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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挪威读书的时候，我认识了许多汉语专业的挪威同学，作为一个短暂生活在这里的人，我观察着他们的生活法则，也无法忽视那些交流中的善意与距离。一个非洲朋友曾告诉我，这里的一切都可以用“杨特法则”来解释——“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永远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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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经典 | 杨特法则（上）
……
H可以排进我见过的最勤奋的主播榜单，但他直播间里面的观众通常不超过五个。想到其中还有一个潜水的我，我便有些悲伤。他直播不是为了赚钱，我从没见谁给他刷过礼物。我想，他只是需要对着什么东西说话而已，需要朋友的人总是缺乏朋友，却又守不住朋友。他的寂寞给了我压力，让我害怕约他出来玩。因为跟我在一起，如果他没有喝醉的话，便会处于一种代表着国家形象的拘谨的社交状态，比不上他在直播间里的快乐。他的直播间的标签只有一条，“挪威人/挪威语”——人和人之间的隔膜，有的时候一个词就够了，这让我也不敢和他线上互动。但等我快要离开挪威的时候，又总为自己没有早些主动约他出来而后悔。
在新生周之后，唯一一次跟H一同出门是去参加N的生日聚会。参加聚会的人有九个，五男四女，我只能叫出一半人的名字。聚会地点在一个偏远的保龄球馆，距离我的宿舍足有20公里，这和卑尔根狭长的城市地形也有关系。为了不和大家走散，我与H一同从宿舍出发。在轻轨上，一个长头发的挪威老人忽然来到我们面前，用挪威语对我们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说到一半，他醒悟似的盯着我，用英语问我：“你会说挪威语吗？”
我赶紧抓住机会，举起两个手掌告诉他：“完全不会！”
他放过了我，双手抓着H念叨起来。这一幕非常有趣，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年老的H和一个年轻的H交头接耳。到终点站下车后，H兴冲冲地对我说：“朋友，那个老头疯了，他说他是一个来自未来的人，但却不告诉我未来会发生什么。”
“除此之外呢？我看你跟他说了好多话。”
“另外就是游戏，我们聊了游戏主播发大财的事。厉害的主播一年可赚两百万。”H露出了他喝酒后才会有的神采。
难道H做直播和孤独没一点关系，真是为了赚钱？我心烦意乱。
在保龄球馆里，N把九个人分成三组，我和H、N在同一组。我紧张地对他们说：“我从没打过保龄球，连规则都不知道，真的。”他们两个对我的回答像是二重奏：“我也没有玩过！”“我上次玩还不到十岁呢！”我几乎信以为真。
“要不要第一个掷球？”我才不敢——我根本不会掷球。我不知道保龄球鞋的用处，不知道球有型号之分，不知道拿球的时候应该捧起来还是坠下去。我眼前浮现的是希罗多德描写的，出生即被淘汰的斯巴达婴儿。N挺身而出，挑了一个大小重量适中的绿色球，做了一番浮夸的准备动作后，奋力将球向前扔出去，却甩到了侧边的凹槽里，什么也没砸到。
“不幸的示范！”H在旁边高叫着。
N又扔了一个0分，满脸懊恼地下场，和我一起坐下来，举着啤酒，观看H掷球。H在上场之前意气风发地看了我们一眼，信心从他的眼神中涌现出来。他的准备动作比N优雅不到哪去，果不其然，他的球也偏得离谱，差点飞到另一个球道里。
0分！
H和N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眼前两位年轻的朋友完成了一次同谋。
接着，两个0分获得者凑过来，七嘴八舌地指导我怎么挑选投球，怎么挥动手臂，告诉我清场能获得的额外加分数。只要球型合适，手法得当，保龄球并不难。我成为了第一轮的优胜者，显得很喜悦。
离开保龄球馆的时间并不晚，但天黑得很彻底，空气潮湿而不落雨，温度很低。极夜快要到了。我们一同步行在卑尔根的郊外，穿过公路下面长长的窄桥，去麦当劳吃饭。九个人形成了一条断断续续的长队，道上鲜有路灯，几乎不能看到彼此。这个时候，人的听觉变得敏锐。身边的H和N在用挪威语聊着什么快活的事情，熟悉的声音里，我只能听懂笑声。
突然，我听到了一句英语，是年龄最小，却已经在一个电竞俱乐部担任助理教练工作的安德鲁的声音：“你们这群小子，要说英语！别再说挪威语了，英语！”安德鲁的瞳孔颜色和发色都很深，也许是罗马尼亚人的支脉，也许是亚洲人的后代。
