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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交通工具不同，火车具有其独特意义，正如《正常人》里所说的“见见陌生人”，许多故事在火车上发生。《安娜·卡列尼娜》等诸多文艺作品中，火车意味着不平凡的相逢与分离，而同时火车也是时间连线的隐喻，是许多作者钟情的犯罪现场。更重要的是，火车已经成为现代性的标志，它重构了整个社会与空间关系，描摹着现代人的孤独。
几个年轻人在意大利的乡间别墅花园中共进午餐，表面上一切美好悠闲，但一场风暴正在酝酿。其中有两个大学生选择在暑假乘坐火车“欧洲行”，另一位男生提出疑问：“为什么你们要选择暑假在火车上和酒店里度过？”
“见见陌生人、不同的文化，存点钱看看世界。”
“依我看，这种火车旅行，把时间全浪费在路上了。根本来说，就是待在铁皮车厢里，那能真正体验到什么呢？你们的心都被一本旅游指南给框死了。”
这是前段时间Hulu制作的剧集《正常人》中的桥段。
也许这个刻薄的男生不懂说话之道，但却让我陷入疑惑：我们是不是自动把旅行过程简化成“另一端”？如果写游记，我们愿意花费更多笔墨去描绘所到城市的美食、建筑、文化、居民、自然生态……谁会认认真真写我们在交通工具上的琐碎细节？要我去搜索这部分的记忆，能捕捉到的残影也只有坐在交通工具上修照片或打瞌睡。
但是和其他交通工具不同，火车有其独特之处。
在欧洲或日本，许多游客会专门选择搭乘火车旅行。每一条精挑细选的行驶线路都能让车厢内的乘客不必耗费体力，不用费神安排行程，选一扇车窗，舒舒服服地坐下，喝着咖啡，耳机里播放适合的音乐，放松地观赏移动的美景就可以了。19世纪早期，在火车刚刚出现的那段时间里，乘坐火车的人都会兴奋地提及一点，车窗仿佛隔开了两个世界，“当穿越这片区域的时候，与世界所有的沟通似乎都被排除在外了”。我们凝望着另一个“地方”，并获得一种将稍纵即逝的碎片拼凑成全景的能力。
在小说《日瓦戈医生》中，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这样描绘车窗外的莫斯科：
……不停地飞快闪过一片片的白桦林和一幢紧接一幢的别墅。狭长的露天站台连同那些到别墅度假的男男女女一闪而过，在列车掀起来的尘雾中仿佛被旋转木马带到另一边……前方的山后已经出现了救世主基督大教堂的轮廓，接着就是它那穹窿形的屋顶、市区的房屋和林立的烟囱。
“铁路旅行如梦似幻。”1843年爱默生在日记中写道。
真正叫人不可思议的火车旅行体验发生在当代，林达在《西班牙旅行笔记》中分享了一个车，从法国开往西班牙，“在地中海的蔚蓝海水和比利牛斯山的洁净雪顶之间，火车从悬崖山道九弯十八绕，绕了进去”，这辆跨国火车一头扎入地下，在黑暗中疾驶了一阵之后到站了，旅人走出来，眼前竟是巴塞罗那的繁华街头。
让我们再次回到《正常人》的对话之中，对“欧洲行”跃跃欲试的大学生脱口而出的第一个理由是“见见陌生人”。在漫长的旅程中，当你把目光从窗外的景色上收回来，投向对面的陌生人，狭窄空间让彼此间的距离比平时更近，或许，有那么一两秒钟的眼神交汇。在车厢里，有些故事注定是要发生的。
她在火车上认为不平凡的遭遇，
其实只是社交界一件平凡的小事。
——《安娜·卡列尼娜》
一场注定以悲剧收场的缘分发生在火车车厢中的擦身而过之时。
列夫·托尔斯泰耗费五年时间，经过反复修改创作出来的《安娜·卡列尼娜》精心设计了年轻军官渥伦斯基和安娜·卡列尼娜的初次相遇。渥伦斯基跟随列车员登上车厢，为一位太太让了道，突然，他觉得有必要再瞧她一眼，“倒不是因为她长得美，也不是因为她整个姿态所显示的风韵和妩媚，而是因为经过他身边时，她那可爱的脸上现出一种异常亲切温柔的神态”。正是车厢那狭窄的过道，让这位男士可以毫无顾忌地近距离观察一位女士“浓密睫毛下闪闪发亮的灰色眼睛”。
