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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季的最后一天，我将自己的左肱骨摔成了粉末。卧床的日子里，我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力下降到了最低点，并因疼痛和麻药余效昼夜颠倒，但我却拥有一种乐观到自私的好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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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经典 | 骨科病房（上）
……
J医院的手术区域比我想象得要大，我在被推着转过第一个弯时就已经失去了方向感，只能数着头上飘过的一盏又一盏惨白的灯。我突然想起了望京姐提到的那种恐惧，是你深陷在一个无法逃脱的陌生地方，又被剥夺了行动力，继而完全失去知觉的恐惧。在转了很久的迷宫后，我被交给了麻醉师，他告诉我我的伤处离心脏远，因此只需要做局麻。他带着手套的手指触摸到我的脖颈，轻描淡写地说，会从这里打一针麻醉进去，另外一针则在腋下。他把针头推进了我的身体，如他人所描述的一样，并不会产生痛觉，针头里释放出麻药，我的一部分神经很脆弱地摔倒，它们相继失去意识。麻醉师一边操控着针头在我体内游走，一边看着传输回电脑的图像，半是夸赞半是安慰地对我说：“你的神经长得特别标准。”我确实不知道人的神经还可以用“长得标准”来形容，而他已经叫来了另一位麻醉师，二人一起盯着电脑屏幕评价我的神经，并在“标准”之上又加了一个状语——“长得像教科书一样标准”。我感受到自己的左手臂正在失去知觉，突然意识到人确实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杀死。
麻醉师研究我神经的时间稍长了一些，有护士过来催促，说手术室已经在等了。这之后，我彻底感觉自己失去了左臂。他们可以切开它了。手术室里的其他医生和护士已经准备完毕，我自己从车上挪到了真正的手术床上，他们掀开厚厚的被子，脱下我的衣服，在我的手臂和胸前涂上碘伏（或其他东西）以进行消毒。这些东西迅速带走皮肤的热量，我感到浑身冰凉。他们问我会不会不适应或尴尬，我说不会，我知道现在我就是一块肉。他们说没错，我们见得多了，病人就是一块肉。其实我感到非常尴尬，但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决定骗他们。接着，他们用绿布和被子遮住了我身体其他的部位，将我的右手固定起来，并蒙上了我的眼睛，手术开始了。
在被剥夺视觉之后，人的听觉就会承担前所未有的使命感，和触觉一起将它们能感觉到的东西夸张化，并将这种信息传给大脑。又或是严谨地说，这一切都是未被麻痹的大脑的责任，它变得像我的外婆一样大惊小怪。我能感觉到手术刀划开了我的皮肤，主刀医生拨开遮挡的肌肉和神经，底下破碎的骨头显露出来，我听到他开始骂粗话。其实整场手术下来，我已经数不清医生骂了多少句“我×”，那是很纯正的北京骂法，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我听见他说我的骨头碎得非常彻底，又很靠下（指靠近肘关节），因此麻烦得很。我听见他使用锯子锯开骨头的声音、打钢板钉钉子的声音，他似乎在用锤子把钉子打进我的骨头里面——一个纯粹的体力活，他发出一种特别用劲的气声，像是举重运动员背水一战加上之前未能尝试过的重量。这股力道以我的身体为媒介在传递，我像一条沙袋一样被击打。
