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起源》
作者：[美国] 托妮·莫里森
译者：黄琨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在1990年和2016年，托妮·莫里森在哈佛大学分别发表了系列演讲《在黑暗中游戏：白人性与文学想象》和《他者的起源》，这些构成了前段时间在国内译介出版的《他者的起源》这本书的基础，除此之外，书中还收录了她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讲，以及她唯一的一篇短篇小说《宣叙调》。
基于演讲这一语体的特质，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常常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对话性，托妮不是在自说自话，而是在和听众进行恳切的交流，并且不断引导听众展开更深一层的思考。这一点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中尤其突出，全文围绕着年轻人们向先知——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妇人——发出的提问进行：“我手中的鸟儿是活的还是死的？”托妮在不同文化的民间传说中都听说过这个故事。老妇人知道，来访的年轻人们是在质疑自己，沉默许久后，她柔和而严厉地回答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手中的鸟儿是死是活，但我知道它就在你们手中。掌握在你们手中。”
“手中之鸟”指代着什么？从这句“掌握在你们手中”中，年轻人们听见的又可能是什么？托妮向听众，也向自己发问。对这一组问答的理解，多少能反映一个人的关注点，毕竟，“手中之鸟”在这一语境下，珍贵又岌岌可危，一丝恶意便能摧毁它。身为一名作家，托妮选择将鸟儿解读为语言，老妇人则是自己的同行，她在担心的，是语言的未来——语言和鸟儿一样，也是有生命的，会因疏忽、弃置、冷漠而消亡。倘若如此，所有这门语言的使用者和创造者都要对其陨灭负责。想要拯救这只处于险境的鸟儿，只有通过意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老妇人对年轻人们所说的“掌握在你们手中”，用意也就十分明显。
在托妮对这个传说故事的演绎中，年轻人们并没有被老妇人的回答完全说服。他们先是坦率地承认：“我们手中没有鸟儿，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我们只有你我之间这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你不伸出手来，用你柔软的手指触摸我们，在了解我们之前，先收起那些只言片语和训诫？……我们还年轻，不成熟。在我们短暂的生命中，人们不断教导我们要负起责任。可责任在这个已成为灾难的世界里又意味着什么？就像一位诗人说的，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什么需要被揭露，因为一切已然明目张胆’。我们所继承的是一种侮辱。”
在这激烈的控诉后，他们的语气逐渐缓和下来，转变成一种请求：“你轻视我们，也轻视我们手中不存在的鸟儿。难道我们的生命就没有相应的语境吗？没有什么歌曲、文学作品、饱含营养的诗篇或是与经验相连的历史可以传递给我们，来让我们变得坚强？你是一个成年人。年长、有智慧的成年人。别只顾及你自己的面子了。想想我们的生活，告诉我们你独特的世界。编一个故事吧。叙事是激进的，在它被创造的瞬间也创造着我们。”这种对叙事的力量的共同信任，最终消弭了老妇人和年轻人们之间的隔阂。
托妮本人也是故事的信徒。她曾说：“听故事对我来说从不只是消遣，我相信，它是我们获取知识最主要的途径之一。”当然，她不仅仅满足于听故事，在《最蓝的眼睛》《宠儿》《所罗门之歌》等长篇小说，以及《他者的起源》收录的短篇小说《宣叙调》中，都能看到她是如何让故事发挥出力量的。《宣叙调》的开篇，是“我”对小时候在圣伯尼收容所的经历的回忆，那时，面对“我”和另一个女孩罗伯塔，那些“真正的孤儿”总是表现出一种优越感，因为我们各自的妈妈都还活着，我们不是合格的孤儿；那些年纪大些的、十五六岁的女孩们态度更为恶劣，她们会推搡“我”和罗伯塔，也会欺负年老的哑巴厨娘玛吉。不过，“我”在回忆时常常强调：“圣伯尼真的没有那么糟。”“我”也相信，自己和罗伯塔之间的友情，是独特和坚固的。
令她确信这一点的是两人初识时的场景：
“笨蛋”一走，她就朝我走过来，问：“你妈妈也生病了吗？”
“没有，”我说，“她只是喜欢整夜跳舞。”
“哦。”她点了点头，我喜欢她一点就通。
