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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科时的一段感情，我写过很多的故事，我不断修改它们，总觉得有一个理想版本在召唤自己，而我在尽力用文字来接近它。渐渐地，我发现，这并不是一篇终于要完成的长篇小说，而是一个永远未完成的故事，它于我的意义在别处。
那一日不知怎的又梦见了本科宿舍，我还是坐在靠近门口的位子，油黄色的木门虚掩着，没有锁紧。
门外传来好友的声音，透澈又扎实。本科的时候她住对门宿舍，梦里面，她仍是我的邻居。她的音色一贯富有穿透力，远远就能听见，即便在梦里也是如此。
“是……××吗？”她直呼其名。
这其实并不像她的风格。当年在大学里，如果面对的是不那么熟识的人，她往往还是会在名字之后加上“师兄”二字。梦里面她没有。但也算不得突兀，我亲耳听见过她念起这个名字，这声音还是熟悉的。
大学毕业前我曾与这位好友简短地说起过一些往事，有一次为了查证某个细节，我翻起微信的聊天记录，无意间让她看见对话框上头的名字。她说，原来是他。后来我们再聊起对话框里的这个人，她便不再如我一般用“某人”或“那谁”之类的指代，而是直接称“××师兄”。这或许就如《哈利·波特》里说的，直呼其名代表着免于恐惧的权利。她本无须恐惧，因此她天然拥有这样的权利，因此我记得这个名字在她口中的形状，即便是梦里听见，也依然觉得熟悉。
此时另一个更熟悉的声音传来，隐隐约约听不分明，好像是想让好友把某样物品交还给我。
好友似乎有些生气，语气变得严肃凌厉起来：
“你就算对她没有兴趣也不应该那样对她。”
“你知道她这两年是什么样的状态吗？”
“她这样可能根本没办法去她喜欢的学校继续读博！”
…………
虽是严厉的语气，音量却似乎故意压低下去，所以后面的对话愈加模糊，我听不太清。
心乱如絮，我只能从桌角摸起一本书随便地翻。书上的字迹化作水雾，我自然是看不清也看不进的，因为门外有更熟悉的声音传来。说来奇怪，这声音尽管也是水雾一样的模糊，却能像利箭一般直直地射进心里：“那她应该去看心理医生而不是找我。”还是跟从前一样的语气，冷静又理性，像原始的冰川湖水，波澜不兴。
我翻着书，心里拼命说：我没病，我没病，我没病为什么要去看医生。
这时屋里突然有人起身出去倒水，我看不清是谁，也来不及阻止，门就这样被打开了。我没有抬头，但余光瞥见门外站着许多人。门开的那一刹那，他们的声音戛然而止，仿佛时间突然停滞。屋里的人没有出去，我随即伸出手把门关上，锁住。门外是好友更严肃也更低沉的声音：“你们刚才看见的一切都不允许说出去。”
刚才准备去倒水的那人转过头问我，门外的人是谁。我说不出，觉得心口忽然开始痛。我只能说，你别问了，我很难过。可那人不依不饶：“哦，之前我还不确定，你这样说，我知道是谁了。”
仿佛有一根长长的针从前胸扎进去，又从后背穿了出来。我只能对她喊：“你别说了，我真的很难过。”
这个梦到此为止。
在众多荒诞又破碎的光影里，它算是极少有的、无须润色便可独立成篇的故事，逻辑顺畅、情绪丰沛，就连视角的剪切都很连贯，宛如真实地发生过。我总感觉这就是虚构的力量，它在错综复杂的素材中挑出线索，整理出一个被解释过的世界，它允许你无须直视赤裸的过往便可将那些混沌不堪的经验秩序化，完成某种归档，以达到减痛的效果。这大约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小说远胜过非虚构——被创造出来的故事至少经过了作者的承重检测，而现实中的事，并非人人都承受得起。
梦里的故事当然都是假的。谁也没有能力扭转时空回到当年那个简陋的宿舍，至于我的朋友，即便正直如她，也不会轻易掺合进别人的感情纠葛，我读不读博也和任何人没有任何关系。而门外的那个人，那个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人，说到底，也并没有真正地亏待过我。
可任谁都无法质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感，它仿佛是我的灵魂在平行世界中梦游。那种感觉就像是看5D电影，尽管眼前的立体画面是假的，但椅子的震动、头上洒下的水雾和影院两侧飘来的气味，全都真实地发生着。
梦里的痛觉是真的。我醒来的那一刻，周身像绵软的烂泥，心口的痛编织出绵密的网，罩住身上的每一个角落，我动弹不得。心里的悲伤也是真的。它和身上那种沉甸甸的痛还不同，它缥缈无垠，浸透了每一个毛孔。身上的痛会随着惊醒和起身渐渐消散，但心里的悲伤没有，它悄悄地隐伏下来，待我重新躺下，以为这一切将和梦境一样永远地成为过往，以为我可以和往常一样进入新的梦境和新的生活，此时，那种悲伤再次显现，如潮水一般，一浪接一浪地涌来。
其实算起来，距离我第一次见他的那个冬天，已经过去了十年。
