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唐代，女子虽然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却拥有掌握才识的可能。本文关注了在唐代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文人群体，力证女子也能全面发展并向世界展现自己的才华。“才思非妇人之事”的说法，已然发生了改变……
作者 徐俪成
在古代中国，女性常被看作男性的附庸，所谓“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的要求，将女性的德行缩小在“德容言功”几个方面，不但贬低了女性的地位，也将女性束缚在家庭中，限制了她们全面发展并向世界展现自己才华的空间。因此，能被记载在历史中的人大多是男子，很少有女性。
《左传》中说到士人的“三不朽”，其中有“立德”“立功”“立言”，人们如果能做到这三点，即使生命有限，声名也可一直流播，永垂后世。在“三不朽”之中，以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分配，她们很难“立功不朽”。女性想要留名后世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迎合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努力做孝女、贞妇、贤母，争取博得朝廷的旌表，但这种“德”只是“女德”，与男性之“德”类型不同，地位也更低；另一条路是“立言不朽”，写出真正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凭自己的才情本领将名声传诸后世，只有在这一个方面，女性才能与男性站在同一个平台上互相竞争。
因此，我们耳熟能详的古代女性，除了身份高贵的后妃公主之外，最多的就是才华横溢的诗人词客。在女性文人之中，后世名声最响、社会地位最高的，还要属唐代的女性。根据陈尚君先生《唐女诗人甄辨》考证，唐代女性中，有作品流传至今的就有一百四十多位，这个数量大大超出了前代。而流传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作，比如李冶的“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鱼玄机的“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虽然语言浅显，但言说的都是人人心中能感受到却难以说出来的道理。
唐代为什么能出现如此多有才华的女性？这既是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使然，也与女性们自己的努力分不开。
儒家经典中女性行为的要求，集中体现在《礼记·内则》中，书中列述了女性孝敬父母、谨事舅姑、抚养子女等责任义务，慎而寡言、宽裕慈惠等行为准则，也规定了女性应该学习和掌握的各项技能，这些技能包括居家事务、祭祀礼仪、纺织缝补等，但并不包括识文断字，更不要说文章写作了。究其原因，在儒家对社会秩序的设计中，女性的一切功能都在家庭内部，而写作作为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其最终目的是与外界联系，向外界传播自己的情志，这违反了女性“主内”的活动空间规制。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虽然传统女性的社会功能中很少有与外界接触的方面，但是这并不代表女性不应该接受文化教育。其中的原因有两点。
