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作者: 李硕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在很久以前，还小的时候，我常相信书里写的每一个字。当时我以为故事顾名思义——好似故人——就是指历史上真发生过（故）的事情（事），但后来又感觉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故事绝非历史，历史中反倒充斥着想象与故事。具体点说，历史大致由两部分构成：铁一般的客观事实与该事实会发生的原因。后者才是研究者与爱好者们真正关注的对象，却又是触不到的彼岸。就像前任在QQ空间留下的足迹，扣人心弦的并非足迹本身，而是随之生发的戏剧性幻想——他怎么了，会来看看我？于是难免开始猜，猜出一个接一个故事，可猜不出对或不对，因为无缘重逢，且哪怕重逢，谁又能保证他愿坦诚相告。我们都这样骗过自己。某种程度上说，许多历史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就像是那些永远消失了的前任忽然间留下的足迹，正因人证物证皆已失散，真相才更如黑洞般诱人；与此同时，一部历史书写得越精彩纷呈，完整流畅，便越可能是单相思者恣意想象后的拼凑，也便越接近金爱烂及其他许多作家对虚构的定义——“并非已然发生的事，而是可能发生的事”。《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以下简称《翦商》）就是一本这样的书。
说起来触目惊心，《翦商》所欲考究的“足迹”，是中国上古时期曾出现过后又消失的人祭现象。当然，严格说起来“人祭”二字本身就是一种推测（尽管该推测相当过硬，几乎是学界共识），考古与历史学家不可能亲眼目睹人祭仪式，他们只能看到堆堆层层的人骨：
1959年，这里发掘出一座奇怪的“墓葬”（后被称作后冈H10圆坑），它和正常的商代墓很不一样，是水井一样的圆形而非长方形穴，坑内没有任何棺木痕迹，只有25具尸骨凌乱地堆叠在一起。伴随出土的，还有青铜礼器和兵器，以及纺织物、粮食等。
仅根据礼器、纺织物和区区25具尸骨并不能推断出存在“人祭”，这也可能仅是一次集体性葬仪的遗址，郭沫若便持此论。但一年后开掘发现洞穴还有第二层，散落有29具尸骨；1977年凿通了第三层，有19具尸骨。最终后冈圆坑呈现为一座精心设计的三层墓穴，每层皆埋有20—30具尸体，其中还能明确分辨出4名儿童、2名婴儿。大部分尸骸都不完整，骨骼上留有利器斩伐的断口，那是屠杀的痕迹。
在现代人文学科中，“屠杀”（massacre）属专有名词，主要用来形容“二战”中德国纳粹在集中营的暴行，指如屠夫宰杀牲口般无情地大规模杀人。这恰符合圆坑遗骸带给人们的印象，“四名儿童皆尸体不全，缺下半段：一名从小腿以下被砍去；一名从大腿以下被砍去；一名只有头骨；一名被斜向拦腰砍断，只剩上半身和右侧骨盆。”——他们是被剁成肉块后丢入墓中的。与此同时“尸体和头颅没有脸朝上的，或朝下，或侧放”，则说明被随意砍碎的尸体又被按照特定规矩摆放，令人不恰当地想起一些战争电影中只有英雄人物才配胸部中弹仰面而亡，而敌人须死得灰头土脸，两者当有相近的象征意味。总之，后冈H10圆坑绝非正常贵族陵墓，而更类似古代祭祀场景，只是祭品用人牲代替了动物。当然这仍属推测，但却是相当有力的推测。
目前已发现殷商祭坑2000余个，平均葬有5至10人（大多数情况下，祭祀会同时用到人类和牲口），即商朝至少曾屠杀一到两万人牲。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种杀戮规模？《翦商》的作者李硕给出了两种算法。前者较为“乐观”：以青铜时期的生产力推断，殷商总人口约有百万，于是人牲“仅”占百分之一，感觉即便不幸穿越回3500年前，被活生生砍成一块块的概率还不算高，总算稍松口气。但用已发现的人牲数量对比估算出的商朝总人口并不合理，因为很可能有更多祭坑尚未被发现，或早被历史冲刷殆尽。李硕于是设计出另一种算法，用记录在册的正常死亡尸骸和祭祀尸骸之比为依据，结果骇人听闻：
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65:100，也就是说，在65名自由人背后，有100名被杀祭的人牲。
这数字显然被夸大了，毕竟在所有死人里，只有那些被葬在精雕细琢的高级墓穴中的贵族遗骨才较易留存，故或许该说：每65名贵族背后，就有100名被杀祭的人牲——依旧是个巨大的数字。可见在商朝人祭有多普遍，而人命有多低贱。（说到这里，我们或许难免会生发出一种联想：似乎人类没有进步，千百年来，赢家始终将其生活建立在黎民的骨血之上。但我不这么看，因在绝大多数现代人这里，骨血仅仅是象征，象征心灵世界的逼仄，居住空间的狭窄与睡眠时间的短缺；而在商朝，骨血就是骨血，是哀号惨叫声中飞溅着的温黏猩红。现代确有现代的痛苦，这痛苦亦足以令人精神扭曲甚至呼吸困难，但相比物理层面的直接伤害，现代的痛苦仍要温和文明得多。人类在进步。）
