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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升上高一时，成绩突然下降让我和父母都受了一番精神折磨，“能够绘声绘色描述早晨窗台上出现的一只螳螂”的聪明，在理科竞赛班根本不够用。我随时准备着在以优胜劣汰为内核的规则下“流动”到平行班，像一块被放错了很久的拼图般回到比较正确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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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经典 | 我的脑袋就是拿来想的（上）
在决定要走进竞赛班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细想德不配位会带来的后果。当年我们一家三口拿着入学分班意见表，状似苦恼地讨论到底应该去竞赛班，还是文科实验班。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从来都更适合后者，但前者看起来具有无上的诱惑性，像是某种本市高中生最高能力的证明。于是我们觉得“试试吧，万一呢”，就抱着这样的心态，在“竞赛班”后的括号里打了勾。那时我还是一个意气风发、剪着齐耳短发、看起来像猴子一般敏捷好动的十五岁少年，刚从国外疯玩一个月回来，脑子里的新鲜事比整个微博里的还多，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在刚刚结束的初中时光里，我在大家削尖脑袋想把孩子塞进去的班里跷着脚待了三年。那时我的语文老师，恰巧也是我同学的妈妈，对我有着无限的关爱和纵容，甚至在初一第一堂语文课上就举起我的暑假练笔册说，我允许这个同学接下来三年都不听语文课。而我的班主任是一个严谨而老实的数学老师，他常因为我撺掇其他人，或其他人撺掇我一起轻微违反课堂纪律而把我叫去办公室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但我从未在考分上使他感到太过为难，他也并不把重要的宝押在我的身上。在漫长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过程中，常常挨骂和认真考试，以及总是欢快的同辈群体活动，塑造了我自信而又厚颜无耻的性格——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坚硬的铠甲，将我那实际上无比脆弱的内核保护起来，除非有人精准地暗杀我，否则我很难破防。哦，那时的物理也不算很难——尽管我并不擅长，但我和物理之间尚能维持表面的体面。
结果我们都不幸被那见鬼的中考成绩给蒙骗了。我和我爸妈自然是最大的受害者，自家人打自家人，我们都为当初的盲目自信付出了足够大的代价，我从一个拥有不写作业特权的学生，摇身一变成为在教室里到处乞讨他人作业的学生。没错，高一的我也深知自己已经靠不住，而又不能总是靠我爸，况且他也没有我某些同学的脑袋好用，因此在写作业这件事情上，我必须开辟出一些旁门左道。那时最令人头疼的作业还不是物理，而是数学，我的一生之敌。小学的时候，负责数学奥赛的老师误以为我天赋异禀，将我收编进奥赛班学习鸡兔同笼和泳池放水。我对这种毫无现实基底的问题向来没什么兴趣，总觉得比起待在教室里算笼子里的鸡和兔子，我宁愿去菜市场看人杀鸡，抹脖子放血，把它丢进比人还高的热水桶里面，把鸡毛烫掉。因此我总是暗示其他同学：“都过了五分钟了老师还没来，老师是不是不会来了，我们翘课回家怎么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数学和物理才是超验的，人年少时学的基础知识总是发生在最完美的假设、最纯粹的真空里，哪怕是一道应用题，都可以用轻描淡写的一个括号——括号里说，假设其他外力不存在，或篱笆的损耗忽略不计——就把这些现实中必然存在的非理想的状况一笔勾销。有些日子的下午，我坐在教室靠窗的位置，老师让我的同桌把窗帘拉一半，挡一些太过强烈的光线时，我会看见阳光照在窗帘扬起的无数细尘上。小时候我学物理，或者学数学，在理论的世界里，这些细尘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抹去，而不是钻进我的鼻孔里，让我鼻涕直流。
