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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前，我带着学生思维与对工作的病态渴望进入游戏大厂实习，不明白leader问我那句 “有没有想好”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虽勤奋，但比起年度员工的形象还远远不够。离职后，我去中学当语文老师，却更加体会到了生活的矛盾，我们养成的锋芒最后却要用来对付自己，克服天真而学会委曲求全。
在上海，梅雨深处是大学校园的毕业季，四处都是湿漉漉的空气，把温度变成一种黏着物。下雨的时候，雨水浇在少数几辆过于敏感的电动车上，激活了它们的报警器，使得宿舍区仿佛有高亢的乐声四起，很热闹的样子。雨时而停下来，积水一点一点落到阳台的篷子上，发出钟表般有节奏的“嘀嗒”声。在毕业季的声场中，这些声音被宿舍楼门口絮叨的谈话和透明胶封箱子的声音掩盖。身边每个人都在谈论着迫近的未来，确认着彼此即将获得的新身份。道路上遍是穿着学士服、挂着单反相机的同学，拍照时露出阳光自信的表情。大部分镜头前的笑容是没有声音的，却又如此逼真。我喜欢观赏他们拍照，这些刻意摆出的美好仪态，会让我为自己能占有孤独和落魄而产生可悲的优越感。道路两旁的树间，挂着各个院系的红色横幅，上面是各式各样的标语。有些标语非常振奋人心，写的人似乎很笃定，毕业后的诸君都必将“鹰击长空”；也有少数几条标语比较温和，大意是毕业后诸君若真有机会稍微做点实在事，便已经很好。包含着不同心境的各种标语列在一起，很容易产生某种上下文关系，连起来读，恍然一篇成长小说的人物小传。
去年夏天，我来到一家游戏大厂的上海分部实习。实习第一天，公司给我分配的leader把我叫到一间会议室。他没有做任何铺陈，上来就是这么一句“有没有想好”，让人惶惑却又无法回绝。按照我当时的理解，也许他想问的是，对于之后的人生要以进入游戏公司这样的方式开启，有没有想好？事实证明，当时的我实在是很幼稚，完全无法理解面前这个三十岁左右、做游戏策划小十年、有失败的创业经验、计划搬家并养着一只幼猫的男人的意思。我当然没有想好。直到研究生二年级，我都对未来的生活没什么计划和打算。自欺欺人的时候，我会对着朋友脱口而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还会想到《论语》里“君子不器”四个大字。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君子不器，人不应该把自己活成工具人。这些句子来源于我从中学阶段就接受的语文与生涯教育。我对leader说：“很多事情我是不愿意做的，但游戏策划，我还是愿意做的。”我当时的口吻应该是令人震撼的天真，这话也大约能够精选到类似于知乎盐选文章的《“学生思维”一百句》中。
Leader是个实在人，用没得商量的语气对我说：“这是社会，和学校是不一样的。这个行业，你不能只是愿意做，你必须放弃掉自己的生活，全身心扑进来做。几个月的实习之后，你可能会成长，你必须确定自己能坚持下去。”
像任何一个渴望得到工作的学生一样，我立即打包票：“我一定可以的。”
回想起来，这种对工作的病态渴望，来源于疫情期间社会的焦虑与停滞。当时，所有人都被困在家里，除了热衷于打投拉踩青春偶像的群体以外，特别有存在感的，是朋友圈里那些最有上进心的同学。他们每天在网上投递简历、在线面试，然后长篇大论地分享自己并不愉快的心得。有位女性友人把自己的猫起名叫作Offer，每天一边晒着Offer的照片，一边徒劳地期盼着真正的offer能够降临。我能下定决心，制作出我的第一份个人简历，和这只名叫Offer的萌猫绝对脱不开干系。但其实，我已经落后有些“后浪”将近二十年了。我曾经看到过网上疯传的一个知名大学教授的六岁儿子的简历，足足有三十多页，比我炮制的玩意儿要丰富且精致很多倍。地球上有那么多比赛等着为中产家庭的幼崽颁奖，宇宙里有那么多小行星等着被这些优秀的孩子命名——这些东西，最后都从虚荣心，变成简历里无关痛痒的一行行字，并在弱肉强食的招聘法则中，成为所谓“强者”的注解。