安娜偷偷对自己瞬间被点燃的爱意加以确认，也是在夜晚的车厢内。她先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把裁纸刀和一本英国小说，却怎么也读不进去，她责怪火车的震动和声响，责怪忽冷忽热的暖气，责怪一闪而过的人影和无休无止的说话声……但真正妨碍她集中注意力的是对渥伦斯基的回忆，“她一想起渥伦斯基，内心就有一个声音在说：温暖，真温暖，简直有点热呢”。
在登上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之前，安娜肯定不曾想到，她会遇上决定自己生与死、荣与耻的“陌生人”。小说中的人物跟现实中的我们一样，无法预知这类偶然巧合为生活带来的巨大波澜，但是，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生活不是艺术，看不见的生活才是艺术”。
大约在120年后，另一场“偶然巧合”在欧铁列车上发生了——理查德·林克莱特执导的《爱在黎明破晓前》，一个始于车厢的爱情奇迹。
年轻女孩赛琳正在看乔治・巴塔耶的《眼睛的故事》；另一位年轻男孩杰西，坐在另一边的座位上，在看克劳斯・金斯基的自传《我需要的只是爱》。两人的眼神相撞了。
“你在看什么书？”杰西问道。赛琳举起书给他看了看，也问：“你呢？”关于对方的书，两人都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为避免尴尬，他们决定去休闲车厢坐坐，在那里，杰西表达了自己旅行的原因：“就这样坐下，和有趣的人聊聊天，看美好的景物，看一本好书，这些足以构成美好的一天。”
临下车，杰西提出了那个著名的提议，将无数旅行者在脑海中演练过无数遍的幻想变为现实：“我想继续这样和你聊天……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在维也纳下车。如果我是疯子，你可以立刻搭下一班火车离开；如果我不是，你也可以了解我的为人。”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阿瑟·亚伦的研究分析，这项提议并不荒谬。阿瑟·亚伦曾在实验室内让两个陌生人相爱，他的方法是——两人各回答36个个人化的问题，然后静静对视四分钟。最终，赛琳跟着杰西下了火车，在维也纳这座城市，他们回答了不止36个问题，也对视了不止四分钟。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只能算是“经过”。
“但现在……”杰西说。
“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曾相遇过。”赛琳说。
在旅行中和陌生人生发一段恋情，这种想象有时候是浪漫的，有时候是危险的，更多的时候是叫人失望的。
根据自身坐火车的经验，贾樟柯构想出一个人物：“我在读大学那会儿，坐火车来北京的路上，我总能看到那种‘演讲家’，一讲话就刹不住车，我觉得，（这个人物）应该保持那种语言的密度。”贾樟柯一气呵成写了一页半的台词，同样刹不住车。这个戏份不多、台词不少的角色由徐峥扮演：《江湖儿女》里的“大忽悠”。别人问他去新疆为什么不坐飞机，他回答：“怀旧之旅，三千里祖国画卷，坐飞机看太可惜啦。坐火车去新疆，一定要坐慢车，慢慢看，慢慢品。”他说，他正在新疆办一个寻找UFO的旅行项目。
巧巧明知对方说话不靠谱，却还是跟他上了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去新疆，一直以来都是她的梦想，去那里找个可靠的男人，一起过简单的生活。在不停摇晃的车厢连接处，男人向巧巧坦陈，自己没有什么旅游公司，只有一家小卖部。巧巧说出自己刚刑满释放。在他的眼中，她看到了恐惧的升起和爱情的消亡，也明白了在火车上偶然抓到一个男人，企图患难与共、贫富相守，概率无疑比遇上UFO还低。