手术进行到中途，逐渐有疼痛从麻醉的控制中逃逸出来，被我捕捉到，我开始蒙在被子里哭。有一根引流管经过未被覆盖的一小块视线，我听见血被吸出的声音，看它们经过这条管子流出体外。由于手术进行的时间超过预期，麻药的作用开始消退，我无法控制自己浑身抖动，哭着喊疼，直到麻醉师重新注入更大剂量的麻药。那时我很希望自己能够不管不顾地一觉睡过去，很希望能打全麻。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注定要清晰地听完这场发生在自己体内的战争。
偶尔会有护士偷偷帮我擦眼泪，或安慰我不要哭了，病人的过度反应会让医生感到紧张。而医生把我蒙在被子里的身体当成一张天然的桌子，将各种手术工具直接放在上面，有时是肚子或胸前，有时则直接扔到我的脸上——隔着厚厚的被子和布，他并不清楚我的头在哪里。那些工具有时候很沉重，我的脸被钳子或者刀压着，直到感到呼吸困难了才发出抗议的声音。
在手术的后半程里，我已经开始变得无聊且不耐烦。如果说在手术开始时还有几分紧张或新奇，在几小时过后，我只想求它快点结束。当医生开始复位我手臂里的各种组织，并不停地自夸“终于好了”“我这太不容易了”时，我激动得想用右手给他竖大拇指。然而当医生离开手术室时，我躺在手术床上的折磨还远未结束。前一天摄入的能量早已耗尽，我的胃似乎并不会和手臂共情——即使手臂还骨肉大开，也不妨碍我的胃没心没肺地控诉饥饿。即使一天没有饮水，注入我体内的盐水经过一系列吸收利用，也已经到了让人膀胱充盈的地步。而此时此刻，主刀医生在众人的庆贺声中离开手术室，其他的医生则一边讨论晚上吃些什么，一边安慰着我说“马上就好”，慢悠悠地替我进行最后的刀口缝合。
我躺在那儿，不太理解他们是怎么在骨科手术时相约晚上去喝大骨汤的，又想起术前，同样是他们几位在与我开玩笑，告诉我病人只是一块肉。我有一点想问他们有没有看过《汉尼拔》。
后来我才知道，为我缝合的医生之所以动作缓慢，是因为用了美容缝合而不是皮肤钉，这样可以使我的手臂上只有刀口这一道疤，而不用留下十几个皮肤钉的痕迹。这终归是医生对年轻人的一种善意，于是我决定原谅他们去喝大骨汤的行为。
在手术的最后，我请求他们将遮盖在我眼前的布和被子掀开，我看见医生的绿色手术服上染着的血迹。
“这是我的血吗？”我问。
“反正不是我的。”医生这样回答。
我的手术前后大约进行了三四个小时。
被推回病房后，护士提醒我，由于麻醉的缘故，术后当天和次日是不可以下床的。我原本很虚弱地埋在被子里，听到这话立刻把头探出去，紧张地问要怎么上厕所。护士轻描淡写地说，在床上用盆。护工阿姨在一旁附和：“都这样，这很正常。”然后她搀扶着我走回了自己的病床。这时我的左臂上插着一根引流管，右臂则埋了个针头，连着一个止痛泵，止痛泵上系着个用来固定在衣服上的夹子，下面则接着控制药物剂量的按钮，但凡有一些动作，这些塑料制品便会相互碰撞，发出拖沓的响声。我躺着，手臂架在抬高垫上，麻药还没过去，但总算得到恩准，能得到水喝。那时已经过了医院放饭的点，家人遵照“只能进流食或半流食”的医嘱，勉强在医院附近为我买到了小米粥、疙瘩汤和炖蛋。护工阿姨推来桌子，将餐盒的盖子打开，一口一口喂我吃饭。我发现我每吃一口饭阿姨都会很开心，于是努力地吃了比原本身体需要的再多一些的食物。最后阿姨高兴地收拾好了桌子，又拿来了一个尿盆。
