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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这个职业几乎天然地被定义为女性。不管在现实还是小说、影视作品中，都常常见到参与家庭生活的保姆形象，主仆之间既有温情，也有无形的残酷界限。这也折射出整个社会的世相。作为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群，生活的艰苦恰恰催生了“下女”们的野心……
- 天然被定义为女性的职业 -
在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成熟文字甲骨文里，可以看到与生育有关的卜辞：“妇好娩，嘉？”大意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即将临盆，是否吉利？
甲骨文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从现存卜辞可以看到，女孩是不受欢迎的：“甲寅娩，不嘉，唯女。”
在唐朝，情况则有所变化。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婚姻文书一百三十余篇，反映了中古时期，敦煌地区婚姻仪式和婚姻生活的丰富繁杂。据敦煌变文《下女夫词》所载，新郎到女家接新娘时，女方要请新郎下马，并念一通“请下马诗”。新郎则念“催装诗”。所谓“下女夫”，系谓宾结构，使动用法，即“使女夫下”。“下”字含义，敦煌学专家倾向于认为：“《下女夫词》不单是为了使女夫下马，而是婚礼中对女夫的故意刁难、戏闹，从而掀起婚礼的欢乐、热烈气氛。这种嬉闹遭到正统礼仪的反对，以致颜真卿上奏，要求停止‘下婿’之俗。‘女夫’即‘女之夫’。”
“此时很有意思的是，女家故意在院里设土堆，然后给工具叫新郎铲去，新郎则要高高兴兴地去干这件事。看来当时的人们不仅仅认为劳动是应该的、必须的，而且也是神圣的……《下女夫词》在歌颂了劳动后，接着指出新的家庭也应该有较好生活条件”。
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妇女只是男人的私有财产，或属于其父亲，或属于其丈夫或兄弟。在古代中国，即便女性可以在婚礼时“耀武扬威”一下，也并不意味着婚后她可以与男性享受同样的地位与待遇。
从生物学角度解释父权制度的理论认为，在数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男人和女人发展出了不同的生存和繁殖策略。
“对女人来说，要找个愿意让她受孕的男人完全不是问题。但如果说到要让孩子长大成人甚至为她生下孙子孙女，除了得怀胎十月，甚至还得再辛苦许多年，才能把孩子带大。而在这段时间，她要自己取得食物的机会就变少，另外还需要许多人的帮助。所以她需要有个男人来帮忙。为了确保自己和孩子能够生存下去，女人只好同意男人提出的各种条件，好换取他一直待在身边、分担这个重担……根据这个理论，由于有不同的生存策略，男人的基因倾向是野心勃勃、争强好胜，擅长从政经商；女人的基因则倾向趋吉避凶，一生养育子女就心满意足”。
这一理论可能越来越不符合今天人们实际生活的经验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雌性需要外部帮助，所以更需要发展社交技巧，学习如何合作，给予彼此必要的帮助与抚慰。雌性有能力建构起全为雌性的社会网络，帮助彼此养育后代。与此同时，雄性将精力与时间用于外部环境的生存竞争，所以相应的社交技巧可能较之于雌性要弱。
在人们的印象里，从事养育孩子、家务劳动等工作的通常以女性居多，而在某些无法雇佣女佣的家庭里，主妇的工作是全方位的，充当保姆、管家、财务、教师等多重职责。
在国内外的影视作品里，“保姆”几乎自然而然地就被定义为女性。