在《翦商》相关的网络讨论区里，屡有读者表示难以相信中国上古竟曾如此残暴。他们听说过酒池肉林、比干挖心、炮烙之刑，但更愿想象那是对纣王个体疯狂的艺术夸张，而非整个殷商王朝的文化习惯。以人祭天的方式，似乎也不符合中国传统对“天”的想象。毕竟“天”在中国是道德与秩序的象征，还常见“替天行道”“上天有好生之德”等说法，且在大部分历史中，皇帝的确都被要求谨言慎行，认为一旦越轨，上天便会降下灾祸，催促人民起义造反。比如明万历帝从小就知道：“他之所以能贵为天子乃是天意，天意能否长久保持不变则在于人和。”（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裴士锋在《天国之秋》中提及，清朝临近末期时，亦有西方学者已认识到中国人“尊敬成功的叛乱，把那视为天意的展现，叛乱是为了实现上天保住和平、秩序、安稳与繁荣的意志”，并因此对太平天国运动有所同情。既然中国古人相信道德化的上天，而上天道德的核心又在于“人和”，为什么商朝会产生出以活人祭祀的宗教呢？他们就不怕受到上天惩罚吗？
殷商人当然不怕上天惩罚，因为“道德化的上天”对殷商人来说，就如同“交通法规”或“周末双休”一样可笑，他们从未听过这些，那都是商朝之后的文化发明。这是了解历史的有趣之处，你会真正意识到——尽管或许你自以为已经知道了——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或历史现象是理所当然的，它们都有其源头，有其发明者。
目前，我们仍不清楚人祭由谁发明。但可以想象，对3500年前茹毛饮血的殷商先民来说，“天爱人”的理念是不可理喻的。当他们被洪水卷走，肢体撕裂成为鱼虾养料，当他们在冬天一批一批冻死然后学会了剥下动物的皮毛保暖，当他们射出青铜箭头刺穿陌生人的喉咙保住了自己的财富与奴隶，他们自然会形成另一种对上天意志的想象，这意志几乎一定残暴嗜血，并以擅长夺走其他生物（包括人类）的性命为荣。
现代人离自然太远，因此产生了许多浪漫想象，认为自然就是枕边打呼的田园小猫，或沙发旁的琴叶榕与龟背竹。但对古代商人来说，自然或许更接近杜聿明与罗又伦在抗日行军时曾踏入的原始丛林：“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一个发高热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杜聿明，《远征印缅抗战亲历记》）“愈走愈困难，前面走过的前卫，沿途就留下一身白骨，感觉好像真的进入了人间地狱。在路的两旁，有些士兵身上爬满了蚂蟥，数以万计地围在那儿啃食他们的尸体，其中有一位士兵眼睛、嘴巴还能动，他说：‘军长，参谋长，救救我吧！’但是我们也无计可施。”（《罗又伦先生访问记录》）诗人穆旦作为翻译随军同行，感到大地与森林或许不过将人体看作营养：“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我诅咒它每一片叶的滋长。”（穆旦，《智慧之歌》）而本文倾向于相信，这就是上古先民在荒野求生中的感受——自然热爱死亡，它会吃人，所谓天道，无非是杀或被杀，吃或被吃，要活下来，只能去杀去吃。且既然天（自然）乐于享用人类的死亡，那通过别人的死来祭祀天、取悦天，在逻辑上就很说得通。其实商代的祭祀主要是祭祖而非祭天，但道理是接近的，说明商朝人理解残酷在统治中的作用，并且享受残酷，享受他人痛苦，“以别人的苦汁为营养”，这里不再细分详述。
从全球史角度看，人祭传统亦非古代中国独有。“希腊考古学家在地中海克里特岛发掘出约3600年前的一座石砌神殿，里面保留了正在进行人祭的一幕”；15世纪末，“西班牙人殖民美洲时，阿兹特克的人祭宗教正处在繁荣阶段”；世界各地至今都流传着献祭孩子给神鬼换取和平或丰收的传说故事，或许正是对人祭传统的隐晦记录。这说明，人祭很可能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常见一环。而只有跨越这环，文明才能迎来进化。《翦商》认为，正是周王朝为中国完成了上述跨越，而该跨越的产生过程则是全书最重要、最精彩、最具想象力的部分。
众所周知，在上古时期，周曾是商的属国。主流观点相信周的任务是向商朝进贡粮食，而“周”字本身，即是农田的象形。李硕却认为周真正进贡的并非粮食，而恰是人牲。因周初是游牧民族，臣服于商后被授予了农业与青铜技术，而代价则是替商攻伐周边，取得祭祀专用的人牲。
