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经典|最好的演员,最好的作家






EDITOR'S 
NOTE
许多明星怀抱着作家梦,他们中的一些是被演戏“耽误”的作家,能够充分运用感性的力量,创作也往往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比如陈冲笔下的人物心思细腻,杰西·艾森伯格的小说辛辣讽刺,休·劳瑞的作品则充满喜剧元素。另一些明星比如林青霞、伊能静、萧蔷、大S等,则要隆重刻苦得多,他们的才能并不在于写作,但依然乐于以文字这一新的途径展露自我。
明星在演艺圈有了成就后,想成为文化名人,乃至在文学界获得肯定,这是可以理解的。某本电影杂志上的文章里曾写到,演员掌控了情绪快速抵达内心的秘密:“公平地说,如果不计较文笔或者演技,最好的作家和最好的演员之间是可以互换的。”这话有一定道理。我们耳熟能详的明星中,有写作才华或怀抱作家梦的,倒是真的比会演戏、想演戏的作家多。
- 优等生 -
在今年一月出炉的2021年“收获文学榜”上,陈冲在《上海文学》写的专栏《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荣登长篇非虚构榜,且是令人瞩目的榜眼高位。评论家李伟长的推荐语是这样写的:“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文学意义上独特又深沉的陈冲,她以克制内敛的笔法向着家族历史征进,踏进如烟的家族往事又不沉溺其中,通过众多日常的生活细节完成了对家人形象的刻写和赋形,从而与历史生活达成了深沉又动人的联系,作品呈现出的沉郁悲悯让人为之动容。”
看过陈冲专栏文章的人,都会由衷赞叹俩字:会写。这分明是一个被演戏耽误的作家。
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陈冲其实一直都很能写。她二十岁时发表的处女作小说《女明星》,登在《青春》1982年第二期上。女主人公看样片时发现自己适合夏天傍晚柔和的光线和淡黄衣裙,就照那样子自己做了一件;把影迷来信订成一本,在上面默写英文单词;把失去时空概念的感觉告诉他,可他好像总不能完全领会她的意思。文章很短,将少女明星的心理捕捉得真实细腻,这显然源于当时的生活。
无论是在上个世纪的杂志,还是在这个世纪的社交网络,她都孜孜不倦地写作,并且长期保持着广袤的、深层次的阅读,出门时包里一定会有本书。眼界甚高的亦舒盛赞过陈冲优异的英语水平、高级的审美、庞博的知识面,“文化是灵魂啊,那水灵灵的大眼睛与小肿嘴里居然还有灵性,谁还吃得消”。
2020年,陈冲在微博上发表日记,在生活的碎片中展开思索:
买到牛奶回家后,我开始煮麦片,炉头开着小火,手轻轻搅拌。天亮了,窗外的梧桐树满是嫩绿的新叶,有几个邻居在街上遛狗,花园里的柠檬树今年开了密密麻麻的花,枝头沉甸甸地挂着鲜黄的柠檬,蜜蜂和蜂鸟在树上周旋,一片花香鸟语,自然将季节的礼物呈现给我,提醒我,我和周围所有的生命都是原子,都是星尘。唯一不同的是,我有意识,我有复杂的思维。
我发现记忆和即时虽然是一对孪生同胞,却随着时间的逝去长成两种不同的物种,就像河水里的那块石头,被岁月磨圆而成了卵石,上面长出一层毛茸茸的青苔,边上沉淀了淤泥砂石。我们隔着漂流的河水看着它,恍恍惚惚,阳光里它是一个样子,月光里又是另一个样子,这是记忆。
这些流畅、丰富、充满诗意的文字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家纷纷摘抄传播她的文章段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地赞美她,并且认定特殊时期长篇累牍的疫情日记中,陈冲的不同凡响。
