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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96届奥斯卡获奖名单公布，电影《坠落的审判》摘得最佳原创剧本奖。导演茹斯汀·特里耶曾凭借该片摘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若将她的上一部电影《西比勒》和《坠落的审判》放在一起，会清晰地看出，特里耶喜欢设置和讨论的正是文学如何侵入现实、改变现实，创作者又如何在这种虚构过程中沉醉、膨胀、迷失自我。
《坠落的审判》
导演：
编剧：
主演：
茹斯汀·特里耶
茹斯汀·特里耶 / 阿图·阿拉里
桑德拉·惠勒 / 斯万·阿劳德 /
米洛·马查多·格拉纳
在这部电影被宣布正式引进之前，我们习惯用那个更加直接的译名“坠楼死亡的剖析”，现在它被统一成正式的中译名“坠落的审判”。略早些时间，曾有人在豆瓣电影条目“类型”中为本片加上犯罪、惊悚两个标签，以至于有观众看完后直呼上当——哪有半点犯罪电影该有的样子啊，直到电影结束也没搞清楚开头的那场坠楼事件的凶手是谁、作案手法是什么。
凶手究竟是谁？这是连导演茹斯汀·特里耶都难以回答的问题。
女演员桑德拉·惠勒看完剧本后，直接向导演提问，我这个角色究竟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导演表示自己也不清楚，而后又说：“我希望你表现得好像她是无辜的。”“好像她是无辜的”，这话颇值得玩味，既可以理解为请演员表演成她是无辜的，也可以理解为这一角色令自己看起来像是无辜的，绕来绕去依旧没解决问题。桑德拉·惠勒相当恼火，两天后就要开拍了，她却依旧对角色充满不确定。她只好依靠自己，对种种“不确定”做出个人的理解、诠释，将眼前这份剧本未展示的部分填补、构建起来。
“在虚构之前，你总先要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吧？”
电影的开始，记者对女主角说出这句话。记者认为她的作品总是和她的生活紧密纠缠在一起，甚至是靠着从她的生活中攫取养分生长起来的，比如小说写到儿子遭遇意外（现实中意外确实发生，并对其儿子的眼睛造成了终身伤害），“模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让观众去猜，究竟哪部分是真实，哪部分又是虚构”。
当桑德拉的丈夫坠亡之后，她的生活不再仅仅由她自己来诠释了。一段婚姻关系成为一个法庭档案，家庭矛盾被搁在众人面前接受审判，一切都迅速简化，简化成一系列只可用“是”或“否”来回答的问题。《坠落的审判》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是从这对夫妻的婚姻中截取出来的十分钟。丈夫为自己的创作搜集素材，会录下日常对话，音频被呈上法庭。这段对话揭开了婚姻生活的一角，我们得以窥见两人之间长久积累的矛盾——他们从正常沟通到互揭伤疤，最终可以听到音频中摔碎东西和击打身体的声音。这段对话的精彩之处在于，观众随着对话摇摆不定，时而站在丈夫这一边，时而站在妻子这一边，双方台词如此熟悉，仿佛出自我们之口，又仿佛出自我们“对手”之口，两人时而发动进攻，时而承受攻击，我们既在这一方脸上看到自己，也在另一方身上认出自己，愤怒、屈辱、抑塞、被冒犯的情绪交迭而至。
公诉人通过这段音频将此次争吵和死亡事件联系起来，并试图对女主角的婚姻关系做出某种一锤定音的评价。此外，丈夫的心理医生、媒体、律师、鉴定专家等纷纷根据自己听到、看到的一枚或几枚拼图书写出有头有尾、逻辑自洽的故事。当身体分解为人体结构名称时，它便不再是活生生的人；当一段生活被简化成是非对错，它便不再是真真切切的体验。正如女主角对心理医生的反驳：“你说的只不过是整件事的一小部分而已，有时候夫妻会陷入混乱，大家迷失了。我们有时候并肩作战，有时单打独斗，有时彼此较劲，这些都会发生……我们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人在吵架的时候会夸大和扭曲事实。”
还记得电影片头字幕出现时，背景是一张张夫妻昔日的合影，包含两人温馨亲密的时刻。根据这些照片，或许可以写下另一个版本的故事。照片没有说谎，音频也没有说谎，它们都是他们曾经的一部分，但一定不是，也不可能是全部，即便两者拼凑在一起也不是。我可以简单粗暴地挪用利奥塔的话来描述这种困境：“……他应该承认，事物可能有不能指出的其他侧面。他不能看见所有事情。倘若他确认可以看见全部，那他就是不可信的；如果他是可信的，那么就意味着他不能看见所有的东西，而只能看得见某些方面。由此，他不是绝对可信的。”
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凭借《坠落的审判》摘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她的上一部电影《西比勒》就没那么幸运了，虽然也曾进入戛纳主竞赛单元，但反响平平。如今再看，《西比勒》或许被低估了。若将《西比勒》和《坠落的审判》放在一起，会清晰地看出，特里耶喜欢设置和讨论的正是文学如何侵入现实、改变现实，创作者又如何在这种虚构过程中沉醉、膨胀、迷失自我。