被美国电视观众誉为“1990年代版《成长的烦恼》”的情景喜剧《天才保姆》，女主人公弗兰在工作中归纳总结出一系列“歪理邪说”，听上去不可理喻，但却是对付孩子行之有效的旁门左道。弗兰不是传统意义上温柔敦厚的保姆，爱惹是生非，时常令人尴尬，但她把生活搅成了调色板。《天才保姆》的知名度不及《成长的烦恼》，但水准一流，曾在世界上一百一十多个国家播出。
近二十年来，“保姆”同样是中国影视剧中常见的题材，如《涉外保姆》《保姆》《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千金保姆》《我爱男保姆》《保姆妈妈》《找到你》……这些“保姆”形象大都系虚构，真实生活里的保姆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 保姆成了守护者和引路人 -
“保姆”与雇佣她们的家庭有着密切联系，她们是孩子教育的参与者，为孩子提供适应生活的基本训练，或多或少地塑造了孩子的性格乃至价值观。
王安忆曾在一篇采访中提到，因为父亲人在南京，母亲要下乡上班，“所以我和这个保姆阿姨在一起的时间是非常多的”。保姆来自扬州乡下，王安忆记忆中最清晰的是她浓烈的风气、鲜艳的颜色，“记得她给我买的一块手绢是我最最喜欢的，现在回想起来是十分的乡气，翠绿和粉红，她把我弄得很乡气”。
“我觉得我们家的这些保姆都是我们的引路人，她们很顽强地把她们的色彩带到我们家来”。后来，王安忆在《爱向虚空茫然中》里提到小时候总喜欢和保姆一起睡觉，往事里总有这位扬州阿姨的影子。
美国学者金安平根据口述历史、采访实录撰写了《合肥四姐妹》1一书，全书十三章，祖母、父、母、四姐妹都单独一章，但对很多读者来说，中国最近一百年来保姆们如何工作与生活的故事才是全新的内容。
合肥四姐妹将照顾她们的女性们称呼为“干干”。
其实，张家的“干干”们和现代意义上的“保姆”恐怕有所区别。她们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群体，在职业选择上没有太多话语权，出身贫寒，低贱为奴，背井离乡，有人甚至于连自己老家亲生的孩子都没有机会照顾。但在张家，她们却承担了部分母亲的角色。家中的每个孩子，从喝奶到成年前，都由一个专职干干照顾，她们与孩子同床睡觉，形影不离，甚至负责教育，“管头管脚”，吃饭不准咂嘴、撒饭粒，不准吹口哨。
干干们各有特色，女主人陆英（四姐妹的母亲）在仆人中发起了识字运动，照顾兆和的朱干干最勤奋，学习意志最坚定，坚持用九宫格练习写大字，晚上与兆和一人睡一头，见了不认识的字，便把兆和踢醒了问。兆和每每胡乱应对以便继续睡觉，碰到不认识的字也要胡诌，免得丢脸。
朱干干对兆和嫁给沈从文非常不满意，她看不起沈从文写白话小说，而且小学都没毕业。兆和生孩子让朱干干去北京家里帮忙，事先把沈从文写的书都藏起来，免得朱干干看了没好评。结果，朱干干看了书架上巴金和老舍的书，评价说“稀松平常”，“比旧小说和唱本差多了”。
有的干干则在张家大院和张家孩子一起长大一起读书，她们被称为“大姐”，而不是干干。例如：郭大姐曾是秀才娘子，丈夫死后她并不以回张家为辱。她文化程度高，擅长弹词，乐于当大家的活宝。高干干颇有才华，记忆力超人，是陆英的得力助手。她的女儿金大姐也是在丈夫死后回来帮佣的，甚至在战争期间无偿为张家干活。战后，张家姐妹回到苏州，拮据得不能安家，又是她送来家居日用品。
但是某种无形的残酷界限依然存在。
张家孩子和干干们生育的男孩女孩们从小可以一起玩，读书，甚至吵架。可是，长到十四五岁，主仆间鲜明的鸿沟就出现了，大小姐就是大小姐，仆人的孩子就是仆人的孩子。从姐妹们的角度看，这让她们感觉难过，觉得长大导致友谊结束。但在干干们的女儿眼里，她们与小姐们的“友谊”可能从未纯粹过。至于她们自幼除了跟小姐们一起读新书、接受新思想以外，还受到了别的什么样的教育，小姐们是不知道的。和小姐们一起接受新思想的菊枝，追求婚姻自由，不满意家长定的亲，离家出走后再无消息，我们可以想象她将会面临的困窘与绝望。毕竟，当时整个社会结构的组成都没有给她预留任何出路和空间。而张家的姐妹们，包括最小的张家小姐充和，同样也追求婚姻自由，后来远嫁去了美国，成为耶鲁大学的教授。