首先，儒家对于女性的要求，常常需要通过文字的方式传达给女性，例如前面说到的《礼记·内则》，要让女性充分理解和接受其中的内容，光靠别人转述不但说服力不够，而且也会有所曲解。与之相比，通过教育让女性自行阅读经典，增强修养，显然有效得多。唐代李恕《诫子拾遗》中说，女子应该“微涉青编，颇窥缃素，粗识古今之成败，测览古女之得失”，其中“微涉青编，颇窥缃素”指的就是阅读各类书籍。通过阅读，女性自然可以在儒家经典之中学习行为方法，从历史人物身上总结处世准则。因此李恕在述及女童教育时说“女子七岁，教以《女仪》，读《孝经》《论语》”，这与一般男童文化教育的起始年龄是相近的。
另一方面，女性虽然少与外界接触，但却需要与家人交流，当家人不在身边，无法面对面交谈的时候，只能通过书信远程沟通。而无论阅读书信还是撰写书信，都需要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唐代有一类实用书籍叫作“书仪”，其主要作用是指导人们如何撰写书信。敦煌S.1725号文书中有一种专门为女性撰写的唐代书仪，作者在陈述编纂目的时说：“妇人亲迎入室，即是于夫党相识，若有吉凶觐问，曰即作书也。”女子出嫁之后，亲人既包括自己的血亲，也包括丈夫方面的姻亲，而这些人是不可能都居住于一地的。女子出嫁之后，如果亲人有婚丧之类的大事，自己无法赶到身边，就应该通过书信表达祝福或慰问，才算符合礼仪。
除此之外，女性结婚之后，如果因为战乱或者丈夫仕宦而与之分处两地，那么书信就是唯一的交流手段。比如宝应元年（762年），杜甫因为战乱与成都的妻儿失散，独自避地梓州，只能通过书信将自己的情况告诉家人，而他的妻子亲笔回信表示理解，因此杜甫在五律《客夜》中欣慰地说“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试想，如果杜甫的妻子不通文墨，那么此时连互通信息都只能找人代笔，又如何真切地体会杜甫的心情，并亲自送去安慰呢？有的女性才华更佳，甚至能以诗歌的方式表达思念。据《杼情集》载，唐武宗时有位叫作张暌的将士在边关戍守十余年，他的妻子侯氏为丈夫写了一首回文诗，绣成龟壳的形状寄给丈夫，同时也送了一份给唐武宗，诗中特地写下“绣作龟形献天子，愿教征客早还乡”的句子，劝说皇帝将张暌召回。唐武宗看了以后很感动，不但立刻命张暌还乡，而且还赐给侯氏三百匹绢以为奖励。侯氏凭借自己的才华表达了自己的思念，也帮助了自己的丈夫，女性才学对家庭的重要性在此可见一斑。
称量天下文士：城楼上的上官婉儿
唐代初期，政治制度和宫廷风气主要延续自北朝。北朝和南朝相比，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有很大的差别。南北朝时著名学者颜之推生于南朝，中年以后因战乱流落北齐，对南北朝的风气都很了解。经过他的观察，南朝的女子基本活动范围就在家中，没有太多交游；而北朝的妇女却大不相同，她们不但一手操持家中事务，还要“争讼曲直，造请逢迎”“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抛头露面承担许多社交任务，因此北朝妇女地位也很高，“绮罗金翠，不可废阙……倡和之礼，或尔汝之”，丈夫要经常为妻子购买奢侈品，夫妻平时直接以尔汝相称，绝不会出现“夫君”之类等级色彩分明的称呼。
唐朝宫廷承袭了北朝习俗，女性的地位也很高，她们不但在后宫中活动，也可以参与外朝政策的讨论。唐代女性中出现了武后、韦后、太平公主这样优秀的政治家，都与这样的宫廷文化有关。随着女性活动范围的扩大，她们的教育得到了更充分的重视，唐代后宫之中特别设立了一个叫作“内文学馆”的机构，聘请精通儒学的学士，教授宫女读书写字和各类知识。武后执政之后，将“内文学馆”改名“习艺馆”，去除了“男外女内”的固化性别称呼。“习艺馆”中配备了十八名博士作为教师，分别教授经史子集、吟咏写作、楷书篆书、道教经典、律令知识乃至算术下棋等各项技能。唐代皇帝普遍爱好文艺，宫廷女性们学习这些技能，一方面是提高文化修养，另一方面也可以陪同皇帝参与各种雅事。比如逢年过节，皇帝经常牵头发动宫中成员集体吟诗唱和，这时候宫廷女性们在习艺馆中学习的吟咏写作就派上用处了。