这种心照不宣成为她们友谊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托妮虽然在开头部分曾淡淡提过一笔，这个收容所混住着“不同种族的女孩”，但是在故事推进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涉及这些关键人物的种族身份。直到故事的后半部分，分别二十年后，两人第二次重逢，才提及“我”和罗伯塔中，有一个是黑人女孩，另一个是白人女孩，且并未指出谁是白人，谁是黑人。表面看来，这次重逢愉快、轻松，足以化解“我”心中的一个心结——在长大后的第一次重逢时，她们曾形同陌路。但之后，随着时局变化，种族冲突这只“叫声尖厉的大鸟”，越来越多地笼罩着“我”的生活，“我”和罗伯塔也因此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在对峙时，罗伯塔话锋一转，试图修正“我”关于收容所的记忆，“我”一直觉得这段记忆“就像日光一样清晰”，此时却惊讶地发现，这段回忆，以及“我”在其中的位置和角色，都是存疑的。
再次发生冲突时，二人因异见和私怨分别处于两支游行队伍中，“我”的游行标语变得越来越疯狂，从社会议题观点变成了“你妈妈还好吗？”。此后，罗伯塔再也没有出现在游行队伍里。两天后，“我”也不再参加游行了，“因为没人能读懂我的标语”。
故事后来又发生了另外一种微妙的转向，直到结尾，也依然存在许多谜题，比如厨娘玛吉究竟是否是黑人。关于玛吉，她们能共同确定的只有一件事，“她很老，非常老”。这些都凸显了记忆的不确定性，以及种族问题带给人的道德困境和情感体验，它们不是简单、二元的仇恨与宽恕，而是内心一次次的游移、摇摆和试探。
在系列演讲《他者的起源》第三章《肤色崇拜》里，托妮解释了自己为何要在《宣叙调》中抹除人物的所有种族特征，即使种族身份对这两个属于不同种族的角色来说至关重要：“它本来是一部写给两位女演员的剧本——其中一位是黑人，一位是白人。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她们会分别扮演哪个角色，于是我干脆丢弃肤色，把社会阶层作为她们的身份特征。女演员们一点也不喜欢我的剧本。后来，我把这些素材改写成短篇小说，但采用了与原计划相反的策略——角色的确有了种族之分，可所有的种族符号都被刻意抹除了。大部分读者仍坚持寻找那些我拒绝给予他们的信息，而非试图理解故事情节和角色发展。”尽管我们无法读到最初版本的剧本从而进行直接的对比，但从托妮的叙述可以想见，反而是她在改写成小说时做出的抹除种族符号这一选择，才让这部作品在种族问题上呈现出更深刻的反思。
这是托妮在隐去人物肤色上的第一次尝试，在后来的《天堂》和《家》等作品中，她也继续坚持了这一点。谈到《家》的创作和修改，托妮写道：“我成功地让读者忽视肤色，这使我的编辑感到焦虑。因此，我不太情愿地铺设了一些指向性的线索，来帮助读者确认主角弗兰克·莫尼的种族身份。我认为这是一种与我的写作目的相悖的错误做法。”
托妮的写作目的是什么？她不赞同利用肤色来塑造人物、推进情节发展，反感将黑人与“过量而无限的爱”“无政府状态”“惯性的恐惧”等粗暴绑定，也质疑许多美国文学作品中“鲜明的黑人角色”——我们平时在阅读中也能体会到此处“鲜明”一词的潜在讽刺义，有时，它可能意味着人物形象的单一、刻板和工具性——相反，她“下定决心要拔去廉价的种族主义利齿”。福克纳作品中那滴神秘的“黑人之血”带来的恐怖，是她在演讲中常举的例子：“如果福克纳把书的主题局限于乱伦而非戏剧性的‘一滴血’诅咒，小说的魅力与震撼会降低多少？”海明威在《有钱人和没钱人》中对肤色主义的运用也受到了她的质疑，她似乎认为这是有些讨巧和偷懒的。当然在进行讨论的同时，托妮也强调：“这些思考与某个特定的作者对待种族的态度无关。那是另一回事。”还有一种现象是她所抨击的，那便是“像某种政府配额般将黑人放置在一本书的页面和场景中”，在她看来，这既荒谬，又虚假。
另一个令托妮关注的问题是“他者”。在《在黑暗中游戏：白人性与文学想象》和《他者的起源》这两次系列演讲中，她对黑人被他者化的过程进行了抽丝剥茧的追溯，并指出，不仅是黑人，其实所有的“外来者”都常常经历这种被他者化的过程。她本人也曾对外来者施加这一行为，对突然来到住所附近、和自己相谈甚欢可随后又突然消失的一位渔妇，她曾感到失望，随后，她问自己，为何会产生这种强烈的懊恼之情：“我花了一些时间才理解自己对那个渔妇所提出的无理要求；理解我一直以来对自己某些方面的渴望和缺失；理解这世上没有外来者，只有不同版本的我们自己，其中的许多版本我们还没有接受，而对于其中的大多数，我们则希望保护自己免受其伤害。”这一反思不仅仅适用于种族范畴。
面对外来者，面对他人，作家要做些什么？托妮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身为作家，我必须全心全意地相信自己有能力想象他人，并愿意有意识地把自己投射到对我来说可能意味着危险的他人的世界中去。”在这一过程中，没有退避的可能：“想象不仅仅局限于观望或凝视，也不是将自己完好无缺地代入他人的世界。以写作为目的的想象即成为他人。”是否有能力，或者至少有勇气成为他人，或许可以成为一条检验许多作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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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萌芽》2023年11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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