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哲学理论课上认识了J，我与他相熟相恋的同时，迷茫于人生的意义。分开后我逐渐意识到，文学和理论的书写孤独到只能和极少数人对话，时间投进漆黑的无底洞，世界很多个这样黑暗的角落里，理智与直觉在痛苦地周旋。我终于会感激自己押上的青春不是白费，而是换来一种奢侈的语言。三年后J的一条短信，让我思考离开文学院后的世界，明白了其实我早已选择了一条路，那便是找到自己想做的事，穷尽一生去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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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虹老师的课上，我认识了J。那是外文系第一次开设纯政治哲学理论的课。J已经硕士毕业，在等待博士入学，是班上的旁听生。在一次讨论中，他大谈阿甘本的思想，一旁读不懂阿甘本而不敢出声的我，心里默默想：“此人要么是在装×，不然就真的太厉害了！”
2014年的尾声，虹师还没有因为人文大楼抗议运动成为文学院全体师生攻击的对象，J也还没有成为我的恋人。对于台北来说，冬天意味着无穷无尽的雨。冬至那一天，虹师讲，这天夜晚最长、白天最短，阴阳要开始转变，混沌的能量到了极限。所以要吃红白小汤圆，碗中就是阴阳，就是混沌，致乔伊斯的chaosmos（混沌宇宙），致内格里和哈特的“帝国”，致阿伦特的space of appearance（表象空间）——混沌里蕴含着新秩序的可能。
湿漉漉的冬天里，下了这堂课，天早就黑了。常常要撑着伞在文学院门口发一会呆，清理一下思绪。雨水打湿了杜鹃，在路灯的映照下楚楚可怜。在这一间百年老建筑破旧的散发着白炽灯光的教室里，有人激烈地讨论着这世上到底有没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没有真理可言，值不值得为真理搏斗。
灯熄人去，我心想，完了，被这样的东西迷住，注定会变成一个无聊、没用，又赚不到钱的人。灵魂里的一部分将永远绕着那盏灯，绕着这座建筑，变成一只文学院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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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的冬天，在和J相熟后，他常会问我的问题是，“对你来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打趣说，“人生哪有什么意义，就是虚无啊。”要么就是回答他，“赚好多好多钱，然后去念五个博士学位。”他总是摇摇头告诉我：“要找到自己的意义。”而我总是不屑一顾地抬头看看他。
J的硕士毕业论文在删减之后还有一百多页长，写的是《斯通纳》这本小说，以及里面后现代时代的存在主义伦理。他说，看过这本小说，我就会知道人生的意义。
那个冬天，台北迎来了几十年来的第一场雪。J的家住阳明山上，晚上就有颗粒状的雨夹雪，第二天一早，到处都白了。早上7点，收到他的短信，问我要不要上山。睡眼朦胧中立刻爬起来，带上以往在北方才用得上的装备，雪地靴、羽绒服、手套，擦擦窗户上的一层白汽，出门了。
他好像一直很想让我上山，但我总出于天气差、路途远或是太忙了而没有去，后来就说，等夏天再去。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大概等不到夏天。
那一天很多台北人都兴奋地跑去阳明山看雪。上山的公车，随着海拔升高，渐渐可以看到飘雪，车上的人都努力抹去窗户上的哈气往外看。到了阳明山才发现，雪比想象中大多了。
我们在大雪中走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成了雪人。阳明山上很多截然不同的景色，先是穿过一片竹林小道，又来到高耸的针叶林，天空都被遮住看不见。又走过平坦开阔的田间步道，夏天著名的景点海芋田盆地，已经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最后我们在一个很像树屋的房子里吃饭。桌旁是暖炉，前面是落地窗开阔的树林雪景。红烧茄子、梅菜扣肉、豆腐煲，每一样都很好吃。店里还有两条温顺的大狗，也卧在暖炉旁烤火。屋子外面的小露台有秋千，上面也积了雪，主人都说，这是第一次看到雪。
屋檐上结了一道道的冰柱，让我想起小时候。我给他讲了在北方的事，不知何故，童年的记忆会在某些时刻变得特别清晰，思绪也变得如明镜一般，敞亮，剔透，冷静。