实习的时候，因为学校宿舍疫情期间不开放，我在公司附近的一个老旧小区里租房，租金和实习工资差不多持平。和我合租的有两位，一位是在上海打拼了二十年的女士，她不堪创业的焦虑，进入一家装修公司任主管，每天早上八点半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一周工作六天。她有一个儿子，如今在英国读本科，会在晚上十一点和她通半个小时的电话。房间的隔音效果并不好，我总能听到她打电话的声音，乐观且轻松，似乎要透支掉之后23.5个小时的温馨。另一位室友是个河南小伙，大学毕业后辗转于几家互联网公司之间，每天上午十点上班，凌晨一点回来睡觉，直到三个月后退租，我也没见过他几次。他头发稀疏，精神萎靡，却很容易激动——其实我也是这样。每次见到我，他都在向我高声抱怨公司和同事。按照他的说法，公司用新出台的制度吃掉他本应该得到的三万块分红，关系户同事则抢走他本应该拿到的两万块提成，这些破事每个月循环一次，周而复始。那几个月，适逢小区外墙翻新，兢兢业业的农民工师傅们每天凌晨五点半便上工，站在我屋顶边沿的脚手架上敲敲打打，他们满是油漆的裤腿就悬在我窗外。有时候我被迫早上七点跑去公司，躺在会议室的椅子上睡一会儿。对此，公司人见人赞，说我开始融入集体了，像个“奋斗×”。有一天夜晚，我终于按捺不住，询问我的室友们是否被这些装修的声音困扰，但他们都一脸茫然，表示自己因为每天太累而睡得太死，不会被声音所影响。
我渐渐明白，leader的那句“有没有想好”，并不只是在问我什么兴趣爱好或者职业规划。他更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想好去面对成人世界中这份非人的疲惫？你有没有想好戴上比孙悟空那只更紧的金箍？你有没有想好彻底放弃你原本的热爱，用最短的时间爱上公司或者上司要求你去爱的事物？等等等等。这一切不可描述却又不言自明，可以浓缩在一个问句中被省略的部分里。
当时网上很流行一句话“这是什么人间疾苦”，实习之初，晚上十点多从公司下班，淋着小雨走回住处的时候，我会想到这句话。有那么一段时间，仿佛到处都是“人间疾苦”：有刚入职的毕业生在本不该是工作时间的“工作时间”里累得猝死了；又有外卖员在送餐途中出事了，且公司拒绝赔付。大家都感叹，“这是什么人间疾苦”，然后兴致勃勃地责骂着“资本”，仿佛个个“人间清醒”，能够对资本运作的逻辑了如指掌。当然，偶像明星为了赶飞机奔跑了几百米，结果最后飞机延误了，看着偶像白跑一趟，粉丝也会发微博感叹：“我见犹怜！这是什么人间疾苦！”大概和“资本”有点儿近距离接触了，当时的我有一部分大脑已经被改造，于是我想，也许“人间疾苦”压根就是一个伪命题，它也不过是leader没能说出口的关于荒诞的人类文明的那部分东西，这种东西没法逃避，但你需要“想好”。我开始努力让自己显得“想好了”。下班以后，我每天硬挤出两三个小时来完成公司的游戏体验任务，并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看完了leader让我恶补的番剧，写出剧情拆解报告。为了弥补自己所缺失的那部分“流行文化教育”，我主动去刷各种漫展，玩二次元和乙女向游戏。为了保持身体机能的运转，我买了一箱咖啡，隔了一个月，又买了一瓶速效救心丸。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任何朋友问我“你觉得这个社会最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的时候，我不再说出“理性又敏感的人”之类滑稽的答案，而是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用睡觉的人。”
这个答案来源于我对leader暮暮朝朝的观察。由于工作时间太长，每天我能见到的人属实不多，所以这种观察因过于集中而非常高效。我的leader毕业于国内某名牌学府，才华横溢、性格开朗、身体健康；这些特征的另一面是自信万分、心直口快、精力旺盛。他的超能力是，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外，中午可以再打上一个小时篮球，晚上还能起来看两场欧洲杯。他买了全年随心飞的机票，以便在某些工作不太缠身的周末空降考察祖国的大好河山，顺便高效率地花掉一点钱。游戏公司里大部分单身员工根本没空花钱。我认识的一个刚入职不久的程序员，把不菲的收入的很大比例拿来买酒，却又没有时间和能力喝掉。慢慢地，酒就堆满了桌子和屋子，形成了一种五光十色的醉醺醺的生活氛围。
