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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力天提议一起去看大桥爆破,他是我来美国后交往的男朋友,虽然神奇地越过了种种文化和时代的鸿沟,但我们又是不同的人,我喜欢突然的不可控的未知力量,而他跟随我进入艺术家的生活,就“像是在做一期甲方是艺术机构的咨询业务”。爆破产生的黑色浓烟与人群兴奋的尖叫声接续升起,我的脑袋里却在酝酿一个把生活翻个底朝天的念头。
我们去看大桥爆破吧,好几天前章力天提议说。日本桥爆破,本周日早上八点。为此他早早在州府网站登记观看爆破,为此我们现在堵在了路上。
新闻里说日本桥要爆破了,就是那座连接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大桥,上世纪三十年代建成的考西斯科桥(Kosciuszko Bridge)。好笑的是,叫日本桥却和日本全无关系,本是波兰名字,不过念起来像日本读音。最早说起这个典故,是某一次从法拉盛吃完火锅,我们开车回布鲁克林,章力天突发奇想七拐八拐走了这座桥。他学人们对它的发音:ko-SHCH-OO-SH-ko、Kos-kee-OOS-ko、 Kos-kee-OSS-ko,不管哪一个,听起来都很像日语。更好笑的是,关于这次爆破多数媒体通稿采用的词语是“巨大震颤”而不是“爆破”,因为后者可能会引起市民的恐慌。
事实上,日本桥是广东移民的坊间流行说法,你若是问住在皇后区或者布鲁克林的中国移民,Kosciuszko桥在哪里,他们大多不知道,但他们熟悉“日本桥”这个诨名。这些广东话语境下的家长里短和都市传奇充满了纽约这座城市,铺天盖地的文化挪用,对我来说却比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往事还要陌生。
他一大早就起床,从长岛的公寓开车到布鲁克林日落公园我的住处接我,买好了bagel和咖啡作早餐。“先吃,然后看完爆破我们再去饮茶。”跟他在一起后,我知道饮茶是粤语吃早茶的说法。
跟大部分我们在一起度过的周末一样,起床后去饮茶,有时候去法拉盛,有时候去曼哈顿的唐人街,饮完茶去附近的美术馆或者画廊散步,然后通常会去香港超市或食品公司采购食物回我家,以章力天煮饭结束一天。我对做饭没有喜好,也不喜欢逛菜场(哪怕是嬉皮士们热衷的周末有机农夫集市),有段时间辞职后全天在家画画,日常饮食也只是粗暴的一锅乱煮和外卖零食。“我知道,你靠艺术、酒精和油炸食品生活。”他第一次去我家时就这样调侃,然后不知道因为说起了什么发神经地洗掉了我厨房所有的餐具(我们那天甚至根本都没有煮饭)。“没办法我有OCD(强迫症)。”他后来解释。他的家和西服都纤尘不染,但我去他家有时候拥有在沙发上吃薯片的特权。
去我家还因为我不喜欢长岛。他的公寓坐落在一片高档住宅区,隔河是曼哈顿的美好天际线,四周很安静,花园一尘不染,偶尔有中产阶级白人牵着孩子和狗在河边散步。每次去我都感觉被曝露在巨大的生活陷阱中。“这也是另一种美国梦”,草地房子孩子狗,“不在郊区而在城里面的那种”,我很刻薄。这跟我破落的日落公园迥然不同,章力天尊重我的居住喜好,但是他无法理解这是一种近乎恋物的选择,他不知道也不关心保罗·奥斯特曾经居住在这附近并且以此为题写了本小说(谢天谢地他的精英通识教育使他对《The New York Trilogy》有所耳闻)。
“不过布鲁克林很适合你,cuz you are so uncivilized。”“uncivilized”,不文明的,野蛮的,未开化的,他不知道怎么用中文确切表达这个意思,我也不知道。这是章力天第一次见我时开过的玩笑。讽刺的是,我们正是在一个“美国梦”的案发现场,我发小的乔迁party上认识的,那个屋顶平台耸立在曼哈顿最昂贵的大楼之一上。发小很早留美,现在在律所工作,她的交际圈里几乎都是我成年后没主动接触过的人。那日整晚我都感到兴味索然,在人群中却置身事外般喝了十来个shot和好几杯old fashioned,直到章力天鬼使神差走上来攀谈。我告诉他我正在做的工作是绘本小说,他表示还不认识做这行的人,“Graphic novel?Is that like Manga(日本漫画)?”之后答应跟他出去又是另一桩鬼使神差,那些日子里,我的虚荣心不止一次拷问自己为什么要跟一个suite guy(穿西服套装的人)约会,大概只是因为无聊。而他也一样,我们都在某个时刻企图逃离那个言笑晏晏的顶楼酒会。