现在,陈冲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写《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文学刊物上的专栏写作,不同于微博上随性发的长文,陈冲需要去图书馆查找资料,还原长辈们的峥嵘岁月。写这个专栏的起因与上海作家金宇澄有关。他看了陈冲发来的老照片,听了她家四代的故事,建议她写出来。金宇澄对她的文章给予充分肯定:“陈冲讲述的人与知识分子的历史,填补了上海叙事的空白,直率而细腻;读者视她为演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前,她已在刊物发表小说,她的文字就是女作家的文字。”
是啊,多少明星都在直播带货,想方设法地将名气变现,难得有一个陈冲,还在真诚地写作。
- 有志者事竟成 -
相比陈冲舞文弄墨时的挥洒自如,同时代的大美人林青霞写篇文章就隆重刻苦多了。
施南生说林青霞有颗文艺的心,一直爱写,将旅行所见所闻也全记下来。林青霞婚后就不拍戏了,坚持不懈地以另一种途径展露自我。她说自己人生逢十都有个转变,五十岁时的念想是“文化艺术”。
谁都明白,“林青霞”三个字就是流量加持的密码,似乎她写什么都会有人赞美。她回青岛老家,写了一首诗《家乡的风》:“山东青岛我家乡,/ 爹和娘的生长地。/ 我问爹呀我问娘, / 是否化成家乡的风?/ 请你轻拂我的发梢,/ 让我重温你们的爱。/ 我问天空我问云,/ 可否化我为枝上鸟?/ 随着那风儿游老家。”此诗一经传出,就有是非之人赞扬林青霞的诗有稚拙之美,比余光中《乡愁》段位更高,又惹出更多话题来。
起初,她甚至想起个笔名,因为觉得“林青霞”三个字的名气是“靠电影栽培出来的”,现在要换身份做新的事情:“像我一个从事影剧工作几十年的朋友,初次出书,竟然是跟这一行完全没关系。我反而觉得她这种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作风,让我分外感动。”
林青霞想到的笔名是“我是一片云”——源自琼瑶小说,同名电影由她和秦汉、秦祥林主演,这是中国台湾言情片时代“双秦”唯一一次联袂。果然盘旋在一个人心尖尖的情愫总与其青春时代密切相关。但最终,她提笔创作,落下的名字是“林青霞”。
黄霑曾鼓励林青霞写文章,可直到他去世,林青霞才动笔写了篇《沧海一声笑》来悼念。2005年新春,林青霞在《明报》发表《戏里戏外都是戏》,起因是电影《金玉良缘红楼梦》DVD发行。文章忆及当年拍戏场景,写了与女儿们一起观影的家庭故事,结尾抒情道:“28年后再看《红楼梦》和28年前拍《红楼梦》,这中间所有的人、事、情、景,都变了,不变的是《红楼梦》的歌和词不停地在我脑子里回旋着:‘想当初,妹妹从江南到我家……是谁,是谁暗下无情剑……’”身在二十一世纪,心还在二十世纪。人们想要读到的,或许也还就是那个触动大众内心柔软处的林青霞。到了下一个新年,林青霞发表散文《小花》:“让我们的心田里开出温暖美丽的花朵,嘴里吐出甜美的话语,用智慧把慈悲带给社会,令我们的社会增添美丽的色彩……”这,也很林青霞。
很少有作者像林青霞那样,写篇散文如此耗费心力,将写好的文章传给这个、传给那个,隔着时差讨论,听取意见。她对文学心怀渴望与敬畏,所以需要许多信得过的朋友和来自文坛的作家们的鼓励。他们也积极支持她,有人送稿纸,有人送万宝龙笔,有人为她出谋划策,有人为她设计封面。
低调的林青霞,如今只有在推介自己新书时才会频繁地更新微博。十几年间,她已经出版了三本散文集:《窗里窗外》《云去云来》《镜前镜后》,内容都是“娓娓道来她所经历的事、认识的人”。
家里,她先生对女儿说:“你妈写了三本书,将来说不定拿个诺贝尔文学奖回来。”她回答:“人家米兰·昆德拉九十多岁,写了那么多经典小说都没得奖,我拿什么去得奖啊?”