天黑时我一个人坐公交车下山，看雪的人依次回家，排起了漫长的队伍。我在人群中攥着手机用手机自带的阅读器读他的论文。后来的很多个夜晚，深夜里失眠的时候，也打开iPad，读一读他的论文。
《斯通纳》小说的书名便是主人公的名字，他的一生和“成功”二字沾不上边，甚至可以说是很失败的。
后来到了春天，我和J阅读德勒兹关于时间和电影的理论，一起去图书馆借DVD来看里面提到的电影，小津安二郎的《晚春》。从图书馆出来，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小心地把粥里那颗半熟的蛋黄捞出来放进他的碗里，咬一口，有溏心。
珍贵，轻盈，小心翼翼地交换着各自最珍贵的东西。仿佛在这段像雾一般的感情中体会到德勒兹所说的“becoming”，一种不断流动的状态。《晚春》的最后，那个定格在花瓶的镜头，就是德勒兹所说的“纯粹的时间”——没有人，也没有镜头运动，却仿佛在那一刻凝结了所有情感和生命，变成时间的结晶。
回想起来，仿佛也有很多时间的结晶，而我们果真没能撑到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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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三年，系上相熟的同仁彼此开始见不到面，蜗居在各自的小黑屋里写毕业论文。确认彼此存活状态的方式，变成在系上的邮件通知中，收取每个人答辩日期，去现场为他应援。
T是同级生里水平不一般，为人又是成熟随和的一个，后者在文学院这栋建筑里尤为可贵。他在做以“栖居”为题的电影研究，灵感来自于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用新物质主义和巴赞的电影理论来分析台湾电影。
我偷偷溜进他的开题答辩现场，口试委员之一D教授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一本三块砖头那么厚的《存在与时间》，翻开念了起来：“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章第×节第×行写道，栖居，是指……与你想表达的概念完全相反。”海德格尔所谓的栖居，更像是人纯粹地存在于天地之间，而不在意周围的物质环境。而他的论文恰恰是电影中台湾在地环境与物件的研究。
他的指导教授就温和许多，但说着说着，问道：“一个最实际的问题，你7月一定要毕业（因他已经交了定金要去美国留学），最终答辩就在不到2个月以后，能告诉我你怎样在短时间内阅读大量海德格尔、巴赞并写完论文吗？”
光是这几个问题，就足以让旁听的我吓傻了。然而T竟面不改色心不跳地一一回应着。让我想到当初自己的开题口试中，导师提出我的某个概念用错了，惊慌失措就全写在了脸上，回答更是语无伦次。
“这就是人与人的差距啊！”我不禁想。时常走出家门，走出研究室，最大的收获就是，其实大家过得都不怎么样，但硬撑和硬撑也可以很不一样。
两个月后，迎来了T的最终答辩。上次还捧着海德格尔的教授D，这次则晃了晃刚拿到手的结婚证书，在喜悦心情里决定当个“好警察”。他的新娘是和我们年纪一样的外文系毕业生，比他小20岁，在课堂上是他的迷妹。大学毕业后向他表白然后交往，去年订了婚。听闻这件事后我没有再听到“好警察”和“坏警察”的任何审讯，闭上眼睛想象了另一个画面。不敢想。
傍晚，T顺利通过答辩，我们即将毕业的几人一起去喝咖啡，聊着外文系的这三年、四年——流水的男朋友与“男朋友”，铁打的反倒是我们那太易碎、太畸形的理想。一直聊到了天黑。感谢这个小岛的咖啡馆文化，这一年开始喝一点咖啡，这次喝的是南投产咖啡豆的中深度烘焙。有十分钟我抽离了对话，借了T的论文来读，那些文字和咖啡香混在一起，像迷蒙的梦一样。
我想起读J的论文和《斯通纳》的那些夜晚，以及读导师的文章的那些夜晚。文学和理论的书写孤独到只能和极少数人对话，时间投进漆黑的无底洞，世界很多个这样黑暗的角落里，理智与直觉在痛苦地周旋。而这样的十分钟，以及那些深夜的很多个十分钟，我终于会感激自己押上的青春不是白费，而是换来了一种奢侈的语言——就像《斯通纳》里对爱情的描述，“仿佛他们的学习与爱情是一个过程”。
我又想到那个嫁给老师的学生，她是怎样面对与恋人之间横亘智慧差的恐惧的？怎样面对想追上他、永远想要了解他却不得解的恐惧的？可不可以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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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准备离开校园的几天，一位导师请我吃饭。她是我的论文导师十几年前的学生，也曾经像我一样仰望着他。