接受了如此系统的培养，唐代后宫中成长的公主、妃嫔和女官们，不少都拥有相当的文学才华。唐太宗时的长孙皇后、高宗时的武后、中宗时的韦后以及太平公主为首的各代公主们都有诗文作品传世，其佼佼者，甚至能使当时的文坛领袖都甘拜下风。比如高宗朝的著名女官上官婉儿，常常陪同高宗和武后出席宫廷文士们的集体赋诗活动，当皇帝和公主们才思枯竭时，总让上官婉儿负责捉刀代笔，不但常常同时写作好几首，而且“辞甚绮丽，时人咸讽诵之”。当时文士中以沈佺期和宋之问最为有名，两人水平不相上下，难分轩轾。一次朝廷举办诗歌大赛，命群臣竭尽所能献上优美诗篇，最终将从其中挑选出一首最优秀的作品谱写成宫廷乐曲。当时应征上交的作品有一百多篇，而评委只有上官婉儿一人。上官婉儿独自在高耸的城楼上飞快阅读文人们的作品，并不断将落选的抛下楼去，一时间纸片如雪飞落。底下的大诗人们只能怀着忐忑的心情，逐个捡起地上的纸张，辨认是否为自己所作。很快，上官婉儿手上的诗篇就只剩下沈佺期和宋之问的两首。又过了许久，沈佺期的诗篇飞坠而下，上有评语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才。’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陡健豪举。”沈佺期看了心服口服，“不敢复争”。而上官婉儿坐在城楼上，居高临下快意品评天下才士的画面，也为唐代宫廷才女们留下了最为光辉的形象。
无功利的阅读：女学士与女博士
习艺馆等女性教育机构的设立，使生长在宫中的女性从小受到优质的文学熏陶。而在普通士大夫家庭里，女孩的教育也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李华曾写家书给自己的两个外孙女，告诫她们“妇女亦要读书解文字，知古今情状”，通过读书了解古今人物得失，唯有如此，在侍奉父母舅姑时才能做到不犯错误。因此，在他得知自己的两个外孙女已经“诵得数十篇诗赋”时，感到非常安慰，连先前旅途中得的病也好转了几分。
唐代科举以考试诗文写作为主，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早日通过科举做官，士族中的男孩通常在七八岁之前就要开始学习经书和文学。女性没有这么迫切的压力，并不提倡早教，但也有父母很早就开始督促女儿读书的。比如唐太宗的妃子徐惠，出身于官宦人家，四岁就能通解《论语》和《诗经》，八岁就能写作诗文。徐惠的父亲曾命她模拟楚辞写一首骚体诗，她一出手就是一句：“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不但体式合规，文藻优美，而且还以幽谷中的香木自比，表达了希望获得知音欣赏的心愿。后来徐惠的这首作品传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耳中，李世民即刻将她召入宫中为妃，她到了宫里之后依然“辞致赡蔚，文无淹思”，很得太宗赏识，她的父亲徐孝德也因为女儿的缘故升了官。
到了中唐，又有一位叫作宋庭芬的士人，生了五个孩子，全部都是女儿。他并没有为家业无人继承而沮丧，反而尽心尽力教导五个女儿学习经艺诗赋，结果她们还未到及笄之年就都学会了写作诗文。这五位文学少女的名声很快传到了唐德宗的耳中，德宗将她们全部召入宫中，陪伴自己和学士们吟诗唱和。后来五姐妹中的宋若莘、宋若昭、宋若宪因为文才卓异先后受到任命，执掌后宫的文字工作，皇帝也不将她们看作妃子，见了面都要尊称一声“学士先生”。
生长在士大夫家庭的女子，平时耳濡目染，都是经史诗赋，再加上家中拥有足量的藏书，即使父母不重视文学教育，也有不少自学的机会。陕西省长安县出土的一尊《唐秘书省秘书郎李君夫人宇文氏墓志铭》中记载了一位宇文氏，她母亲早逝，父亲常外出做官，平时由族人抚养，并没有太好的学习条件，但她出于对书本的热爱，常常“独掩身研书，偷玩经籍，潜学密识，人不能探”，避开族人偷偷自学经史文籍，等到族人发现时，她已经“工五言七言诗，词皆雅正”，成为一名堂堂的诗人了。她的父亲回来后看见女儿如此好学，非常开心，常常对人夸奖宇文氏，说她至少应该许配给一位进士，才不辱没了这份才华。
