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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梅姐姐是我有记忆以来的第一个保姆，她生于重男亲女的家庭，结婚后丈夫去世，自己又患上了肝癌，这一辈子，爱她的人实在很少。我明白我们应该更有温情、有良知地帮助她，但实际却什么都没做，只是寄希望于再等一等，直到事情后续的发展将我们抛弃。
大二的一个晚上，我在学生活动室里对着电脑做一些赶时间的杂活。桌上摆了很多零食，我“嘎嘣嘎嘣”吃着薯片，顺手接了一个我妈打来的电话。我妈在电话里喊我的小名——自从我长大后，很少有人再喊我的小名了——她跟我说，宏梅姐姐没了。
啥叫没了？我问。
我妈跟我说，她去世了。这下我听清楚了，我妈的声音是哑的、不连续的，还带点儿鼻音。
“她太苦了。”我妈在电话里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把吸进肺里的空气吐出来。那时她应该在书房里，开着一盏小灯，盘着腿坐着，面前丢着一些纸巾。我能看到她吐出的气体的形态，那里面包裹着我们所知道的宏梅姐姐活着的三十几年里的一些片段，从外到里是由灰色向黑色渐变的，浑浊、暗淡，最后这些气体被拦在无边无际的白墙前面，我们都在白墙的右边，而她已经到左边去了，乘坐着她病变的肝。
宏梅姐姐不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的姐姐，准确来说，她是我有记忆以来的第一个保姆。在我小时候，家政市场远不及现在发达，与我同龄的小孩家里一般都会托农村的亲戚在当地找年轻的女孩来做保姆，主要工作就是全天候看着家里不老实的小孩。宏梅姐姐就是我家托了人从福建乡下找来的。那时候保姆工资不高，双方之间也不可能签什么合同，但是她家里人还是很痛快地把她送来了，对他们来说，能够把女儿送到城里一个包吃包住的家庭去，她还能把赚到的钱送回家里，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了。宏梅姐姐就是这样来到我们家的。我记不太清我是怎样见到她的，她和我的父母一样，站在我记忆发源的井口旁，我生来就是被她抱着的。我的外婆曾经这样评价她：宏梅力气大得很。我长大一些后，别人已经抱不起我了，只有她还能轻松地将我扛起来，往植物园的山上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踩得稳稳的。其实她身材并不高大，也许还不到一米六，但长着一身结实的肉，而且有很能干活的手臂和开阔的胸部，那是她劳作了十几年换回的功勋证明。她有着白里透红的脸，在带我午睡的时候，她睡着了，我睁开眼睛，用小孩子那种令人害怕的凝视的目光看着她，看着她脸上十分明显的毛孔，稀疏淡色的眉毛，她发出有些分量的呼吸声，像是从扁扁的鼻子里挤出来的。她脸上经常泛着油光，我不知道后来的某一天，她是否知道了自己是油皮，又是否为自己买了合适的护肤品。
在以前那些有“姐姐”的家里，雇主和保姆的关系并不太分明，也不太像现在这样成为一门需要家庭中的女性用心去钻研的学问。宏梅姐姐，以及后来的“姐姐”，都是长年住在我们家，只在过年的时候回去几天。因为她们是那样年轻，又孤身一人，在来到家里后，就很自然地暂时成为了我们的家庭成员。她们陪我睡觉，帮我洗澡，给我做饭，教我认字，接送我上下学，陪我出去玩。我小时候是更喜欢我的姐姐们的，因为在这个家里，妈妈会骂我，但姐姐们不会，姐姐是我妈怒气的缓冲垫，尽管她们不能保护我，但在我妈发火的时候，我会习惯性地往姐姐身后躲。以前我们几个有姐姐的小孩，各自被姐姐带着出来玩时，会产生一种攀比的心理，如果你的姐姐做饭好吃，那我的姐姐就会唱歌，甚至会抓螳螂。