我不知道什么是uncivilized什么是civilization。站在曼哈顿中心的高楼酒会放眼望去的就是文明吗?还是走在郊区修剪齐整的高级住区是见证文明?彼时我的生活里,放眼望去都是作品卡在手上卖不掉,挣扎在贫困线连出门喝一杯都不舍得的艺术家朋友,要么是签证问题迟迟解决不下来的刚下船(Fresh Off the Boat)的一筹莫展的年轻人。但所有这些人都自认为身处在文明的中心,这一切看起来更像是幻象了。
再熟悉一点后,章力天直接审判说我对生活怀有敌意,他不止一次对此抗议。
“你知道的,这不公平。”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他刚毕业进华尔街一家证券公司实习,处在飓风中心,亲眼看到许许多多人从美国梦的金字塔尖狠狠摔下。这场风暴给他带来的教育,远超过在常春藤联校里学习的好几年。从业之后的章力天几乎没有遇到过挫折,他对财富没有过分的野心,但是灵巧和小心翼翼使他总是拥有好运气。有时候在日常生活里我还会不经意嗅到他的这种灵巧和小心,在交往了一年多后我依然对此感觉不适应。
我也抗议,辩解我没有,没有对生活怀有敌意——我们约会的第一个周末就一起去了宜家买家居用品,第二个周末就一起去华人超市买了食材。不仅是没有敌意,这简直是带着欢快(无意识地、不情愿地)跟他一起进入生活。这是我第一次在恋爱关系里体验起床就有人准备好早餐:有时候是班尼迪克蛋,更多时候是油泼辣子刀削面。宿醉之后回家不是同样宿醉的另一半也不是冰冷地板空房间而是毛巾和热茶。有时候章力天问我:“我会让你觉得无聊吗?”我们都知道他在问什么,但我什么都答不上来。朋友们都笑我进入生活里去了。
“It’s a trap(这是个陷阱)”,章力天的口头禅。在认识他后我也总这样想他,或者说他给我带来的改变。
跟章力天在一起之前我交往过一个艺术家男朋友,来美国后交往的第一个人,插画家,算是同行,他跟我是一类人,我们对金钱或者现实生活都有种非理性的漫不经心,真正在意的事情在别人看起来又很虚无缥缈。我们一起相处的朋友也大多是这样的人。就算交不起房租也还会倾囊请朋友饮酒。我从前迷恋这样的人,在我看来,他们跟烟花是一种性质的事物,闪亮,浮夸,易碎,徒劳。我很着迷长途跋涉去看烟花这件事情,就跟今天我们去看爆破一样。但生活不会每天都有烟花可以看,世界上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爆破需要实施,事物因其毁灭性产生的魅力是一码事,随后重建和清场的苦不堪言又是另外一码事。所以我跟插画家男朋友最终分了手。对此章力天的评价(他说是修补建议)是“或许你们应该多一起逛菜场超市”,毋庸置疑他清楚自己对此颇有心得。我没告诉他画家男友不仅不会逛菜场超市,而且看起来可以靠食用药物和空气过活。
章力天父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从香港移民过来的知识分子,和他其他移民后裔朋友们不同,除了工作场合,他不喜欢用自己的英文名Leon,反而喜欢用“章力天”,这个听起来颇具东亚男性特色的中文名字(想象中应由样貌清秀形似黎明的年轻男明星饰演)。还跟其他移民后裔不同的是,比起曼哈顿或者布鲁克林的中国城,章力天更喜欢法拉盛,这一点让我讶异,就像对他普通话的流利程度一样诧异。
前者原因不言自明,除了犯馋的中国留学生,和不得已流亡此地的异乡人,大约没有人真正喜欢法拉盛。因为这里丝毫没有白人眼里的东方情调(呈现为以上世纪香港情调为主的街头审美,参见曼哈顿唐人街各种士绅化的高端fusion假中国餐厅和富有个性的小酒馆),也没有混杂的都市奇情邪典气息(参见赛博朋克影片里出现的美术场景和罗曼·波兰斯基的唐人街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犯罪片),反之,这里平庸无奇,是纽约的一块飞地,与中美城市文明都相隔甚远,是当今中国十八线城市的海外微缩投影,可怜兮兮地承载着全城人民的隐晦鄙夷,又含辛茹苦地给他们提供物美价廉的快乐。跟他大部分爱好流连于士绅化曼哈顿下城区的移民同胞和我喜爱布鲁克林地下文化的朋友们都不同,章力天喜欢拉我在皇后区约会散步。这是他的guilty pleasure(负疚行乐)。
我们第一次约会去了皇后区的野口勇美术馆,我很喜欢的雕塑家,章力天此前并不知道他是谁,但他尝试欣赏那些形态迥异的小玩意。然后就去法拉盛。为此我起初认为他很特别——供职于华尔街证券公司的华裔精英,尽管香港人惯有的勤恳和现实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遗传学隔空赋予他的优良种族秉性),但业余生活除了出城行山远足酒庄品酒,竟然是跟约会的女生逛法拉盛,这件事,任谁看起来都有点匪夷所思。