那是北京零下八度的冬夜，我顶着微湿的头发去理科五号楼，来不及吹干的水在冷风中结成了冰，发绺变得尖硬，像未开锋的毛笔。他那时穿着黑色卫衣与浅灰色运动裤，左手戴一块圆手表，表带也是黑色的。这并不是醒目的装扮，但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很多年以后，当我开始写一些故事，在构思故事中的男孩子时，眼前总是会出现一个同样着装的人，从铺满银杏叶的小径深处影影绰绰地走来，身后落下一道昏黄色的长长的灯影。
回忆如同忠诚的精灵，只须轻轻召唤便会立刻现身。
那一年我在台北读书，他介绍一位中文系毕业、当时在台北出差的师姐与我相识。我与师姐约在象山捷运站见面，我远远地看见一个女生坐在捷运站里的长椅上，她一抬头，看见我，就起身走过来。
还没有打招呼，还没有开始短暂的寒暄，甚至还没有再一次确认彼此的身份，她就对我说：
“×××可惦记你了。”
是的，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以另一个人的姓名作为开头。
宛如命运光临。我只能勉强挤出一个微笑，假装听不懂：“真的吗……他很惦记我？”
“他说有个师妹在台湾，让我一定要去见一见。”师姐答道，“你跟他关系很好吗？”
从硕士班毕业时，正赶上新冠暴发，原本计划好的未来猝不及防地轰然崩塌，仿佛是用心设计了多年的舞台，在幕布拉开的那一刹那，顶灯忽然碎了，只剩我独自一人坐在漆黑的舞台中央，身边都是带着余温的玻璃碴。
远程参加完口试后，我拜托台湾的朋友将我的行李打包寄回来，零零碎碎的也有好几个箱子。拆包裹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只鼓鼓的信封，里面全是旁听研讨会时发的名牌。名牌的大小形状各异，攒起来竟也有厚厚一沓。
研讨会上讲了些什么，大多都记不清了，印象深刻的反而是那几次凌晨五点出门乘长途车去新竹，就我一个人，倚着车窗看了一路灰蒙蒙的青山。人社院在校园的尽头，那几天学者很多，旁听的学生们只能挤在旁边小小的塑料板凳上。真不知那时是哪里来的热情和冲劲，但有时想到当年报名参加那个去美国的访学项目，也只是为了见他一面，又觉得一切都合理而自然。
毕业之后的我跟外界几乎断绝联系，整日闭门不出，偶有一些必须出门的时候，每一次都是煎熬。象牙塔里待得太久，人难免会忘记，现实中的生存法则与他自小习得的那些信仰其实完全不同。
修正自己的信念并不容易，可能比修正自己的人生还要艰难。
而就在这时，我收到了师姐的微信消息。想想也是有些唏嘘的，我与她只见过一次，多年后，她还在关心我能不能回台北继续读博，而我喜欢的人，早已经没有再跟我说过任何一个字了。
师姐说，如果将来决定去她所在的城市工作，欢迎找她玩。我恍恍惚惚地想到，上一次分别时，她好像也是这样说。那是台北少有的晴日，我们站在大稻埕码头聊了很久，阳光清澈，四面无风，淡水河面像蓝色的镜子。
十年，就算是萍水之缘的陌生人之间，也已经累积起一些回忆了。
如今想起来，我与我喜欢的人之间可能的确也有过一些温和相处的日子，每一次的见面、交谈也并不总是以冷漠残忍的词句结尾。在某一些时刻我们似乎还讨论过文学和电影，记得每一次我都如临大敌，总是写了冗长的观后感发过去，仿佛在交期末论文。而那时的他也不会恼，反赞我是“优秀文学评论家的风格”。其实我哪有半点“文学评论家”的样子，真正的职业写作者，无论何时何地面对何种题材，都应该稳稳当当地拿出质量过关的稿子，而我，只有在面对他的时候，感官才变得细腻，文气才变得绵长。
这样的时刻还是有一些的，并非我杜撰而来。反倒是我笔下关于他的故事，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没有一丝甜美，遍地都是被忽视和被践踏的真心。这些故事一直被放在某个不常打开的文件夹里，从最开始只有几个题目，到后来也有三两则能够完整成篇。但凡有空，我就会把它们拿出来修一修，小到词句，大到故事结构，改动十余次。我知道它们都远未达到理想中的样子，那时的我希望一切与他有关的东西都必须达到理想的样子，可是，在写故事这件事上，我又是真的力不从心，所以它们只能就这样被搁置着，一年又一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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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萌芽》2022年10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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