不得不承认，我在其他地方都有隐秘的好胜心，但在数学上完全没有，仿佛在我妈肚子里时我就将这部分好胜心遗留在胎盘里忘记带出来了。哪怕是抄数学作业，我也只抄到最后一题的第一小问，往后我是抄不下去的。因为从第二问开始，题目的难度就开始突然上升，饶是我聪明的同学们也各自显露出了难得的犹疑。他们在把卷子递给我时总会附带一句：“最后一题我不确定啊。”我说放心，我从来不抄最后一题！不仅不抄，我甚至不听。数学老师的讲题速度适合大部分同学，那必然不适合我，我思考一行字的时间，老师的粉笔已经移动了五行。更令人恐惧的是那位年轻的数学老师本人——我至今还会通过给他的公众号赞赏一元的方式来表达“您对我的打击我没齿难忘”这一主旨（不过他显然是不可能记得的）——他总是习惯于边思考边写板书，边写边擦边讨论，这对大部分同学来说是知识盛宴，而对我来说是知识祭坛。我就是祭坛上那只被五花大绑的羊，又有谁在乎羊是不是宗教的一部分？
既然我已注定跟不上全班的进度，又向来缺乏勤能补拙的觉悟，因此经过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我决定不浪费时间听一些根本听不懂的内容。有时我在讲最后一题时发呆，有时我在讲最后一题时偷写英语作业，拿英语答案去和别人换理科“强化”答案，原始市场由我推动形成。但对于我的数学老师而言，这显然是不可容忍的。他成为老师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他自从进入学校，就总是在教最聪明的那一拨学生，甚少见过我这种不努力的笨蛋。不仅如此，早在高一还未开学的暑假，这位数学老师、我高一的班主任以及年级主任例行公事，拜访了一些有可能在三年后的高考中为校争光的学生。是的，他们又被中考成绩骗了，因此我也忝列其中，和我爸妈一起坐在沙发上，畅想了一些以后理综考280的热闹场面，甚至有一些飘飘然。
在画饼画到正酣之时，年级主任问：“你们家以后想让孩子走什么方向？想让孩子做生意吗？”
我妈像是被误解了什么一般立刻解释：“我们只希望她把书读好就行了，以后想读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由她自己决定。”
年级主任接话道：“做生意也可以的，其他工作也可以，孩子能读书，这三年的任务就是把书读好，考好的大学。”
我爸搓了搓裤腿开口：“老师啊，这个我们知道的，我和她妈妈都是大学生……”
年级主任想必见过不少学习能力尚可，但家里却不重视学习，只想让孩子接手做生意的本地家庭，这也许令她在劝学一事上下了不少功夫。现在误会解除，她终于喜笑颜开，转而问我擅长什么科目。
我当着两位化学老师、一位数学老师的面，十分冷静地说：“语文。”
接着我妈用状似打圆场，实则加剧了尴尬的一句大实话补充道：“她可能比较适合读文科。”我妈做出的这么一个礼貌的提醒，是根据我个人的能力、长处以及性格来综合判断的。我的班主任——一位化学老师——立刻接口道：“那没关系，如果想去读文科，以后转过去就行了。”而同行的数学老师缓缓开口：“不管是做生意还是读文科，都要学数学的呀。”
他说得太对了。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我才显得分外愚蠢起来，仿佛对自己并不负责。老师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听不懂也要听，听不懂了你课后要来问。而我的问题就在于——曾经我确实收到过这么一则老师的评价——“你的问题就在于你不问问题，这很有问题。”问题在于，我在记住并理解别人的讲解这方面的能力从来都很有限，对我而言，我最需要的是拿着一份标准答案坐在那儿，一步一步把想不通的问题想通。听起来是很有智慧、很有能力的方法，但事实也不尽然，因为我的脑子可能压根就想不通某些问题。话又说回来，想不通又怎样呢？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人能想通所有的问题，对吧？
对于我的数学老师而言，我这套油盐不进的方法显然是胡扯。于是在某节课上，他在讲解最后一道大题的最后一小问——对我来说就是，一道分数还不如一道选择题多，但是要花上半节课时间讲解，而且我还听不懂的题——时，突然将正在对着英语卷子奋笔疾书的我叫了起来：“你来说一下这题怎么做。”我心想，你什么意思，爱因斯坦让我推E=mc2，我要真推出来了岂不是双方都很尴尬？当然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能搞明白这道题怎么做，那我此刻就不应该在写英语作业，而是写下周的“强化”卷子了。
“我不会做啊。”我站起来，很老实地说。
“不会做你不听课？你写英语？”老师勾起了他一边的嘴角。虽说他的嘴角总是歪的，你可以说这是他的思考习惯，也可以说是他嘲笑了太多人，因此形成了肌肉记忆，但他这次的嘴角明显比以前歪得都更厉害。