相遇后，只是经过；火车上误认为不平凡的遭遇，终究成了生命中的插曲。
其实，在安娜·卡列尼娜和渥伦斯基偶遇的那天，他们还遇到了另一个陌生人，一个已死之人——大概因为喝醉酒而跌下站台被火车轧死的看路工。伴随爱的美好，另有死的诱惑编于其中，这成了安娜命运的伏笔。
我可以看到火车头在前面拐弯，
这时，突然间我们感觉到了
一种可怕的强烈震动……
——《机缘》
因为一具突然出现的尸体，从此改变生活轨迹的女子，不止俄国妇人安娜·卡列尼娜，还有获得古典文学学士与硕士学位的21岁女生朱丽叶，“朱丽叶对男人所有比较愉快的经验都是幻想式的”。
她独坐在双人座上，对面的双人座也空着。她的膝头有本摊开的书，眼睛望着窗外雪地上的小动物足迹，想着自己的未来，似乎不那么乐观。
不过，不管怎么说，在火车上，她是快乐的。
她将自己想象成俄罗斯小说中的年轻女子，“她并不在乎自己的命运会变得很沉闷或是很悲惨，甚至是二者兼而有之”。正当她尽情享受思绪游走的孤独的快乐时，一个声音打碎了此刻的平静，以及未来的走向。
“这个位子有人吗？”一个约五十岁的男子试图和朱丽叶“搭伙儿聊聊”，他用的就是这个词，让我们见识到了头发稀疏的中年男子和伊桑·霍克扮演的杰西（《爱在黎明破晓前》）之间的鸿沟，搭讪结果也大相径庭，朱丽叶找了个借口脱身离去。等她再得知有关这个男人的消息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具被火车轧烂的身体。朱丽叶陷入自责，她也许该对这个渴望搭伙儿聊聊的男人好一点，自己可能就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这个倒霉的男人，在朱丽叶的故事里，成为她展开一场新恋情的机缘。
《机缘》，正是艾丽丝·门罗给这篇小说定下的题目。
2016年，佩德罗·阿莫多瓦将《机缘》连同门罗的另两篇小说一同改编为电影《胡丽叶塔》。火车是阿莫多瓦喜欢的影像符号，他解释，“在这趟火车上，她第一次遇见了死亡，同时邂逅了爱情。这是死亡与爱情的对话，也是生命开始的起点”。
将“火车”视为隐喻，让它连接起过去与未来，飞速开往未知的命运，车厢里的生命不在此地，也不在他处，但同时不停在发酵和变化。等到下车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不一样的“他”了。不仅阿莫多瓦这么想，安哲罗普洛斯还用他的亲身经历验证了这一说法。退役后，安哲罗普洛斯想去巴黎留学，朋友们资助了他一些钱，但也仅够买一张火车票。安哲罗普洛斯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表示，安哲罗普洛斯可以到他叔叔家暂住一夜，也许正是这位热心的陌生人让安哲罗普洛斯燃起希望。“火车”在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作品中反复出现：乘火车寻找父亲的姐弟俩，最终只见“雾中风景”；搭火车游走于各个城市的“流浪艺人”，在站台开始，在站台挥别；《鹳鸟踟蹰》中摄影机记录下的车厢里的难民家庭……
另一群着迷于“犯罪”的创作者兴奋地发现：火车可真是一个发生凶杀案的绝佳场所！
1860年代之前，火车车厢只能从外部进入，包厢里发生任何事情，相邻包厢的乘客都不会发觉：“最大声的尖叫被快速旋转的车轮咆哮声吞没了，谋杀，甚或比谋杀更严重的犯罪，可能就会伴随着以60英里的速度飞驰的火车而上演。当火车按照时刻停车或者还没到点就停车，查票员过来，可能会发现一节二等车厢变成了‘屠杀场’。”1861年的法国报纸用调侃的语气说：“我们发现一节车厢留给吸烟者，一节车厢留给希望独自旅行的女士，那么，为什么不提供一节车厢，配上说明‘预留给暗杀者的包厢’？但我们了解那些先生，他们可能太羞涩，不愿引起注意。”