周本身是个落后小国，并没有商那般大张旗鼓的人祭传统，只懂得老老实实遵照吩咐运送奴隶，而不知奴隶们会遭受何种程度的对待，《翦商》甚至认为姬昌极为善待奴隶，在运送过程中让他们吃饱饭，松松绑，还会好言相劝，并将这些内容记录在《周易》里（李硕将《周易》看作周文王姬昌的日记，这点尚未受到学界承认）。直到他被商纣招入殷都，亲眼目睹了人祭，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都做了些什么。关于在李硕的解读下《周易》对人祭的记录，因过于残忍，本文不做直接摘录，而转引《礼记·郊特性》中的记载间接说明，尽管《礼记》的作者未必知道此处“印牲”之“牲”包括人牲：
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
简单地说，商人享受哀号。他们希望那声音足够大，足够惨，才足以显示出人牲的健壮，其血肉才更能取悦上天和祖先，“诏告于天地之间”。而让声音足够大足够惨的方法十分简单，就是让死亡的过程足够痛苦又足够漫长。
或许是良心的谴责（这良心来自其天性而非对天道的想象），或许是被迫咀嚼吞咽下亲生儿子的仇恨，或许姬昌真在占卜中收获了天意，或许那天意实属遭受多重打击后的疯狂臆想。总之，当商纣戏弄够了姬昌，允许他离开朝歌（歌在这里是否也有哭号之意呢）的时候，姬昌已暗下决心，要集合力量，推翻商朝的统治。
姬昌没有成功，他死了，重任落到了次子姬发身上。姬发既不会占卜也没有发疯，被迫子承父业，多少会有被逼上梁山的感觉，每当想起西岐既没有殷商的武装力量，又欠缺先祖神鬼保佑便担惊受怕，夜夜受噩梦侵扰：“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忧其深矣！”而每当这时，其弟周公旦便会出现，努力安慰，李硕认为，《周公解梦》的最初目的可能正是对姬发进行精神分析与心理疏导。
从《周书》与《逸周书》的记载来看，周公旦在安慰鼓励姬发的过程中，逐渐创造完善出一套天意话术：“兹在德，敬在周，其维天命，王其敬命。”“兹顺天，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大意是，如今天意偏好有道德的领袖，那就是我们周国的周王您啊，而灭商，便是替天行道。所以说，其后3000多年里中国人对“替天行道”“天有好生之德”的想象，最初是来自于周公旦对于兄长的安慰。而上文中提到的，汉学家们对中国人“尊敬成功的叛乱，把那视为天意的展现，叛乱是为了实现上天保住和平、秩序、安稳与繁荣的意志”的理解也完全正确，因为这种观念的起源，正是周国为自身的“叛乱”寻求“合法性”。
没有人知道周公旦是否真的相信“天意”，毕竟有时当谎言重复了千次，其创造者也会信以为真；但也可能天意是真的，因为面对并不强悍的周国联军，商纣王毫不犹豫选择了放弃，投火自尽，仿佛他早已厌倦了杀戮与号叫，只是在等待有人结束这一切。但一切并未结束，商王的死无法改变商人的信仰，他们仍在周朝的统治下时不时屠杀一些奴隶，而周公旦所能做的，就是一边不断重复上天有德，一边用尽各种方法消灭有关人祭的传统与记忆。他最终创造出一种与商朝完全相反（但同为虚构）的信仰，并成功令人祭被主流历史遗忘，以至于后人在整理《礼记》时，已不知道“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实际上是多恐怖的场面。而之所以强调“主流历史”，是因为总会有聪明的学者从蛛丝马迹中察觉到过去与现实中的阴暗面，所以老子说“天地不仁”，而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因为鬼神是属于殷商的残酷信仰。
这是李硕在《翦商》中讲的故事，这故事里又包含着姬昌、姬发、周公旦各自发明的故事。你可以认为这些故事全不可靠，周公的天意是编的，姬昌的占卜是编的，整个周国觉悟反抗商朝的过程则充满了李硕的脑补。但又如山本弘在《艾比斯之梦》里写的，书虽是假的，但又是好的，它好就好在假，假在比现实更好一些，更善良一些，更包容温柔一些。人知道这些假是好的，因此会向往能创造出一个好得像假的一样的世界，才推动了进步。还好仍有人喜欢书，还好有人相信了周公旦编造的天意。
相关推荐
《艾比斯之梦》
作者： [日本] 山本弘
译者：张智渊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
● 本文发表于《萌芽》2023年12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 责任编辑 / 杨鹏翔
📐 美术设计 / 龚文婕
萌芽小铺小程序现已上线
长按以下图片即可进入小程序
《萌芽》2024年4月刊已经上架
点击图片即刻加入购物车🛒
《萌芽》2024年全年刊物订阅中
👆🏻点击图片，即刻订阅👆🏻
MENGYA MAGAZINE
青春文学标杆
几代作家从这里起步
👆🏻长按二维码一键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