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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我从事着一份父母满意但自己十分讨厌的工作，自己独立生活。我学会了夜间行走和做饭，有时感到自己可以重新掌握自由，更多时候却在思考生存和金钱。或许以模仿的姿态来生活，勉强维持别人口舌中的人形，能使我躲避更多痛苦的围剿。但我确实有着时时刻刻想要流泪的怨怼，即使衣衫褴褛也要从一种既定的生活中出走，走向真正的自由。
天气还很热的时候，我一个人住到新家去了。房间在老公房的四楼，就在我工作的地方对面，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楼里几乎都是老人，左右邻居我都不认识，二楼装修，把灰尘全部扫在楼道里，墙面洁白，几年内刚翻新过。有的厨房的排气扇装在走廊里，我从油烟味中穿身而过，油爆虾的气息吸附在我身上，有一种风尘仆仆路过别人生活的况味。楼道角落处的黑斑向上攀沿，我想，这有点像老人斑啊，但我没有说，因为父亲作为我唯一的帮手，正带着我的行李走在前面。
我的新家门口有一个小吊灯，我拎着东西，等待父亲从他牛仔裤口袋里摸钥匙的时间里，我腾出一只手拉吊灯开关玩，我觉得很有趣，像小时候拉学校厕所的冲水绳，甚至会无声地笑出来。父亲发怒，又怕被隔壁的人知道我是独自住在这间房子里，只能低声骂我，用一些不太动听的词。他的语气里保留着一种传统男性的严格与自尊，但即便如此，与我漫长的沉寂的时光相比，我心里还是觉得轻快。父亲不愿意找搬家公司，的确，从市中心的某一处，搬到十五公里以外的另一处，不需要兴师动众，或许在他眼里我始终只是在外短暂借住一段时间，并没有诀别的意思。正如他五十五年来的行为作风，想要拥有控制一切的绝对霸权，这让我和他之间的隐形战争没有任何外人可以插手。
我执意带上他认为无关痛痒的东西，将我从宿舍里运回来的所有物品原封不动地搬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好像在复刻一个模型。一条我在寝室里用过的毛毯、剩下半瓶的二十块就能买到的洗发水、冰箱贴，还有一株被他们叫作洋葱头的风信子，在购买的时候我特地询问花色，对方说球茎颜色深，是蓝花，等天寒就会盛开，我心里很高兴。房子很小，我们前后挤在一起的时候，塑料编织袋里的锅碗瓢盆撞得“叮当”响，这仿佛是一种警铃，把我从一种和谐的幻觉中唤醒，父亲过去读过中文系，知道“独在异乡为异客”，却不会知道独在同乡为何由。
我毕业这一年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很难说不是受命运之手颠倒操控。三年前我走进“文学”，三年后又背上包裹离开，像是一个被赶走的人。我想起毕业那一天我没有托运，用一辆蓝色的推车，载走我在这里的所有东西，甚至弄丢了一把钥匙。阳台的门也没有锁，海报、除湿的药丸、干涸的甲油、廉价的香薰、我落在角落里的头发，都像一种动物被强迫离开家时留下的抓痕。我毕业前一个月发生了一点意外，导致原本的工作落空，于是我在多家出版社之间辗转，最后选择离开出版业，做一份父母满意其实自己十分讨厌的工作。那时候我时常想起这个比喻，比喻的力量在我身上是很沉重的，我在反复的陈述中发现那所将蜷缩的我收留的学校，原来被我定义为一个“家”。
那份工作入职前需要我体检，项目非常严格详细，甚至包括心理与人格测试，就像在衡量我作为一个人，我的机能与零件究竟有没有问题。我没按要求在晚上八点后禁食与早睡，夜里还是偷偷吃点心，早上大摇大摆地就跑过去，结果两次都显示我的心脏健康存疑，叫我去复查心电图。遗憾的是我的心脏哪怕在黑白状态下看上去也毫无异常的地方，我去付钱的时候，工作人员很不耐烦，只催促我快点交上这检查所需的三百块。父母得知我通过了这份工作的考试后几乎如释重负，认为我终于迷途知返，步入了一条成家立业的安稳轨道，若非如此，他们的女儿可能会变成一个“无业游民”。体检不合格似乎变成了我唯一能摆脱这份期望的理由，我无数次寄希望于自己落选，到头来还是不得不低头去谋生。我记得我走出医院，时间已经是中午，而我长期失眠，白天又抽了很多血，感觉很疲惫，就坐在四号线地铁口的台阶上，从包里掏出面包来吃。当时人心惶惶，好像人做什么都不奇怪，八月的马路上挤满了毕业后或失恋或失业的学生。那时我觉得世界非常公正却又残酷，讽刺的是我作为一个被文学产业淘汰的残次品，却在父母眼中成了符合他们标准的女儿，他们认为那些他们没能力剔掉的反骨，现实给我剔掉了。