我在这样的攀比中并不占优势，宏梅姐姐并不像其他姐姐一样心思活络、纤细漂亮、多才多艺，她只是牢牢牵着我，怕一不小心我就跑到有车的路上去了。有一天我和另一个小孩去白城沙滩上堆城堡，我拖着一辆令自己骄傲万分的小车，里面装着羡煞所有小孩的挖沙工具。小车在水泥路上被拖着“哒哒哒”走，震得人手都麻了，宏梅姐姐想帮我拿，我却把小车护得很紧。和我一道的小孩问我等等能不能借他一个工具，我趾高气昂地冲他说：“不行，每一个工具我都有用的。”于是我们到了沙滩上就打起来了，我的城堡堆得比他的宏伟，因为我有小水壶，里面装上水浇在城堡上，比从海滩上挖湿沙子要造得更牢固，可以堆得更高。他来抢我的水壶，我不给，我们拳打脚踢了两下，他就踹倒了我的一半城堡，我立刻哭着去找宏梅姐姐了。宏梅姐姐把我所有的工具都重新装回小车里，牵着我的手要带我走。在我响亮的哭声里，她向前走了两步，一脚踩塌了那个小孩的城堡。这属实是一场不义之战，小孩的战争应该在小孩子之间解决，怎么能由大人来插手呢？但那时我还没学会反思，我只是开心极了，宏梅姐姐是我的女战神。在还没上小学的时候，我和别人家小孩在一起学认字，他姐姐用识字卡教他，而我看《哆啦A梦》。我们家有全套的《哆啦A梦》漫画，没有比里面的对话更简单的文字了，我一边看漫画一边把不认识的字圈出来，宏梅姐姐帮我全记在小便签本上，然后再一个一个字教我念——我就是这样学会“尴尬”两个字的，那是我学龄前最重要的学术成就。那天晚上在饭桌上，宏梅姐姐向我妈报喜，说我今天学了两个特别难的字，然后我立刻背出漫画里的那句对话——“这里的气氛真叫人尴尬”，大家听我念出“尴尬”二字时都很高兴，说以后我一定会成为大文豪。就这样，我认字的速度比别人家小孩快很多，我教别人家同龄的小孩读识字卡，让六年级的小孩听写，在当地几栋楼里享有极高的声誉，引领“鸡娃”的时代恶潮。宏梅姐姐在幼儿园门口和其他家长聊天，她总是提我的小名，说我们家小孩认字很厉害。听到别人家长客套的惊叹，她看起来很自豪，那表情就像是和我玩的小孩在姐姐攀比赛中领先了一样。
我在宏梅姐姐很紧密的陪伴下进入了小学，又过了一年，她告诉我妈妈说她要走了。那时没人有空向我解释其中复杂的原因，几个月后她离开了我们家，在这座城市里的某个手机卖场做推销员。她走后我们家来了新的姐姐，叫小唐。周末的时候，我妈经常开车带我们去商场看她，我们在商场和超市里买很多东西，和两个姐姐一起吃饭，然后告别宏梅姐姐回家。我妈去逛街时，就把我留在宏梅姐姐的店里。我很喜欢坐在柜台后面的高脚凳旁边，看柜台里小小的陈设灯以极高的亮度照着摆放整齐的模型机。那里面的温度很高，玻璃发烫，我把手贴在上面，看肉被玻璃挤压出的形状，像是被切片的鸡肉肠。工作忙的时候，宏梅姐姐会给我一些小玩意儿玩，比如公司和卖场的贴纸、可以随便写数字的价格牌，还有作为展台装饰的一部分的假水晶。五颜六色的塑料假水晶在柜台里反光，我一抓就是一把，揣在口袋里美滋滋地回家，洗衣服之前没发现，假水晶在洗衣机里散落得到处都是，我和小唐姐姐一起被我妈骂了一顿。因为去的次数多了，我对宏梅姐姐的工作流程逐渐熟悉起来，有客人靠近柜台的时候，她就会站起来说：“××手机可以看一下。”于是我开始学她说话，有人来的时候我像个套着人类小孩外壳的中年猿猴一样很兴奋地又蹦又跳：“可以看一下！××手机可以看一下！”有些时候我把宏梅姐姐的业绩拖到了危险的境地，例如有个女客人端详着一款绿色的翻盖机，她说这个颜色真好看，像青苹果。我在旁边很激动地补充：“你看它的形状像不像瓢虫？一个瓢虫，又一个瓢虫！”宏梅姐姐听见我又在发癫，急着让我去旁边玩，好在女客人有着很好的性格，她很痛快地买下了这个青苹果色的“大瓢虫”。
