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章力天是生活在另一个圈子的人，作为供职于华尔街证券公司的华裔精英，他聪慧谦逊、宽容好学，勤勉自制亦现实清醒。我怀疑自己更迷恋“逃逸线”，相信这才是通往自由的唯一路径。于是我决定提出分手。
作者 陈秋韵
我们去看大桥爆破吧，好几天前章力天提议说。日本桥爆破，本周日早上八点。为此他早早在州府网站登记观看爆破，为此我们现在堵在了路上。
新闻里说日本桥要爆破了，就是那座连接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大桥，上世纪三十年代建成的考西斯科桥（Kosciuszko Bridge）。好笑的是，叫日本桥却和日本全无关系，本是波兰名字，不过念起来像日本读音。最早说起这个典故，是某一次从法拉盛吃完火锅，我们开车回布鲁克林，章力天突发奇想七拐八拐走了这座桥。他学人们对它的发音：ko-SHCH-OO-SH-ko、Kos-kee-OOS-ko、Kos-kee-OSS-ko,不管哪一个，听起来都很像日语。更好笑的是，关于这次爆破多数媒体通稿采用的词语是“巨大震颤”而不是“爆破”，因为后者可能会引起市民的恐慌。
事实上，日本桥是广东移民的坊间流行说法，你若是问住在皇后区或者布鲁克林的中国移民，Kosciuszko桥在哪里，他们大多不知道，但他们熟悉“日本桥”这个诨名。这些广东话语境下的家长里短和都市传奇充满了纽约这座城市，铺天盖地的文化挪用，对我来说却比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往事还要陌生。
他一大早就起床，从长岛的公寓开车到布鲁克林日落公园我的住处接我，买好了bagel和咖啡作早餐。“先吃，然后看完爆破我们再去饮茶。”跟他在一起后，我知道饮茶是粤语吃早茶的说法。
跟大部分我们在一起度过的周末一样，起床后去饮茶，有时候去法拉盛，有时候去曼哈顿的唐人街，饮完茶去附近的美术馆或者画廊散步，然后通常会去香港超市或食品公司采购食物回我家，以章力天煮饭结束一天。我对做饭没有喜好，也不喜欢逛菜场（哪怕是嬉皮士们热衷的周末有机农夫集市），有段时间辞职后全天在家画画，日常饮食也只是粗暴的一锅乱煮和外卖零食。“我知道，你靠艺术、酒精和油炸食品生活。”他第一次去我家时就这样调侃，然后不知道因为说起了什么发神经地洗掉了我厨房所有的餐具（我们那天甚至根本都没有煮饭）。“没办法我有OCD（强迫症）。”他后来解释。他的家和西服都纤尘不染，但我去他家有时候拥有在沙发上吃薯片的特权。
去我家还因为我不喜欢长岛。他的公寓坐落在一片高档住宅区，隔河是曼哈顿的美好天际线，四周很安静，花园一尘不染，偶尔有中产阶级白人牵着孩子和狗在河边散步。每次去我都感觉被曝露在巨大的生活陷阱中。“这也是另一种美国梦”，草地房子孩子狗，“不在郊区而在城里面的那种”，我很刻薄。这跟我破落的日落公园迥然不同，章力天尊重我的居住喜好，但是他无法理解这是一种近乎恋物的选择，他不知道也不关心保罗·奥斯特曾经居住在这附近并且以此为题写了本小说（谢天谢地他的精英通识教育使他对《The New York Trilogy》有所耳闻）。
“不过布鲁克林很适合你，cuz you are so uncivilized。”“uncivilized”，不文明的，野蛮的，未开化的，他不知道怎么用中文确切表达这个意思，我也不知道。这是章力天第一次见我时开过的玩笑。讽刺的是，我们正是在一个“美国梦”的案发现场，我发小的乔迁party上认识的，那个屋顶平台耸立在曼哈顿最昂贵的大楼之一上。发小很早留美，现在在律所工作，她的交际圈里几乎都是我成年后没主动接触过的人。那日整晚我都感到兴味索然，在人群中却置身事外般喝了十来个shot和好几杯old fashioned，直到章力天鬼使神差走上来攀谈。我告诉他我正在做的工作是绘本小说，他表示还不认识做这行的人，“Graphic novel？Is that like Manga(日本漫画）？”之后答应跟他出去又是另一桩鬼使神差，那些日子里，我的虚荣心不止一次拷问自己为什么要跟一个suite guy（穿西服套装的人）约会，大概只是因为无聊。而他也一样，我们都在某个时刻企图逃离那个言笑晏晏的顶楼酒会。
