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有一个姥姥和一个外婆。她们一个是妈妈的生母，一个是妈妈的养母。她们依次因病去世，而“我”的妈妈也依次经历了两次死亡。她没有选择和拒绝的权力，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曾是姥姥唯一的小孩。妈妈应当是快乐过的。
作者 李雪婷
去年十月，或是十一月，我甚至记不清了——姥姥去世。我妈突然发来消息：你姥姥没了，我没有娘了。我给她拨电话过去，她不接。她经常不接我的电话，然后过半天回一条信息说“在忙”。这次也是这样，半晌她回微信说，在处理后事，很忙，过几天再打吧。
我问需不需要我回家一趟，她说不用，没有什么你能帮忙的事。于是我没有回去。那段时间，我妈也一直没有跟我联系，等姥姥发完丧，她才肯接我的电话。她语气很平静，说起丧事的繁冗，说起最近的忙碌，说她的店因此关了几天门，耽误了不少生意，明天一定要开张了。我问她，舅舅呢？我妈说，你舅舅哭得很伤心。我问，姥爷呢？我妈说，姥爷也很难过。我问，表弟哭了吗？我妈说，表弟懂事了，嗷嗷哭，他奶奶没白疼他。
大家都很难过，我们好像就替姥姥感到欣慰似的。只是我没有问我妈，她难不难过，悲不悲伤。而且我也无言可安慰。这件事很快过去了，对我的情绪甚至没产生多大影响。我只记得听到消息的那天晚上，我在阳台呆呆站了一会儿，便又继续去做我该做的事了。于是一年之后，我甚至想不起姥姥具体是在哪个月份走的，只记得是秋天。
姥姥最后因为什么病走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我甚至想不起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姓张。然后日子照样过下去。直到今年夏天，我和朋友一起去英国旅行，某日去天空岛，据说那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车子开在苏格兰高地的公路上，草地黄黄绿绿，天下着雨。车程很长，我听歌打发时间，偶然听到一首萧煌奇的闽南语歌《阿嬷的话》，看着歌词，突然哭了出来。我把这首歌循环了许多遍，姥姥的身影仿佛浮现在苏格兰的天地之间，在阴云密布的山巅，在湿冷的雨雾里。哭到不能自制的时候我不禁要想，姥姥的灵魂不会跟着我到英国来了吧？她老人家脚力还蛮不错的哦。
这是我第一次为她哭泣。
这却不是我妈第一次失去母亲。情况说起来有点复杂：我妈有两个母亲，一个生母，一个养母。她祖籍浙江台州，幼时被抱养到山东，原因是家里太穷养不起了。所以我也有两个外祖母，还好外祖母的称呼南北有别，山东叫“姥姥”，浙江叫“外婆”，倒也不至于混淆。后来我查资料得知，自上世纪六○年代末始，鲁浙两省之间曾出现过一场持续近十年的“抱养婴儿潮”。婴儿的输出地，集中在浙江绍兴、台州、金华一带山区，当年非常贫困，又缺少节育措施，许多人家都有无力抚养的小孩。相较而言，婴儿的输入地，山东夏津地区，土地肥沃，大量种植棉花，是当时全国重要的产棉区之一。棉花产业让当地农民摆脱贫穷，却带来了新的噩运：他们开始食用粗炼的棉籽油，那是会导致不孕不育的。
于是，大批无法生育的山东人沿着京沪铁路南下，到浙江领养弃婴。大部分是女婴。上世纪七○年代，夏津周围一个千人的村子里，能有二十多个孩子是从浙江抱养来的。他们大都知道自己的身世。这批孩子长大后，亲缘难断，许多人便又沿着京沪铁路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寻找亲人。新闻里常见这种报道——《寻亲故事情动浙鲁》，我妈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故事因此一点也不稀奇。
小学三年级寒假，我跟随爸妈踏上南下的火车。那会儿刚过完年，我们三个都穿着新衣服，我穿一件玫红色的棉外套，妈妈穿一件豹纹棉袄，爸爸也穿上棕红色的夹克，一家人都很俏皮。那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去外省旅行，爸爸背着一台柯达胶片相机，拍了几大卷相片，那新鲜、高兴的样子，就被永远固定下来。有一张照片，是我和妈妈在海边分吃一支雪糕，风把我们的头发吹乱了；还有一张照片，我和妈妈在竹林里嬉闹，笑得合不拢嘴了，也被爸爸抓拍下来。
