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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看了开头就能猜中结局，很多人还是对侦探故事抱有热情。侦探形象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进化。他们的身份由职业化到业余化，经历过粉丝经济驱动下对颜值的推崇，也有过普通人侦探成为清流，最后遇上淡化侦探本人的“工具理性”价值观……侦探形象层出不穷，我们期待本土侦探进化的更多可能。
明知道侦探最后一定能捉住凶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看了开头就能猜中结局，很多人依旧废寝忘食地追悬疑剧、读侦探小说。追剧、读小说，其实出于三项基本需求。一是自恋。木心说：“人类的文化就是自恋。”具体来说，就因为人类自恋，所以非常关心自己，包括内心美好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侦探悬疑类作品，惯于直面人性黑暗的一面。围观罪犯犯罪的动机，也是我们增进对人类了解的方式之一。二是对智力的追求。在追剧、读小说的过程中，观众和读者可以测试智商，评估自己的智力水平，顺便拓展知识面。这样的需求可以被称为尊严需求。三就是基于粉丝的审美需求了。审美经济的时代，侦探形象一直在进化，福尔摩斯这种单身且性取向不详的侦探永远是影视改编作品中的爆款，地位难被撼动，而以福尔摩斯为蓝本的侦探改良版、升级版从未停止出现，包括在中国。
除了私家侦探还有什么“侦探”？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俗作家程小青发表“霍桑探案系列”，塑造了以霍桑为代表的男性职业私家侦探形象，跟风者众，改编成电影部部卖座，程小青被视为“东方的柯南·道尔”。
新中国成立后，“私家侦探”形象基本在本土文学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公安干警，这一创作倾向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逐渐改变。例如，作家莫怀戚就在小说中塑造过较为少见的“业余侦探”形象。小说中，担任“侦探”这一任务的是在公安系统内部杂志社工作的女编辑，她经济宽裕，属于有闲阶层，破案只是作为一种挑战自己智力的活动。在小说《电话有无录音装置》里，一名海外归来的心脏病医生勾引一对母女，母亲得知女儿怀孕后精心设计圈套让医生死于“意外”，女编辑破解了其杀人的诡计，却从道义上放她一马。
这一形象可视为对以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为代表的欧美古典侦探小说模式的致敬。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推理小说女王”，她笔下的侦探有两个，一个是身材矮胖，留着黑色胡子的比利时人赫尔克里·波洛；一个是身材矮小，却十分可爱的老太太马普尔。阿加莎笔下的人物大都是贵族和有身份的人，作者以典雅的文笔来描述他们的言行举止，以求与描写的人物相符。和阿加莎的侦探小说相仿，莫怀戚笔下的这位女侦探，打交道的人群不乏政府高官、商界要人，她爱交际也擅长交际，并与阿加莎笔下的神探一样，擅长对每个人做心理分析，注重每个人物的背景，从对方的服饰、举止、爱好、人生观作综合分析，然后进行逻辑推理。
“侦探”形象从职业化到业余化身份的变迁，究竟是20世纪80年代大量作品被译介进来后，作家有意对欧美古典式侦探的“贵族”情趣的模仿，还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呢？这涉及到一个问题：私家侦探在中国合法吗？
1993年，公安部发布通知，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设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明令禁止的业务包括：受理民事、经济纠纷，追讨债务以及安全防范技术咨询，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等等。2002年底，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调整了商标分类注册的范围，将原来的42类商品和服务商标注册扩大为45类，其中新增的允许注册类别包括提供私人保镖、侦探公司和寻人调查等“安全服务”。然而，允许注册并不意味着中国“私家侦探”禁令已开，商标注册成功后并不等于可以从事商标涵盖的经营活动，企业的经营活动必须严格限制在工商营业执照核准的范围之内。