我不知道什么是uncivilized什么是civilization。站在曼哈顿中心的高楼酒会放眼望去的就是文明吗？还是走在郊区修剪齐整的高级住区是见证文明？彼时我的生活里，放眼望去都是作品卡在手上卖不掉，挣扎在贫困线连出门喝一杯都不舍得的艺术家朋友，要么是签证问题迟迟解决不下来的刚下船（Fresh Off the Boat）的一筹莫展的年轻人。但所有这些人都自认为身处在文明的中心，这一切看起来更像是幻象了。
再熟悉一点后，章力天直接审判说我对生活怀有敌意，他不止一次对此抗议。
“你知道的，这不公平。”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他刚毕业进华尔街一家证券公司实习，处在飓风中心，亲眼看到许许多多人从美国梦的金字塔尖狠狠摔下。这场风暴给他带来的教育，远超过在常春藤联校里学习的好几年。从业之后的章力天几乎没有遇到过挫折，他对财富没有过分的野心，但是灵巧和小心翼翼使他总是拥有好运气。有时候在日常生活里我还会不经意嗅到他的这种灵巧和小心，在交往了一年多后我依然对此感觉不适应。
我也抗议，辩解我没有，没有对生活怀有敌意——我们约会的第一个周末就一起去了宜家买家居用品，第二个周末就一起去华人超市买了食材。不仅是没有敌意，这简直是带着欢快（无意识地、不情愿地）跟他一起进入生活。这是我第一次在恋爱关系里体验起床就有人准备好早餐：有时候是班尼迪克蛋，更多时候是油泼辣子刀削面。宿醉之后回家不是同样宿醉的另一半也不是冰冷地板空房间而是毛巾和热茶。有时候章力天问我：“我会让你觉得无聊吗？”我们都知道他在问什么，但我什么都答不上来。朋友们都笑我进入生活里去了。
“It’s a trap（这是个陷阱）”，章力天的口头禅。在认识他后我也总这样想他，或者说他给我带来的改变。
跟章力天在一起之前我交往过一个艺术家男朋友，来美国后交往的第一个人，插画家，算是同行，他跟我是一类人，我们对金钱或者现实生活都有种非理性的漫不经心，真正在意的事情在别人看起来又很虚无缥缈。我们一起相处的朋友也大多是这样的人。就算交不起房租也还会倾囊请朋友饮酒。我从前迷恋这样的人，在我看来，他们跟烟花是一种性质的事物，闪亮，浮夸，易碎，徒劳。我很着迷长途跋涉去看烟花这件事情，就跟今天我们去看爆破一样。但生活不会每天都有烟花可以看，世界上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爆破需要实施，事物因其毁灭性产生的魅力是一码事，随后重建和清场的苦不堪言又是另外一码事。所以我跟插画家男朋友最终分了手。对此章力天的评价（他说是修补建议）是“或许你们应该多一起逛菜场超市”，毋庸置疑他清楚自己对此颇有心得。我没告诉他画家男友不仅不会逛菜场超市，而且看起来可以靠食用药物和空气过活。
章力天父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从香港移民过来的知识分子，和他其他移民后裔朋友们不同，除了工作场合，他不喜欢用自己的英文名Leon，反而喜欢用“章力天”，这个听起来颇具东亚男性特色的中文名字（想象中应由样貌清秀形似黎明的年轻男明星饰演）。还跟其他移民后裔不同的是，比起曼哈顿或者布鲁克林的中国城，章力天更喜欢法拉盛，这一点让我讶异，就像对他普通话的流利程度一样诧异。
