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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打来电话，他已经在日本滞留了两个星期，这是他第二次来亚洲。在纽约时，我对那个鬼影一样游逛、浑身散发着存在主义气味的他产生了最初的好感。后来我会怀疑，是符号让我们相爱，而不是彼此的真实生活样貌。日本语指代的遥远东方异国是符号，遗失在我们年龄差距之间的那些文化碎片也是。我们都热衷一知半解，雾里看花，因着一些隔阂相爱，但剥开时间和文化的外衣，两人不过都是赤裸的生命，大概我爱的只是这点“原本”。
Forgive me
They were delicious
so sweet and
so cold
原谅我
它们太美味了
那么甘甜又
那么冰冷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最后一通电话了吧，B来电时我这样预感。
你好吗，Q？
听不清他是叫了我的名字，还是叫了宝贝，或者甜心。英文的爱称如此万能（且廉价）。
一切都好吗？他试图做一点短促的铺垫。
不太好，所以你还会来香港吗？我不想寒暄，虽然已经知道他数日前取消了酒店和机票。
这样，你去京都，好吗？宝贝。到时我也会去。他提议。
为什么是京都？
因为京都很棒。而且京都有金阁寺。三岛由纪夫，你知道的，我喜欢他。
金阁寺？好吧。我不知道你喜欢他。
我一头雾水，或许我应当知道他喜欢三岛由纪夫，但电话线把我的体恤稀释得很薄，
横竖想不起来这两者之间的关联：B和三岛由纪夫。
我知道他喜欢村上春树，他唯一收集了很多作品的外国作家（他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爱好者）；我知道他交往过一个日本女朋友，在“脸书”上，他给我展示过女生远在日本的新婚丈夫；我还知道他在曼哈顿的日本街上住了好些年，有段日子我们常常骑车去那里的具有昭和风情的咖啡店吃早餐，咖啡店的日本女侍应甜美可人，我们都很喜欢。
至于“三岛由纪夫”，并没能在我脑海里溅起一丝水花，和眼前这通迟来的电话一样突兀、干燥。我想多问几句三岛但又作罢。我想到大卫·鲍伊说自己最爱的书是《午后曳航》。
远销海外的三岛由纪夫。
B人在直岛，直到打电话的此刻，他已经在日本滞留了两个星期，这是他第二次来亚洲，上次来是一个多月前——因为一次非正式的出差，或是其他什么缘由的探访。临上飞机前，他给我发了信息：要去日本了，马上登机，离你又近了一点：）。毫无意义的问候，跟他以往一贯的问候一样。
此时我已经移居香港一年了，也是我们分别的一年。
第二次来亚洲，B原本的计划是先去“濑户内海艺术祭”——因为他如预料中一样爱上了那个绮丽的国度——然后再来香港。但因为某些原因，他取消了飞往香港的计划，为此我没有责怪他，每个成年人都有自己的考量，这是当初我们之间秘而不宣的契约，也是一直以来我们的友情能够维持的秘密法则。
况且我们分开的日子那么久，纽约与香港又相隔那么远，久远到没有必要去在意直岛与香港是多么近。
有人告诉我就算买了机票飞来香港，他们也不会让我着陆的。B开始漫无边际地鬼扯。
那就别来了。说完我开始沉默。
你常常去街上吗？我分不清他是在叙旧还是发神经。
你常常去街上吧，我总看你发的Instagram。B自问自答，发出了类似哂笑的声音。
所以你现在是Hong Kong Balloon（香港气球）。他突兀地调笑，生硬地把对话拉到从前——从前的日子里，B总是管我叫East Village Balloon（东村气球），因为在他看来，我总是终日在东村的街上晃荡。那时候我们住在纽约东村，整个街区空气中都飘荡着不羁，每个人都像来自1960年代。按照B的说法，此刻的我就像是一团会说话的气状物体，正通过电话线路，从西边那条拥堵温暖的街飘到了当下拥堵狂乱的这一条。
我当然不是“香港气球”。我被逗乐了，但没有心情被逗乐。
