱着裹在襁褓巾里的孩子，一路奔逃。惠惠不知道身后追着的是什么人，或什么东西，也不敢看，只是头也不回地朝前跑。跑着跑着，跑到了江边。没路了。江水悠长，水雾像盛夏的爬山虎那样长在空中，一个扛着铁锹的船夫从雾里一点一点地透出来。惠惠心想，孩子可以托付给这个人。她摘下头上的三角形塑料发卡，别在孩子的额发上，想告诉船夫孩子叫什么名字，却怎么也发不出声。船夫抱着孩子渐渐隐于雾中，身后追兵已近。惠惠的水性很好，可以试试看能不能游到对岸。就在追兵即将抓住她的当刻，惠惠双脚离地，起飞了。
她睁开眼睛。天还没有亮。她立刻听到身畔那团小东西均匀的呼吸声，心里这才平静下来。她想起孩子刚刚剃了光头，根本别不了发卡，但她很清楚那就是自己的孩子。都说女人从怀孕开始就在准备当母亲，等到孩子生下，女人总比男人更快进入新角色。但对于惠惠来说，这个梦才是个仪式。它标志着惠惠真正地接受了生活中多了一个孩子，接受了自己成为母亲的事实。当你肯把一件事认作日常，你就能在梦里见到它。
他是个男孩，谁见了都说长相随爸，像孙尹洲：脸庞圆乎，眼睛内双，嘴巴大。夫妻俩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叫河马，但孙尹洲管他叫小囊屎包，惠惠管他叫奶香包、小臭蛋、蹦豆子、小冬瓜、糯米团儿或是乖狗。她拿一切来叫他。到现在，河马已经一岁五个月了，不管惠惠拿什么来叫他，河马都会回答。
“松饼糕，你要起来了吗？”
“妈妈，簸山豆啊？”
“是呀，你拉了很好的臭臭。”
“簸——山豆豆？”
“对，臭臭要去旅行了。”
“臭臭！”
“说得对，臭臭！”
河马伸手按马桶上那个冲水的按钮，按不动，等惠惠按，水“哗”地响起，河马打开马桶盖，目送他的臭臭出门旅行，很激动。
河马喜欢说“簸山豆”——大略是这么三个音——河马喜欢说好多莫名其妙的音，惠惠把它们都当作“簸山豆”。没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这并不妨碍母子俩的日常对话。每一次，惠惠都认真地听他说完，然后根据当下的情境即兴作答，两人你来我往，能说上好一阵。
比如坐在婴儿餐椅上的时候：
“妈妈，簸山豆！”
“你要吃红薯啊？”
“嗯！”
河马说“嗯！”的时候特别认真，伴随着大幅度的点头，表情恳切，充满期待。惠惠掰开烤红薯，对着冒热气的红心吹气，河马就模仿她的样子，也吹气。等尝过红薯不烫嘴了，惠惠就递过一块撕好皮的红薯肉，河马激动地接过去，捧食，又腾出小手，要和妈妈击掌。一粒黏糊糊的红薯渣抹到了惠惠的手上，河马发现了，瞪圆眼睛，惊讶地提醒惠惠。惠惠抬手把渣子舔掉。像要对此表示敬意似的，河马握住了妈妈的手，轻轻拉到嘴边亲吻。
“妈妈，簸山豆啊？”
“是呀，冬天的烤红薯最好吃了。”
大家都说，河马这是要准备说话了，但惠惠觉得，他正在说话，只是谁也听不懂。惠惠喜欢这件事。在河马能说的话里，有“意义”的部分已经越来越多了，比如“臭臭”“妈妈”，比如“嗯”。比如撞到了头，他会说“疼”，有时听上去还能是“头疼啊”。
河马是在什么时刻，知道了世上已有一套命名的规则呢？不得而知。
孙尹洲很喜欢这种能初步沟通的感觉，盼望着某一天和儿子一大一小坐在石阶上，货真价实地聊点什么。给河马穿衣服的时候，孙尹洲会慢慢地对他说，“抬起你的手”，然后握住那只小肉掌，反复地教他，手，手，手。河马终于说：“手——手？”孙尹洲高兴地鼓掌，河马也跟着鼓掌，咧开大嘴笑，露出上下各四颗短粗的乳牙——连牙缝都随孙尹洲一般大，保管漏财。这时候惠惠也很高兴。她也会教河马认识世界上的每一样东西，会为河马的每一个发音而喜悦。可她心里又有几分不舍。河马终究会忘记自己那套说法，把每个音组合成约定俗成的意义，或迟或早。
怀孕之前，惠惠是这个小家庭中出门捕食的猎人。她是个编剧，在能接到活儿的日子里，她大约每天下午三四点出门去开剧本会，有时午夜前回家，有时得开到夜里的三四点。孙尹洲在家里写他的处女作，写几个失败的年轻人如何过日子，寄望于完稿后得到金主的赏识，自己当导演。早上，惠惠烧水、冲咖啡、读书，写一点自己想写的东西，日记或是小说，进展缓慢。有时他们俩花早上的时间做爱，躺在床上说话，拥抱，抚摸，蹭来蹭去，肚子就饿了。他们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简易装修的厨房里做一点东西吃，洗碗，擦拭地板，然后像同桌一样坐在长条桌前，各写各的东西，说闲话，往盆栽的叶片上喷水，这就到惠惠需要出门开会的时候了。惠惠从没接到过真心喜欢的活儿，但她不难受，她享受那种自食其力的感觉。她从没奢望碰到审美或趣味相当的甲方，也不挑剔对方要她写什么，怎么写，只要能支付房租和饭钱，她就能在吃屎一样的项目里给自己找个兴奋点。甜宠戏能拿来幻想和另一个人恋爱，破案戏是一个重读奎因、铁伊或福尔摩斯的理由，金融戏让她头一回学着思考，每个人的屁股到底坐在哪儿。话虽这么说，可惠惠并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屁股坐在哪儿。