前者原因不言自明，除了犯馋的中国留学生，和不得已流亡此地的异乡人，大约没有人真正喜欢法拉盛。因为这里丝毫没有白人眼里的东方情调（呈现为以上世纪香港情调为主的街头审美，参见曼哈顿唐人街各种士绅化的高端fusion假中国餐厅和富有个性的小酒馆），也没有混杂的都市奇情邪典气息（参见赛博朋克影片里出现的美术场景和罗曼·波兰斯基的唐人街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犯罪片），反之，这里平庸无奇，是纽约的一块飞地，与中美城市文明都相隔甚远，是当今中国十八线城市的海外微缩投影，可怜兮兮地承载着全城人民的隐晦鄙夷，又含辛茹苦地给他们提供物美价廉的快乐。跟他大部分爱好流连于士绅化曼哈顿下城区的移民同胞和我喜爱布鲁克林地下文化的朋友们都不同，章力天喜欢拉我在皇后区约会散步。这是他的guilty pleasure（负疚行乐）。
我们第一次约会去了皇后区的野口勇美术馆，我很喜欢的雕塑家，章力天此前并不知道他是谁，但他尝试欣赏那些形态迥异的小玩意。然后就去法拉盛。为此我起初认为他很特别——供职于华尔街证券公司的华裔精英，尽管香港人惯有的勤恳和现实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遗传学隔空赋予他的优良种族秉性），但业余生活除了出城行山远足酒庄品酒，竟然是跟约会的女生逛法拉盛，这件事，任谁看起来都有点匪夷所思。
至于后者——可疑的普通话技能，“一定是为了方便泡大陆女生啦”。最开始跟朋友提及他，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如此。章力天对此不置可否。总的说来，相比其他的ABC朋友，章力天跟我不仅直接跳过了中美文化差异的巨大鸿沟，还直接跃过了香港内地经年累月的时代背景差异。对此他的解释是，或许对父母而言，香港是回不去的乡愁，但对他而言，那只是一份无端的想象。这个他三岁以后再没回去过的地方，留在身体里的记忆除了家中客厅里供奉的观音和土地，就只剩讲话偶尔夹带的粤语（而他十八岁以后几乎没再交往过香港女生，已然沦为无效工具）。中国城伊丽莎白街上的德昌食品市场和法拉盛的木兰餐厅才是他的新乡愁。
今天的出行无疑是一次投其所好的约会项目——被误译的名字，文化挪用的活体案例，爆破这种耸动的非日常事件。每一样都非常满足我这颗时刻追求刻奇的心。对于爆破这件事本身，尽管无法理解，章力天隐约知道那是我的人生终极热望，他比我以为的要了解我，对此我时常诧异，随即又对自己的先入为主对他不公平感到内疚不已。
我喜欢突然的不可控的未知力量，就像我充满小型爆炸的失败人生。就像有人罹患性瘾，有人迷恋高纬度岛屿，有人喜欢爆炸。Filippo Minelli，我在车上跟他介绍这位意大利的装置艺术家，非常擅长用化学药剂做五颜六色的烟雾表演。“很漂亮的爆炸。”“是吧？”专注开车的章力天似懂非懂地点头。
“说起来还没看过爆破呢。”他看起来像在调整情绪让自己兴奋起来。
“我之前看过一次。”那次“爆破”在2014年的夏天，黄浦江上蔡国强的“白日焰火”项目，是为他体量巨大的装置九级浪开幕所作。
我还记得那个潮湿闷热的下午，所在的平面设计工作室在南外滩的一个改造厂房，那是我刚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做一些小的广告和装帧设计。老板从前是精英艺术家，品位优良，管理没有跟上品位，甲方也没太拿这品位当回事，所有人整天都疲惫又暴躁，苦不堪言。我那时已经快辞职出国。
事先所有人都不知道有焰火表演，直到沉闷里骤然响起一串嘈杂。“是蔡国强的装置表演。”有同事说。然后大家都涌向窗边。黄浦江距离公司不近不远，极目眺望依稀可见，印象里午餐时从窗户远望去总是雾气阴霾，当日那座桥依然模糊，盛夏的热气在江面上氤氲作一团，混杂着不明固气混合物（大概是火药），彩色的颗粒在江面上跳舞，我们凭着很低的能见度和想象力围观了一次表演。观众和演出都很用力，像是永远不会结束一样印刻在了那个夏天午后。