有人提议，何不在包厢之间安上门？反对者觉得这样打扰了乘客的隐私，对那些人来说，隐私比安全更重要一些。有一位名叫霍伊辛格·冯·瓦尔德格的人提出，不如将走廊移到一侧，用滑动门将走廊和包厢隔开。听起来有点复杂，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卧铺车厢都采用了这种结构。
但新型车厢依旧无法阻止《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计划，这个群策群力的复仇故事家喻户晓。阿加莎·克里斯蒂从1932年的“林白绑架案”中生发灵感，在小说里将凶手绳之以法，特地为其挑选了独特的“刑场”。在2017年版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真正抢戏的就是“车厢”：那长长走道上飘过的身着红色睡衣的神秘女子，那出现在包厢黑暗中的犯罪嫌疑人，那道连通包厢的小门有没有上锁……每一个谎言都建立在对车厢的充分利用上，一车厢所谓的“陌生人”最终组成了华丽的行刑队。
希区柯克显然也非常着迷于“火车上的陌生人”这个点子，他甚至以此为名拍了一部电影，讲述火车上两个互不相识的男子，偶然交谈，发现彼此都有想要除掉的人，于是想到交换杀人的主意，可以摆脱嫌疑，互利互惠。
突然间，我们稍稍理解了狄更斯在小说《董贝父子》中流露出的恐惧，那种坐在火车上就犹如驶向死亡的恐惧：
火车像旋风似的向前奔驶，嘲笑那年轻生命的迅疾的进程。那生命被稳步地、无情地带到了它那早已注定的终点。……这力量是一种得意洋洋的怪物。它就是死神！
这些或高贵、或贫穷
着装迥异的人们
以同样的速度一起旅行
——《铁路的节奏》
正当狄更斯对火车这一“新型机械化移动工具”表示忧惧之时，欧洲另有一批人却坚信，工业革命将会带来平等和友爱，打破阶级壁垒，“火车和蒸汽船上的共同旅行，以及工人们大量聚集在工厂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激发了平等与自由的感受和习惯”。
但用不了多久，大家便会发现这种想法多么天真幼稚，火车车厢已被分成数等，三、四等车厢里没有包厢，乘客挤在一起，“几个喝醉了的水手在唱歌，他们中间有一个大块头的胖农夫在睡觉，嘴巴大张着像死鱼的嘴一样，带着篮子的小老太太们，小孩儿，跳蚤，奶妈。穷人车厢里的全部用具，都带着烟斗味儿、白兰地酒味儿、大蒜香肠味儿、淋湿的稻草味儿”。
想在火车车厢间上演杰克和露丝那般跨越等级鸿沟的爱情？可能性基本为零。
D.H.劳伦斯的小说《恋爱中的女人》中，矿主的独生子杰拉德表示自己大多数时候都坐头等车厢，“那是因为我无法挤在人群中……不过三等也行，车上有一节餐车，我们可以到那儿去喝茶”。
上层人物不愿意“挤在人群中”，底层百姓更是休想混进舒适的头等包厢。
在电影《醉拳2》里，成龙饰演的少年黄飞鸿和父亲坐在拥挤的车厢里，另一头几个年轻人正在玩投球；走到下一节车厢，情况更糟，“人和畜生在一起，臭气熏天”；又一节车厢，富丽堂皇，美酒美食加音乐，“这就是头等啊，怪不得那么多外国人”。当他往头等车厢探头张望的时候，就被警察盯住了：“你在干什么？找朋友？哼，你们会有朋友在这里面？看看也不行！”
毛姆经常四处旅行搜集素材，他应该深谙其中的门道。在小说《没有毛发的墨西哥人》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但这是普通车厢，对不起，我不能坐这车厢。”他和蔼地向站长的副手一笑，“老朋友，您得优待我点儿。”
“不成问题，我的将军，我让您到客厅车厢里去。马上就去。”
…………
汽笛一声叫，火车启动了。
“我想，索默维尔先生，这比普通的头等车厢要好，”墨西哥人说，“老出门就得学会充分利用一切条件。”