因为手术麻醉的影响而不得不卧床两日，听起来算不得困难。但当卧床二字被细化成“吃喝拉撒”四项内容，并逐步分解到具体的场景中，其中的窘迫则是常人难以体会的。单是人必须在尿垫和尿盆的辅助下，躺在床上进行拉和撒两项生理活动——这个经历就已足够摧毁大多数自以为生活体面的成年人的防线了，毕竟无论是生理构造还是内心羞耻，都可能阻止人自如地躺在床上排泄。术后当天和次日，我一直被困在这种尴尬之中，浑身赤裸地躺在被子里，身上反盖着一件病号服，仿佛重回婴儿时代，又或者一夜之间衰老。我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力下降到了最低点，大脑发出的信号无法被膀胱肌肉所执行，因此很难得地体会到了羞愤的情感，数次急得要哭出来。最后在其他病友以及护工阿姨的宽慰鼓励下，我才完成了这个艰难的任务。
同时，在这一天多的时间里，麻药的作用正缓慢消退，刀口的疼痛和骨痛逐步蔓延开来，我的整条手臂内外都经受着挤压和撕扯。这种疼痛是延续的，而且会愈加强烈，即使在止痛泵和高强度止痛药的双重作用下都无法被完全抑制。除非人有极其顽强的意志力，否则根本无法沉默着应对这样的疼痛，因此只能彻夜呻吟，仿佛能通过呻吟将体内疼痛的感觉宣泄出去。那天晚上我睡得十分不安，几乎整夜都在半梦半醒间度过，根本无法判断自己是不是彻夜都在喊痛。
由此我陷入了昼夜颠倒的困境。手术次日，在麻药余效和困意的侵袭下，我总算能选择利用睡眠来抵抗如低烧一般难以退去的痛感。我几乎睡了整个白天，即使过程中不断地被护工和护士唤醒。同时，我有意识地降低自己的热量消耗，因为少喝水、少进食意味着减少在床上解决生理问题的次数，我更加投入地睡觉，成为一只利用冬眠来度过寒冬的狗熊。到了下午，护士把我从睡梦中摇醒换点滴，隔壁床新来的阿姨正好奇地盯着我，见我支撑着身体坐起来，阿姨开口和我打招呼：“姑娘，怎么这么能睡呢！”
我勉强冲她笑了笑，说刚做完手术，精神不好。
护士麻利地为我挂上一袋新的点滴液，我愁眉苦脸地注视着液体流入血管，心想着这一袋药下去就又得在床上上厕所了。我看见自己的右边胳膊肘内侧，那儿用胶布固定着两根针头，分别用来输液以及输入止痛泵里的麻药。尽管我已经尽量减少弯曲右边胳膊的次数，但两根深入皮下的针头周围还是出现了不少干涸的血迹。我再次感受到沉闷的疼痛，这简直是再糟糕不过的一天。
3.20
术后第二天。我已经逐渐适应了病房的作息，早晨五点多天色将明之时便主动睁开眼睛，等待着熬过即将来临的漫长白天。护工阿姨为我打来热水洗漱，帮我重新穿好病号服——由于两边手臂都不方便套进袖子，她将袖子在我的腋下打了结，使肩膀和手臂都露出来，胸口的衣服叠进去，做成了类似抹胸的样子。阿姨满意地看着她的创意，评价道：“很时尚。”她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今天我可以下地走路了。她拆掉了床边用于防止跌落的护栏，扶着我下床，我吊着一身瓶瓶罐罐，眼含热泪走向对面那间依然散发着异味的厕所，重新找回了在现代社会中做人的尊严。
周末的早上没有医生查房。我从厕所缓慢地走出来，拖着仍旧肿胀而没有知觉的左臂，坐在床边看电脑。入院五天，我已攒下一堆来不及看的网课和作业。在我听着网课即将睡着之时，值班医生走进病房，查看引流管，确认里面已经没有什么排出的液体，又检查了患肢的情况，然后帮我拔掉了引流管。这个动作带来了一瞬间的疼痛以及此后永久的解脱。医生帮我举着手机相机，我借助摄像头，看见了缝合的刀口、伤处的淤血，以及为放置引流管而留下的黑色缝线。随后医生帮我换了新的药贴，又随口夸赞了我的帽子。