这份工作我干了不到两年，在后来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是挣扎着去上班，恨不能立刻离开此地。以至于后来关于那间工作室的记忆，两年的时间被压缩到乏善可陈，只记得工作室的开窗都经过设计，墙体很厚做了改造，像是柯布西耶的朗香教堂（事实上每日上厕所是我唯一能够感受到神性的时光），以及那次模糊难辨的爆破围观，在我后来的记忆里（多少被浪漫化），仿佛成了科塔萨尔《正午的岛屿》的主人公从飞机舷窗里看到了遥远的岛屿，一种近乎神谕的启示，关于不可知和逃离。
“真好，多希望那会儿和你一起在上海啊。”他握着方向盘的手伸一只过来握住我。
章力天在上海短住过一阵子，那段日子他简单概括为“日啖红烧肉小笼包真是开心”，“而且好便宜啊”。我们每次去中国城的鹿鸣春他都感慨。我看到他在Instagram的照片，关于中国之旅，尽管摄影水准平平，但灵感勃发，令我想起那些上世纪八十年代去中国旅行的外国摄影师，用一种近乎少见多怪的热情之眼，总是能够捕捉到很有“中国味道”的场景。富有生机，真实自然，每个人都自在笃定得像是“此时此刻无疑是最好的日子”。令我感到神奇的是，三十年后的章力天竟然能奇迹般地在影像里复原——那种近乎虚假的美好旧日时光气息。
“那当然，我是八○年代男孩嘛。”他自称怀旧，是80s boy。我们一起去古根海姆博物馆看中国当代艺术，我一路冷眼吐槽，不喜欢大部分贩卖意识形态的作品，陈旧又谄媚，但是他很喜欢，尽管对艺术不甚了解。我多么尊重他的宽容（来自外行的），但同时为这种置身事外的同理心感到不可理解。
第二次“看见”蔡国强的作品，是今年春节前夕在纽约。也是一次亦真亦幻的观看，和章力天去MOMA PS1看蔡国强的烟花视频。他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去看视频而不是真的去人山人海里看东河上的实体烟花表演。但这不影响他对蔡国强有种相见恨晚的亲切感。因为他听说蔡来自泉州后很兴奋：“那不就是华表山所在地，摩尼教最后的圣地吗？”我吃惊他中国通到对这个还有研究，也猜想这亲切跟他对法拉盛/普通话的好感如出一辙，一种很微妙的中国。但我告诉他其实蔡更像中国城而不是法拉盛：“你知道他的纽约工作室是我最爱的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吗，也许是世界上最有名（收费最高昂）的事务所。”
马路上充满了同样兴致高涨的人，以至于我们花了好长的时间停车。停好车后，被人群裹挟着往临时为此搭建的眺望台走。
多年前的新年前夜，我跟当时的男朋友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旁边的小巷里也是这样，被欢欣鼓舞的人群裹挟着涌向河边的广场，等待一场盛大的焰火，那个知名的旅游小城白天除了游客几乎没有本地年轻人，当晚悉数出门庆贺。年轻人们在街头喝酒跳舞，跟陌生人问好拥抱，然后一起引颈看那些终将消失在黑夜里的五光十色: 存在于食盐中的钠会产生强烈的黄色，铜是蓝色锂是红色钡是绿色钙是橙色，蔡国强正是用这些元素再现他对文明的柔情，当晚每一个在广场的人也许终将会忘记身边人是谁，忘记为什么当时会去到那个知名城市，但一定不会忘记那些划破黑夜的火光和噪音。
此时的人群都举止得体，人们羞于在白天拥抱陌生人。除了记者，前来观看的大部分是亚裔，这大部分亚裔里又多是广东人，我有一种去参加章力天家宴的错觉。他们家如果是很大的家庭聚会就会选在粤式酒楼，那种我此前只在港剧或旧电影（美籍华裔导演所拍）里看到过的场景，装潢陈旧浮夸，宾客热情不迭，席间粤语乱飞。此刻章力天的表情也像是在家宴里一样，带着一种对我无来由的、说不清是爱护还是抱歉的情绪（或许是抱歉要让我在一个异质的同胞文化里被暴露被检阅），紧紧揽着我像是要时刻准备给每个人介绍陈列。或许他跟我一样对这样的天伦之乐感到一丝魔幻，那种所有二代移民都会感到的魔幻。但每次看到这样的他，都会让我不能够相信他曾经是个叛逆离家的青少年（像他其他的美国青少年朋友一样），是从华尔街中产酒会逃离的街头浪子（像我那些反感资本和主流的嬉皮士朋友一样），而又返回深深顺从伦理秩序笃信“一家人要整整齐齐”的广东儿子，立志要把伴侣带入生活的认真男人。
