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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军训时，我们被学校扔到了远方的山沟沟。在“八达岭孔雀城”，洗澡很难，夜晚很冷，唯有日出和星星是具有美感的事物，此外，大概只有小卖部的方糕冰淇淋算是难得的精神慰藉。然而这些还是难以化解遇到教官李正直这一不幸。
从军训基地的靶场眺望，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山不高，顶上立着几个大字，“八达岭孔雀城”。后来我们出去拉练的时候，发现这是一块规划好用来建度假区的土地，立着一排排偶像包袱很重的欧式别墅。每个小区都有一个假惺惺的名字，什么伦敦，什么巴黎，山寨的大本钟建筑后面五十米就是大片大片的玉米地。我们拉练走的就是玉米地旁边的水泥路，那片玉米地有可能属于北京也有可能属于河北。我们军训的地方就在这么一个交界地带，虽然不是什么机密，也不方便指名道姓。因此我们管这个基地叫做“八达岭孔雀城”。
我们学校的军训向来格外认真，别的学校军训不出海淀区，我们浩浩荡荡包了几十辆大巴，不辞辛苦把三千多个学生扔到远方的山沟里去，那儿空气清新，那儿凉风习习。我醒来的时候，大巴已经停在了操场上，我找到自己的行李箱，拖着它走到十连的集合处。我把耷拉下来的帽子扯上去，军训服粗硬的布料磨蹭着皮肤，使人感到焦躁。我可以想到，接下来几天这条不透气的粗麻似的裤子会把出的汗闷在里面，我会浑身发痒，身上出现红点，还不能洗澡。这种感觉离我已经很遥远，我只能记起小学的时候，我们每周一要穿的校服运动裤里面有一层能把人勒出印子的网纱，我百般抗拒这条裤子，于是我妈帮我把里面的纱全剪了。现在我可没有剪裤子的权力了，因为接下来十二天我都只有这一条裤子。
我行李箱里的全部家当就是一条裤子，一件外套，两件T恤，睡衣和内衣，七七八八的补水护肤品，以及半箱的零食和罐头。其中那条裤子和那件外套，我连穿了十二天没有洗过。
我在八达岭孔雀城经历了很多人生的挑战，不洗外套实在算不得什么大事。我的生活习惯被它强行改变了，我的心理障碍被它强行突破了，我并不是在赞美它，相反我觉得它是对人的身体和意志一种意义不明的消耗。我一天都不想按那种方式生活。
在八达岭孔雀城，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即使八达岭孔雀城位于山区，八月底的夜晚已经有了寒意，我在心理上也无法接受在室外站了一天却不能洗个热水澡。不能洗澡的晚上，我躲在被子里用湿毛巾擦身换内衣，洗漱用的水似乎是直接从山上引来的，冰冷刺骨。每天浸在这样的水里洗衣服，很多女孩子发现自己月经不调。我坚持用这种温度的水洗脚，一盆水浇下去时，仿佛搬起冰块砸自己的脚，并且它们裂成碎冰铺在脚面上，一瞬间的疼痛后，双脚会短暂地失去知觉。我告诉自己，我要洗脚。军训用的胶鞋有难以挥散的臭味，直到军训结束后它们被丢弃到垃圾桶时，那股橡胶味依然存在，垃圾桶像一个爆炸的化工厂，留下的残骸堆成了小山。
后来我发现，不能洗澡让我难以忍受，在八达岭孔雀城洗澡也让我难以忍受。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大澡堂，大澡堂没有隔间，只有一排排花洒。那是一个两百来平米的方形房间，水泥地，高温，弥漫着热气，装着五百个花洒，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坏的。花洒下挤挤挨挨的都是女孩子的身体，由于洗澡的时间规定得很紧，好几个女生只能共用一个花洒，她们一边洗澡一边高声谈笑。我是没见过大澡堂的南方人，我不习惯在别人面前裸露身体，也不习惯直视她们裸露的身体。我瞄准墙角一个空着的花洒，低着头快步走过去，地上的水打湿了我的裤腿。在一片沸腾喧嚣中，我朝着墙角默默开始洗头洗澡。我非常安静，因此外界的一切声音都显得特别响亮，却又隔着距离，好像一个尚在母体的婴儿，在他原本寂静的世界里，逐渐有外界复杂的声音涌入，他即将出生。洗到一半时，背后忽然有个女生凑上前来：“同学你搓头的时候不用喷头吧？我能用一下吗？”喷头宝贵，我决定让给她，自己默默看着地板揉头。我想，她应该在后面观察我有一段时间了。