自从入院以来，我已经五天无法洗头洗澡。三月初，因为不小心把头发剪得太短，我专门找了家店把头发接成了长发。这几乎是我这辈子留过最长、最厚的头发了。尽管住院时天气不热，但是接连数日不能洗头，头发还是变得又油又乱，原本的短发在每天醒来时都会以一种全新的角度翘起，诡异又凄凉。因此我每天都戴一顶黄色的针织帽，把一切不平静都掩盖在平静之下。我的朋友们看了我躺在病床上的形象，有些犹豫地提出他们的观察意见：“你这像不像那种癌症化疗头发掉光的女的？能上报纸的那种。”我对这顶帽子的依赖程度是旁人无法想象的：睡觉时，帽子放在枕头旁边，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用单手将它戴上；当人半躺着时，针织帽容易顺着头部滑落，我不厌其烦地重新将其扶回头顶。病房里的其他病友、护工、护士和医生，都对我和这顶帽子之间密不可分的情谊表达过疑惑。每当查房时有医生问我戴帽子的原因，我总是很平静地实话实说：“头发油了，为了遮羞。”其他医生便会开玩笑地指责问话的医生：“女孩子戴帽子就是因为没洗头，你怎么就非要问出口呢？”因此今天的医生吸取了教训，只是简单地表达了对这顶颇有个性的帽子的夸奖，没再让我重复一遍自己几天没洗头的事实。护工阿姨站在一旁，伸手摘掉帽子上沾着的羽毛，也跟着夸奖我：“你看这姑娘，心态多好，每天笑眯眯的。”
有时候我面对自己的伤情，心态几乎好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比如在拔了引流管且可以下床之后，为了庆祝自己重新获得以常人之姿上厕所的权利，我点开豆瓣“社会性死亡”组发了一条帖子，详细描述了自己在床上行方便之事的经历。我的“社死”经历为许多网友带去了一定的欢乐，他们一边在评论区发出笑声，一边安慰或鼓励我，共同分享一些自己“尿不出来”的故事。对我而言，将辛苦的经历以笑料的形式呈现在他人面前，已经是我十分习惯的一种消解痛苦的方式。我本身不是一台精密的仪器，难以像先进的污水处理设备将所有涌进的污水都处理成饮用水那样，通过自体循环和运行来彻底吸收和净化负面的经历。相反，我必须将自己的不幸向外界转移。为了使原本的垃圾不要以危害环境的面貌被直接排出，我通常会对垃圾进行低级的粉饰和处理，例如用幽默的语言来包裹它，使其好歹成为他人的笑点而非个人喋喋不休的抱怨。
因此可以说，我拥有的只是一种自私的好心态，离纯粹的阳光开朗尚有一段距离。
3.21
尽管夜里我仍因疼痛的侵扰难以入眠，但到了白天，手术当日给我安上的止痛泵已经用尽了。麻醉药品储存在止痛泵中的一个气囊里，气囊外是一个塑料圆瓶。每隔十五分钟，我可以按一下连接着的按钮，将药品推入自己体内。随着药品的消耗，圆瓶里原本鼓胀的气囊一点点瘪下去，最后只剩下一条线。护士为我拔下了止痛泵的针，象征着我身体的进一步解放。
这天下午，护工阿姨为我套上厚外套，领着我去门诊楼拍X光片。这是我自入院以来，第一次能够踏出病区的门。严格的病房管理制度以及客观的病情，意味着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我的运动范围都被局限在病区的那道铁门之内。这段时间里，不少亲朋好友来医院探望我，他们原本以为能将果篮放在我的床头，我安详地倚在半摇起的病床上，他们坐在一旁与我聊天，一副宾主尽欢的场景。而实际情况却是，我必须自己穿过走廊来到病区的铁门前，按下开门的按钮，将自己卡在门缝里，把脑袋探出去，与来看望我的人聊天。他们不能进来，我也不能出去。聊天的时间不能持续太长，否则会遭到护工的呵斥。末了，我还得把别人送来的好意一路摇摇晃晃地提回自己的病房去。
因此，一次看似平常的门诊楼拍片之旅，于我而言却是一场精神越狱。在前往门诊楼的路上，我与护工阿姨聊天。自疫情发生以来，由于医院繁复的管理规定，她几乎从未踏出过医院一步。大多数时候，她和我一样被困在住院部六层楼的病区之内，在走廊上匆匆扒饭，夜里便睡在走廊上铺开的行军床上，等待着随时被病人唤醒，而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将行军床折叠收纳进厕所旁边的杂物间里，假装它们从未出现过。尽管这份工作收入不低，但其中的辛苦脏累，以及个人生存空间被压缩甚至抹除的残酷，使我对她长久以来的坚持产生了一种敬佩感。她每一个不得安眠的夜晚，为病人倒掉的每一个便盆，都将变成女儿在民办学校读书的高昂学费。