不久后我们搬了新家，宏梅姐姐在休息天来家里做客。她看起来像客人一样，小唐姐姐告诉她厕所在哪里，给她洗荔枝吃。尽管我长得并不高，但宏梅姐姐还是说我长大了很多。“你会自己睡觉啦？”她这样表扬我，仿佛这是什么了不起的功绩。晚上她睡在我们家，和小唐姐姐睡一张床。过了几天，吃饭时，小唐姐姐对我妈说，阿姨，宏梅她可能要回老家去了。她们并没有在饭桌上谈论宏梅姐姐回老家的原因，她们认为我还是个小孩子，没必要在我面前讲宏梅姐姐家里的家长里短。但我从小好奇心旺盛，往轻了说是好八卦，往重了说就是窥私欲强，于是我凭借着自己的一些小伎俩探知到了让我姐姐离开厦门回老家的原因。那时人们都还在家里用有绳电话和无绳电话，我们家书房和客厅的两台电话用的是同一个号码，我在客厅抓起话筒，能听见电话那头的人和在书房接电话的我妈的对话。就在那几天，她有大半天的时间都泡在电话旁。我像往常一样支起话筒偷听，听到我妈劝宏梅姐姐不要回去结婚。在我妈眼里，宏梅姐姐应该留在厦门，找个跟她一起打工奋斗的男朋友。她似乎觉得会有个合适的男人从海里钻出来，和宏梅姐姐在海滩上结婚。如果没有这样的男人，那就让我爸介绍一个。可惜这样的蓝图不足以使宏梅姐姐动摇，或者说不足以说服她转变阵营，回过头去告诉她的家里人：“我要留在城里，不回去了。”
回家以后，宏梅姐姐和我们的联系便逐渐减少了。我那时并不太会想念她，我妈倒是偶尔会和她打电话，然后向我转达她的近况。她回老家之后没有立刻结婚，又过了几年，她才嫁去了M山市。从她老家到M山市的距离大约两百公里，我妈对此的评价为“远嫁”——尽管现在这两个城市之间乘坐高铁只需要五十分钟。在我们这块民风民俗异常复杂封建的地方，只要娘家人不能于半小时内出现在你老公面前替你伸张正义，那么你就是一个远嫁的新娘。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如果按这个标准，那么宏梅姐姐即使只是嫁到邻村，那也属于远嫁——因为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她的娘家人很少将与她有关的正义及安宁置于家庭的议题之中。
即使在还小的时候，我也隐隐约约发现了一个共性：来我们家做事的三个姐姐，在自己家中都有一个弟弟。这在当时的福建农村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弟弟的外在是精壮的劳动力，内在则是一个家庭得以传承的图腾；而姐姐的性质则更简单一些，她是一个商品，一种原材料，无论是铁制的，还是黄金制的，她都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被熔化，用来浇铸空心的图腾。也许这么说武断了一些，但在宏梅姐姐身上，这描述并没有经过怎样的歪曲和夸大。她曾经和我妈提起自己从小生长的家庭，那是很多人都再熟悉不过的剧情，爱被用在弟弟身上，饭被弟弟吃掉，姐姐被提早一些生下来，于是很好地代替了母亲的角色，在弟弟被姐姐带大后，做母亲的便动起一些念头，将功能不再如以往那般显著的姐姐送到外面去，这样不仅不用吃家里的粮食，还能够攒下一定的钱，用来给弟弟娶媳妇。这是家里拿她做的第一次交易。过了几年，也许又有了需要用钱的地方，可能是修房子，可能是治病，于是大家便想起她还可以被用来出嫁换彩礼，这才拍着脑袋欢迎女儿回家。于是我明白了为何宏梅姐姐从来都如此擅长做一个合格的姐姐，因为这是她从小就习惯扮演的角色，是她最重要的社会功能。
其实她并非总是一个温顺的人，她也曾告诉父母自己不想回到老家去，但她最终也没有办法从已经生活了二十几年的角色中逃出去。每当我喊她“姐姐”的时候，也许她会突然想起自己家里那个从小就将极为有限的好日子尽数揽去的弟弟。我们一样张大着嘴，聒噪又贪婪，暴虐又任性，需要姐姐来将深处的窟窿填满。当她回到家里后，得知他们为她找的对象个子和她一样高，还有一些残疾，再加上一些其他原因，她又过了一段时间才和另一个从空气里跳出来的男人结婚了，并跟随他去了M山市。如果非要给人活着的经历划分一些段落，那结婚后，宏梅姐姐总算是过了一段还算得上昂扬向上的日子。即使这段日子的前奏并不嘹亮——毕竟她的老公曾经出过事，坐过几年牢。从牢里出来后，他开始和人合伙做茶叶生意，因此他们家里有了自己的茶山，也攒下了一些钱。宏梅姐姐很快生了孩子，先是一个儿子，再是一个女儿。我有时思考：他们是应该叫我姐姐，还是阿姨呢？既然他们的妈妈是我姐姐，那我必然是他们的阿姨了。可我只有十岁多一点，我不该成为世界上任何人的阿姨，世界上所有的小孩、小猫和小狗都应该叫我“姐姐”。