全世界的火车车厢都分等级，以印度为例，一等车厢是绒布座椅，二等车厢是塑胶皮椅，都配空调，设有双层卧铺。等级往下，是三层卧铺，或无卧铺，无空调。最差的车厢是无空调的木头椅。
部分坐在一、二等车厢的高贵乘客，听见从三、四等车厢传来的“愉快的交谈和笑声”，会感则坦然接受这份孤独：“独自坐在包厢里，这三个小时，是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经历的最甜蜜的时光。”
1862年，画家威廉·弗里斯曾以车站为背景创作了一幅油画，画中人物分别属于不同阶级，但他们涌上同一辆列车，最终被镶嵌进座位之中。火车车厢是一个被压缩后的社会标本。
奉俊昊执导的电影《雪国列车》根据同名漫画改编，于2013年上映，片中那辆由威尔福德工业开发、永不停歇的列车成为等级制度的迷你版本。阶级矛盾被放置到拥挤不堪的列车上，资源更稀缺，争夺更残酷。地球上的幸存者共处十七年，形成命运共同体，但依旧不能打破阶级间的铜墙铁壁：底层人民身处末尾车厢，饱受肮脏、饥饿的折磨，成为奴隶；在最前方的车厢里，上层统治者享受着奢侈无度的生活，曾以为早已消失的动物园、水族馆、图书馆等在火车上依旧保留，只是穷人阶层接触不到而已。
在这个反乌托邦故事里，尾部车厢的居民的命运被另一群“看不到的陌生人”牢牢掌控——他们看不到的何止“陌生人”，他们更看不到真相，也看不到选择。
最后，让我们来观赏一幅画吧。
这是爱德华·霍普在1938年完成的《Com‐partmentC，Car193》。其中有一位身穿深色套装的女士，头戴一顶同色帽子，手里正翻开一本书。车厢呈深绿色，车窗外似乎是黄昏景色。
虽然画面定格在这一瞬间，但无法阻挡观赏者对画作展开想象。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让这幅画成为某个电影片段：女士正在读着她手中的书，时而打量车舱内的布置，时而观看车窗外的风景，她现在的思绪大概就处于那种梦幻般的状态。这里所谓“梦幻般的状态”，德波顿解释，是因为车轮有节奏地敲打铁轨的声音和窗外飘逝的风景会把人带入一种梦幻之中。
评论界认为霍普精确地描绘了现代性的疏离。火车是现代性的标志之一，詹姆斯·弗农就认为：“火车拉来的是一个‘抽象社会’，它将重构整个社会空间和人际关系。”所以我们很容易走入画作中这位女性的内心，体验到她所能体验到的孤独感，对这种孤独感充分理解，甚至还带有一点享受。
你瞧，安娜在读书，赛琳和杰西在读书，朱丽叶在读书，霍普画作中的无名女士也在读书……在19世纪大城市公共交通发展起来以前，人们很难不和一个彼此相处几小时的人进行一场礼貌、客套的交谈，但现代人不仅可以忍受，还逐渐习惯了这种沉默的尴尬。我们翻书、翻杂志、滑手机，流畅地做到忽视彼此，车厢布局也体贴地从面对面的座位，变成面朝一个方向的座位。
我们熟练地采用这种约定俗成的方式告诉火车上的陌生人：请勿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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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萌芽》2020年10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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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杨鹏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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