香港的街道太拥堵了，我从没在大街上看到过气球，这里的建筑都像没有脚似的，人也像匆匆奔走的蚂蚁，或者说是陆地上游泳的鱼。刚来香港时，我这样告诉B，他无法想象亚洲，我就告诉他，试着混合时代广场和中国城，想象的结晶就是香港。“那不就是时代广场的烧味”，他这样解读——我曾带他去过德昌食品公司，中国城的香港超市，我们在那里买烧味和价格低廉的点心，超市里的广播总播放气势恢弘的意大利歌剧。
上个月他第一次从新宿地铁站的某个口钻出来，站在街头，兴奋地给我打电话：我终于知道你说的“亚洲拥堵”是什么意思了。
你是自己一个人待着吗，还是跟别人一起？B问我，现在他正站在空旷的海边给我打电话。
我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当中谁才是在旅行的那一个，但转瞬我明白了他的问题，如果是发信息，我必然会选择性忽视这个问题。
跟朋友一起，非要说的话。我如实道。
电话无疑是当代酷刑，我感到这是这次联络中正式开口的第一句话。
一颗子弹在B的脑海千回百转穿过密匝的脑回路不期抵达我的耳朵。你当然是。我知道。你跟朋友在一起。
我知道。B喃喃自语一般。
我能够听到他吞进肚子里的更多话语：难怪你都不再考虑回纽约，难怪你不再追问我要不要来香港谋那份教职，难怪你说我来香港最好是住酒店而不是待在你的公寓。
沉吟了几秒，他又接上话头，所以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就知道会是这样。我有点懊恼。他总是能够精准地提炼我话里的关键词，哪怕我再含糊其辞，他也百试不爽。
是重要的朋友。
从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段并未被定义也不排他的关系里，B总是调侃我的“那些男孩”，他们是你的朋友，那我是你的什么呢？
你想是我的什么呢？你是我的香蕉宝贝。
Banana lover。我是你的banana。Wa da shi wa banana。わたしはバナナ。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在朋友位于布鲁克林的画廊开幕派对上面。B拿着酒杯径直向我走过来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是这样打招呼。我笑出了声。你好banana，但我不是日本人。
该死的狩猎者（还是会有肤色偏好的那一种），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B在我眼里的全部模样。
如果不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下城区的大街上遇到他，如果不是当时的他总是正在讲电话，对于B，我的戒备心将会永远多过好奇心。他总是在打电话——给他的朋友——据他所说。什么样的人会在年近四十时还总在傍晚时分的街头无所事事地给远方的朋友打电话呢？我一边不怀好意地投以鄙夷，一边打完招呼准备离去，每每隔几分钟他就会追上来，邀我去酒吧喝一杯鸡尾酒。
这样的偶遇发生过太多次，于是我知道了两件事：一是他很需要讲电话，二是我们住得相距不远。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鬼影一样游逛、浑身散发着存在主义气味的B让我对他产生了最初的好感。我知道当然是。
同B相比，我是那么不喜欢讲电话，除了一些重要的时刻需要在那样喧嚣的大街上讲一些电话。通常是在下班步行回家经过的那两个街区里，我给爸爸打去每周例行的问候，耳朵里人潮汩汩，电话里一切都好，一根烟都抽不完的时间里，我在大风里疾走，然后抓住一点力量与根须。再有就是，伤心欲绝的时候打去向朋友求救，探讨正念冥想的功效，对话寥寥数语，朋友用力交代：帮你看了星盘，最近离水不要太近。正沿着河边走的我破涕为笑，挂掉电话，死而复生。
而B的电话需求千奇百怪，他不时跟远在荷兰的发小讲电话。“那位驻守红灯区的博士后”，B这样介绍发小。“博士后”有完满的家庭，B是他远在故国的分支家庭，需要不时通过电话触手“抚摸”。我问他们这么频繁通话可以讲什么，他答非所问，当然我们有聊到你。他也给同城的艺术家好友们打电话，从ABC到XYZ，挨个扯皮，A to Z们比他年轻许多，正是我的年纪，他们有夜夜笙歌的生活，不需要那么多电话，他只是偶尔参与那些夜夜笙歌（也从这些夜夜笙歌当中打捞起我），但B喜欢每个邀请都如数收到，像是真正的日安问候。他很久未处在亲密关系里面了，所以不需要那种真正义务性的电话，但他与街道产生了某种联结，从布鲁克林走回曼哈顿，从下城西走回下城东，于晚餐时分向每一个人问好。