家外,白先勇夸奖:“青霞现在真是个作家了。”她回应:“从小书读得不好,现在却以读书写作为乐,万万没有想到,我的文章竟然得到许多知名大作家的赞许,我当是拿了文凭。这也印证了我一生坚信的座右铭:‘有志者事竟成。’”
当然,也有人很冷静地表示:三本够了,追星也要适可而止。
- 自己写自己 -
中国第一部演员自传体著作是梅兰芳口述、许姬传执笔的《舞台生活四十年》。这部个人回忆录虽未按原定规模完成,但也有五十万字,为近现代中国戏曲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明星著书,最常见的是自传,讲述自己的演艺生涯和心得。过去口述的居多,后来不管有没有找枪手代笔,写的都是“著”。
成名后的明星艺人想成为文化人,其来有自。1986年,刘晓庆对夏衍先生说:“我现在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加入作家协会。我这个人任性惯了,很怕受到集体约束。但有一段时间我接触了几位作家,发觉他们的思想与见识都是高层次的。于是,我便有了这个愿望。”次年,继黄宗英、新凤霞之后,刘晓庆凭《我的路》和报刊上发表的散文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刘晓庆加入中国作协后,除了《我的路》,还出版了《我这八年》(1987)、《艺术与爱情》(1992)、《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1995),本本大卖,之后鲜有作品问世。“明星刘晓庆是中国作协会员”,这事倒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重提。有业内人士解释:刘晓庆符合入会标准,只要出版过两本书以上,并且其中一本是文艺作品,有一定社会影响力,没有抄袭,就可以加入作协,入会后没有创作指标。
张扬不羁的刘晓庆只有一个。中国名人出书的热潮其实是从赵忠祥写《岁月随想》开始的。那时,和赵忠祥同在一个办公室的小姑娘姜丰送了自己写的《温柔尘缘》给他,令赵忠祥大受触动。他说:“像姜丰一样年轻的作者我见过,比她出书多的年轻人也见过,和她同龄且文采与学识超过她的人也并非凤毛麟角。姜丰和我同一办公室,低头不见抬头见,一个小姑娘天天上班而已,但她能出书并已发行,使我自愧弗如,颇感汗颜。”此时正好有上海的出版社编辑到北京向他约稿,双方一拍即合。《岁月随想》的成功,开启了新时代明星出书的一个高潮。
世纪之交,国内兴起偶像明星之际,年轻艺人出书大火,在文学类图书畅销榜上居高不下。到了选秀时代,图书出版向强势娱乐弯腰,书离“文艺作品”就更远了。去年上海书城告别之际,打三折特价的尽是明星写的书。
中国台湾的女明星好像特别爱出书。胡茵梦早年美得颠倒众生,渐入中年成了“有深度的作家”,写过《胡言乱语》《茵梦湖》《古老的未来》《死亡与童女之舞》等。萧蔷说自己拿过全校作文比赛第一名,可惜“我的美貌耽误了我”。她出的第一本书就叫《萧蔷》,是将多年来的“心情写真”集结成书。等出了三本书后,她说:“我当作家赚的钱都是辛苦钱,一字一句都是手写,跟打扮美美站个台就数十万入袋是不同的。那种在重磅纸上写字的感觉,一笔一笔都特别实在。”
伊能静也出了很多书,写小说写散文,痴迷于爱情。还在当玉女歌手时,她的新小说叫《恋爱中的女人》,新专辑也叫《恋爱中的女人》。她在送给记者的小说上写道:“你眼中的我,很多人喜欢,但其实我好渴望爱。”差不多是1993年,她演唱的《红颜美人多薄命》MV正高频亮相。后来,她在才女之路上越走越欢,一度被称为“娱乐圈第一女作家”“疗伤系女作家”,出版有《生死遗言》《索多玛城》等,和大S一起以畅销书作家的身份参加过《康熙来了》。
大S出的书更杂,《美容大王》的销量可排入超级畅销行列,生育女儿后出过《老娘驾到》。算一算,大S的书也怕是有两位数了,不过文艺作品不多。《蝴蝶飞了》是她的爱情诗集,每一首诗都让人想起她公开的感情经历。“你真的会好好爱我,保护我,疼惜我,不管我是水仙、玫瑰,还是残花败柳?”是不是还挺像歌词的?