饭后去研究室拿东西，遇到了J。之前偶尔会在一些学术场合难以避免地碰到，他会笑着打招呼，但我每次都尴尬地扭头走掉。但今天我笑着对他说话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用我一贯缓慢的语速，告诉他论文通过的事，以及我就要离开台湾。心里想的其实是，幸好今天洗了头、戴了隐形眼镜、化了一点点妆，你的声音还是这么温柔，以及，你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我呢？
离开了文学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离开后会好吗？其实我并不知道。奋战论文，幻想毕业时，对离开文学院的渴望有50%来自对逃离宿舍、拥有一间厨房的渴望，50%来自对摆脱论文支配的渴望。我想，有了厨房，才算是拥有体面的生活，体面的生活就是沙拉里特定配比的油醋汁，是希腊酸奶配自己烤制的granola。但当我有了油醋汁，有了granola，“体面生活”大概就又会变成别的东西。比如三年前，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文学。
我决定试着和喜欢的男孩子告白。因为知道不会有结果，更像是说给他开心一样，紧接着发送一条信息：“不用回应我”（的感情）。结果对方真的没有回应，从此再也没了消息，也没有删除我的联络方式。甚至没有一句“谢谢”“对不起”，或者哪怕是“哦”。
和J分手后的一阵子，他毫无征兆地发了一条信息给我：Are you leading a meaningful life?（你过上有意义的生活了吗？）
临近毕业的时候，我读《道士下山》这本小说，也是关于人生意义的书。里面有个小角色段远晨，道士何安下原本以为那人是隐世高人，后来才揭露身份是个特务。段说，有的时候装着装着以为自己真是修行者，甚至是天子，忘了上面还有层层组织。或许他从未认同过自己的选择。段远晨死后，组织来收拾摊子，何安下问被他和高僧感化了的壮汉王大水，你不跟我走么？王大水却留下了，说，缺一个接段远晨班的人，虚无缥缈太久，特务工作“具体生动”，他会感到幸福。何安下与他们道别，背上高僧的尸体上山，觉脚踝力量强劲，心中想，要是我的心也和脚踝一样坚强……
这就是走上不同人生路了。
虚无缥缈的路，具体生动的路，追名逐利的路，磨炼内心的路，都是好路。是对不同人的好，但好都是一样的——好，就是那个J曾经询问我的“人生的意义”：找到自己想做的事，穷尽一生去做它。其实我早已选择了一条路。
三年过去，小虹老师由于一直抗议阻挠人文大楼的修建，成为校长、文学院同仁、媒体的千夫所指，文学院挂起了阻挠她抗议的横幅，有的学生特地跑到她的课上，就是为了指着鼻子骂她做得不对。
三年前她在课上说，“当然要谈美学，没有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然要我们人文学科干什么？”但后来老师又说，“到底什么是人文精神？是迁就。”到现在我还不完全懂。
最后快提交论文的时候，我在研究室改到谢辞的一页，写着写着哭了起来。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的人生终极目标是‘做个普通人’，却支持了我做出的每一个偏离正轨的决定。感谢他们容忍我放弃了通往更轻松的人生的道路，容忍我在固执选择的少有人走的路上，走得并不怎么样。”
其实没有人知道自己是不是走在正确的路上的，我这样安慰自己。
人们说椰林大道上的那些树，就像这里的人一样，自己高耸、壮观，但留不下半点树荫供人乘凉。简单来说，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仔细看的话，一片片坚硬树叶的间隙之中，总有嫩绿的新叶。特别是暴风雨过后，老树和路灯倒的倒，歪的歪，倒是看起来已经成熟到不会再生长的大王椰子，一两天内就长出了新的叶片。常绿，常新，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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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萌芽》2018年1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 责任编辑 / 杨鹏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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