我笑卡佛的书名就是为他而作：Where I'm calling from（我打电话的地方）。而他当然回复我，Call if you need me（需要我就给我电话）。我喜欢这个温暖的调情。
他没有骗我，需要他的时候我可以打电话，在我们变得亲近之后，这一点他充分应允。作为报答，我也乐于接起他那些无端端的来电，嗨，我打来只是说声问候。这往往是他在工作室待了半天进展不顺的时候。
早些时候，B带我去他在布什维克工作室看他早期的“成功”作品，以及被困在当下，不太成功的，正在进行的其他作品。偏巧他的灵感来源是我在建筑史里有所研究的范畴——那些斑驳如树影的版画肌理，来自他的家乡，一座湿冷的北方工业小城，我喜爱的建筑史学家R曾在那里留驻生活。第一次他与我谈到工业遗址与空间感知，我当即说出了那位史学家的名字，他两眼放光，一拍大腿说，正是R给了他最初的灵感。
以至于后来我有时怀疑，是符号让我们相爱，而不是彼此的真实生活样貌。B无疑是没有生活样貌的人，他的家里甚至没有一只煮饭的炉子。而符号他则有许许多多。R是这样爱符号，日本语指代的遥远东方异国是符号，遗失在我们年龄差距之间的那些文化碎片想必也是吧。B称他有四分之一的法国血统，会说一些法语，为了验明正身，他送了我一本亨利·米勒的《在克里奇的平静日子》法文版。我不得不完好保留这份可以称作符号的礼物。
但他几乎没有看过我喜爱的戈达尔，也不热衷于其他法国“新浪潮”影片。我不止一次试图在家里放一点戈达尔的片子，他都大呼“饶命”来拒绝，待到电影院放映今村昌平的片子，那种古怪的东方色情暴力，他买票比我还积极许多。
B总说，他是我的翻译机，很多时候我说的不是英文，是我想象中的英文，而这种语言只有他能懂。我们对语言一定有截然不同的感知：生气时他控诉我是cold fish，冷水鱼。
我听不懂这情绪化的控诉，只觉得那听起来是一盘难吃的前菜。我曾想他应当永远不会懂为什么用日语说一句“我是香蕉”这样子的傻话会让我觉得心生怜爱，但他无疑又巧妙地感知到了这一点。某天，我问他有没有看过《Brown Rabbit》，我只记得中文译作“棕兔”。那部电影，他大笑说，宝贝，那是《The Brown Bunny》。我们都同意这部片子实在太烂了，却都记得里面某个神奇的镜头。他转天给我说在Spring Street遇到了导演文森特·加洛，我们都很喜欢他的《Buffalo＇66》，拍摄地正是B的家乡。
绕过时间和语言，有很多这样因转译而失误却又精准到达的时刻。我随口说去了最喜欢的Vintage Store，B就猜到是Stella Dallas，那间日本人开在布鲁克林的古着店，多年前他也很喜欢的一个地方。B曾在布鲁克林的派对上遇见我喜欢的导演贾木许。我们吃完日本蛋包饭去附近的公园散步，他指给我看哪边是艾伦·金斯伯格以前住过的公寓。我说想去科尼岛，他马上脱口而出《心灵的科尼岛》里面的诗。我们都同样相信巴勒斯说的“爱是感伤主义和性的混合物”——这么些令我轻声惊叹的际遇，就像每一个自诩“纽约客”的人，B都会难掩自得地有意无意提起——他当然知道纽约令我着迷的那些事物，甚至更可怕的是，那些事物确凿存在的时空其实更属于他而非我，于是他得以蓄意将它们投喂给我。这样的投喂在我离开后还持续了一阵子，再之后，再之后无以为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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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萌芽》2021年2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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