不时有汽车疾驶过我们头顶的公路，远光灯如黑夜中的闪电。
我的前女友——她同时在芬兰交换，出国前，我们买了最大号的挪瑞芬三国地图，标出我们居住的城市。我们策划过一个“北欧梦”：土豆烧牛肉，斯德哥尔摩……我当时还不够明白，从坐上飞往赫尔辛基的长途客机的那刻起，她就已经不属于我了，至少她是这么想的。而“北欧梦”的另一个版本是——一次她参加学校里的剧社活动迟到了，在活动室门外听到一个声音：“今天那个中国女生来了吗？没来？”她正准备进去，又听见这个声音：“那么，今天大家说芬兰语。”
然后她听见了欢呼声。那晚她少有地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和这些秋天里在酒吧认识的挪威朋友们，随着极夜的降临少了联系。就算在游戏的客户端，看到有熟悉的朋友在线，我们也都很有默契地不去主动戳开对方的聊天框。我不禁怀疑，自己的行事风格是不是也沾染了挪威人的特征，或者说，我外热内冷的性格本就有挪威人的风范。
由于住在一个吵闹的十六人大套间，这个漫长昏暗的冬天里，我几乎每天都去园区俱乐部门口的学习室里看书自习或者写日记。这是一个小得可怜的房间，只摆得下一个书柜和两张桌子，坐上四个人便拥挤不堪。与我争夺学习室空间的除了人类以外，还有天窗外的冷风和隔壁俱乐部里快乐的声音。俱乐部的大门上常年贴着一张纸，“请随手关门”，但遵照者很少。那边总是放着聒噪的舞曲，只有举办Silent Disco的时候除外。Silent Disco在挪威的派对文化中格外重要，在这样的活动里，所有蹦迪人员都要头戴一个闪烁着各色光芒的耳机，DJ并不外放音乐，而是把音乐直接传输到这些蓝牙耳机里，让自闭却又渴望狂欢的人群在闷热昏暗的舞池里跟着音乐哼唱、摇摆。我曾经参加过几次这样的活动，但我总是喜欢摘下耳机，坐到高处，观察如丧尸大军般静静地无规则扭动的人群，仿佛欣赏一场当代艺术表演。这些时刻，H在哪儿？舞池里举着酒杯的一只手？我开始找不到他。
回国后，我和一个朋友说起这些，他告诉我，这种派对模式已经传到了上海。
我很惊讶，上海？
在学习室的一个多月里，我从未遇到任何一个“标准”的欧美白人，这里的主顾，包括我在内，毫无例外，全长着极为明显的“外乡人”面孔，眉眼里容纳着中东、北非、南亚或东亚。我和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有点头之交，但也仅限于此。起初的两个星期，我只和几个耳机声音太大的家伙说过话，请求他们稍微把动感十足的音乐音量调小一点。他们都对我毫不客气地回应道：“嘿，你也可以戴上耳机嘛！”这样的态度让我早早就对他们死了心，从没抱过在这里交朋友的想法。
但不久之后，我和这里的一位非洲人成了好朋友。他来自北非的一个小国家，年过三旬，前额微秃，有些发福。他每天都扣着一个大降噪耳机，捧着一本比《挪威语英语词典》还要厚的《挪威商法典》阅读。这本法典有一半的书页被他做满了笔记，还用各色的便条做了书签。有一天，我照例向他点了点头，他环顾四周，看自习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便异常热情地对我打招呼，还伸出了手。这让我很不习惯，我已经很久没有和人握手了。他用口音古怪的英语向我自我介绍过后，问我来自哪里。
“中国，我是个中国人，但你千万不要误会，我不是很好学的那种。我来这里只是因为我的寝室太吵了。”
他点头：“我懂你的感受，我的朋友，我家里的两个小宝贝也是吵得不可开交，他们一个四岁，一个才两岁。”他把手机递给我，屏幕里是他孩子们的照片。我想起自己宿舍楼下便是一座幼儿园，每天，我都能在寝室的窗口看到三三两两的黑人或者中东人小孩子从那里蹦蹦跳跳地跑出来，却几乎看不到一个金发碧眼的孩子。我想起电影《何以为家》的最后一句话：“电影的男主角如今已经去挪威生活。”（苦尽甘来？）挪威正在变成一个移民的国家。
“刚刚成年的大学生有时候可以比小孩子更吵。”我苦笑着回答他。
“没错，没错！”他瞪大眼睛点头。这句附和是他的口头禅。
每次聊天，我们都会在五分钟内结束，点到为止。但和遇上别人不同，只要学习室里没有别人，我们一定会聊上几句。他不止对我这样热情友好，他对每个人都是如此。在这几十个五分钟里，我们对彼此也越来越了解。他的妻子和他来自同一个国家，但与他不同的是，他妻子的家庭在二十年前便移民到了挪威，而他在六年前才通过移民申请。
“刚来挪威的那两年，真是糟糕透了，我那时还没有结婚，我不会说挪威语，我找不到工作。那些挪威人，对我很冷漠。虽然，正如你所见，我也是个挪威人了，但我永远不是挪威人。我不愿吃速冻披萨，昂贵，而且不健康，我们有自己的饮食习惯，但却永远买不齐需要的调料。”
对于买调料这件事我深表赞同，整个卑尔根找不到一瓶香油。