前往拍片室的路，护工阿姨选择的是连接住院部和门诊楼的地下走廊，通道阴森幽寒，光照不足，阿姨直言若是只有她一人，是不愿意走这条路的。而回来的时候，阿姨则带我走了室外。那天北京的天气很好，天又高又蓝，这家医院独有的老旧园林的美感也总算被衬托出来。我们沿着湖边的石子路，穿过只有在北方才能生长得如此优美的柳树树荫，经过门窗紧闭的古老建筑。这是我在北京度过的第五年，也是我这辈子见过的第五个痕迹明显的春天。阿姨告诉我再过一段时间，湖旁边的那几棵树会开出大片的花，似乎是一片清澈旺盛的场景。我说好可惜呀，我是见不到了。阿姨与我开玩笑，说那你继续在医院里住着，过两周就能见到了。我赶紧摇了摇头，我说我受不了啦，我恨不得明天就出院洗澡。说完又试探着问她：“今天能让我洗个澡吗？”
阿姨回头瞪我一眼：“想什么呢，绝对不可以！”
然后我们一起踏进了住院楼的大门。
3.22
星期一早晨，医生查房。我第一次看清了主刀医生的脸。他天然地带有一些北京味的幽默，对我而言压迫感极强。尽管我在北京待了五年，却仍旧害怕听北京人操着京腔与人逗乐，他们讲出的所有乐子都使我无力招架，就好像我没法驾驭一匹一米八的高头大马。这是多年来我与北京之间冲突的内核所在。
医生举着我昨天拍好的片子，对自己来了一顿毫不吝惜的夸奖，表扬这个手术做得很漂亮。其他医生问我左手是否仍旧处于麻痹的状态，能否屈伸及竖大拇指。我摇了摇头，然后告诉主刀医生：“我也很想给你竖大拇指，但我确实竖不起来。”其他医生听完很无奈地拍拍我的左边肩膀，我先瞪大了眼睛，几秒后又恢复平静：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左肩其实是健康的，即使这么多日来我一直将它视作受伤的一部分。
主刀医生将我的片子收进床尾，通知我今天可以出院。我很困惑地抬头看他，像是轻信了二房东的鬼话，如今却被闻讯赶来的大房东扫地出门的倒霉租客。
“今天出院的话没人理我的，”我说，“能不能让我明天再走，明天我爸妈就来北京了。”
一旁的护士出言拒绝，说哪能多住一天院，后面病人还等着进来呢。
主刀医生发出“嚯”的一声，有些费解地说：“怎么还有人想多住一天呢。那你想住你就住呗，明天再出院。”
托他的福，我避免了吊着胳膊孤独地流落街头。我挂完了所有的水，护士为我拔下留置针，手臂上多出一个圆形的小孔，周围是干涸的血迹以及撕去胶带的痕迹。我自己拆开护栏下了床，在病房里来回踱步，迎接其他病友羡慕的目光。
内蒙姐走后，我隔壁床的病友是一位老阿姨，她在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摔到了自己的髋骨。那时的我，对老人摔倒还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毕竟病房里进进出出的有三分之一都是不慎摔倒而需要手术的老人。直到几个月后袁隆平过世，我才意识到一个原本健康的老人也很有可能因为某天不慎摔倒，然后以一种他人难以反应过来的速度走向衰弱和死亡。我看到网上的一些帖子，不可避免地想起我曾经的病友们，只要稍加回想，我还能想起她们的名字。有一个文盲老太太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在点滴换药需要签字时，护士只能让她在纸上画一个圈。好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从做完手术后就没能坐起来过。我默默地看着护士和护工来为她们定期翻身以避免褥疮，她们就像一排被烙的饼一样沉默。一天清晨，护士在一个老太太臀部内侧发现了一些不痛不痒的红斑，她们不知其缘故，只好叫医生进来看。于是一群医生和护士都围在老太太身边，扒开她的臀部，查看那些红斑。老太太一声不吭，仿佛他们查看的身体并不属于她，而是一块与她毫无关系的来自外界的肉。这种对自己身体近乎于漠然的沉默，成为了我对老年人精神的一种印象。