在四姐妹眼里，所有的保姆都对新事物非常抵触，例如：汪干干用词粗野，不敬佩读书人，一身毛病总花很多钱用偏方治疗却不找西医。她们也无法理解四姐妹的父亲对西方艺术的爱好，认为这让她们难堪，她们从雕塑面前经过时总掩着眼不去看那些裸体。她们对文学有自己的趣味与标准，不喜欢揭露社会不公的现代话剧，偏爱才子佳人大团圆的传统戏曲。所有的干干都不喜欢新式婚姻，也不希望自己带大的小姐亲自挑选丈夫。可惜，张家的小姐都是先恋爱再结婚，她们很遗憾自己不能阻拦。
合肥“最后的贵族”张家要实现正常运转，需要很多家庭为之付出人力支持。四姐妹自幼得到了这群人的悉心照顾，才能成为才貌双全的“民国最后的闺秀”。照顾小姐们的这些“干干”们究竟怎么生活、怎样去理解世界，长期以来，包括在史书里，极少有人去关注，虽然她们都曾经认真地生过、爱过、活过，然后死去，无声无息。
- 女佣列传里的“温情时刻” -
一千个读者眼中大概有一千部《红楼梦》，《红楼梦》除了塑造金枝玉叶出身的“金陵十二钗”，还刻画了让人过目不忘的女佣们。曹雪芹举重若轻，不经意间写下她们跟小姐/公子/主人历经的各种鸡零狗碎，在生活的缝隙中，存在着某些让人难忘的温情时刻。
紫鹃与黛玉的关系大概早已超出了主仆关系，甚至拥有亲人、姐妹般的情谊。紫鹃不仅把黛玉服侍得周到细致，还非常懂小主子的心思，她清楚林黛玉跟贾宝玉间的爱情，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帮助两人。
按今天的医护标准来看，紫鹃是一个卓越的护士。林妹妹不断咳嗽，以现代医学的界定，虽然跟痨病有相似的症状，但大概只能算是慢性支气管炎，理论上不具传染性。即便这不是严重的痨病，但紫鹃对黛玉有如亲姐妹一样，一心一意地照料；在她去世之后，为她守灵，纯粹的真情令人感动。
《红楼梦》里，晴雯对宝玉的感情也非主仆之谊那么简单。一向颇有观众缘的晴雯不算《红楼梦》里的“四大丫鬟”，如果根据《红楼梦》里丫鬟们的工资、地位、权力等综合指标对四大丫鬟进行排序，顺序大概是：鸳鸯、袭人、平儿、紫鹃。晴雯在金陵十二钗的又副册里居于首位，从小说里的描写，我们看得出曹雪芹对这个人物的偏爱。但是，小说人物在小说所营造的环境中所占的地位及其重要性，跟作者对她的态度没有关系。晴雯在贾府中的职场身份、地位及其岗位高低，从她的薪资待遇就可以看得出来——晴雯月钱一吊，而鸳鸯、袭人是一两，平儿就更不用说了，以她在凤姐房里的地位，月钱只会比其他人多，绝不会少。紫鹃呢，是从老太太贾母房里的二等丫鬟荣升到黛玉房里的首席丫鬟，晴雯跟她更没法比了。
在四大丫鬟里，最刚烈的可能是贾母房里的鸳鸯。她对老太太情真，宁愿自杀也不想屈就去做贾赦的小老婆。《红楼梦》第四十六回，鸳鸯对平儿、袭人说道：“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离这里，若是老太太归西去了，他横竖还有三年的孝呢，没个娘才死了他先纳小老婆的。等过三年，知道又是怎么个光景，那时再说。”很多鸳鸯粉因为她的这段话而忧心忡忡，担心她早晚会落到老色鬼贾赦手里。仔细分析鸳鸯的话，再对照贾家被抄家，大厦倾覆的结局，可以想见，那时候，贾赦已经没心思想起鸳鸯了，他自顾不暇，哪还会惦记偷香窃玉之事。
提及女佣系列，日系作品当然占有一席之地。
2011年，《家政妇三田》甫一播出便成为日剧的收视担当，跟以往的同类题材相比，其独特之处在于，剧中塑造了万能的家政妇，三田的能力是科幻级别的：投篮百发百中，玩魔方速度刷新世界纪录，能记住AKB48全部成员的名字……她的万能同时也折射出当代日本的社会生态，包括无能的男人、混乱的家庭管理、家长责任缺失等等。该剧在日本本土创下超高收视纪录，获得第71届日剧学院赏最优秀作品奖，2012年又得到中国白玉兰奖的“海外电视剧银奖”。
“碟中谍”级别的家政妇三田，即便长相再“大和抚子”，还是不接地气。在日本经典文学里，常见的治愈系女佣还是以温暖的形象打动受众。如太宰治“人生三部曲”中的《津轻》，记录的正是太宰治早年的生活。