然而旅行的实际情况并非照片所记录的那样，游玩、欢乐都是次要的，我们有两件更重要的任务：一为寻亲，二为我妈生意上的事，顺路到诸暨找一个赖账的人讨债。追债，知道那人的姓名、住址，是容易的；寻亲，却只有一点点线索。凭着一张老照片——三十年前她被姥姥抱走时，曾在家乡拍下最后一张照片以作留念，照片背后写着“海门东方红照相馆”几个字，照相馆的某位员工，是那次收养的中间人。这是养母（我姥姥）所能告诉她的全部信息了，除此外，隔山隔树，音书俱绝。
那张老照片，黑白色，两寸见方，姥姥抱着大概只有三四岁的妈妈站在山岗上，背后是成片的梯田，画幅左上方凭空伸出一根树枝，仿佛她们站在树下，但仔细看，那树枝却是由一只手拿着摆拍的，手也不小心被拍进去了。这稚拙的穿帮，使人连带地怀疑起背景田野的真实性来，可阳光又不像假的——很好的阳光，洒照在她们这对新组成的母女脸上，姥姥笑着，妈妈则眉头紧蹙，带着一副不属于她年纪的严肃神情。
拍下这张照片，再回去就是三十年后。妈妈怀着怎样的心情，我不得而知，我后来问她，怎么想到要回去找呢？她也答不上所以然来，只说在心底里一直有这个想法。我问，姥姥知道吗？妈妈说，你姥姥知道了很不高兴，但也没拦着。我问，舅舅呢？妈妈说，你舅舅也很不高兴的，但我把心一横，管不了那么许多了，再不找就来不及了。
一切是否已经太迟，我不知道。寻找还算顺利，虽然东方红照相馆早已关门，我们还是在附近新开的照相馆里打听到了当年那位中间人，他还活着，也还记得那次收养。他又曲折地联系到那家人，妈妈的二哥很快赶过来，接我们回外婆家团聚。
母女相认。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身边如此多的大人，簇拥在一起哭，不是葬礼上冰冷冷的哀戚，而是相拥而泣哭得动情，声音嘶哑。他们是否也觉得时间太迟？我被夹在中间，很难不被感染，也忍不住哭起来了。这种场景，导致我后来每次看《等着我》之类的寻亲节目时都禁不住共情落泪。
在台州那个家，我妈是最小的一个女儿，他们都叫她“小妹”。她的生父，在她被送走后不久就去世，两年后，外婆改嫁，后来又生了几个孩子。我的外婆，她一生生过的孩子没有十个也有七八个，其中有的夭折了，有的远嫁，有的被迫送走。她不会讲普通话，台州话我们一句也听不懂，交流要靠其他人翻译。她对我妈说：“我也很想把你找回来的。”
我妈得以知道她确切的出生日期，还有她的本姓应当是“甘”。“甘”总让我联想到柑橘这种水果，她的哥哥嫂嫂的确都是靠批发柑橘为生的。
在台州的几天，我们吃到许多甜蜜蜜的柑橘。用来招待客人的，是一碗甜腻腻的桂圆红枣茶，煮得又黑又稠，我真没喝过那么甜的东西，又不好意思剩下，只得勉力地喝光了。外婆的家就像那碗红枣茶，老旧的木质小楼昏暗狭窄，仿佛每一寸木板上都腻着一块甜津津的黑迹子，那黏稠的空气。楼里挤满了儿女亲戚，呜哩哇啦说着陌生的语言，他们整夜都在打麻将、赌博。他们蹲在地上吃饭，一碗米饭配一只螃蟹。那些男人，他们身材瘦小，颧骨突出，穿丝袜配皮鞋。女人是肥胖的，终日坐在家里，手上不停做着些绣活儿。这些影像当然没有被拍摄下来。
在那堆愉快的出游照中，有一张特别的照片。这张照片拍得真有水平，我对爸爸说。田野上的黎明，晨雾，远处的村庄，太阳正在升起。整幅画面灰蒙蒙的，唯有日出一线，带来微弱的淡红色的光。那天清晨，在蟹壳青的天色里，我们启程离开。那年妈妈多少岁，我记不得了。但我知道那是妈妈最后一次见到她的生母。相隔这样远，生活这样忙，一年后她再回到台州，便是去参加外婆的葬礼。
她去了总共有十多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时妈妈每天晚上会帮我洗内裤，她去之后就没人给我洗了。我在每天晚上自己清洗内裤的时候强烈地想念妈妈。
姥姥是从那一年开始生病的。妈妈说：“想来还是怪我。我去找回了亲娘，她以为我就不再管她了。从那以后她身体就不好了。”
其实自从外婆走后，我妈和台州的亲戚们便渐渐疏远了。早年间我妈想买房，跟大舅借过一次钱，他不借；后来二舅千里迢迢跑到山东来探亲，也是为借钱，说准备做点生意，我爸说：“哪里有什么生意，他是去打牌、赌钱！”也不借。之后再没什么联系。
姥姥却真实地生了病，慢性哮喘，说话变得有气无力。她从前家里家外操心，忙忙碌碌，现在只好搬一只矮凳子坐在客厅里，倚靠着背后的暖气片，病歪歪的样子，夏天也穿着毛线袜、衬衫和秋裤。我爸爸说，没有多大的病，你姥姥就是作势、作势！