我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输得很惨，所以我将接受这份工作作为交换，换得一种“离开”。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从出生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这个地方的地缘束缚比其他任何城市都强烈，父母一辈子没换过工作，没换过住处，他们已经到了为上一辈买墓地的年纪，为我的人生写好的剧本，无非也就是在离他们不远处念书，并继承一个人类该有的，所谓延续一个家庭的职责。所以我提出要独自生活的时候，父母第一时间怀疑我是不是受了什么蛊惑。我是个懦弱的人，同时也恐惧安定，所幻想的一切，就是从这一块别人都觉得安稳的地方逃走，很难真正承担某种责任，同时又无法接受别人狂风暴雨般的情绪、道德的谴责，甚至是痛苦的要挟，所以我能做的最大的为双方考虑的好事，就是离他们远一点，又不至于太远，不至于反目成仇、兵戎相见。谈判破裂之后我选好了日子搬出去，只是父亲还是来送我，我想说我并不是绝情的人啊，见到一样东西破碎又被收拾干净，像充满裂纹的瓷器摆在那里，心里也会有很多难过。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我故意打扮得沉闷，穿看起来有些清凉的衣服，戴银色的耳饰，希望这个新环境里的同事不要靠近我。偷偷跑出去抽烟，迟到或早退，只为了能让自己的妥协显得没那么低贱，以此使自己好过一点。我故意选择离家很远的办公地点，想在两点一线奔波的时候喘一口气。直到有一天我照例下班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回家，靠在车窗上侧头就陷入昏睡，醒过来的时候太阳照在我的额头上，我想起我梦见在一座巨大的高架下，铁轨改造的马路上是斑马线，我就这样径直走过去，在周围车流呼啸的安全岛上买了一个竹签菠萝吃。那种自由不是假的。公交车上的移动电视里在放我高中老师拍摄的灭火视频，我拍下来发给他和我的其他同学们看，聊到最后，大家又绕回生活失意、梦想破灭之类的话题，我的朋友几乎是哭着说，到底是谁在幸福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如愿。
父亲有将任何场所变为他的领地的能力。客厅要摆满酒精和纸巾，窗帘要全部拉上他才有安全感，他认为厄运与灾祸一定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所以拿走了我所有大功率的电器，火锅炉、大型吹风机、取暖器。刚搬进去的时候，房东甚至没有告诉我连空调都没有，后来我不得不在零下的气温中瘫痪在坚硬冰冷的被子里。我和父亲曾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恶语相向，也在彼此决裂那天大打出手，后来我们都带着身上被对方抓破的伤痕，安静地坐在这个新家的一张桌子前，各自占领了圆桌的一半，像来自两个国家的大使一样面无表情地谈判。他有严重的洁癖，嘱咐我只要打开食物的外包装袋就要洗手，擅作主张打乱我的布局，仿佛这里依然是他居高临下来巡查的地方。谈判总以“首脑”的扭头不理告终。随后他会跟随我走到房间里，看我一个人打理一切，看我因鼻炎在扬起的尘埃中不断打喷嚏。父亲在来的车上向司机吹嘘自己非常熟悉附近的路，又向我宣称，你不论溜去哪里，都在我所熟悉的领域。他对我说他过去也独自住在东体的西边，那时候天气很热，他穿背心出门，每天骑车都会经过我现在住的地方。后来我每次路过附近，都会觉得像透过漫长的时空被一双眼睛凝视。他在我生活里宣示主权的方式非常简陋，他的文字与语言变成了一种类似于图腾的印记，印在我途经的所有墙体。在我过上独居生活的这近五个月里，他频频来看我，走的时候都要带来他在我们过去居住的公寓里的习惯，将门关上再打开，打开再合上，如此重复多次。那种反复，是他每次真正离开的提示，这个家唯一的不和谐音，就像他做的菜里放的一整块姜，以一种强硬的存在哽在那里。
来这里住之后我学会了两件事，夜间行走和做饭，但用“学会”并不恰当，这有点像某种骨子里的本能，无师自通只是一种返祖现象。我住的地方离某高校很近，很多个傍晚，我会随机选择一条马路独自往前走，反正都能走到有高架的地方。我不会骑车，至今也没能学会，所以在我走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的头顶往往从黄昏变换为黑夜。我上班的地方门口会停一排自行车，像挤在一起的塑料玩具，我背对着它们走出车流。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我需要保持一些正面的面貌，所以没法在众目睽睽之下抽烟。我住的地方附近老房子很多，没有方向感的时候我遵循靠右走的原则，有时候甚至会走到别人的小区里去，有人饭后蹲在路边刷牙，理发店的紫色花灯在路口旋转，像万花筒。我以前出门总要化妆，好像不维持一个让我自己认为稍显美丽的姿态，就会无比难堪，如今我脸上不再粉饰任何东西，这让我觉得很真诚，什么美或丑的，天都黑了，世界也要休息，不会时时刻刻评判我，起码在风中行走，我是独自诚实地在敞开我的内心。走到邯郸路前的那条马路上，没有路灯，两边有很多苍蝇小馆，有的要躬身才能进入。我有意避开一家红色招牌黄色字体的鸡脚筋串串香，我怕普鲁斯特效应，怕气味勾起的记忆，怕想起已经分手的Y和他的出生地四川。我们在毕业当天分手，此后我再没进过川菜馆，即便路过，也没有一次进去。