津轻地区位于日本本州岛北端，太宰治在这里度过前二十年的人生。对于成年以后的太宰治而言，津轻与阿竹，是他生命里始终不曾磨灭的存在。阿竹是从太宰治三岁起就伴其左右的女佣，对他殷切地教育，寄予厚望。在太宰治的心目中，她甚至是比母亲更重要的人。成年后，他有一次迫不及待地登上去往小泊港的船，四处打听阿竹的家，猜想多年不见的“亲人”变成了什么样。当看到阿竹家门紧闭时，他终于掩盖不住焦急的心情。
太宰治形容自己“好比童话故事里的主角，为了找寻母亲而攀山跨海跋涉三千里，最终来到天涯海角的这座沙岗上，竟看到正在举行的一场华丽的神乐歌舞”。他非找到阿竹不可，言语中直接用了“母亲”一词。在与阿竹重逢的时刻，太宰治感受到了此生第一次宁静，可见阿竹在他心中具有何等地位。再一次受到阿竹的影响后，太宰治恍然明白自己的人格本质。津轻于他，是生命中光明之处，也是他不会抛弃之地。
细数日本文学里真正的“女佣列传”，谷崎润一郎晚年的作品《厨房太平记》要算一个。小说讲述的是曾经在大户人家里工作的女佣们的故事，难免让读者猜测是谷崎润一郎本人的真实经历。小说毕竟不是纯粹的回忆录，多少还是会对现实经历进行润色，这部中篇小说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其所展现的或者说营造出的真实感。
小说中的几个女孩子，都是从乡下到大户人家打工的年轻女孩，各有各的故事和感情生活。这群女仆，并非供公子哥或者老富商淫乐的后宫团，她们虽然帮着服侍主人，甚至会为主人按摩，但却像是家人一般和主人们共处，接近《唐顿庄园》里的主仆关系。
主人对女仆颇为关照，时而为阿初的婚姻大事发愁，时而又受阿玲所托，推荐她做演员的助理……这一切和当今工业社会里简单的雇佣制度有着鲜明的不同。作者回味的，可能是东家和女佣之间更为传统而凝聚力强的社会关系，那种社会关系显然是不平等的，然而在这种不平等下，彼此间产生的温情却不是伪装出来的。
小说很短，人物不多，作者没有真的将一个个人列出来写，而是用故事将她们串起来，纪实性的写法与作者构建的故事框架相得益彰，不仅没有变成惹人烦的流水账，反而让每位女佣的性格鲜明起来。从小的切口切入写，自然地折射出整个社会的世相，让人被过去精致而细腻的人情味所打动。
- 被侮辱与被忌惮的下女 -
在韩国，“保姆”在影视作品中出现得很频繁。
韩文里对应现代意义上“保姆”的有两个词：“保姆”和“家政妇”。“保姆”在韩文里对应的词是보모，这是汉字词，读音是pū mǔ，词典里“保姆”的意思有三种：1.在保育院或托儿所等儿童福利设施中心照顾并教育儿童的女性；2.对幼儿园教师的称呼；3.教育培养王世子的女性。“家政妇”在词典里的意思是：帮助做家务事并取得一定报酬的女性。“家政妇”可视为对旧时韩文里“下女”一词的委婉说法。“下女”在韩文里是하녀，丫鬟、婢女的意思，词典解释是“被雇佣于私宅负责做厨房的活儿或其他杂事的女性下人”。
韩国导演金绮泳1960年的作品《下女》曾经引起轩然大波，扮演电影女主角的演员李恩心甚至因为精湛的表演而招致观众的愤怒与抵制，继而被迫中止了演艺生涯。
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韩国，“下女”一直是很明显的社会问题。当时韩国中产阶层家庭一般都会雇佣女仆帮忙做家务，称之为“下女”。她们多是一些来自贫困山区的亲戚，或农村进城的老乡，大多只能获得基本的吃住供应，有些人能拿到少量的报酬。
下女是当时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人群之一，生活的艰苦让她们更加渴望上层的生活，正是这种渴望，才催生了欲望无边的下女。