其实我不太愿意接受，但它又确实是一个事实，那就是我的这些老年病友，也很有可能在出院后不到一年便离开人世。与骨折手术的成功与否无关，而是这样的一次摔倒及手术，会大量消耗他们本就虚弱的精神，一个原本还很有活力的老人，也可能迅速被抽干气力。这个转变于我而言十分残忍。我隔壁床的阿姨就是一位活泼热心的老人，从住进病房的第一天起，她就不停地与我分享她的水果。我自小不是很爱吃水果，因为一个水果从买来到吃进嘴里，总要经过一些处理过程，而我向来懒得自己做这些事情。从十二岁起，我每年夏天都许一样的愿望，希望有人能够发明出不用剥壳的荔枝，免去手疼之苦。但收到别人递来的水果，就是另一回事了。通常来讲，当你收到这份好意时，应该尽快当着对方的面吃掉，否则就显得你不识好歹，也打击了对方分享食物的积极性。再加上每张病床旁所配的小桌子面积有限，根本无法放下多余的物品，因此我只能在收到水果的第一时间就把它们解决掉。几天里我吃了数不清的橙子、橘子、草莓和香蕉，却没有什么适合阿姨的零食来回赠她。因此在今天取得了真正的活动的自由时，我便尤为积极主动地替不方便行动的阿姨做些事情，例如打水、找护工、去病区门口取她家人送来的午饭之类。阿姨让我帮忙从她床下的某个袋子里拿一根香蕉——出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香蕉是很多卧床病人进行正常生理代谢的救命之物。我欣然应允，伸出灵活的右手掰下一根香蕉，用左手和胸口将香蕉勉强固定住，然后用右手剥开香蕉皮，递到阿姨嘴边。
阿姨接过这根可直接食用的香蕉并向我道谢，用十分感动的语气说：“谢谢姑娘，但我这不有两只手吗，还辛苦你一只手帮我剥皮啊！”
我在原地静默两秒，然后自我安慰：“没事，我多锻炼一下有利于康复。”
阿姨乐呵呵地，又让我自己取一根香蕉或者拿一盒牛奶，她说医院伙食太差了，需要一些额外的营养。
我说一会儿我朋友会送外卖来，我实在受够医院的伙食了。住院的头两天，我还能出于陌生及尊重的感情，勉强将病号餐咽下肚去，而今天已经连揭开病号餐饭盒盖子的兴趣也没有了。病房的每日配膳都写在一张A4纸上，提前一天传到每个病人手里，病人在想选择的食物后面打钩。这里的一日三餐虽考虑到了营养均衡，却似乎未曾考虑过要如何鼓励病人把这些营养均衡的食物吃进嘴里。北京医院的膳食具有北京菜色最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热爱勾芡。譬如我点一份木耳胡萝卜炒肉丝，菜单上指出这是一份半流食。我浏览菜单时纳闷，一份炒肉丝怎么能做成半流食？于是抱着求知探索的目的画了一个钩。等到放饭时，阿姨递给我一盒诡异的糊状物，从外观看上去，其色泽及质地都类似于胡辣汤。揭开盖子一看，木耳丝、胡萝卜丝和肉丝相互纠缠在半凝固的丰盛汤汁里，沉醉于水淀粉统治的盛宴。于是我心下了然，炒肉丝能做成半流食，就像奶茶能做成粥，这类魔术的关键窍门在于往传统搭配里加入大量奇异的、能够彻底改变食物原本状态的物质，例如水淀粉和小料，以实现点“金”成“石”的效果。
谢绝了阿姨的香蕉、牛奶以及病号餐后，我等到了一大袋麦当劳。我像帝王一样拖来移动的小桌子，面对着病房的窗户，将散发着诱人香气的垃圾食品有序排开，让它们纷纷觐见我。我随便临幸了一些薯条、鸡块，挑出汉堡里的牛肉吃掉，大量热量涌入我体内。那天傍晚，北京的天空呈现出奇妙的紫红色，我叼着一根薯条凝视着窗外，心想明天这个时候，我就站在自由的天空下了。