有一次散步，我在邯郸路高校的门口买了烤红薯，拎在手里摇摇晃晃，好像是在刻意保留念大学时的习惯。在快到车站的地方，有一个人来和我搭话，对方自报家门，称自己是新加坡留学回来的博士，正在对当下的年轻人做随机访谈。我起初不愿回答，后来她跟着我就像老鹰跟着猎物，她问，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想过吗？这样的问题让我很难回答，好像是一句俯视我人生的反讽。我说，想过。她问，那你觉得你人生的意义实现了吗？我说，没有。她说，你还在上学吗？我说，我已经工作了，从来也不是这里的学生。她说，那你为你的人生，做过什么努力吗？我说，如果你要采访，你往前走就能遇到真正的名校学子。她回答，普通人也可以回答呀。这句话里隐藏的成见太多，我甚至当着她的面笑了起来。后来我向朋友谈及这个事情，他安慰我，可能是由于我展示出了还像身处迷茫中的独特气质，他就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因为他在校门口常年将秋衣下衬露出来。
我很难想象真的认真地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回答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这就像让我讪笑着去接绣球一样尴尬。但我的确在那短短的推脱的几秒钟内，重新思考了这一场我根本毫无胜算的博弈。二〇一八年的时候我还在海湾边的另一所大学解剖老鼠，在那所只能吹到海风、荒凉而寂静的大学里，我只有一两个陪伴我的朋友，不断逃学、生病，不屑于向任何人哪怕是最亲近的人请教，只因那是有关科学的、计算的，只能以数据回答的问题。那一年我接触了很多东西，到邯郸路高校听过现代汉语课，现在也有缘住在附近。后来我来到中文系，三年里还写了一点小说，让某些东西从我心里流出来，没有章法，充满了一种不太像女孩但却又的的确确是少女的心绪。写作让我交了很多朋友，有很多次我都会买了火车票跑到杭州去和他们见面，也曾和第一次见面的人偷偷跑到“川美”门口去，那时候没有任何拘束，我们在红土地站里来回跑，就为了能搭乘据说是全中国最长的电梯。有的朋友能常常约出来喝酒，他们不会在意我在喝酒方面也只是一个门外汉。我听到朋友自然地说出自己对于文学的态度一以贯之，有时我会开始给自己的失败归因，如果再早几年，哪怕仅仅是在大学多念几本书，我在朋友面前，是不是就不会露怯。我进入文学的途径的确和许多人相反，并非由读到写，而是因写才开始读，始终够不到文学研究的那一步。我没有厚重的学术基础作为靠山，所以我恐惧他人能脱口而出的语言学术语、听上去难辨是否穿凿附会的西方文艺理论，这些使我时时刻刻有着羞耻心，好像在文学上我也是一个没有根源派系的异乡人。
在这里我越来越迷恋夜晚。天气逐渐变冷，天黑了我不愿回家，有两次我素面朝天到大学路去闲逛，我的头发长到可以盘起来，工作让我的走路姿势也发生了一点变化，我和别人擦肩而过，觉得自己有一种青春不再的感觉。我去试穿衣服，没有人再问我是不是学生，开头的问候语变成了“您下班了来的吗”。我有时对着商店外面的玻璃照镜子，里面的人陌生，不修边幅，但又伴随了一种早该消亡的忧郁，完全没有我过去生动的形态，让我想起之前看的一本书，叫《时间的仆人》。我在时间面前，就是这样一种卑贱的姿态。我只有在夜间散步的时候，才感到自己又可以重新掌握自由，不必思考生存、金钱，就像打火机一样，可以把一种温暖摇曳的东西随意开关。大学路上的一家小店前有两个小熊，店门口竖了一块招牌，上面写“我在大学路等你”，十分浪漫，让人觉得好像不管是谁，都值得被等待。很多大学生在旁边拍照，和熊握手，他们两两相依，为一种只在此刻作数的爱情寻欢作乐。我已经习惯双手抱臂站立，看起来有一种不好亲近的傲慢，事实上我很羡慕，因为那些在我身上不再回来。
这夜间行走的游戏我和有过几面之缘的人一起尝试过，但聊天的内容都很匮乏，攀谈起来也是相似的口吻，无非是说想念过去离开的恋人，自己的工作很不如意，人生没有方向云云，甚至没有任何形而上的东西作为伪饰，仅仅是同样以交换秘密的形式来刺探对方的感情，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大学路我也和F走过几次。F和我在工作场合认识，在很多个夜晚我们会和其他人一起跑到五角场来，他比我小很多，但说话没有距离感，内核稳定且乐观，觉得所谓三年的阅历不是什么很大的差距，但我心里知道，我和我认为心无城府的人待在一起，或许是怀有某一种为他人所不齿的、类似于躲在火堆边取暖的私心。我们在那条路上走过火锅店和烧烤店，我会在卖臭豆腐和衢州鸭头的地方停下来，只是看一看却什么也不买，在那些瞬间我又常常想起Y。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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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萌芽》2023年4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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