尽管近年来，各类冠以“事务调查中心”“事务调查所”名称的公司越来越多，其业务范围包括寻人、情感忠诚调查、子女行为监护、追讨大额债务、行踪调查、信用调查、知识产权调查，以及打假维权、经济情报调查等等，承担了某些“收集证据”和“调查公众事务”的功能，但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进行公众事务调查并不等于私家侦探，中国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家侦探。
既然私家侦探的“合法化”之路非常遥远，那么，“业余”侦探形象就成了作者折中的选择。此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刻画体制内的“侦探”。
先做一下功课，汉语里的“侦探”究竟意味着什么？根据1999年版的《辞海》，“侦”的释义是：暗中察看。“侦探”的释义是：专事刺探情报和侦查案件的人员，用于军事、政治、刑事和国际斗争中。“侦探”在汉语里的用法既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作为动词的用法，在明朝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史三》里出现过：“余时在南京，日使人侦探，问驾帖曾到否？”作为名词的用法，在老舍小说《黑白李》中则是：“我看见了，侦探跟上了四爷！”
其实，作为名词用法的“侦探”在汉语里还有更细致的划分：派往他国，侦察其政治军事经济，及国际间与我有关系之事件者，曰“国际侦探”；专任搜索敌情，查看地势，为军队之耳目者，曰“军事侦探”；附设于各机关，奉直属长官命令，侦察民事、刑事及其他违警范围内重要事件者，曰“法警侦探”。
从这个意义上看，刑警、法医、特工等等，基本上都可以被纳入汉语里的“侦探”范围，这样事情就好办多了，当且仅当“侦探”的人设范围得以扩大，甚至把各种“业余侦探”一网打尽，本土侦探的改良工作才能兴旺发达。
开启美颜模式，牺牲了生活真实
“侦探=不帅=内涵”这一横行几十年的公式到底怎么来的？大概要从英语文学中公认的侦探小说起点算起——爱伦·坡《摩格街谋杀案》（1841）里，侦探的颜值被作者刻意忽略不计。道理容易理解：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到侦探的智商上。小说里的男性侦探往往还带着禁欲主义的气息，无欲则刚，各方面的欲望降到最小，放在案件上的专注力才得以最大化。作为后起之秀的大侦探福尔摩斯，也走“内涵大于颜值”路线。
当这样的男主从小说走上银幕，也是受《海斯法典》欢迎的。自1934年起，《海斯法典》开始施行，该法典以道德法典的形式，一一列举了所有可能违反良好道德规范的禁忌，实现了对好莱坞影片道德层面的控制。1950年至1960年期间，审查才显现出一丝放松的迹象。
非要拎出银幕上开启美颜模式的经典侦探形象，007不容忽视。它正是《海斯法典》影响力逐渐消失的时候出现的。1962年第一部007电影公映后，此系列便风靡全球，几十年长盛不衰。007系列是“明星制度”在电影产业大行其道的典型产物，明星饰演主要人物，明星左右叙事走向，推进事件的发展，不断带动镜头的变化并使其合理化。观众在“观看”这一行为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纳了摄像机的视角，及主角的视角，融入明星所演绎的角色之中，塑造了一种微妙的收视心理：男人想成为他，女人想拥有他。
2016年的国产网剧《法医秦明》或多或少学习了007的耍帅套路。从专业角度看，《法医秦明》的推理过程设计得不错，但从该剧播出后的口碑来看，观众吐槽的方向集中在男主的偶像包袱太重：永远西装革履，发型一丝不乱，哪怕是钻下水道去捞死人骨头，他的西服都不会脏。没有浪漫细胞的观众在看《法医秦明》的时候，难免质疑：穿成这样真的方便工作吗？整天接触尸体，高档西装肯定得天天洗，染上了尸体的臭味，谁愿意帮他洗衣服？还有个问题，真正的法医会有那么多时间去修饰自己的外形？还有空自己当裁缝做衣服？反正我没见过这样的法医。
在美剧里，有位女性在接触了尸体之后再跟一名警察约会，哪怕她换了衣服，喷了香水，都掩盖不了那股气味，她坦言：“我换了衣服，但这气味是从腐烂的人体脂肪中散发出来的，它紧紧地依附在我的毛囊和毛孔里。”人体的73.5%是液体，变成尸体以后，加上细菌和气体，散发的臭味会弥漫整栋大楼，多少天都散不掉。