至于后者——可疑的普通话技能,“一定是为了方便泡大陆女生啦。”最开始跟朋友提及他,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如此。章力天对此不置可否。总的说来,相比其他的ABC朋友,章力天跟我不仅直接跳过了中美文化差异的巨大鸿沟,还直接跃过了香港内地经年累月的时代背景差异。对此他的解释是,或许对父母而言,香港是回不去的乡愁,但对他而言,那只是一份无端的想象。这个他三岁以后再没回去过的地方,留在身体里的记忆除了家中客厅里供奉的观音和土地,就只剩讲话偶尔夹带的粤语(而他十八岁以后几乎没再交往过香港女生,已然沦为无效工具)。中国城伊丽莎白街上的德昌食品市场和法拉盛的木兰餐厅才是他的新乡愁。
今天的出行无疑是一次投其所好的约会项目——被误译的名字,文化挪用的活体案例,爆破这种耸动的非日常事件。每一样都非常满足我这颗时刻追求刻奇的心。对于爆破这件事本身,尽管无法理解,章力天隐约知道那是我的人生终极热望,他比我以为的要了解我,对此我时常诧异,随即又对自己的先入为主对他不公平感到内疚不已。
我喜欢突然的不可控的未知力量,就像我充满小型爆炸的失败人生。就像有人罹患性瘾,有人迷恋高纬度岛屿,有人喜欢爆炸。Filippo Minelli,我在车上跟他介绍这位意大利的装置艺术家,非常擅长用化学药剂做五颜六色的烟雾表演。“很漂亮的爆炸。”“是吧?”专注开车的章力天似懂非懂地点头。
“说起来还没看过爆破呢。”他看起来像在调整情绪让自己兴奋起来。
“我之前看过一次。”那次“爆破”在2014年的夏天,黄浦江上蔡国强的“白日焰火”项目,是为他体量巨大的装置九级浪开幕所作。
我还记得那个潮湿闷热的下午,所在的平面设计工作室在南外滩的一个改造厂房,那是我刚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做一些小的广告和装帧设计。老板从前是精英艺术家,品位优良,管理没有跟上品位,甲方也没太拿这品位当回事,所有人整天都疲惫又暴躁,苦不堪言。我那时已经快辞职出国。
事先所有人都不知道有焰火表演,直到沉闷里骤然响起一串嘈杂。“是蔡国强的装置表演。”有同事说。 然后大家都涌向窗边。黄浦江距离公司不近不远,极目眺望依稀可见,印象里午餐时从窗户远望去总是雾气阴霾,当日那座桥依然模糊,盛夏的热气在江面上氤氲作一团,混杂着不明固气混合物(大概是火药),彩色的颗粒在江面上跳舞,我们凭着很低的能见度和想象力围观了一次表演。观众和演出都很用力,像是永远不会结束一样印刻在了那个夏天午后。
这份工作我干了不到两年,在后来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是挣扎着去上班,恨不能立刻离开此地。以至于后来关于那间工作室的记忆,两年的时间被压缩到乏善可陈,只记得工作室的开窗都经过设计,墙体很厚做了改造,像是柯布西耶的朗香教堂(事实上每日上厕所是我唯一能够感受到神性的时光),以及那次模糊难辨的爆破围观,在我后来的记忆里(多少被浪漫化),仿佛成了科塔萨尔《正午的岛屿》的主人公从飞机舷窗里看到了遥远的岛屿,一种近乎神谕的启示,关于不可知和逃离。
“真好,多希望那会儿和你一起在上海啊。”他握着方向盘的手伸一只过来握住我。
章力天在上海短住过一阵子,那段日子他简单概括为“日啖红烧肉小笼包真是开心”,“而且好便宜啊”。我们每次去中国城的鹿鸣春他都感慨。我看到他在Instagram的照片,关于中国之旅,尽管摄影水准平平,但灵感勃发,令我想起那些上世纪八十年代去中国旅行的外国摄影师,用一种近乎少见多怪的热情之眼,总是能够捕捉到很有“中国味道”的场景。富有生机,真实自然,每个人都自在笃定得像是“此时此刻无疑是最好的日子”。令我感到神奇的是,三十年后的章力天竟然能奇迹般地在影像里复原——那种近乎虚假的美好旧日时光气息。
“那当然,我是八○年代男孩嘛。”他自称怀旧,是80s boy。我们一起去古根海姆博物馆看中国当代艺术,我一路冷眼吐槽,不喜欢大部分贩卖意识形态的作品,陈旧又谄媚,但是他很喜欢,尽管对艺术不甚了解。我多么尊重他的宽容(来自外行的),但同时为这种置身事外的同理心感到不可理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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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萌芽》2019年11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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