旁边的美国小男孩在孜孜不倦地问妈妈关于大桥的事情，为什么要炸掉它呢因为负荷太重不能再使用啦；为什么叫日本桥呢这里又不是日本街因为这个桥的发音像是日语啦；那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去日本旅行啊去年夏天就说要去的好啦宝贝希望顺利的话圣诞节就可以成行啦。
不知怎的，在人群里站立着的我开始感到一阵晕眩，突然觉得所有事情都是美好误会：西人们何以能够无障碍地欣赏蔡国强有关东方美学的况味，他们会天然对东亚和日本有一些热情的向往（以至于发明出了一个专门的词weeaboo来形容“精神日本人”），章力天这个几乎没在中国完整生活过的香港人热衷于饮广东早茶和逛中国城超市，而我一个fresh off boat的纽约过客兴致高涨来围观一座历史大桥的爆破。一切都看起来再正常不过，但都像是误读。
这种误读也日渐充满我们关系的方方面面，并且开始不再那么美好。于我，逛超市煮食物（依然不可避免地夹杂了高级公寓屋顶party、远足和酒庄）的共同生活乐趣在日渐消散，我怀念布鲁克林的rave party，也怀念跟朋友在仓库和街头乐作一团的混乱生活。我看得出章力天的努力，他已经跟我一道看了许许多多五花八门的展览和艺术电影，知晓了许许多多不必要的艺术理论流派知识，用他的话说，“像是在做一期甲方是艺术机构的咨询业务”。他许久没有再说我uncivilized，或许关于civilization他也已经没有答案。不知道为什么，在今天的爆破面前我又想起来这个带有调情意味的评价。文明是什么，眼前就有一个文明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炸毁，但这无关伦理和感伤，只是一次合乎常理的新陈代谢。
章力天给我介绍爆破的部署和原理，精确告诉我“等下有900多个炸药包”， 将在三秒钟内实现这场“巨大震颤”。在他讲出“三秒钟”的时候，我恍惚感觉那是一种修辞。我一度暗忖跟天真的左派艺术家约会或许多多少少给他带来了一些影响，那种虚无缥缈的无用的浪漫，就像我其实经常打心底里感激他让我体会到了真实生活的温度，在我的艺术家朋友们被真实生活的长枪短炮打得缴械投降败下阵来时，我知道我（自私地）暂时拥有了一个避难所。
州长还是什么人讲完话，然后大家一起屏气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
今天的章力天话很少。我笑他正襟危坐。又想起来他告诉过我，自己其实是EMO boy in suit at Wall Street (华尔街上穿西服套装的EMO男孩)，再小点的时候看飞机起飞都会热泪盈眶，“难道你不会吗？可你不觉得那真的是人类工业文明的结晶吗？”，又绘声绘色地给我讲喷气式飞机在空中写字的动人场景，已经成为一种热门的付费浪漫，他们的一个客户就用来给女友求婚（瞬间不动人），我给他说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也在一本书里写过喷气机写诗，我知道他可能没空看但这本书的名字叫作《遥远的星辰》。
我忘了那是什么语境下他说出来的话了。此时我站在这个EMO男孩的身旁，思索着他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么情绪化——一旦我将分手这件事说出口，思索着下一次再遇到看飞机起飞也会热泪盈眶的男生（该男生还喜欢逛菜场）会是什么时候（我可真是醉心于向别人求救的自私自利王八蛋啊），又厌恶自己为什么临到此刻还再度把章力天符号化。