于是我看了她一眼，她被打湿的肩膀有柔软的光亮，她正舒展着身躯，十分享受的样子，姿势仿佛是维纳斯的诞生。当我穿着同一条裤子走出澡堂时，最靠外面的花洒下站着三个女孩子，其中一个开了关于胸部的玩笑，另外两个害羞起来，抓住她打了几下。她们光裸着，拍着彼此笑得前仰后合。我想起马蒂斯的一幅画，几个人拉着手围成圈子，在绿色的草坪上疯狂跳舞。澡堂逼迫我把自己的身体展现给别人，也逼迫我接受其他人的身体，不管人的身体是纤瘦，匀称或者肥胖，对我而言都十分困难。后来我为了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进澡堂之前总要反复这么告诫自己：“根本没有人要看你。”然而这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我而言这是关联着尊严的私密底线，我看着它在水泥地上的水里流淌，和冲过其他人身体的水混在一起，在下水道口打着旋儿消失不见。
我还体验了没有隔间的旱厕。没有隔间令我感到尴尬，我总是低下头，用头发遮住自己的脸。隔壁的两个女孩拿着手机，一边玩一边聊天。我感觉她们可以把眼睛装在自己的声音上，飘到隔壁去看对方一眼，我感觉她们的声音在剥我的衣服，我的眉眼鼻皱成一团，有点想哭，只能努力不去听他们的声音。我觉得这件事很荒谬，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词“串味”。女生的友谊太紧密了。听说当年一个叫做约翰·哈林顿的英国人首先发明了抽水马桶，我认为他对人类的卫生事业和文明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说是旱厕，其实八达岭孔雀城的厕所是有冲水系统的，大概是为了节水，平时并不打开，只在专门的时刻由阿姨统一清理。为了赶在厕所干净又没人的时间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每天五点钟准时起床，摸索着套上外套，踩着鞋子，在满天繁星之下去厕所。清晨五点的山区气温很低，我抱着胳膊缩着脖子，一路疯狂地抖着身子。我路过各个连值班的学生，他们坐在一顶孤灯下，裹在厚厚的军大衣或者棉被里，神色恍惚，怀里揣着一本书，迷迷瞪瞪地看着偶尔来往的人。树的影子在地上晃动，有风，大风，那么今天无云。因此又会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黎明时分有多冷，午后就会有多热。就这样我再一次学会了看云识天气，将小学课本里的理论付诸实践。
我从厕所回来的路向着东边。我不辨东南西北，只是因为每次在那条路的尽头，都能看到日出。太阳还掩藏在云的后面，却已经把它染上了色彩，光线从缝隙中泄露出来。我觉得那是人类的视觉细胞能承受的最丰富的色彩，将每个色相之间的渐变色延伸到无穷大。有太阳的地方，云层很厚，我的头顶却是空旷的染了赤光的蓝，我的身后还是一片寂静的深色。中学那时，每一次升旗仪式上我都会思考，为什么云层总是向着太阳，在太阳周边围得密密麻麻。后来我毕业了，我就忘记了这个问题。日出是上天给人的恩赐。我本身是一个毫无情趣也毫无精力的人，每一次有人告诉我他们“熬了通宵一起去看日出”，我都认真地反问：“你们有病吗为什么不睡觉？”但我知道看过日出的人必将心怀感激。因为人类没有任何艺术形式能完整地表现看过的一场日出，摄影不行，文字不行，音乐也不行，他们通通有所欠缺。绘画也不行，莫奈的《日出印象》根本没有一笔一笔描绘太阳或者云，他只能画出一些残存的光和影，就像我用残缺的语言来解释我看到了什么一样。我看到了独一无二的景象，人类没有能力制造它。
值夜的时候，八达岭孔雀城晴朗的夜空挂着无数的星星。当你试图去数肉眼可见的星星时，你会发现更多原本看不见的黯淡的星星突然钻进了你的视野里。我总是觉得他们在努力被我看到。我甚少见到繁星，也甚少见到这么高的天，因此总是在感叹和微笑。
