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
EDITOR'S
NOTE
义利之辨、五十步笑百步、王顾左右而言他三个故事出自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谈，此中不仅体现了先贤文心，也代表着孟子心中理想的治国理念。
1
义利之辨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梁惠王上》）
这是《孟子》一书的开篇第一节。古人著述，务实而不蹈虚，没有我们今天惯用的前言之类，但对如何谋篇开局，往往有内在的讲究，譬如《诗经》选择《关雎》开篇，《论语》选择“学而时习之”开篇，都暗含了编著者的文心。同样，从时间次序上孟子是先游事齐宣王，然后老了才来到魏国见梁惠王，但为什么在《孟子》一书中，会把见梁惠王的这段事情放到齐宣王的前面呢？这是因为，在这短短一段对话里，涉及到孟子思想中最核心的“义利之辨”，放在最前面开章明义，有心的读者如司马迁，读完这段，就已经“废书而叹”了，因为他已经从中看懂了孟子的心思。
“叟”，这是梁惠王见到孟子时说的第一个字，确实也一下子让孟子的心“嗖”地凉了半截。“叟”是长老的意思，是对老者的尊称，用在孟子这个年纪的人身上本来倒也没什么不妥，但若联想一下春秋战国诸侯礼贤下士时的通常称呼——“夫子”或者“先生”，我们就能感受到其中的微妙差距了。原来梁惠王对待孟子只是敬老，并没有把他当做一位值得倾听其教诲的师。
“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梁惠王提的问题非常直接，这里面有一丝轻视孟子，想掂掂他分量的意思，但同时也的确反映了梁惠王此时的急迫心情。见到孟子的时候，正是惠王最郁闷的时刻：与东边的齐国一战，损失了大将庞涓，太子申被俘虏；和西边的秦国一战，公子卬战死，兵败割地，不得已还要迁都到大梁来；此外，南面的楚国也虎视眈眈，北面的韩国和赵国虽是同源邦国，也各有各的算盘。梁惠王本身也是个很有抱负的人，眼看着从祖、父两代传下来的魏国大业摇摇欲坠，故而不惜重金从各国延聘贤才，就是想迅速解决眼前的不利局面，富国强兵。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就会感到，梁惠王这么问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听到这话的孟子，心里肯定是有些不乐意了。谈到教育，儒家有句老话，“有来学，无往教”，只有当学生兴冲冲跑到老师那里想学点东西的时候，教育才起作用，若是颠倒过来，老师掏心掏肺地四处要教人，那往往收效甚微。孟子当然非常清楚这点，不过为了推行“王政”这样的大同理想，只好“不远千里而来”，对话还没开始，已置自己于一个被动的局面，再加上被“叟”字一呛，可能已经是一肚子火了。
更何况，孟子一直对单纯的“富国强兵”很不以为然。《孟子·告子下》：“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先树立“仁义”这样的道德原则，而单纯重视土地、经济、军事这样的短期之“利”，那么这么做的臣子就是贼臣，愿意这么被辅佐的君王就是昏君。孟子最不以为然的，恰恰是梁惠王此刻汲汲以求的，可以想见，接下来会出现什么局面了。
但是，对于想做老师的人，其实这种时刻正是最关键的时刻。如何引导一个有缺陷的灵魂向着好的方面转化，光责之以切是不行的，更需要懂得诱导的艺术。在这方面，苏格拉底可以称作所有老师的老师。我在想，假设苏格拉底遇到这种局面，他一定会再把问题抛给对方：“请问，大王所谓的利到底是什么？”梁惠王一定会答“富国强兵”诸如此类，然后苏格拉底会再通过不断的询问，诱导梁惠王慢慢认识到自己对“利”这个概念的无知，让梁惠王意识到，富国强兵只是一种小“利”，可能还有更好的、自己所没有意识到的“利”，等到这时候，真正的教育才可能起作用。
但孟子没有这样。当然，他采用的方式也很有力，是先秦诸子常用的一种方式——推论法。梁惠王仅仅是问“何以利吾国”，孟子却将这样的问题推演至这个国家的每个人，并描绘出一幅“假如每个人都这么问”的惨烈图景，“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气势逼人，也的确把梁惠王噎得哑口无言。但梁惠王口服心不服，从何见得？我们可以再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阔”，是分离、隔开的意思，梁惠王觉得孟子说的东西和自己关心的事情隔得太远，因此再有道理，梁惠王也听不进去。