同样的质疑还针对苏有朋导演的《嫌疑人X的献身》，片中，王凯出演男主角，身份是某警官学院的副教授，打扮却像富二代。我见过的在这种单位工作、搞刑事司法方向研究的教授们，没有打扮成他那样的。做研究的人不愿花太多时间修饰自己的仪容外表，尤其是男性，不修边幅的时候较多。
在粉丝经济的驱动下，以上这些质疑倒不再成为问题。为保证镜头上的美感，为满足粉丝对明星的审美需求，不惜牺牲生活的真实，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剧组不让王凯以更接近现实生活里人物原型的形象出镜了。在分众传播的时代，经过美颜的侦探一定有市场，颜控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我们要看鲜肉，我们要满足视觉审美的需求。
外形变成普通人行不行？
20世纪20年代末期，美国出现反传统的硬汉派侦探小说，代表作家有达希尔·哈米特和雷蒙德·钱德勒，该类型的后起之秀《伯恩的身份》于1980年代畅销，可视之为向硬汉传统的致敬之作。
小说《伯恩的身份》发行近二十年后，才出现改编电影。其电影的中文译名是更为商业化的《谍影重重》。《谍影重重》一经问世，便被认为是谍战、悬疑电影中的清流，它和007系列很不一样。007的西装永远严丝合缝不会起皱，永远精力充沛，一面执行任务、调查案件，一面还能跟身材好到炸裂的邦女郎打情骂俏。《谍影重重》最具突破性的改良，是把007系列里那种装腔作势的特工变成了普通人。
马克·达蒙演的特工伯恩没有一点男神包袱，从穿衣风格到走路姿势，看上去就是个平淡无奇的路人甲，穿着随意为的是方便跟人打架和逃跑，外形只比普通人出众一点点，绝不适合用“帅”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太帅的男人，其实不适合当特工，尤其不适合从事带隐匿性质的任务。
2002年，伯恩首次在银幕上出现。和他一比，观众觉得007弱爆了：伯恩以其冷静低调的气质和高超的徒手格斗技巧，使近半个世纪以来007系列里永远打不死的詹姆斯·邦德显得矫情傻气。之后，专职耍帅泡妞的007都跟风学着《谍影重重》，玩起了手持摄影、晃动镜头、近身格斗的招数。
伯恩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侦探形象，他把悬疑电影里带着主角光环的男神形象家常化了。在剧情的设定里，伯恩没有一个合法身份，中情局在全球猎杀他，他的基本目标是逃亡、保命。那伯恩的魅力在哪里呢，女人们为何对他总是不离不弃？从某种意义上说，《谍影重重》提供了侦探的基本教程，伯恩向我们示范了“侦探的自我修养”。修养一：语言。伯恩掌握的语言包括：汉、英、意、法、德、葡萄牙、西班牙语。修养二：方向感。辨认方向、海图、天象，能够随时确定自己的位置。修养三：黑技能。例如会打结（结绳技术），会修理，熟练使用各类枪支器械等等。修养四：爱独处，少说话，并且具备快速入眠的能力，可以迅速恢复体力，保持六块腹肌、中等发达程度的肱二头肌，具备实用的格斗技能。总的来说，伯恩的力量、速度、判断、体力，都在“优秀”级；到任何一个陌生场所，他首先观察周围环境，设想可能存在的危险，及解决方案、路线、出口。
不需要区分究竟是马特·达蒙成就了伯恩，还是伯恩这个角色成就了马特·达蒙。伯恩的气质是一种近乎紧张症的情感封闭状态，一种存在论层面上的困惑，粉丝则称之为“初恋感”。马特·达蒙的“不够帅”恰恰成就了伯恩的综合魅力。
让我们仔细想想，近两年本土侦探形象的进化过程中，有没有这种不靠脸，只靠肌肉，或智商，或高冷气质来圈粉的？还是有的，比如《白夜追凶》。主角潘粤明已经是标准的中年大叔形象，他没有偶像包袱，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角，从功能上看，孪生兄弟俩各有不同：弟弟关宏宇，在成为通缉犯之前是做生意的，身上有生意人的油腻，主要的任务是稀释剧情的紧张感；哥哥关宏峰是前刑侦队队长，功能是负责扮酷，增加电视剧的智力含量，关宏峰看上去是一个不具备幽默感的人，每次出现就是在推进破案进程，通过语言、神态等细节展示他的复合型知识结构、优秀的推理能力。
虽然没有鲜肉小花和流量明星的加持，《白夜追凶》的累计点击量超过22亿，成绩比《法医秦明》更漂亮。根据此剧的成功模式，可预测本土侦探的进化趋势：符合大多数人生活经验的人物，男的不用太帅，女的不要太漂亮，但是他们一定要有知识，有独特气质，有智商，这个智商又不可以高到足以秒杀所有地球人的程度。
“尸体会讲话”的工具理性
当本土侦探进化到一定高度后，是否有另一种可能性——把主角光环彻底地淡化掉，就是说，作品完全不需要一个绝对的主角，也能够把破案的故事讲得很好。