她无法忍受开会。五六个人，围坐在烟雾缭绕的桌前，根据二手材料或干脆凭空猜测主人翁该有的生活，誓要对人物、事件以及若干细节达成一致。惠惠没有才能说出那么多有意义的话。她觉得，即便每个人真能把话说得清楚明白，三个小时后，这些音节里的意义仍旧迅速地丧失。时间在继续流逝，直到最后一个擅长讲话的人也两眼发直，拿主意的人只好就近选择一个还过得去的方案把事情往前推进，宣布散会，并在翌日会议刚开始的时候，推翻前一天或上个礼拜的某个决定。惠惠不知道，哪一个决定才是甲方喜欢的、观众喜欢的，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不是就真的比一个人单独面对电脑写作时的决定要高明。她读到了一本叫作《活出生命的意义》的书。书的作者叫维克多，是一个心理医生，犹太人，经历了纳粹集中营而大难不死。维克多提出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针锋相对，认为人活着的目的不是追求快感，而是追寻意义。人需要忍受的并不是无意义带来的虚无，而是面对无限的意义，生而为人注定有限的认识。意义好比是美，无处不在，只缺看懂它的眼睛。惠惠并不认同弗洛伊德的世界观，但她仍无法从三小时之后的剧本会中发现意义。虽然她能在每个项目中找到一个兴奋点让自己干下去，但兴奋点只是兴奋点罢了。她很清楚，如果要寻找意义，此刻的立足之地她一分钟也待不住。
河马出生后，孙尹洲在一个编剧工作室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始扮演猎人爸爸的角色。按照这家工作室的习惯，孙尹洲每天上午十点或十二点出门开剧本会，午夜十二点左右回家，有时还带着第二天需要提交的写作任务，没有双休日。夫妻俩就近找到了一间接收低龄幼儿的托育所，在河马一岁生日的当天把他送了进去。河马在那里抓周，学会了站立、行走、跑步，学会了自己洗手和吃饭，见到心仪的女老师抱着另一个孩子，就跑去牵别人的手，到女老师跟前显摆。
惠惠得到巨大的解脱。每天早上，她在河马的一顿亲吻中醒来，带他去拉屎，给他洗脸，勉强地刷一下他仅有的八颗牙。她煮鸡蛋，用苹果和梨炖一锅汤，放上川贝粉，因为河马会咳嗽。她清洗奶瓶、水杯，用开水烫好，准备干净的口水兜，活捉撒欢儿乱跑的河马，给他洗屁股、换尿布、擦宝宝霜，换上外出的衣服。她叫醒孙尹洲，趁他带着河马吃早饭的工夫，她刷牙洗漱，抹防晒霜和口红。然后他们俩一道把河马送往托育所，孙尹洲去开剧本会，惠惠回家，这时大约是早晨十点钟。
家里的静谧令人陶醉。她收拾头一天河马换下的衣服，打开洗衣机。整理散落各地的玩具、家什，清理早饭时留下的桌上、地上的污渍，吸地板，惦记着层出不穷的网购优惠券，给河马添乳品和尿布。到了下午五点，她拖一遍地板，带上能把河马背在前胸的背带，出门去接他回家。走到托育所大约需要十分钟，会经过一条跨越主干道的天桥，再加上惠惠一家住在没有电梯的六层楼，背带比婴儿车实用。凡此种种琐事每天重复，但每天总还有那么几个小时，家里的静谧令人陶醉。惠惠给自己冲一杯咖啡，坐下来，打开一本书，成为母亲的同时，也成为惠惠。
有一天，北京下雪了。雪霁的夜晚，空气清冽，道旁立着高矮不齐的银树。惠惠背着河马，走在主干道的天桥上，送外卖的电动车一辆接一辆从他们下面驶过。河马仰着头，大声地对母亲说话了。
“妈妈，簸山豆啊？”
“是呀，那是月亮，你是看到月亮了吗？”
青黑的天空里，半轮圆月面朝西。
“亮——哩？”
“月——亮。”
“亮——亮？”
母子俩站在天桥的中央，看了好一会儿亮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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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萌芽》2020年5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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