虽然女子依靠文学为家族带来直接利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身为知识分子的父亲，看见女儿与自己同样爱好文史，心中总是欣慰的。洛阳出土的一尊《唐北平田君故夫人陇西李氏墓志铭》中记载了一位叫作李鹄的女子，她对读书的爱好，已经到达了痴迷的状态，“虽眠食亦间以讽诵”，就算吃饭睡觉也是书不离手。李鹄的族兄弟们都觉得不理解，一方面担心她过度劳累，一方面嘲笑她要做“女博士”，但李鹄的父母却并不以为意，反而“日益怜异”，任由她纵情阅读。最终，李鹄在古人的著作中寻找到了立身之道，“造次以古人为法”，最后以“懿行孝德”而闻名乡里。
李鹄的堂兄弟们嘲笑她要做“女博士”，似乎认为女性读太多书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确，在唐代的社会条件下，很少有女子能够将自己的才学兑现为高官厚禄，但是她们的才学依然能在家族和家庭的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中国古代医疗条件差，人们的平均寿命普遍不高，如果家中父亲过早去世，孩子的教育就要由母亲全权负责。在另一些家庭中，男主人有幸得到了一官半职，那么等待他的将会是长年的游宦生涯，而奔赴四方做官的过程中常常是不能携带家眷的，在家庭中父亲缺位的情况下，子女的教育工作依然会落到母亲的肩膀上。这个时候，如果母亲本身有一定的经学、文学修养，将会在子女教育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比如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六十八岁才有了儿子欧阳通，由于父子年纪相差太大，欧阳询在欧阳通十四岁那年就去世了。这个时候，欧阳询的妻子徐氏接过教育儿子的大任，亲自辅导欧阳通读书，还找来欧阳询的字帖教导儿子临摹，终于将欧阳通培养成与父亲齐名的大书法家，他们的书法号称“大小欧阳体”。又如中唐著名诗人元稹，八岁丧父，家境贫寒，母亲靠亲族接济养活元稹。他每次看见邻家的小朋友有父亲的教导，很早就能接触儒家经典，心里就愈发难过。最后还是元稹的母亲“亲为教授”，传授元稹《诗经》《尚书》等经典的读法，这才让元稹在最困难的时期也能接受到优秀的教育，最后凭借努力考上了明经科，一路官至宰相。
如果欧阳通的母亲不通书法，元稹的母亲不懂经学，那么中国历史上很可能就少了一名落笔风生的书法家和一名才气纵横的诗人，唐代文化的光辉，也会随之黯淡不少。
傍身或寄情：倡家的才女们
不管是宫廷中的女性，还是士大夫家庭的母亲、妻子和女儿，都有学习经史文学的条件和热情，但对她们来说，这些知识并非必须掌握，也不是完成自己社会职能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这些人群中掌握文学创作能力的依然是少数。但对于另一群女性来说，掌握经史知识特别是诗文创作的能力，却能够切切实实提高自己的名声，帮助自己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地位，这群女性就是唐代倡家中的官私妓女们。
唐代的妓女，按照身份区分，有私妓、宫妓、营妓、教坊妓等名目。其中私妓属于私人所有，其他妓女都属于官妓，户籍大多属于“乐籍”，由官方统一管理。乐籍中人在身份上属于地位低下的“贱人”而非“良人”，人身自由和权利都受到严格控制，活动非常不便，也常常遭人欺负。因此有许多妓女另辟蹊径，声称自己是“女冠”（女道士），加入道士、尼姑的户籍，这样的话既可以获得正规的身份，又可以免于赋税，还可以获得自由活动的空间——当然也有风险，如果她们顶着道士之名做妓女的事被人发现，就要罪加一等，接受更严厉的处罚。
官妓之中，以技能区分，有歌妓、舞妓、乐妓、饮妓等。其中对文学才能有要求的，就是饮妓。顾名思义，歌妓唱歌，舞妓跳舞，乐妓奏乐，而饮妓的主要工作则是陪人饮酒。这里说的陪人饮酒，并不仅仅是喝酒而已，还包括主持和参加各种酒席上的游戏。