讲到这里，我们这些已经习惯于从利益和结果的角度看待问题的现代人要小心一点，不能看到梁惠王没有被说服，就也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不懂得教育心理学。像孟子这样的人，见过同时代多多少少通过巧妙的言辞之道游走于君王身边的策士啊，苏秦、张仪、邹衍……倘若他愿意，随随便便就能把梁惠王哄得团团转，但他依旧不管不顾，用一大段严辞把梁惠王给噎在那里，为什么？
同样是《孟子·告子下》，里面还有一段记载，从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孟子的心思。“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者三，所去者三。’”陈子问古代的君子什么时候出来辅佐君王？孟子回答，有三种情况会出来，有三种情况会离开。接下来孟子详细说了这“三就三去”，其中一条，“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孟子非常清楚，只有做好准备倾听意见的人，才能听得进意见。梁惠王第一句话就让孟子明白了他正是那种自己要“去之”的君王，因此，可能从一开始，孟子就没有准备说服梁惠王。
但他依然说了一大段光彩照人的话，不是吗？是的，因为像孔子和孟子这样的人，他们期待的听众，并非只是几个当时的君王将相，他们关心的时空乃是一个恒久广大的时空。
在“仁义”这样的内在道德原则和“利益”这样的外在结果考量之间，永远先选择前者，“何必曰利”，这样决断性的话，在孟子之后的一代代中国人不是都听进去了吗，当然也包括我们。
2
五十步笑百步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上》）
梁惠王喜欢搞为国为民的大工程，假如当时有条件，诸如移山填海、南水北调这样的壮举，梁惠王一定不会错过。可惜当时只是战国，在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里，梁惠王觉得自己能尽力去做的，就是通过大范围人员和粮食的流动，来解决局部地区的灾荒问题。但梁惠王的困惑在于，这样尽心尽力为百姓着想的大工程，却似乎并没有得到百姓的拥护。
梁惠王拿自己和碌碌无为的邻国君主做比较，于是，孟子也拿弃甲而逃的兵士来打比方，跑了五十步的逃兵和跑了一百步的逃兵，有本质差别吗？在孟子看来，梁惠王的这些移民移粟的工程，就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样，治标不治本，因此与邻国的不作为并无二致。
那么，何为治国的根本呢？第三、四自然段就是孟子呈现给梁惠王的王道图景。这两段文字非常漂亮，犹如一幅清明上河图，值得细细品味，同时，其中也综括了中国先秦主流思想中对理想国的基本描述。
这样的漂亮描述，又绝非现代政治家的空话连篇，而是句句落在实处，落在老百姓日常生活最最切实的地方。“不违农时”，就是不能为了征伐或者大兴土木而滥用民力，耽误插秧、收割、播种这样有严格时间要求的农事。“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这就是对自然的保护性开发和利用，相信自然和人类需要一种彼此尊重的共存，而拒绝狂妄的所谓“人定胜天”。进而，生死无憾，不饥不寒，这是一个人对于自己一生最起码的需求，但却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能够给予人民的最有力量的承诺。
接下来，是一段反面文章。和前面对于王道理想社会的尽力铺陈不同，“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这里只用寥寥十余个字，勾勒出一幅乱世流亡的悲惨场景。按理说，这正反两方面的场景应该是对等的，但在篇幅上却相差这么大，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下作者的文心。没有一个完美的社会，很多现代作家往往采取不遗余力批判丑恶的方式，以求改善，但古典作家都懂得，惟有通过颂扬和描述美好，才真有可能对一个不好的社会有所改善，他们对恶的沉默不是懦弱的逃避，而是最高意义上的拒绝。
“王无罪岁”，这四个字很要紧。“罪岁”就是在外面找原因，天灾啦，国际金融危机啦，把罪过都归咎于这些外在东西上面。而“无罪岁”，就是能时刻躬身自省，事事都要先从自己身上去寻找根源，对于一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也是如此。所以古代君王经常会在天象异常或者灾乱频繁的时候下“罪己诏”，虽然很多时候也只是个形式，但“罪己”不“罪岁”的思想，却是一种自孟子以降的治国常识。