有一部美剧曾经尝试过淡化主角光环的处理方式，这部剧拍了16年，总共334集，那就是《犯罪现场调查》。《犯罪现场调查》反套路，没有一个从头到尾、一以贯之的侦探形象，没有主角光环，它把力气花在对犯罪过程的模拟、犯罪现场的还原上。在镜头上观众可以看见子弹穿过人的皮肤、进入身体内部的运行轨迹和过程，可以看到血液喷射、血滴溅到墙面的慢镜头。这部剧对科学手法的展示比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更为重视。
参与破案的人不重要，他们的基本原则不会变，就是“尸体会说话”，尊重证据，尽可能用科学的方式去还原死者被害的具体图像。
《犯罪现场调查》曾被人质疑，它满足了很多观众围观犯罪实施细节的快感。它对科学的过分尊重导致对人物刻画的忽略，观众无法了解这群犯罪专家是怎样生活的，不清楚他们的精神面貌，他们的家庭生活。当然，也许编剧认为，这并不重要。它是反“明星制度”的，没有贡献出个性独特、出彩的侦探形象。
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警察系列剧就开始弥漫了一种消极情绪，或多或少地表达出了一种无力感：作为警察，作为犯罪专家，他们的工作很多时候徒劳无功，他们甚至不能在工作中多保护、多拯救几条生命。罪案永远都以一种出其不意的方式发生。能够让他们感知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就是通过工作来表达对死者的尊重，还原死者遇害的真正原因，除此之外，他们可能没有更多高大上的目标或追求了。《犯罪现场调查》在这种相对消极的价值观导向下，走向了一个极端，过于强调科学的力量，好像整个世界、所有案件都可以被科学方法所操控。在这里，只强调证据，涉及很多冷知识，医学、弹道学、证据学、解剖学等等，但它不需要猜测——哪怕是基于人之常情的假设。
看目前的国产侦探剧，“工具理性”价值观似乎日渐占据上风，值得注意的是，《犯罪现场调查》所抛弃的某些经典侦探剧传统，仍然是我们本土观众所要珍视的：一种基于对人性的揣摩、猜测而间接实现破案的手段。
2017年末，由王蕙玲编剧、陈凯歌执导的电影《妖猫传》倒是在试图兼顾工具理性、科学精神，并塑造具有丰富情感能力的人物。《妖猫传》原著系日本作家梦枕貘写的小说《沙门空海·大唐鬼宴》，改名为《妖猫传》。电影用“妖猫复仇记”的悬疑外壳，辅以“中国诗人白居易、日本僧人空海联手调查杨贵妃的生死之谜”这一主线。简言之，就是发生在唐朝的侦探推理故事，结论是“杨贵妃之死和传统史书写的不太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以唐朝为背景的探案故事与荷兰外交官高罗佩用英语写作、以唐朝名臣狄仁杰为主角的系列小说的人物塑造之逻辑堪称南辕北辙：高罗佩笔下的狄仁杰像是古装版的福尔摩斯，也是世界范围内最为知名的华人侦探形象。“神探狄仁杰”黄皮白心，其破案动机、探案逻辑都富于科学理性，包括维护法律公正、程序正义的追求，
根据渡边照宏、宫坂宥胜合作的学术著作《沙门空海》所述，历史上白居易跟空海和尚两人在长安的居住地很近，但未曾发生交集。在《大正藏》所收录的空海法师自述的《御请来目录》中，空海法师并无在长安“捉妖”“破案”的经历。《妖猫传》对历史人物进行嫁接，赋予空海和尚、诗人白居易“侦探”的身份，完成了“犯罪现场还原”的任务。侦探破案、还原历史真相的收获，并非意在彰显真理的权威，甚至不是要彰显佛法所尊崇之因果律的威力，而是通过破案过程，让空海和尚、白居易这两位业余侦探参破之前无法破解的佛法教义，获得真正的生命解脱。《妖猫传》可能为本土侦探剧提供了更接地气的路数，至于其受众群体有没有可能突破本土范围，实现国际化，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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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萌芽》2018年3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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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杨鹏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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