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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与H第一次一起旅行。在纽约时我们的关系介于情人与朋友之间的“友好”状态，来到日本以后，事情有些不对劲，我不断猜测，是否真的已如卡佛的诗：“我们身在异国，在爱中。”
“求求你这个早上，
拉下窗帘，回到床上。
别管咖啡。假装
我们身在异国，在爱中。”
——雷蒙德·卡佛《我们所有人》
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对劲的呢？我一路上都在想，但是H仿佛全然不在意。他走在我前方二十米的地方，某种紧张充满我们之间这二十米的空气。
直岛正午的太阳开始升起，我裹得很厚，还是觉得冷。
冬天的濑户内海小岛上游客很少，除了我们两张亚洲面孔，还有少许欧美国家来穷游的年轻人，以及欧美国家来穷游的一些不再年轻的人。
“全世界的人都爱日本。西方人尤其是。”H告诉我。那是我们刚来岛上的第一天，一起旅行的第五天，两个人都还算兴致高涨。我们已经在东京呆了四天，然后去横滨，搭新干线到冈山，在火车站吃了碗不咸不淡的拉面，就搭了轮船过来。
直岛，因一年一度的濑户内海艺术祭而被全世界的人们知晓，某种意义上，这是个为旅行和“艺术”而生的人造小岛。艺术祭在春天，所以岛上现在很冷清。
要不是我坚持，我们的旅行计划里是没有这一项的。我的专业是建筑设计，所以对我而言旅行的全部意义似乎就成了换地方看房子。对于行程H没有异议，他唯一的要求是去广岛，阿伦·雷乃在那里拍了《广岛之恋》，在他看来这是“为数不多值得一看的新浪潮电影”，H 是电影专业学生。
说到底他也只是想来日本玩一玩。彼时他正好在国内过寒假，直接飞日本很便捷。起初计划旅行时，我们认真地讨论过一起旅行会不会不开心，他不假思索地说当然不会。
这是我们最后一天在直岛，按照散漫的计划，今天要去安藤忠雄的博物馆，然后搭船去丰岛。我们在直岛已经逗留了三天，此前零散地看了一些美术馆，也路过了著名的草间弥生大南瓜，以及岛上残留下来的学生作业一般的艺术祭建筑小品。
我从网络上看到有人在这个岛上呆了十几天。景点还是那些景点，行程紧凑点的话两天就够了，因此这篇攻略里的十几天，一切都被放慢了，作者惬意地沉浸在自己营造的某种禅意里，像是在写一篇远赴异国冥想禅修的日记。因此当我说我们要在濑户内海待上四五天的时候，H又嘲讽起那个段子一样的攻略，他习惯于嘲讽许多事物，但性格其实很温和。可能我有点迷恋这种反差。
这是我第一次和H一起旅行。我们之前的关系复杂而纠缠，最终停留在一个不进不退的“友好”状态。很难说我们是情人还是朋友，两个人都是单身，但对彼此也没有要负责的意思。我们在纽约认识一年（在这个城市已经称得上“认识良久”），此前有半年处于互不往来的状态，因为原本作为朋友的我们睡了觉。我比H大六岁，这两件事或许没有关联，大家都是成年人，但出于某种奇怪的默契，或许是不想把关系弄得更复杂，当时还是鬼使神差地绝交了。几个月后他又在微信上加我，我们重新做回了朋友。果不其然后来又一起睡了觉。
我时常感觉和H其实隔了一条河。纽约这个城市是拥挤乐园，而我们哪怕睡在同一张床上，也不能阻止这条河的存在。我和H其实算合得来：我们保持一个月见面不超过三次的友好频率，有共同的喜好话题，对日常生活都兴趣不大，一起吃饭无所谓吃什么，可以一拍即合去远足，都喜欢看电影尽管审美不同，某一方有喜事的时候会一起喝酒庆贺，要是谁心理崩溃了，对方也会出于道义（或许是爱意，我们避免使用这个词）前去安慰。但很明显获得更多安慰的是我。他求助于我的通常是“怎么在一周内租到新房”，在他看来我熟稔此道。有一次我加班到深夜突然非常沮丧，给他发短信问要不要喝酒。H从来不是热情的人，而且作息规律，所以我也不抱希望。但当晚他十五分钟后就出现在我的楼下。那天晚上他刚听完巴赫的演奏会，是故我得到一个印象：听巴赫使人富有人性。
但是巴赫之夜那样的温暖，在我们之间似乎不复存在了。