忽然想到,和大S同是“70后”,在《甄嬛传》里演“大猪蹄子”的陈建斌也爱写诗,传情达意、评析时事,甚至宣传自导自演的电影都要赋诗一首。他说:“我是个笨嘴拙舌的人,口头上不善于表达,但书面表达可以让我慢慢斟酌,而且我非常享受写诗的过程。我觉得自己洗碗的时候最有灵感。”陈建斌出过一本《建斌诗集——陈建斌诗词赏集》,估计是自费出的,被蒋勤勤吐槽错别字太多了。
明星写的往往是自己。并且,许多读者也只想看明星写自己。写出来,就会遭遇各种解读甚至臆测。高圆圆在采访中说:“最早我写得最多的还是博客,一长篇一长篇的,然后也是有一天,我把它们全删了。我现在觉得有点可惜,但那个时候我觉得,人是经不起被质疑、被误会和被误解的。”蔡康永的看法不同:“你幻想中的自己,跟你记录下来的自己是不一样的。……可是那个留下的记录,就是一个我们诚实面对自己的契机。要不然人很难诚实面对自己。”他也是出过许多书的人。
记录自己,也是能发现宝藏的。被后辈艺人公开视作偶像的演员里,李立群可算一个。他把自己在《PAR表演艺术》上的专栏集结成书,纵横捭阖谈演艺事业,也谈人生感悟,例如《上一代的眼神》:
如此,我疲惫的身躯,消耗过多的灵魂,不正常的睡眠,也就像电视剧台词一样,说完了就不重要了,不是做父母的有多伟大啊什么的,而是我也会跟着开心的,互利互惠,而已。
至于上一代的那种眼神,没机会演了,也很自然……没有一切的迷茫,哪来一切的希望。其实,时代与时代之间,何必用伤感去看,就是互利互惠嘛!大家都在人类的大海里,岁岁年年,潮起潮落,永远存在。
明星写文章,感性方面尤其拿捏得好,容易打动人。这个时候,就会由衷地赞同电影杂志上敏锐的分析:“他们(演员)懂得情绪是什么,并且掌握通过情绪抵达深刻内在的秘密。”
- 天才少女的情绪 -
在少年作家井喷的时代,一些作者人气极高,风头不亚于顶流偶像。出书写小说,做文艺青年,敏感、忧郁、冲动、满不在乎,年轻人想获得成熟的忧伤。
曾经,十七岁的高中女生田原备受瞩目,首张英语大碟、首部长篇小说《斑马森林》同时大张旗鼓做宣传,北京什刹海聚集了许多音乐界、文化界名人为她捧场。
有人在田原出书后说“女韩寒”诞生了,但她表示不会辍学搞创作,希望考上普通的大学。当时田原是“跳房子”乐队主唱,到瑞典参加音乐节,以歌手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与公司签约。她被定义为一个天才,“走在潮流的最前端”,被当红女作家形容为“一个来自未来世界的艺术家,她的音乐和小说则都来自那个我们所未知的世界”,小说还被推荐给了法国的出版社。
《斑马森林》问世五年后,田原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双生水莽》,又是很典型的那一类青春小说,写高中生活。之后,第三部小说《一豆七蔻》出版,还是青春期的敏感、伤痛、呓语。这些都不是什么明星书,没有俗气地用她本人写真照当封面,尽管她长得很好看。
音乐人张亚东谈田原的小说时说:“有些细微的东西我们总是一次又一次错过,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有多珍贵,甚至忘记了珍贵本身是什么。田原总是埋头,一点点地捡这些碎片。”网络上的评论却很两极化。有人欣赏,也有人不客气地毒舌:原来拥有一流品位的人照样能写出三流水平的书。关于《斑马森林》,豆瓣上有一条评论写得叫人感慨:“总觉得是读晚了,并不是因为书写得多精彩,只是这徘徊在成熟不成熟之间的笔触,生涩暧昧的情景,已经不再适合早就成为大叔大妈的我们。不知道原本就比同龄人早熟的田原,还会再读自己的书吗?”