《西比勒》的故事设定并不复杂，一名心理医生想成为小说家，她暗自将病人的故事编入小说。为了更深入了解“小说人物”，她违背心理医生的准则，介入病人的真实生活，并“成功”搞砸了一切。在这部电影里，特里耶选择了非常凌厉的剪辑手法，让真实部分和虚构部分无缝衔接（心理医生将笔下的女主角想象成自己的模样，两个角色在片中由同一位演员饰演），观众会产生疑惑：这难道不是导演在故弄玄虚？实际上，《西比勒》透露出某种创作中的变形，将自己的生活、他人的生活糅合在一起，就像女主角在几乎毁了一切之后，重新开始创作另一部小说：“我现在可以看得非常透彻，而且我也明白了一件事：我的生活就是一个小说，我可以肆意写作，肆意修改和创造。所有选择都在于我。”对此，毛姆必定也会赞同，他曾在书中总结：“我会将我偶然结识或者相交很深的真人当作底子，创造出我小说中的人物。事实和虚构在我的作品当中已经混成一片，难分彼此，以至于如今回想起来，连我自己都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了。”
《西比勒》并不收束于“现实”，而是收束于虚构作品中。小说中的单亲母亲和从未见过爸爸的孩子坐在床边。
孩子问：“你看到他的时候会想起我吗？”
妈妈说：“他就像是藏在你的身体里。”
这何尝不是女主角创作心理的另一种表述？
特里耶在更早的时候拍过一部爱情喜剧《维多利亚》（在法国上映时，它的定位就是爱情喜剧，并成了当时的票房冠军），女主角是一名律师，电影第一个镜头，是她去看心理医生：“我想知道我的生活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坍塌的。”她不仅求助于心理医生，甚至还想让占卜师为生活做出指示（占卜师说，我洞悉一切，你听什么不是由你来决定的）——心理医生和占卜师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她的生活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和叙述。还有一位“不成功的作家”出现了，是女主角的前夫，他和《坠落的审判》中的丈夫一样，将自身的失败全数归咎在妻子身上，他采取了小说家的方式进行报复，理直气壮地将女主角的故事写成小说，在网上连载，连人名都和女主角相似。面对质问，小说家为自己辩护：“我自己的经历给了我灵感，我一直就想做这个来着。你曾经出现在我的生活里。这是虚构的自传体小说。”甚至有人劝慰女主角，或许应该换个角度看，“他用变形的手法让你的失败得到升华”。
福楼拜多次强调，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对现实展开报复。在《坠落的审判》中，电视台节目截出女主角在昔日采访中说过的话：“我的工作就是掩盖痕迹，从而让虚构摧毁现实。”这个充满乐趣的报复、摧毁行为如何通过影像展现出来呢？导演弗朗索瓦·欧容尝试解开这道难题。他的《登堂入室》讲述了一名高中生在文学老师的指导下，用文学的方式“侵入”同学的家庭，窥视现实以激发写作热情，文学反过来又干扰着现实，重峦叠嶂，虚构和真实交织，令观众应接不暇。结尾，文学老师和学生坐在长椅上，看到对面公寓窗口两个女人在争执，他们想象着女人间的对话，对话背后的故事，故事背后的起因……“我们总有办法进入别人的生活。你会帮我的，对吗？”学生和老师相视一笑。
谈及文学对现实的干预和侵入，《坠落的审判》中有场戏受到不少质疑——法庭居然会认真地讨论女主角的小说（公诉人朗读女主角的小说段落，关于人物思考如何杀掉丈夫）。特里耶承认，在最初创作剧本的阶段，她想当然地觉得可以在法庭上随意朗读一页文学作品。写完后，她得知，在对法国作家爱德华·路易的审判中，控诉律师用他的一本小说作为反驳他的论据：“我们试图在电影中使用的东西竟然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
其实，可以举出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证明文学作品确实强悍地干预了现实。当年王尔德主动挑起一场关于他本人的诽谤诉讼，被告律师要求王尔德解释自己的作品，尤其是《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部分情节，这成为击败王尔德的最重要的子弹之一。王尔德撤诉，并在当晚被捕，入狱两年。当天，那些特意等待结果、推迟发行的报纸上，关于王尔德的故事可谓细节生动、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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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萌芽》2024年1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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