唐代的酒席游戏，通常称为“酒令”。看过《中国诗词大会》的朋友想必都听说过“飞花令”，这个游戏的核心是举一字为令，参与者轮流说出包括这个字的诗词，如果说不出就算告负。唐代的酒令与之类似，也是设立一套游戏规则，命令席上客人轮流按照规则行事，犯规者则以饮酒作为惩罚，是活跃酒席气氛的重要方式。
唐代是诗歌的时代，人人都以能吟诗作赋为荣，酒令中也有大量与诗赋创作有关的内容。比如《唐摭言》中记载，沈亚之在外出游玩时受一名后辈邀请，一起玩一种酒令游戏，规则是“书、俗各两句”，也就是说前两句是经典中的原文，后两句是当时俗语，句子之间必须意思连贯，用韵相同。后辈先举令，说“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东行西行，遇饭遇羹”——前两句出于《诗经》中的《小雅·伐木》，后两句是当时俗语。沈亚之当即答令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妇，不当娄罗”——前两句出于《诗经》中的《卫风·淇澳》，后两句则是当时俗语，不但与上联相对，而且“切磋”“琢磨”又和“欺客打妇”在意义上有所联系，显示了很高的文才，当然引得后辈叹服。饮妓们作为酒席气氛的掌控者，自身要参与这种与诗词创作有关的酒令，为了流畅行令，她们不但要熟悉各类儒家经典，还要有很强的诗词写作能力，才不至于在轮到自己时张口结舌，扫了大家的兴致。有的时候，妓女还需要承担酒席间的裁判工作，判断在座的客人是否违反了酒令的规则，是否需要责罚，这样的工作称作“律录事”，对妓女文才的要求更高，但也更容易获得与席高官名士们的关注，因此妓女们为了生存，常常加倍努力学习文学知识。
才情更为高绝的妓女，可以利用酒令给席间客人们带来更多愉悦。晚唐著名才女薛涛，身份也是一名官妓。据《唐语林》记载，有一天薛涛参加一个刺史举办的酒宴，酒令的规则是大家轮流背出《千字文》中的句子，要求句子中必须带有与鸟兽禽鱼相关的字眼。刺史先背了一句“有虞陶唐”，在座的人都知道他是将上古帝王“虞”当成水中游“鱼”了，但碍于他是刺史，都没有作声。轮到薛涛时，她应令接道“佐时阿衡”，这个“阿衡”就是商汤时著名的贤相伊尹，也与鸟兽禽鱼没有关系，大家于是起哄起来，都要让薛涛喝酒。薛涛无辜地说：“‘阿衡’的‘衡’字中间，还夹着一个小小的‘鱼’字，刺史的‘有虞陶唐’里面，可是一个‘鱼’字也没有呀！”于是满座大笑。薛涛的这个回答，既显示出她对《千字文》的熟悉，又委婉指出了刺史的错误，还缓解了刺史出错的尴尬，可谓“一石三鸟”。如果酒席上常有这样一位聪慧之人，想必总会充满快乐，难怪薛涛当时虽然居住西蜀，却举世闻名，成为各方诸侯和文士席上的常客。
我们在唐代传奇小说中常常看到许多才子佳人的故事，其中才子主要是正在准备科举的考生，而佳人则大部分都是妓女。张生与崔莺莺西厢结缘的故事，千年来一直脍炙人口，这个故事的原型，是唐代元稹所写的《莺莺传》，而据陈寅恪先生《读〈莺莺传〉》考证，故事的主角崔莺莺正是一位冒充富家小姐的妓女，而故事中崔莺莺用以邀请张生的有名艳诗“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则是妓女发挥自己的才情，用以打动张生的手段。在另一篇有名的唐传奇《霍小玉传》中，妓女霍小玉倾心于李益的诗才，自愿委身良人，纵使遭到抛弃，也绝不怨恨。霍小玉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诗是“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这正与《莺莺传》中“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异曲同工，可见利用诗句暗通款曲，已经是文人才子心目中与妓女开展爱情故事的通用手段了。唐代长安城中的妓女，以居住在城东平康坊中的倡家最为知名。据孙棨《北里志》记载，平康坊长年门庭若市，“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其中科举考生与新晋进士等文化人是主力，这正是因为平康坊中的妓女“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与文人士大夫们拥有许多共同语言。