姥姥的家不甚可爱，肮脏、混乱，沙发垫子上散发着老人身上独特的臭味。姥姥做菜很咸，他们家的人说话嗓门都很大。常常在饭桌上，姥爷和舅舅就争吵起来，姥姥只是在旁边默默掉泪。到他们家做客的人很难坐得住，往往我们吃过晚饭，没等天气预报播完就走了。临走之前，我妈会偷偷塞给姥姥一点钱，不让我爸知道。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姥姥家唯一的小孩。她早年无法生育，抱养了我妈之后，不上几年却又添了我舅舅，一下子儿女双全起来。舅舅也许遗传了那难以生育的基因，成家后很多年没有孩子，他们家总为这个事吵架。在舅舅和舅妈的婚姻快维持不下去了的时候，我表弟出生了，于是一家人摒弃前嫌，继续和和美美地生活。
姥姥疼爱表弟，把他惯得不成样子。她常常领着我表弟，一起走去市郊看火车，回家的路上，拾捡野橘子、核桃、碎木柴，春天还能剜些野菜。我表弟多病且胆小，怕猫、狗等一切动物，见了我家的猫，便躲到姥姥身后大叫：“把它给我赶出去！”猫只好被抱走了。我因此讨厌过他一阵，全家只有我会气势汹汹地教训他，姥姥这时候就会护着他：“……只是个孩子呀！”抱歉地朝我笑着。
我想，在舅舅出生后的日子里，姥姥是否也会偏心呢？舅舅是男孩，又是亲生，更偏爱些也理所当然。那么，谁来疼我的妈妈呢？她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
但妈妈说，小时候姥姥对她很好，常买鸡肝来给她吃。小孩子喜欢闻母亲身上的味道，我小时候总要抱着妈妈的衣服才能睡觉，妈妈小时候则十分依恋姥姥的一条白纱巾，因为上面有母亲的气息。
母亲的气息，热烘烘肉体的馨香，温暖踏实，亲亲爱爱。我意识到在很长一段时间，妈妈也是姥姥唯一的小孩。妈妈应当是快乐的。
对儿子再疼些，那是另一类物种，只能疼，只能爱，不能亲的。许多体己话只有对女儿说得。从前去姥姥家，像大年初二回娘家，或者姥姥姥爷的生日，吃过晚饭或者等待晚饭时，姥姥总要拉着妈妈单独到卧室，两个挨着坐在床沿上，低声说上半天的话。有时候我会溜进去，她们不避讳我，但如果舅舅进来，她们就立刻不谈了。所谈的，无非家长里短，亲戚里道，婆媳关系之类。妈妈总对姥姥说，你放宽心呀，该吃该喝，养好身体，不要跟小孩子置气。或者谈起舅舅的不顾家、不懂事，两个人唉声叹气，互相安慰着。女人就是这样子，要操天大的心。
现在记得的，都是这些琐事。我努力回忆最后一次见姥姥的场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她一年很规律地犯两次病，住两回医院，我很少去看她。她住的多是些差劲的医院，又脏又旧，我妈觉得不干净，也不愿意让我去。为数不多的几次探病，大都在姥姥精神头不错的情形下。有一年暑假我跟着妈妈去一家叫“煤矿疗养院”的小医院看姥姥，医院建在山脚，我们去得匆忙，没带什么东西，便先到附近的蛋糕房，买了一斤蜜饯，一斤蜂蜜小蛋糕。病房里都还是上个世纪的陈设，有一台屏幕泛雪花的电视，天花板的吊扇缓慢地转着。姥爷陪床，在我们与姥姥说话的时候，他拿着一支苍蝇拍满屋子走来走去，驱赶蚊虫。妈妈问，夜里蚊子多吗？姥爷说，多，昨天晚上有两只，嗡嗡得我睡不着。妈妈说，那拿个蚊香来熏熏。姥爷说，你妈哪受得了蚊香的味儿哦！
姥姥抱歉地朝我们笑笑，又让我吃点心。我妈说，这是给您买的。姥姥说，哎呦，太甜了，给孩子吃吧。于是我打开包装袋，在姥姥床前吃了两个甜蜜蜜的蜜饯。
我们离开时，天色已沉沉。院子里大片绿蒙蒙的草丛和灌木，蛙声虫声——怪不得晚上那么多蚊子。也没有路灯，黑漆漆的出路，我拉紧妈妈的手，觉得很害怕。
姥姥是在这间医院里走的。
姥姥走后的第一年春节，我回家，我爸在厨房一边切菜，一边做年终总结：这半年来咱们家发生了许多事，都是坏事，先是你姥姥没了，再是你爷爷的病，身边半刻离不了人，我们只能放弃工作，在家照顾你爷爷。但他语气很轻松的，那是一种经历过世事后的轻松，带着那种他惯常的笑嘻嘻的口吻。
他说，没关系的，否极泰来嘛，我们明年会更好。
本文发表于《萌芽》2019年12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萌芽》2021年3月刊
点击购买⬆️
《萌芽》2021年全年刊物
点击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