我的心情略有激动，直到回过神来，才发现番茄酱沾在了领口上。
我决定装作没看见。
3.23
这天醒来洗漱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从包里挖出另一顶蓝色冷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它戴上。我拎着那顶被替换下来的、在头上捂了一周的黄帽子，犹豫着要不要凑近去闻，但最后还是舍不得让自己受这种苦，随便将它塞进了包里，糟糠之妻不下堂。在护工阿姨的帮助下，我换掉了病号服，又简单地化了个妆，呈现出一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面貌。病友和护工与我聊天，像是留守老人看到了在上海读了半年书后回村里过年的女大学生，她土中带洋，兴致昂扬，透出一股在当地比较缺乏的生机和活力。医生们来查房的时候也很惊讶，他们说你之前的帽子好像不是这个颜色的。我说是的，我带了两顶帽子来医院——怎么，没有病人住院时带两顶帽子吗？
护工阿姨替我把帽子戴正，夸我“收拾一下真好看”。我说是这样的阿姨，您刚好见证了我这辈子最丑陋的时刻，对比产生美。
整理好要带出院的东西后，我歪在床上，叼着一盒牛奶玩手机。我发现自己前两天发在豆瓣上的那篇帖子被转载到“每日豆瓣”的公众号上，短短几小时，全中国已经有十万多人见证了我与膀胱斗争的那段风雨岁月。我浏览这篇推送，心情复杂，感觉像是自愿走进了放置于空旷展厅的透明箱子里，箱子里摆着一个特制的透明马桶，我为所有来参观的人们表演自己的吃喝拉撒，旁边挂着关于这项展示以及我本人的简介，是先锋行为艺术家的先锋行为艺术表演。
牛奶很快喝完了，我走向厕所。行为艺术家在下班后也要回归普通人的普通生活。
下午，护士通知我的出院手续已经办好，我可以出院了。我欢天喜地地与病房里的诸位姐姐和阿姨及护工道别，和漂亮的护士加了微信，给值班医生鞠了躬，以一种仿佛取得重大胜利，但其实什么胜利也没取得的浩大阵势走过那条我无数次徘徊的走廊，气势磅礴地推开那道无数次禁锢我的无情的铁门。
我就是这么出院的。
尽管那时我的疼痛仍在继续，我有堆积成山的作业没处理，且那时的我尚不知道，出院以后还有长达一年的康复之路要走——时至今日，我还没能见到这条路的尽头。但不可否认，我已经迎来了阶段性的胜利，获得了宝贵的自由。
我爸和我的朋友来接我出院，我的朋友递给我一束花，显得我比自己描绘得更像一个英雄。
“你等等要做什么？”在开往酒店的车上，
我爸问我。
我隔着帽子挠了挠尘封的头皮，回答道：“我要去洗头。”
我要去店里彻彻底底地洗一次重生式的头——尽管会有一位不幸的洗头小弟遭遇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场灾难，但我还是要义无反顾地前往。
毕竟我等这一刻已经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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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萌芽》2021年10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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