对于大多倡家女子来说，人生最好的结局是结识一位好丈夫，脱离乐籍，回归平常生活。但是唐代的户籍规定严格，身处乐籍中的妓女是不能和身份自由的良人婚配的，只有在获得官方特赦的情况下，她们才可以脱离贱籍，与爱人正常结合。因此，长安的妓女们常常乐于和参加科考的进士交往，就是希望与这些有前途的年轻人缔结良好关系，等进士们当上达官，再来营救自己。但是进士们在当官之后，为了自己的名誉着想，却大多不愿重提与妓女交往的经历，最后那些青楼女子空有一身才情，却只能苦等终身，郁郁而终。
就算士子们有情有义，不愿抛弃旧爱，但士子无限前途与妓女卑微身份的落差，依旧会将两情相悦的爱情导向悲剧。中唐有一位名叫欧阳詹的才子是韩愈的同榜进士，也是韩愈的亲密朋友，可惜只活了四十出头就英年早逝。而英年早逝的原因，正与一位妓女有关。欧阳詹等待铨选时曾经在太原居留，在那里结识了一位才貌双全的妓女，两人吟诗作对，甚是相得。后来欧阳詹入京为官，临走前答应将妓女接到京城一起生活，但入京之后诸事繁杂，一时没有机会付诸实践。那位太原妓女久等情郎不来，以为自己已经被抛弃，悲恨交加，从此病倒在床，等到欧阳詹终于派遣使者来接她的时候，她已经到了弥留之际。面对欧阳詹的使者，太原妓剪下了自己的一段头发放在匣子里，并配上一首诀别诗寄欧阳詹，诗云：“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等到欧阳詹收到太原妓的头发与赠诗时，爱人已经撒手人寰。欧阳詹读着故人的遗诗，悲痛异常，不久之后便也与世长辞。他死之后，好友孟简特别写了一首长诗《咏欧阳行周事》歌颂这个故事，诗的末尾说：“哀哉浩然气，溃散归化元。短生虽别离，长夜无阻难。”两人虽然生时聚短离多，但死后终于可以相守于无尽长夜，虽然悲哀，也算是一个团聚的结局了。
说了这么多唐代才女的事迹，似乎唐代女性识文断字、吟诗作对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文中所说的才女们大多出生在宫廷、开明士大夫家庭，或者从事着特殊职业，她们只是唐代女性之中的少部分。唐代的大多数女性，依然被所谓三从四德束缚在家中，终身难以得到学习经史与施展文才的机会。除此之外，由于许多名妓擅长吟诗作对，才子佳人诗歌传情的故事又特别流行，人们常会产生“喜欢作诗的女子都不是正经人”的错误印象。一生中与许多妓女纠缠不清的李商隐，就曾说过“妇人识字即乱情，尤不可作诗”的糊涂话。
《北梦琐言》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唐代一位姓孙的才女，她的丈夫孟昌期是进士，但才华并不如妻子，所以孙氏常常为丈夫代笔，自己也写了不少佳作。有一天孙氏忽然意识到“才思非妇人之事”，于是将自己的作品尽皆焚毁，从此“专以妇道内治”，走回家庭主妇的生活，只在《全唐诗》中留下了三首作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唐代大多数人的观念里，女性作诗仍然是一种怪异的、不值得提倡的行为，而唐代大量才女的作品，很可能都像孙氏的作品一样，淹没在“才思非妇人之事”的认识之中，不为我们所知。
传说唐代著名女诗人鱼玄机一次出门闲逛，看到新晋进士的榜单，心中深有触动，当即作诗一首，诗的最后两句说“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痛惜自己身为女子，无法与当时的才子一较短长。其实这句诗中的“罗衣”，既指鱼玄机自己，也包含了古今无数困于闺阁，无法尽情施展才华，最终寂寞而终的才女们。
本文发表于《萌芽》2019年4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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