总是这样，这两年来的生活像是别扭的生态圈实验（我单方面宣布实验失败），我先入为主地跳进一个圈，再把他放进一个圈。我们各自在两个圈内冲着对方跳舞，我们是各自生活里的异数。而他一直聪慧谦逊，宽容好学，像此刻一样，始终紧紧牵着我的手，全然不知道我内心这阴暗傲慢的界定。
像是为了等待拥堵在路上的人群，爆破已经延迟到十一点，倒计时开始，几乎是一瞬间，沿着大桥布置的爆炸装置随着一声巨响，引爆了桥梁支撑的垂直桥墩，上面的钢结构坠入哈德逊河，掉到河面铺设的橙色浮标上，随即桥面和桥墩结构直接落入河中，爆炸产生的黑色浓烟和蘑菇云腾空而起。紧接着现场人群的兴奋尖叫声直冲上来。我疑心自己是不是听到了一声“Bravo”。
人们从各地跋涉而来就是为了看这一瞬间，和在场的所有人一样，我的感动和着刻奇心在这一刻升腾起来，多么庆幸分开之前还可以跟章力天一起看这件小小的盛事——地球上备受瞩目的城市里，一座发音始终没被正视的大桥，这跟圣马可广场的烟花一样；不同的是，白天无可避免地压制住了人们的兴奋，然而大桥最终轰然倒塌的那一瞬间，所有人还是不自禁转头跟身边的人拥抱起来。
文明是什么，我记得每一次走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的内心震颤，走在法拉盛凌乱肮脏的街头，也记得走在西格拉姆大厦楼下的微风拂面，这个城市的文明都来自粗莽的开垦者和好奇的外国人，而今我们观看的这一次送别也是，纪念为战争而死的波兰士兵而建的大桥，后来成为美国华人口中的日本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终其一生没有去过日本，符号跟符号在时间的洪流里面迎来送去，我脑袋里的意象和情绪在打架，2014年黄浦江上的那次焰火表演又浮现上来。蔡国强在后来的访谈里说希望用白天焰火的形式传递伤感的气氛，表达对严峻环境问题的思索。我曾经将它看成一个神谕，一些东西在烟雾里爆炸消散，一些东西在余烬里复活重生，而眼前的境况也一样，新的大桥即将落成，引领人们通往新的方向。
“你知道‘逃逸线’吗？德勒兹很喜欢用的哲学概念。”早上在来的路上我问章力天，事实上这个问题见面的第一晚我就想问他，我有点遗憾，要是能够早一些说出来，会不会今天的情形就不一样。或者我们今天都不会一起站在这里。
在《千座高原》中德勒兹定义区分了三种类型的“线”：坚硬线、柔软线和逃逸线。坚硬线是指二元对立所建构的僵化常态，比方说人在坚硬线的控制下，就会循规蹈矩地完成人生的一个个阶段；柔软线则指分子线，搅乱了线性和常态，没有目的和意向；逃逸线完全脱离质量线，由破裂到断裂，主体则在难以控制的流变多样中成为碎片。跟很多人一样，我相信逃逸线是通往自由的唯一路径，但无疑也最未知最危险。
我伏在章力天的怀里，心里忍不住遐想是不是下一秒就要告诉他分开的请求，空气里爆破的余烬看起来气若游丝，能够感觉到他胸前有什么东西在颤动，啊这个为飞机起飞而热泪盈眶的男孩，我心想他不应当被我的幼稚和情绪化所伤害，更何况是在节日般的今天，脑袋里的东西又开始打架。该怎么向他解释这看起来无端的决定呢——就因为大桥爆炸，我心里有什么东西也灰飞烟灭了吗？还是因为那些我自己都一知半解的狗屁哲学概念，就要把生活翻个底朝天？
人群渐渐散去，运输桥体的车队也渐行渐远，我们好似一动不动地站了好久。直到听到耳朵旁有声音凑上来，这声音对我说：“不要走，不要爆炸。”他不知什么时候从兜里掏出一枚戒指，我抬眼环顾四周确信自己不在法国餐厅也不在私人海滩，但眼前的景象让我目瞪口呆——跟被迫黯淡的白日焰火不同，无辜的金刚石在正午的阳光下格外璀璨。
本文发表于《萌芽》2019年11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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