李恩心饰演的下女虽然来自社会底层，却绝不是一个单纯乖巧的女孩。从她出现的第一个镜头开始，这个叼着香烟的女人就在向所有人宣告自己的野性。第一次来到钢琴老师家表演的那场“抓老鼠”游戏，足以说明她的心机。女主人同样不简单，电影里，她一直穿着传统韩服，与下女的西式裙子形成对比。女主人意图传递出传统韩国女性的贤惠与隐忍，但她并非如表面那般贤淑，反而更具计谋。当得知丈夫与下女发生关系时，最先想到的是两人千万不能有孩子，因为孩子会引发一大堆诸如争夺家财的问题。
1960年代，一直被视为韩国社会的重要转变期，由传统的儒教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女人地位相应提高，男人开始陷入失落和迷茫。《下女》里金振奎饰演的男主人虽然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但却不是精神支柱，在发现下女怀孕之后，他惶恐不安，马上选择求助于妻子。
时隔五十年，《下女》经过改编，翻拍上映，片名仍叫《下女》。翻拍的版本里，女主角恩伊（全度妍饰）拿着幼儿教育专业的毕业证书，却只能在小餐馆打工，因为憧憬“上流社会”的生活，来到一家豪宅应聘女佣一职。她跟男主人的关系并非被迫，而是她有目的之策划。如果不能获得男主人的垂青，单纯通过自身的努力，她想在大城市得到梦寐以求的生活，几乎没有其他通道。
无独有偶，2014年的小成本国产片《欲望保姆》反映出类似的社会问题。电影讲述农村姐弟俩北漂的故事。姐姐先到北京，除了养活自己，还要负担弟弟的学费、生活费，在经济压力下，她选择了出卖身体。
早在八十年前，也就是1934年的上海，情况并无太大差别。大量来自农村、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普通女性如果在城市里没有机会做保姆，那么，她们常见的去处是工厂，生存环境也相当糟糕。“我们参观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厂，看到了3000名女工，39个卫生间，现代化机械，每天工作10小时，空气质量很糟糕，但并无大害……在一家最大的纺织厂，眼窝深陷的女工，大概16岁，每天站着或跑着工作12个小时，照看着纱锭和隆隆作响的纺织机，轰鸣的机器声能将人补牙的填料震松”。
2018年姚晨、马伊琍主演的《找到你》剧本来自韩国电影《迷失：消失的女人》，但对原故事做了本土化改编。《找到你》不仅反映出农村女性在城市缺乏上升空间的现实，还展示了都市精英职业女性面临的困境。电影里，有个与保姆孙芳截然不同的形象——女律师李捷，这种经济和精神都相对独立的女性，为城市带来了新需求：对职业化家政服务工作者的需求。李捷筛选保姆的眼光挑剔，要看起来干净，要进行体检，尤其要查“有无携带幽门螺杆菌”。讽刺的是，这样一个充满现代意识的律师，却仍然无法防范自己的孩子被自家保姆绑架。
“如果不做保姆，她们还能做什么？”这样富于挑战性的问题暂时还不是影视作品能够回答的，未来惊天动地的可能是当人工智能发展到照料病人、看护婴幼儿、陪伴老人等领域时，大量失业者将何去何从。林语堂从前所谓“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这样理想生活中的人员配备，早晚都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届时，影视剧当中的“保姆”角色，甚至都不再由真人，而由机器人扮演，它们似乎更安全，既不会勾引男主人，也不会生病，更不会一言不合一闹情绪就绑架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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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萌芽》2019年7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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