3
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梁惠王下》）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般而言，存在五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即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五伦各有其需要恪守的规范，对此具体的说明阐发，也要归功于孟子，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其中，父子、夫妇和兄弟这三种关系属于内部的家庭关系，而君臣和朋友这两种关系则属于对外的社会关系，而这段谈话要讨论的，就是君臣和朋友这两种对外关系，具体而言，则涉及君道、臣道和友道这三种伦理规范。
在这段谈话里，孟子共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友道，做朋友的，不能完成受托之事，就是没有信义，也就丧失了做朋友的资格，所以要和这样的人断绝朋友关系；第二个问题涉及臣道，做臣子的，不能完成自己份内之事，也就失去做臣子的资格，应当撤职；第三个问题则涉及君道，君王应当做的事情是治理国家，如果国家没有治理好，那就是违背了君道，碰到违背君道的君王，应该怎么办呢？
关于君道和臣道，我们都听过所谓“君君，臣臣”的讲法，这个讲法来自孔子，恰恰也是发生在齐国。当时齐景公向孔子讨教治国方法，孔子给出的答案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我们过去时常把这当做封建糟粕，因为我们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只是把重点放在“臣臣”和“子子”两样规范上，认为这是封建社会以上凌下的、不道德的欺压，但实际上，我们应当完整地看待孔子给出的这八个字，这八个字不仅在说臣子要有做臣子的样，儿子要有做儿子的样，同时，也提出君王要有做君王的样，父亲要有做父亲的样，这几方面的规范，是互为依存的。假如君王不是一个合格的君王，那么，也就不能要求臣子还是一个合格的臣子了，君不君，臣亦可以不臣。这才符合孔子的原意。
孟子的第三个问题，其实就是“‘君不君’之后怎么办”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齐宣王在此处装糊涂不做表态，“顾左右而言他”，这个为了摆脱尴尬的即兴举动，因为《孟子》的记录，竟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摆脱不掉的一个经典动作，直到今天。
这段谈话很短，内在层次却很丰富，而且张力十足。从友道到臣道再到君道，“弃之”，“已之”的回答，干净利落，随后，“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开放性结尾，又余味无穷。这其中的修辞技巧和驾驭文字的本领，值得我们细细揣摩。
齐宣王没有回答孟子的第三个问题，但在另一个场合，孟子倒是憋不住地给了齐宣王一个答案。在《孟子·万章下》的末节，齐宣王向孟子询问卿（即高级臣子）的规范，孟子说，卿有两种，一种是贵戚之卿，即和君王有血缘关系的皇族之臣，一种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异姓之卿，当君王实在没有君王的样子之时，贵戚之卿为宗庙社稷着想，可以废掉这个君王；而异姓之卿呢，则应该早早离去，以免不测。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回答非常犀利，倘若君不君，臣就可以不臣，不臣有两种，一种是贵戚之卿的取而代之，一种是异姓之卿的远走高飞。而身为异姓之卿的孟子本人，在这段谈话后不久，见到齐宣王难以悔改，也就赶紧离开了齐国。
📎
●本文发表于《萌芽》2018年6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
责任编辑 / 杨鹏翔
📐
美术设计 / 龚文婕
萌芽小铺小程序现已上线
长按以下图片即可进入小程序
购买《萌芽》直通车 🛒
点击图片即刻购买 👇🏻
《萌芽》2023年9月刊
《萌芽》2023年全年刊物
MENGYA MAGAZINE
青春文学标杆
几代作家从这里起步
👆🏻长按二维码一键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