多年后回望,田原挺坦率。《萌芽》2018年第2期刊载了她的访谈,谈及她的长篇小说。田原评价自己的小说:“回头再看,《斑马森林》的写作技巧很差,但其中闪光的东西是现在的我也未必能写出来的。……我有一个表哥,他喜欢天文学,小时候我跟着他也对科学感兴趣,相信平行空间,于是在小说中穿插人物彼此间隐约的联系——但毕竟太年轻了,没雕琢得很好。”同时,她也评价自己本身:“在二十五六岁前,我缺乏与人的沟通,对社交感到恐惧。写作,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因此,“对世界的认知充满局限性”。
更多人认识田原,是因为她的演员身份:二十岁凭借电影处女作《蝴蝶》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新人奖。在许鞍华的电影《黄金时代》里,她演女作家白朗。她的名字从“原”改成“沅”又宣布改回。她是音乐人、导演、演员、作家,她在《花溪》上开《微幻》专栏,基本上把文艺界给跨了个遍。有人说:“田原展现了一个中国文青完整的生活方式并成为其典范,把感情投入在生活的每个细枝末节当中,而且还乐此不疲。”
- 有趣的灵魂 -
张译的文字充分展现出一个有趣的灵魂。他的第一本书叫《不靠谱的演员都爱说如果》,足有十七万字,他还当过问答社区“知乎”上的名人。虽然忙,但坚持写,张译称这是为了不让自己濒临灭绝的写作能力消失殆尽。为什么他能写得那么有趣?这是因为他当过编剧:“我的写作能力是我许多年前没什么戏拍,为了生计做编剧练就的。”
千万不要小看既是演员又是编剧的人的写作能力,他们不像大多数明星只写自己,还擅长写别人、编故事。“卷西”杰西·艾森伯格的戏剧作品《恃宠而骄》去年出了中文版,书上的作者简介写的是“演员、剧作家和幽默小说家”。
生于1983年的杰西·艾森伯格,主演过电影《社交网络》《蜂鸟计划》,角色皆拥有站在人类智商巅峰的人设。他长期为《麦克斯韦尼》《纽约客》等刊物供稿,结集成首部短篇小说集《吃鲷鱼让我打嗝》。这些小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和调侃,技巧花招用得颇多,某些篇目叫人想起创意写作培训班的成果来。又能演又会写,他就此被贴上了“伍迪·艾伦第二”的标签。
收视率一度雄霸全球的美剧《豪斯医生》让演员休·劳瑞誉满天下。他从2004年演到2012年,难分难舍的整整八年啊。就在我们告别“豪斯医生”的那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枪贩》(The Gun Seller)的简体中文版终于面世了,书名被译成《我不是恐怖分子》。
《枪贩》是休·劳瑞1996年时出版的处女作,那时他刚参演了李安导演的《理智与情感》,主要演艺重心还在喜剧。这部詹姆斯·邦德式的长篇小说是有惊险元素的喜剧,颇为畅销,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华盛顿邮报》称小说“步调紧凑、话题性强、情节精彩、悬疑迭起、滑稽异常、机智灵动、荒谬可笑,且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买这样一本书可不需要许可证……一本令人愉悦的小说”。
写出这样一部喜剧风格十足的小说,与休·劳瑞的早年经历有关。他毕业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读的是人类学和考古学,拿过全英格兰双人艇冠军,二十六岁才入行。在演艺生涯早期,他与斯蒂文·弗莱组成“弗莱和劳瑞”二人组演出喜剧,不过他事业上的名声大都是通过后来演悬疑犯罪推理剧得来的。当他演出《豪斯医生》爆红之后,这部处女作小说再度焕发新生,在法国出版时荣登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
也有明星是在演艺生涯后半段才开始写小说的。“好莱坞坏小子”西恩·潘在做演员这条路上一直走得顺风顺水,他毕业于耶鲁大学表演系,拿过罕有的影帝大满贯。谁也想不到,2018年,他出版了小说处女作《大显身手的鲍勃·霍尼》,并在接受CBS采访时称,相比起表演,现在更享受写作。
《大显身手的鲍勃·霍尼》原本是西恩·潘用笔名创作的短篇有声读物。录完后不久,他开始觉得想讲的这个故事只是浮于表面,“将最初的想法变成一本完整的小说并付梓出版,于我而言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挑战”。小说尚未发行就获得褒扬,作家萨尔曼·拉什迪评价:“如果说这部反乌托邦小说读来妙趣横生,似乎不太妥当,但事实确实如此。我相信托马斯·品钦和亨特·斯托克顿·汤普森都会对此书爱不释手。”
