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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离开大学校园时，我不得不在不骗人的情况下雕琢自己的简历，这让我想起曾加入过的校园诗社的公众号里那些虚假却不容争辩的头衔。几年间，我在诗社内外的生活中看到了很多事物从萌生到破灭的过程，发觉荒诞其实也是一种正常。
在预备离开大学校园的时候，我不得不为了贩卖掉自己而去制作简历。我曾经在街边看到过很多名副其实的简历，三四个面色黝黑的中老年人坐在自行车道旁，姿势像是年画上的福娃，双手举着一块硬纸板，上面用毛笔写着“十年泥瓦工”。非常有说服力的简历。他们才是真正有用、被需要着的人，但他们依然终日坐在路边同一个地点。当我开始耕耘自己的简历时，却发现二十年的学业生涯并没有“十年泥瓦工”这样的含金量，我不得不把自己可笑的社团经历也一出出添加进去，在不骗人的情况下使简历看起来丰满些。诚实，是当下大学生雕琢简历时难得的品质。我曾经在一个校园剧社混过一段时间，最近听闻剧社里一个已经被除名的演员同学，在简历上写自己是这个社团的社长。跟我说这事的朋友一脸愤怒地评论道：“他这是赤裸裸的造假！”这让我觉得很荒诞——据说现在大公司里负责招聘的HR已经懒得点开邮件的正文了，谁会在乎你在一个边缘小社团里是社长还是演员呢？况且，这位同学没有发挥中文系的专业能力，在简历中杜撰出一个新的社团，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类似的情况在我曾经加入过的校园诗社中更为猖獗，就连社团官方的公众号里也遍布着虚假却不容争辩的头衔，然而这只是一个很表面的结果——当你真的在这样一个社团里摸爬滚打三四年后，你就会将荒诞当作正常，继而把正常当作笑料。这种对离奇做派赋予充分合理性的环境，塑造了我身边一批诗人多愁善感、内外有别的灵魂。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的灵魂和校园光荣榜上的笑容一样千篇一律，甚至彼此交织。它们制定了校园的成功学逻辑：你要么学会融入，要么就接受自己看似高贵的失败。当然，如果你在融入后的某天突然良心发现，开始唾弃自己，你将会受到更深重的精神痛苦，以及乍看起来雷霆万钧，实则充满幽默气息的报复。
说起来，当年我加入诗社实在是无心之举。大一刚入学时的社团招新，我甚至没有在诗社的横幅前作任何停留。那时候我在忙着干什么？看书？玩游戏？追女孩？已经不重要了。大一的我正忙着适应离家远行后的自由，以及这个不大不小的校园。我时常为校园中那些般配的情侣所倾倒，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像爱情电影或者爱情歌曲的MV里的男主角一样，推开一扇极普通的破破烂烂的木门，然后邂逅能够相伴一生的眷侣，接着经历轰轰烈烈的曲折故事，以证明彼此的价值。我当时还不清楚，自己上下求索，却只是在找寻一扇不存在的门。我甚至会在女生寝室的楼下听着音乐徘徊，显得好像是在等着什么人，但我只是在消磨时光，等待天黑。我会嫉妒地看着那些站在楼前、幸福地跟人打电话的女生，并因为她们挂电话时的那句“拜拜，外婆”而感到莫名其妙的喜悦。我也会偷瞄那些在夜晚梧桐树的阴影下拥吻的情侣，想象他们的对话。其中有一对情侣令我印象深刻，两抹包裹在黑色风衣中的高挑细长的人影，悄无声息地潜入温柔的夜色里。他们是中文系的学长学姐，郎才女貌，在整个学院传为佳话。对于年少的我来说，他们的爱情是教科书一般的范本，是幸福的代名词。
我当时也会写些自鸣得意的诗，中规中矩地描写着冬风的寒冷和春风的温暖，然后自以为画龙点睛地加上“孤独”“忧伤”这样的词语。我将这些诗收集起来，投稿给校园内的诗歌比赛，竟然获奖，奖金是稀罕的500元。这个奖如今也被我写到简历里凑数了。得奖之后，除了心仪的女生终于找到了她的初恋以外，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继续浑浑噩噩，享受着“当时只道是寻常”的轻松，并把这种轻松愤世嫉俗地形容成无边际的苦难。我终日心不在焉地上课，在课堂上玩游戏、聊天、写诗，无恶不作。我似乎是在积蓄一种名为天真的力量，当我的天真凝练到一定程度后，便能让我与这座美丽的校园融为一体，一生以它为荣。
半年后的一天，我的同学毽子找到了我，说有一位老师想要见我。毽子曾经是我在中文系的同学，但他在大二时对中文系的教学内容颇有不满，转专业到哲学学院去了。在那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毽子也写诗，我甚至从未和任何人交流过诗。
“老师？”我不喜欢和老师来往。
“是诗社的火哥，你听说过吗？”毽子似乎认为我必须听说过他。
“咱们班的颜姐是不是说起过火哥？我最近看过一个校报的专访，接受采访的就是时任诗社第三十几任社长的颜姐。”我想起了自己看到这篇采访时的嫉妒。校报只会专访校园名流，还会在文末附上这位名流的一张美照。
“对对对，火哥就是诗社的指导老师，是个很厉害的80后诗人，是诗歌界的前辈。”