“后来，我用了两年，学会了挪威语。几乎是自学，除了我妻子以外，没有人教我。这下，我终于能找到工作了，但只有最差的工作，大部分是临时工。直到现在，我每天白天都在进行体力劳动，晚上，我抽空在这里学习法律。我的妻子没有工作，我需要更好的工作。”一说到工作，他便换上了另一副表情，和平日里热情的样子判若两人。
有一天，他忽然问我：“朋友，你最近一直在看的究竟是什么书？”
那段日子，我正在复习《挪威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这门课。我的课程作业是“挪威人的身份认同从何而来？”这是一个颇具有民族自豪感的题目。为了得出答案，我不得不每天阅读同名课本，从字里行间感受编书学者们的爱国热情。这本书对于挪威的历史文化都有着很翔实的介绍，但是对挪威当下的社会情况的描述简略得厉害，比如，关于移民和难民问题，它只描述了一个难民家庭的女儿当上了女议员的感人故事。我把书递给他，他扫了一眼，便还给我，对我说：“你在学习挪威的文化，你一定知道杨特法则吧！”
“什么法则？”
“是挪威语的单词，Law of Jante。”他激动得嘴唇发颤，有些慌乱地翻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把杨特法则的内容为我检索出来。杨特法则来源于一本挪威语小说，《A Fugitive Crosses His Tracks》，通常译作《难民迷影》，直译是“一个逃亡者的轨迹”，一共有十条：
不要以为你很特别。
不要以为你比“我们”温厚。
不要以为你比“我们”聪明。
不要想象自己比“我们”好。
不要以为你懂得比“我们”多。
不要以为你比“我们”更重要。
不要以为你很能干。不要取笑“我们”。
不要以为有人很在乎你。
不要以为你能教训“我们”什么。
“你那本书上没有吗？”他语气带着情绪，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没有，我保证，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第一次见他这样失态，惶恐地说。
“哼，挪威人，”他用黑色的手指头重重点着电脑屏幕上的内容，哂笑着对我说，“这就是挪威社会的法则，在这里的每一件事，都能够用杨特法则来解释。我就算答对了每一道题目，但只要我的拼写暴露出我不是挪威人，我能够得到B以上的好成绩吗？不会。为什么？杨特法则。就算你和他们前一天还在聊天，但一天后，他们会主动对你打招呼吗？不会。为什么？杨特法则……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永远是他们……”
我面前的这位朋友还在喋喋不休地举着例子，从他的怨怼里，我慢慢理解了他对遇到的每个人都过分热情友善的缘由。但他的抵抗真的有意义吗？或者说，他所抵抗的事物究竟存不存在呢？我一点把握也没有。一周后，我结束了所有的考试和论文，开始了在欧洲的旅行。在出发前，我专门去找他简短地道了别。他祝我在南欧能够平安，我祝他能够找到一个高薪的工作。
旅行回来后，我开始收拾行李，为回国做准备。看到自己的柜子里还有一大瓶从爱尔兰带回来的威士忌，我又一次想起了H。尽管偶尔会在社交软件上聊上两句，但我们很久没有见过面了。在这种近乎是永别的离别面前，我想，我不应该再有任何顾虑。我立即给H发了消息，分外爽快地对他说：“嗨，朋友，好久不见！”我告诉他，我这里有一大瓶爱尔兰威士忌，可以送给他，顺便在回国之前与他最后见上一面。顿了顿，我把“嗨，朋友，好久不见！”这句话转发给了N，然后是其他的朋友们。
在挪威的最后几天，我终日在寝室里听着音乐，悠闲地打扫卫生、收拾房间和行李。时间太多了，我还看了几集电视剧和一部电影。这是一小段事后方知其可贵的时光。椭圆形浅红色印章还没有出现在我的护照上——没有旅途中小心翼翼的疲惫，没有回国后面对前女友的狼狈。
这段时光里，那些从酒吧活动里认识的挪威朋友们，我谁也没能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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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萌芽》2020年8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 责任编辑 / 杨鹏翔
📐 美术设计 / 龚文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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