我原以为日出和星星是八达岭孔雀城唯二具有美感的事物，后来我们又发现了第三样，那就是小卖部的方糕冰淇淋。八达岭孔雀城的小卖部在饭后总是爆满，在那里能买到我们需要的零食。如果一天能喝上一袋加了许多添加剂的酸奶，吃上一块绿豆馅夹着糯米和红豆的方糕，并且塞几粒麦丽素在嘴里，那必定是有希望的一天。顿顿吃馒头的军训后我居然还顽强地胖着，多半与小卖部三块钱的方糕有关。军训结束后，很多女孩子都在学校内外的超市里疯狂地找方糕，原来公平合理的价格只要两块钱，却也没有当时那么好吃了。在八达岭孔雀城，我和另外一个女孩住在一个不到三十平米的板房宿舍里，只有排气扇大小的窗和关不上的门，半夜有老师偷偷扒在门外，检查有没有人偷玩手机。我们每天十点睡五六点醒，被呼来喝去地训练一天，回了宿舍要按学校的要求，坐在小板凳上学习校史或者行为规范。我们只有一盏亮度不够的灯，我们的学习手册摊在膝盖上，背对着门，偷偷敷面膜或者药膏，来拯救在干燥的天气里被暴晒而严重脱水的皮肤。那时我们只想吃方糕，仿佛吃了方糕，一天的抱怨全部能解决。
如果当初分宿舍的时候，我们走快一点，或者走慢一点，都不会刚好分在这个宿舍，落在我们李教官手上。事实上我们从来不管他叫“李教官”，一开始我们私下里叫他“二哈”，后来变成直呼其名。他有一个正直而平凡的名字，正直而平凡到军训结束了，班上的女生还记不住他的名字，如果要为他起一个化名，“李正直”最为合适。我们不喜欢李正直，我们甚至讨厌李正直。每次关起门来，整个宿舍都会发出一声叹息——我们最后一次军训，居然摊上了脑子有病的李正直。
李正直是第一次带军训，然而这并不能成为他把我们带得乱七八糟的理由。他的脑子不好使，说话也不够清晰，反应比一般人都要慢三拍。他教我们叠被子，永远只选最好叠的一床来示范，并且要求我们以之为标准。他没法教我们防身术，因为他也没学会。一个班四排人，他经常只练第一排，让她们走出去，再走回来，再走出去，再走回来，剩下三排站在原地傻愣愣地看着。正步走的时候有一个“向右看”的口号，节奏跟“向右转”完全一样，全班人都学会了，只有李正直仍然固执地喊错节奏。平时行进时他喊的“一二一”从来不落在正确的脚上，后来我们听到远方传来的“一二一”都觉得是魔音穿耳。
如果李正直只是脑子不好使，我们并不会如此讨厌他。虽然在最初的两天，我们已经发现他教我们的方法有一些问题，却没有产生什么抵触的心理。我们管他叫“二哈”，多少还算个亲切的昵称。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他是一个自大狂。他习惯性地在我们面前自我夸耀，训练的时候跑五千米只要多少分钟，被子叠得有多方方正正，整理内务有多快，站军姿有多稳。“你们不行。”他还要附加一句总结。他通过和我们比较产生了成就感，“你们一群大学生，连叠被子都不会。”他永远不会承认，我们的被子都没他的容易塑形——我们床上的是软塌塌的棉被，而他们的是军被。
在自认为和我们熟悉以后，李正直说话变得分外没有头脑。有一天他到我们宿舍闲逛，我们随口问他为什么背着三个水壶。他突然将三个水壶甩起来，动作夸张地说：“我要去炸！碉！堡！”神态动作和我那当年志在以幼儿园苗苗班班长之躯来拯救宇宙的表弟如出一辙。他路过宿舍时，会探进身子，没话找话聊两句，以一句诡异的“嘿嘿嘿”结束。有一次他让我把T恤扎进裤子里，我说好。他仍然站在我们宿舍里，说，你扎啊。我把宿舍门拉开，风带起窗帘飘在他的脑袋上。我问：“难道你不应该出去吗？”我们开始嫌弃并讨厌他，决定尽量避免和他产生交流，让他到了我们宿舍无话可说，只能灰溜溜地出去。
其实李正直身高一米八，五官端正，眼睛大，睫毛长，外形看着不帅但也绝对不丑，因此收获了不知情的其他连女生的好感。最后几天，有一个其他连的女生跑来十连的宿舍外，专程打听李正直的消息。我们毫不犹豫地说，三毛钱一斤打包送你。
送你一个脑子不太灵光的自大狂，还是一个骗子。李正直是一个骗子，他当初谎报了自己的年龄，说自己94年生人。后来我们发现他是98年12月的，也就是说，他比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要小半年。在他点头承认这件事之前的下午，我们和他之间爆发出了最激烈的冲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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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萌芽》2018年3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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