我敬畏我的leader，他也大约认可我的能力，为我规划了一个看起来很完美的职业生涯。只要按照他所说的节奏，不出五年，我就能坐稳核心项目的主文案策划的位置，实现最低等级的财富自由，并获得更明确的社会定位、更高等级的责任和强度。我和leader一起去成都出差，一起在和外包人员开会时指点江山，有那么一阵子，我感到那张置放在未来的馅饼唾手可得。为此，去年初秋，公司决定留用我的时候，我又购置了三年剂量的速效救心丸。
一切也并非看上去这么顺利，在留用考核期间，我开始觉得公司在刁难我。但其实那不是刁难，而是以正式员工而非实习生的标准来要求我。在这样的标准下，我还不够努力，不够主动，因为我竟然认为自己对待工作已经足够努力和主动了。按照公司领导所刻画出来的年度员工的形象，真正的努力和主动是毫无保留，是全身心的奉献，是抛弃家庭的负累，是不计较个人的健康和得失。不过，上一年的年度员工已经离开了我所在的部门，大概因为他的行为辜负了年度员工的身份。听说他会在晚上八点的时候，从公司奔到家附近，让儿子骑在自己的肩头，牵着妻子的手，在家门口的公园里散步。尽管散完步他还会回到公司加班，但这种电影里的温馨场景，是所谓的“奋斗×”和“社会人”不配享有的。然而，作为一个国产游戏公司的文案策划，我的工作就是在游戏中杜撰这种温馨，去催眠无数个疲惫者，让他们与不属于自己，也不属于真实世界的幸福，通过付费产生共情。
起初我觉得这只是一种特殊的企业文化，但在离职后，我又面试过其他的公司，其中不乏刻板印象里能够让人养尊处优的国企办公室。面试官问我，你之前所在的公司是绝大部分应届生都想进入的地方，薪资也是这里的两三倍，你为什么要离开那里？我当时觉得答案是很明确的，我说，是因为那里的企业文化，要求员工牺牲个人生活，信奉的是“无功就是过”的狼性原则，我觉得这里可能会好一点。国企的面试官笑着对我说：“现在国企的情况已经和十年前不太一样了，我们这里信奉的是铁军文化，不仅仅无功就是过，小功也是过。作为国企办公室的人员，就算是周末，就算你正在崇明岛骑自行车，领导一个电话过来，你都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出现在他想让你出现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公司的口号，也是我们的要求：令行禁止，使命必达。”
尽管如此，我仍能感受到眼前这位面试官的不平。也许那个曾经在崇明岛骑自行车的人就是他自己，也许他入职的时候，一切还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情况究竟是从哪一年开始变化的，只觉得我身边的世界越来越陌生。后来，失业的我在工作日的白天去逛艺术展，穿过南京东路，仍然能看到川流不息的年轻人群——没有工作、正在消费的人群。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们供养着上海，却以为上海在供养自己。就像《动物世界》里的那句经典台词：“真正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姿态出场。”财富的泡影、艺术的乌有乡、时尚的幻觉，让这些年轻人晕头转向，自愿成为城市的营养来源。他们的钱财和青春大都被上海的楼宇分食殆尽，绝不回流，毕竟上海还在发育阶段，必须像食蚁兽一样大快朵颐。这座城市的外来者中，有大批人早出晚归，协力形成长达四个小时的早晚高峰；另一批人，多数时间卧床不起，下午或晚上出门走走，在不蹦迪喝酒的深夜里倍感抑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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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萌芽》2021年12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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