变故发生在两三年后。那是一月份，天气很冷，我看见宏梅连续发出的几条动态，她说“我最爱的人走了”，还说“你为什么舍得抛下我和孩子三个人”。我们就是这样得知她老公死了的，死因是意外车祸，他坐在朋友的车上，开车的人没事，坐车的人死了。宏梅总觉得是开车的朋友害死了他，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她一直希望亡夫的在天之灵可以“去那人家里坐坐，让他不得心安”。然而她期待的正义或者说法在理性的规则中永远不会到来，但是有些事实却是她不得不面对的：儿子还没上学，女儿还没满周岁，还在喝母乳。大家都和她说你要坚强起来，你还有孩子呢。她说是的，我现在就是为儿子和女儿活了。
我有时候会隐隐地意识到，我正在进行一些在自己的价值光谱上并不十分阳光的行为。比如在宏梅姐姐没了老公的那段时间里，按理来讲，我们家应该是有宽慰她的义务的，比起现代社会五花八门的亲缘关系及链接在其中的冲突，我们和宏梅姐姐之间由劳动市场搭建出来的人工纽带反而显得纯粹得多。然而我们并没有如听到这个故事的人所想象的，或者一些总是向他人提出需求的、需要一个格外温情的故事来治疗他们自己的人所想象的那样，为宏梅姐姐提供坚定的支持。在我爸妈忙碌的日程中，他们并没有太多精力来如此周到地照顾自己的善心。而我则站在阴影处投身于一种隔着相当距离的窥视——这种行为几乎成为了我的本能。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这种远距离窥视，一直是我和以我为圆心的同心圆范围内波及到的或亲或疏的人最重要的关联，尽管它是我单方面、未经他人允许发出的。那时我是全家唯一一个能直接获取宏梅姐姐的社交媒体信息的人。我能够观察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的生活呈现出一种二分的不良态势：在表层是一种紧绷的秩序，是出自母亲的天性，让她每天在夜里起来哄女儿睡觉、教训调皮的儿子；而在底层，则是一种全然的崩溃，在孩子睡着后，他们疲惫的母亲会在黑暗中翻阅手机相册，在模糊的照片中间思念他们去世的父亲。对于一些意外失去丈夫的女人来说，她们的思念与悲伤最终都倒向一种无从解答的疑问。她们不断向自己的丈夫发问：你为什么舍得离开我呢？你为什么抛下我呢？为什么你的朋友安然无恙，却只有你出事了呢？这些问题被发往装在一个陶瓷罐子里的无机物那里，得到沉默的回答，且被悉数接收，被吞没到地球演化过程中最稳固的结构之内，每一个分子里都困着出不去的回音。在她老公去世两个月后，宏梅的女儿终于满了周岁。她有时会替孩子向老公说话，告诉他孩子很想爸爸。她是家里唯一一个懂得死亡的意义的人。她向她的小孩解释道，无论你们每天再怎么叫爸爸，爸爸也回不到我们身边了，他就像水一样，只会越流越远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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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萌芽》2023年1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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