我哪敢说话。这世间违反规则的行为大都如此，就像大家骑小电驴不戴头盔，如果被交警拦下了，那你就一点辩驳的机会都没有，谁让你违反交规了呢。我心想，接下来的情况我还不熟悉吗？要么就是让我坐下，然后我目光炯炯、假装顿悟、频频点头地听完这节课；如果他心情不佳，可能就让我罚站罚到下课，那我就低着头不看黑板，偶尔和周围的同学挤眉弄眼一下。
可老师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他把粉笔一抛，双手撑在讲台上，像你在实验室抓起小白鼠准备扯断其脖子一样，把我吊起来狠狠暴打了一番。将近十年过去，我已经记不太清他对我出拳的具体顺序，只能大概总结了一下他表达的意思：在课上写其他科作业不是不可以，但这是好学生的特权。他以前上数学课也从来不听课，因为他不听也早就懂了，他选择用数学课来补英语，这是他的弱势科目。他似乎还补充道，要不是他的英语确实不好，他也不至于只考上×大，最后来教书。
坦白来讲，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果然我用英语答案换理科“强化”答案的做法是合理的，这是多年以来的市场规律之一。
不过我得承认，在这件事情上，错的是我，老师显然是有道理的。俗话说得好，听不懂是能力问题，不听课是态度问题，作为学生，能力和态度都出问题，那显然是触犯天条的。于是我小鸡啄米一样点头，可能也翻了一两个白眼。关于我的白眼，它实在是我身体构造的一个意外，这是一个我的同学老友都熟悉的意外：我在想事情的时候眼球便容易乱飘，看起来确实像在翻白眼。因此，我在很多重要的场合，在自己无意识的情况下翻过白眼——在课上做汇报的时候，在答辩的时候，在面试的时候。但老师不会知道这背后的因果逻辑，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做错了事挨训还态度不端的学生，在全班面前造成了恶劣影响。于是在我甚至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又对我追加了两句批评：“你不要觉得你家庭条件好，你就可以不听我的课。就算你以后读文科，你也还是要读数学的。”
事实上，他的第一句话严格而言不能放在引号里，因为那已经是我稍加润色后的表述了，原句更加直白而露骨，对站桩似的杵在那儿的我而言，不仅是个人尊严上的冲击，而且是认知上的冲击。“他当着全班人的面说难道我家有钱我就可以不读书了吗，开玩笑吧，我家要是真能有钱到不用读书我还坐在教室里干吗？”虽然我是一个对大多数的批评都能够左耳进右耳出的人，但作为一个处在青春期，虽然在某些科目上没有天赋，但每天依然在为学习而愁眉苦脸的高中生，在一群非常擅长念书的同学之间，被突然赋予一个“不爱念书的富二代”的标签，这毕竟不是什么可以立刻消解的刺激。
说完这句话，老师就放过了我，留我一个人站在那儿，离下课约莫还有十几分钟，我的脑袋彻底瘫痪了，它甚至不知道该不该发出命令让我坐下。四处求解无果，它干脆缰绳一放，跟我身体的其余部分说，前面有个悬崖，我勒不住了，咱们一起往下跳吧，胳膊，腿，你们爱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然后我就哭了。这不太对，这应该避免，我不应当总是用哭来解决问题，我爸总是教育我说，你得学会控制你的脾气。但有些时候控制自己的情绪是一件难事，和时刻要求自己收紧核心一样难。我从流眼泪到流鼻涕，从小抽到大抽，我的同桌开始塞纸给我。她塞纸给我！我哭的时候最怕别人配合我，一有人给我递纸，就仿佛在赋予我的行为以合理性，一瞬间我的鼻涕眼泪就流了满脸。
谢天谢地，就在这时候，下课铃响了，否则我自己也不知道事情该如何收场。令后来的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对老师们处理这件事情的记忆相当模糊。大体上，我是被好言好语地叫去办公室，先被安抚了一番，然后我低着头承认错误。如果我的记忆没出错，数学老师也许因为自己的某些言辞向我道了歉，我也忘记了我的爸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是否为了照顾我的情绪，而在老师面前维持了强势到令人感到无奈而难以讲理的家长的形象？但无论如何，这下所有人都看清了我的原貌。