以上明星创作的小说都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也有明星与他人合作出版长篇小说。庆祝建国七十周年时,在“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中,与《大江东去》《繁花》列在一起的有长篇小说《宛平城下》,这本书以“卢沟桥事变”为背景,是“凄美的战争加爱情故事”。这原是演员任重策划的剧本,但他请教了许多编剧前辈,改了九回,还是未能拍成电影。于是,他把它改写成了小说。小说署名是任重、邱美煊。邱美煊的身份是龙岩学院教师,上过作家班,是福建作协会员。
- 薯片袋里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 -
在惊悉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人问:他到底是凭哪部作品得奖的?诺贝尔文学奖官方的颁奖理由是,他在伟大的美国民谣传统中创造出新的诗歌意境:“迪伦与布莱克、兰波、惠特曼和莎士比亚比肩而立……他不歌唱永恒,而是叙说我们周遭发生的事物,如同德尔菲的神谕在播报晚间新闻……他的作品之美就是最高的等级,改变了我们关于‘诗歌是什么’以及‘诗歌何为’的观念。”
这是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音乐创作人,是明星文学史上的荣耀。
1996年,鲍勃·迪伦被正式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诗人艾伦·金斯伯格的推荐信上写道:“虽然他作为一个音乐家而闻名,但如果忽略了他在文学上非凡的成就,那么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事实上,音乐和诗是有联系的,迪伦先生的作品异常重要地帮助我们恢复了这至关重要的联系。”
鲍勃·迪伦对华语乐坛影响深远。李宗盛说:“不被音乐绑架的自由风格是最难的。”马世芳评论鲍勃·迪伦对中国台湾民歌运动的影响:“胡德夫喜欢弹唱《Blowing in the Wind》,他的老友李双泽则爱唱《You Ain’t Going Nowhere》。没有迪伦,不会有余光中的《白玉苦瓜》,也不会有杨弦以诗入歌的改编,台湾‘民歌运动’便失去了起点。”
众所周知,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开出,出版界就开始张望哪家出版社“中彩”。鲍勃·迪伦有自传。他在2004年出版了《Chronicles, Vol. 1》,那是他历时三年在打字机上敲出来的个人回忆录。他从童年生活写起,讲述了来到纽约以及签约哥伦比亚公司的经历,也回顾了创作上的起伏和家庭生活。此书在《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排行榜上停留了十九周。被引进后,中文简体版书名译为《编年史》,繁体版书名译为《摇滚记》。
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次年,《鲍勃·迪伦诗歌集(1961—2012)》在国内隆重出版,收入他三十一张专辑共三百六十九首作品,广告语称“诺贝尔奖歌词集中文版第一次面世”。它们被分成八册,分别为《暴雨将至》《地下乡愁蓝调》《像一块滚石》《敲着天堂的大门》《慢车开来》《帝国滑稽剧》《红色天空下》《爱与偷》。最标新立异的是包装,这些歌词被装在八个印有鲍勃·迪伦头像的薯片袋子里。设计者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试图打破快消品与经典读物的疆域,在消费主义的时代里横冲直撞,让人与诗歌重新相遇。”
不管装在什么形式里,经典作品总是跨越界限的,也是超越时代的,无论它的源头在哪里、是什么。
《Blowing in the Wind》是一首反战歌曲。我们在演唱会上听见它,在央视《朗读者》节目里听见它,又在撕开“薯片袋”后翻到了它。我们究竟会在多少种不同的场合邂逅它?
答案在风中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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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萌芽》2022年8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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