当晚，毽子把我带到了火哥面前，之后便毕恭毕敬地离开了。我开始在脑中建构小有成就的诗人形象：火哥比那些80后教授看起来要年轻些，坐在书堆里。我扫了一眼，有些意外，是些经济学的书。火哥自我介绍道，他是经济学院的一个教务员，平时忙些公务，但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文学上，尤其是诗。他在电脑里调出一份文档，说：“我们诗社要出版一本年度诗集，里面有去年的一些获奖诗作。我看到了你的诗，写得非常好，只要再加以练习，明年有很大希望获得华明诗歌奖。”
事后我才知道，华明诗歌奖的主办人正是火哥。但当时我只是听火哥的口气，误认为这是诗歌界的诺贝尔奖。听闻黑格尔说，认可是一场战斗。此时我的身体里正是充盈着受到认可的力量。跟着火哥，我来到了校园里一座将拆未拆的破楼里。拐了几个弯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房间，里面有四个家伙正在吆五喝六地斗地主。定睛一看，我认出了其中两位，他们是中文系的那对模范情侣。学长正在牌桌上奋战，学姐则在旁陪伴，红袖添香。我向来不知道校园里有这般隐蔽的棋牌室，便问火哥，这是什么地方？
火哥走到棋牌室深处的一面黑板旁，指着上面错落的粉笔字说：“这就是我们诗社在十年前，从我手里开始复兴的地方。这些字就是我当年写上去的，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被擦掉，因为它记录着诗社筚路蓝缕的复兴历程。这个社团，建立于上世纪80年代，又在90年代开始消沉。到了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听说过它了。但我不甘心！这十年来，这个诗社从当时我们寝室的三个人，已经被建设成全国最一流的高校社团了！”火哥说了类似于成果汇报的很长的一段话，大意便是如此。我的记忆力其实并没有好到能够记下这么多句，但后来诗社每个学期的社员大会上，我都会再听火哥讲一遍，以至于一度倒背如流。
随后，火哥让我和棋牌室里的诸位牌友打招呼，他们都是诗社的前任社长们。我忽然想起了毽子跟我说过的一句话：“诗社里有很多写诗很厉害的大佬，你可以多认识认识！”想必这几位便是传说中的“大佬”。在灯光下，我第一次看清了那对学院模范情侣的容貌。学长自称为阿瓜，拍着我的肩膀说：“写得不错，再磨炼一下语言，很有希望拿华明诗歌奖。”我抓紧机会端详了一下阿瓜高挑漂亮的女朋友，学姐也对着我笑。
那晚，火哥赠我他珍藏的十几本书，有好几本是他自己出版的早已绝版的诗集，可谓是倾囊相送。当毽子撞见我抱着五公斤的诗集气喘吁吁回到寝室时，连连表达出他对我所受到的优待的羡慕，这让我格外幸福。我不忘问毽子：“他们都说我能拿华明诗歌奖，这个奖很难拿吗？”
毽子一本正经地说：“这是诗社最高的奖项，挺难拿的，他们真说你能拿？”
就这样，我作为特招入社的华明诗歌奖的种子选手，开始参加诗社的活动。这个开头像是一个文学题材热血王道动漫的企划，作为主角的我半路进场，理应走上努力外加开挂的成功道路，最终名利双收，获得校报的专访。荒诞的事情此时开始变得有些合理，使华明诗歌奖像是一个隐喻。我坚信每个人都曾向着海市蜃楼前行过，运气差的刚上路就被流沙吞噬，运气好的则能麻醉自己的神志，让灵魂脱离肉体的位置，真正进入到海市蜃楼的美景中。经过火哥十年来筚路蓝缕的耕耘，诗社如今的活动场所比十年前那间破楼里的棋牌室要气派得多。它位于女生寝室楼里，由一个侧门进入。这个活动室与女生寝室集群中间隔着一道门，但因为是玻璃门，所以男同学不能驻足太久。
活动室里摆着几面书架，密密麻麻放着热门的诗集和冷门的刊物，《柯勒律治诗集》的下面是一沓《杨树浦文艺》。其中还有些未能出版的小集子，由牛皮纸包裹着躺在架上。后来，我在姥姥家见过一本类似的，她的邻居，一位九十岁高龄的退休语文教师，印了一本手写诗集，第一首诗的名字叫《享受生活美》。活动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毛笔字，看起来像是用三根开叉的毛笔捆在一起完成的，写的是“诗歌图书馆”，落款是“抽象艺术家×××”。后来火哥邀请这位艺术家来为我们做讲座，他就是诗社在上世纪80年代最初的创始人，自称是一位沪上“抽象诗人”，在圈内小有名气。这个活动室里还落座过北岛、舒婷、食指等著名的当代诗人，为同学们讲述那些筚路蓝缕的故事，再加上“抽象诗人”和火哥，这里活像一个藏在女生寝室楼里的秘密教堂。在荷兰宗教改革后，天主教会遭遇放逐，但总还是有些老派的市民，把神职人员和信仰混为一谈。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城内就有很多类似的秘密教堂，通常位于阁楼或地下室，需要从侧门进入，不能驻足太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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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萌芽》2021年6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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