在这件事过后不久，我又一次迎来了期中考，终于如愿地考出了四百多名的成绩，成功获得被“流动”出去的资格。而我的班主任和我一样开心。和数学老师不同，他从未觉得我棘手。早在高一初始他就看明白了，我就像个寄住在他家的亲戚家小孩，过不了多久总会被送走的。老师们甚至经过讨论后告诉我，原本从竞赛班流动去实验班，是不能选择具体去几班的，但考虑到我的情况，如果我愿意，可以直接选择到唯一的文科实验班去。我记得那是一个略微有些炎热的下午，我兴高采烈地收好了所有的东西，就像个终于打定主意辞职的上班族一样，背着大包小包和班里的同学告别。我就像一块被放错了很久的拼图一样，终于要回到一个比较正确的位置上去。
在新的班级里，我度过了有些拘束，但总体来看十分轻松的半个学期，然后如愿分到了文科班。随后两年里，我的班主任依然是数学老师，数学依然是我最头痛的科目，我常被老师抓着，呲牙咧嘴地写强化卷子的最后一题，或是在晚自习拿老人机打《贪吃蛇》被逮个正着。其实晚自习打《贪吃蛇》只不过是我在漫长的学生生涯中犯过的最无伤大雅的错误之一，但鉴于这个场景带有一丝典型的滑稽，因此在我毕业后，还作为一段佳话被老师反复提起。“我已经不打《贪吃蛇》好多年了。”毕业后回到学校看老师时我解释道，“其实那时候不只我打，我还求别人破我纪录，谁破了我的纪录我就要花一晚上时间把它再破回来。”听得我班主任眼睛一瞪：“你在排名上怎么不这么争？”我心想，高考要是能有打《贪吃蛇》一样简单就好了。但如今《贪吃蛇》也变得越来越花里胡哨了，那时我用的还不过是一个连“OK”键都没有的、充话费送的诺基亚，贪吃蛇的身子不过是几个像素围成的点再拉成一条线，后来等我重新用上了智能机，下载《贪吃蛇》忆苦思甜时才发现，现在的《贪吃蛇》已经进化到3D模式了。它会在不同的背景中奔跑，拥有炫酷的皮肤，还有很多不同的道具：有时它能获得横冲直撞的无敌时刻，有时它能够加速或减速，有时它能一瞬间吸附所有的豆子。因此如果高考真的就是打《贪吃蛇》，那么这个游戏可能早已进化到探索蛇身人面的地外文明的阶段了。
除非人类能够把进化的意识给进化掉，否则我们永远不可能真的停下来，或者保留在原始的形态中。就连我这种看起来绞尽脑汁让自己过得轻松一点的人，毕业后回到高中重新听到自己打《贪吃蛇》的故事时，心里都会有一种不太好意思表达出来的遗憾：如果我高考能考得再好一些，这个故事听起来是不是会更炫酷。没错，我在假装轻松这件事情上也一直有一些深沉的心机，我更希望自己的故事听起来有一个“虽然玩得很欢，但考上了顶尖的学校”的无敌结局，而不是以“如果不是当时玩那么欢，就能上顶尖的学校”这种相当残缺的语句来结束。最终我还是成为了一个反面典型，那种不可复制性不是因为他人做不到，而是因为我做得还不够好，因此不能复制我的错误。可他们不会知道在这些看起来相当做作，或者说作死的、不懂事的故事背后我未对人提起的细节。
这事儿还是我妈提醒我的，否则已经被我强行忘了。
她说那是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二十天的一个休息日的下午，我在她的办公室里学习，做了一套很不顺手的卷子，得了一个低得离谱的分数，于是我越想压力越大，最后坐在桌子前崩溃大哭。我妈觉得事到如今一般的招式都难以安抚我，于是拿出了她的杀手锏。
她带我去了南普陀。那座寺庙里住着一群在我所有人生的重要节点上都牢牢保佑着我的菩萨，那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
我在寺庙里边哭边走，边走边拜，最后来到一个荷花池边上，抽抽嗒嗒地看到池子里所有的锦鲤都向我游过来。那时我心想，谢天谢地，有救了。这些锦鲤一定是来帮我的，所有的光芒都向我涌来，所有的好运都被我吸光。就这样，我垂头丧气地来，昂首挺胸地走，此后做模拟题一路高歌猛进。
所以你看，虽然我试图消解十年寒窗苦读里寒和苦的意义，净干一些离经叛道的事，但其实我也不是一个不耐寒、不吃苦的人。也许我做得没有周围其他人那样好，但我还具有他们没有的一项特质——我虔诚，我能够给自己编造良性的谎言。后来我又在无数池子旁看了无数锦鲤，我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只要它们看见岸边有人影，就会向人蜂拥而来，因为它们觉得这是食物降临的信号。
但没关系，是锦鲤救了我。是锦鲤救了全部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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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萌芽》2023年7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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