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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胡桑与读者分享了写作者如何通过语言的提炼和创造，对童年经验、故乡经验进行超越和重塑。他还结合自身翻译辛波斯卡、奥登、洛威尔、米沃什作品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语言如何在不同文本中变形、流动、跨界。此外，身为同济大学创意写作方向的硕士生导师，他也聚焦于作品修改过程中的各个步骤，提出了诸多建议。
胡桑
Hu Sang
诗人、译者、德国波恩大学访问学者(2012-2013)，同济大学哲学博士(2014)，著有诗集《赋形者》(2014)、诗学论文集《隔渊望着人们》(2016)、散文集《在孟溪那边》(2017)。译著有《我曾这样寂寞生活》(辛波斯卡诗选，2014)、《染匠之手》(奥登随笔集，2018)、《生活研究》(罗伯特•洛威尔诗选,2019)等。
现任教于同济大学中文系，主要研究西方现代文学与哲学。
阅读，是通过他人来辨认自己，
安顿自己的生命。
我们不可能阅读一切书，
只能去选择书。
《萌芽》：
你在新书《始于一次分神》的序中，提到了纳博科夫所谓的“反复读者”：“对一些书反反复复、永无止境的阅读，为我们的生命赋形了温度、速度和韵律。”可以谈谈你“反复阅读”的例子吗？在阅读时，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些书经不起细读，如何挑选适合“反复阅读”的文学经典呢？
胡桑：
反复阅读，让文本脱离了自己的形式，具有了别样的、与我发生了关联的形态。我曾经依靠阅读毕肖普、布罗茨基、沃尔科特、米沃什、希尼、阿米亥等人的诗文获得写作的力量，尤其是布罗茨基和希尼的评论文章，给了我太多关于诗歌的见识。我反复阅读《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习得了对幽暗复杂人性的认知和体悟。在反复阅读后，我才看到了包法利夫人的马车有些寒碜，而她的马车并不能驶出永镇和鲁昂这有限的地域空间，这是她苦闷的重要来源。而唯一给她安慰的是来回穿行在永镇和鲁昂之间的那辆“燕子”马车，名字的轻盈并不能使包法利夫人克服生活的沉重。这一轻重的辩证法最后要了她的命。对于年轻人来说，反复阅读和博览群书，都是必不可少的。技艺的获得是一个人扩展、充盈人生的途径。而阅读可能是最便捷的途径。当然，年轻人最需要的是耐心。有了耐心，就不需要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因为我们用来刷手机的时间足够我们反复阅读，甚至博览群书。
《萌芽》：
你上大学时，是怎么设计自己的阅读体系的呢？
胡桑：
阅读是出于爱吧。辛波斯卡说过：“阅读是人类迄今为止发明的最为荣耀的事。”尽管我出生在浙北贫穷的村子里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从小没什么书可读，我并没有能力和条件去设计自己的阅读体系，但对阅读的热爱和随之而来的执着，让我可以在贫乏的环境里深入一个个文本的肌理。
我第一次读长篇小说是在初中的一个暑假。我在镇上一家局促的小书店里买到了《巴黎圣母院》和《简·爱》。后来去上高中的第一天，我在县城的新华书店买到了艾青的诗集《大堰河——我的保姆》。除了唐诗宋词，此后我又读到了“蓝星诗库”中的《海子的诗》和《顾城的诗》，以及希尼、兰波、里尔克、瓦雷里、史蒂文斯、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博尔赫斯、普拉斯、洛威尔、塞克斯顿、贝里曼、欧阳江河、王家新、臧棣、戈麦、西渡等人的诗，之后我就开始写诗。也读到了一些小说家：鲁迅、萧红、张爱玲、茅盾、老舍、王小波、余华、格非、莫言、孙甘露、海男、林白、勃留索夫、卡夫卡、普鲁斯特、卡尔维诺、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还偶然遭遇了一些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萨特、海德格尔、德里达。在我去西安上大学之前，我的阅读都是随机的，仅在偶遇中，开始去认识一本书。在大学里，我开始系统地阅读，就是按照文学史或理论史脉络去阅读，尤其补了很多 20世纪以前的经典作品。而我在中学的阅读主要集中在20世纪的文学和哲学。成为研究生后，我读的哲学书和学术书多了起来。
这几年，我一边读各种新书，一边也在做减法——精选需要重读的经典作品。
阅读，是通过他人来辨认自己，安顿自己的生命。我们不可能阅读一切书，只能去选择书。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只选择自己喜欢的书、很多经典需要认真研读，毕竟经典是我们心智塑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能这是唯一需要一定设计的阅读谱系。而重读，像纳博科夫所谓的“反复读者”那样不断去重读一些能够辨认自己、形塑自己、丰富自己的书，是我自觉去做的。我现在除了重读一些经典作品，也不断去读新出的书，以此保持自己思考的敏感和锐利。
《萌芽》：
你提出“阅读，始于一次偏移——偏移已有的经验，重塑已有的生活秩序”，如何看待这种现实生活和文本世界之间的偏移与重塑？你觉得这样的现象在现代年轻人身上会格外明显吗？
胡桑：
现实生活和文本世界永远不可能一致。我们需要尊重、承认这种不一致性。差异的世界带给我们价值和快乐，以及困惑。大学就是教育一个人去认识这种差异性的地方。所谓“现实”就是一个人头脑中的世界和眼见的世界之间的差异。教育不应该遮掩这一差异，而是要让人体验这一差异。
阅读，作为必不可少的自我教育，就是要在这一差异里，去找到安放心灵的位置。谁也不可能弥合这一差异的深渊，哪怕是作家。价值不是用来涂抹、遮蔽，甚至抹除这一差异的。价值，可以用来安顿一个人发现差异而狂喜不已或意识到了差异而彷徨不安的心灵。心灵自有法则，而这一法则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就像是杜甫笔下的沙鸥一样，去打量每个在“独夜舟”上漂泊的自己。
我觉得网络社会并不是要拉大这一差异从而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我们可以有两个生活的世界。恰恰相反，网络社会无视、屏蔽现实世界，抹除他者，因此就无所谓差异。在21世纪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可能面临的困境正来源于此。注重辨认差异的文学，对我们显然是有益的。
《萌芽》：
大卫·达姆罗什认为“世界文学”是“一种流通和阅读的模式”，相较以往对世界文学中经典文本的关注，这个概念更关注世界文学生产、流通和阅读的各个环节，读者也由此逐渐参与到世界文学的创造中来。那么，作为读者，我们如何回应这种阅读实践中的身份转变，如何更主动积极地参与对文本的解读和再创造呢？
胡桑：
我们不需要转变身份。我们只需要做好准备面对各种文本，甚至是各种语言的文本。我们只要意识到语言一直在变形、流动、跨界，我们的生命也一直在变形、流动、跨界。
世界文学是一种翻译的文学。当然，翻译不仅仅涉及语言的变形和再创造，更涉及话语和精神的交织和争锋。在世界文学时代，多读译作，甚至多读同一作品的不同译作，可以让我们深刻体验到话语的内核、边界、漏洞。在阅读译本的时候，语言流动起来，这种体验甚至比阅读原文更加刺激。比如我们对比阅读保罗·策兰作品的各种汉语译本，会发现一个不断被理解、误读的策兰。当然，误读常常是积极的，它让我们自己的存在得以加强。
我特别推荐《观看王维的十九种方式》，从中体会一首诗——王维的《鹿柴》——如何在不同语言中持续穿越、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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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节选，刊于《萌芽》2022年2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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