此时此刻，我们走在异国的小岛上，天气很好，干净明亮，这本是再快乐不过的旅行。就像雷蒙德·卡佛的诗：“求求你这个早上/拉下窗帘，回到床上/别管咖啡。假装/我们身在异国，在爱中。”在东京的几日，这首诗一直像背景音乐在我脑海里循环，某种甜蜜的心怀鬼胎。当然也有过甜蜜的时刻：我们躺在酒店的同一张床，走在街道上会牵手，去H熟识的酒吧酒保以为我是他女朋友，对此我们也不置可否。然而那种友好的角色扮演结束了，此时我们之间泛起莫名不愉快的紧张，没有人愿意挑明，但房间里有大象，两个人都感受到了这种紧张。
刚来直岛的第一天，晚上十点才到达民宿，年轻的老板伉俪很热心地开车载我们去一间餐厅，当时岛上只有两家餐厅还在营业，我在摆出来的旅行指南上选了一间带有“Rock”字样的西餐店。店面很狭小，装潢洋溢着墨西哥风情，店里只有两对白人情侣在吃三明治喝啤酒，“摇滚”的迹象是——一台十七英寸的小电视在循环播放1980年代的乐队MV。柜台上摆满了黑胶唱片，但打量半天店里也没有一台黑胶唱机。我们各自喝了很大一杯冰啤酒，点了炸薯条三明治和巨大的taco，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taco，直径大概有十五厘米。冰啤酒，老电视，炸薯条，这样的夜晚给人一种夏天的错觉。两个人都有种被气氛渲染夸大的开心。
吃完饭民宿老板开车来载我们，路上经过的艺术装置感觉比民居还多。H会讲日语，并且很乐于使用，比他讲中文时热情很多。老板不时指向某处用生硬的英语告诉我是“art”，黑暗里望出去其实什么都看不到，但是我和H在后座忍不住发出大笑。路过一个藤本壮介的装置时，老板热情洋溢地让我们下车，执意给我们拍合照。这个装置也很像学生作业，我们在不足的曝光里表情僵硬地合了影，那是我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合影。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餐，H神秘地告诉我，这个岛上不仅餐厅屈指可数，出租车也只有一辆。我被这个冷笑话给逗乐，说非常想来这里开出租。
这个后物质时代的国家，任何波澜不惊的生活都让我艳羡不已。很久以前我听过一个理论，只有在经历过物质发展饱和的国家，人们才会忘记生存竞争带来的压力，真正专注于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大陆青年们立志创业致富，而别的地方的青年只想开一家泡沫红茶店。这也是H和我分歧的地方，在新干线上他给我看一条微博，是某公共知识分子和一个00后的对谈，00后野心勃勃，而公知循循善诱试图灌输给他所谓左派的正义和公民的职责良知。虽说两个人话语里都是漏洞，但H显然更认同那个精致利己的少年，我草草结束了那个讨论，不想继续无意义的茶杯风波。就像此刻在直岛，我发自内心地想来开出租，对于H来说，这又只是一种值得鄙夷的小确幸。
之前有一回，在H家我们激烈争吵起来，他把我喜欢的戈达尔、王家卫都贬得一文不值，嘲笑他们是无聊的小资情调。当时我已经知道，H看起来没有脾气，其实很坚持己见。这种不愉快在东京也发生过。几乎每天夜晚我们都去酒吧，唯独最后一天没去，在酒店里一起看《迷失东京》。这部电影我大概看过三四遍，这是第一次真正地在东京这个地方看。第一次来日本，完全不懂日语，犹如进入外星，所以我对比尔·默瑞的心情感同身受。而H觉得这部电影烂到没边，去豆瓣上给它打了一星。
“你是玩得不开心还是怎样？”我有点暴躁，做好持久争论的心理准备。
但H说是我想太多：“我给你列五点，为什么这是一部烂片。”他果真列了五点，我无言以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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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萌芽》2018年7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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