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北京市6~16岁在校生抑郁障碍患病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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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会利1 褚佳慧2 崔永华2 李瑛2 郑毅3通信作者:崔永华,Email:cuiyonghua@bch.com.cn作者单位:1北京市朝阳区精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100045;2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北京 100045;3北京安定医院附属首都医科大学,北京  100088本文刊发于 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2022,37(12):924-928.引用本文:徐会利,褚佳慧,崔永华,等.北京市6~16岁在校生抑郁障碍患病率调查[J].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2022,37(12):924-928.DOI:10.3760/cma.j.cn101070-20220123-00088.
摘要
目的 探究北京地区6~16岁在校生抑郁障碍的总体患病率、抑郁障碍患病率的年龄和性别效应及抑郁障碍患儿的情绪和行为特点。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北京市6~16岁在校中小学生的抑郁障碍患病率。第一阶段采用儿童行为调查表对高危儿童青少年进行初筛,第二阶段采用简明儿童少年国家神经精神访谈工具对初筛阳性的患儿进行进一步的诊断筛查,由2名精神科医师根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第4版中关于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进行诊断,确定最终诊断抑郁障碍的人数。该研究属于流行病学类的调查研究,采用前瞻性研究设计思路。同时采用χ2检验对比其年龄及性别效应。结果 北京市6~16岁在校生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2.29%(234/10 215例)。其中男童的患病率为 1.80%(106/5 866例),女童的患病率为2.94%(128/4 349例)。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存在年龄效应,随着年龄的增加,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增高。12岁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15岁前后达到峰值。抑郁障碍患儿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交问题、退缩抑郁、焦虑抑郁、体诉及冲动行为等方面。结论 北京市6~16岁在校生的抑郁障碍患病率为2.29%。抑郁障碍发生在中小学生的各个年龄阶段,在小升初和中考前后两个阶段需要重点关注学生的抑郁情绪,尤其需要关注女童的情绪问题。在进行抑郁障碍的筛查和诊治过程中,抑郁情绪的非典型症状需要重点关注。
关键词
儿童;青少年;抑郁症;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北京地区;年龄效应
抑郁障碍是儿童青少年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1]。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的特点具有隐匿性和不典型性,该群体的抑郁障碍更易被老师或家长忽略[2]。该群体的疾病负担重[3],探究该群体抑郁障碍的发病率及其特点非常重要[4]。全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的患病率约为2.0%[5]。目前,北京市仍缺乏关于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尤其是对于该群体中的年龄和性别效应的探究。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北京地区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的总体患病率、抑郁障碍患病率的年龄和性别效应及抑郁障碍患儿的情绪和行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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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属于流行病学类的调查研究,采用前瞻性的研究设计方法。研究样本来自全国首次儿童青少年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本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抽取了5个地区(北京、辽宁、江苏、四川和湖南),共计71 929名6~16岁的学生。其中,北京地区共有4个区,40所学校(21所小学、19所中学),367个班级被抽取,北京地区拟抽取的样本量为10 549,最终进入到该调查研究的被试者人数为10 215。抽样的具体方案可参照该课题组前期研究[6],入组被试者的抽样过程及信息见表1。本研究通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文号:2013-05),被试者或其监护人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1.2 评估工具1.2.1 一般资料问卷(自制问卷) 一般资料问卷主要用于采集入组被试者的相关信息,其中自制问卷包括儿童基本情况(性别、年龄、民族、年级等),家庭情况(父母的职业、家庭收入等)以及是否独生,父母教养的方式等项目。1.2.2 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Achenbach′s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CL)[7-8] CBCL适用年龄为4~16岁,CBCL行为问题部分共包括113个条目,每个条目分为3个等级,分别按0、1、2计分,即无此表现(0分),偶尔有此表现(1分),经常有此表现(2分);要求监护人按子女最近0.5年内的表现填写;该量表的因子主要包括8个:焦虑抑郁(A/D)、退缩抑郁(W/D)、体诉(SC)、社交问题(SP)、思维问题(TP)、注意缺陷(AP)、违纪行为(RBB)及冲动行为(AB)。因此,本研究采用8因子模型进行计算,基于8个因子模型的CBCL,选择CBCL总分35分作为筛查界值。CBCL量表主要用于第一阶段的高危个体筛查。1.2.3 简明儿童少年国际神经精神访谈(MINI-KID)(父母版) MINI-KID适用于6~16岁,MINI-KID侧重于现状而非终生患病情况的调查,非儿童精神科专业人员经系统培训后即可使用;适用于儿童和少年的MINI-KID问卷较全面地涵盖了儿童和少年期的精神障碍和行为问题;父母版对儿童青少年期常见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对立违抗障碍、品行障碍、抽动障碍、儿童情感障碍及情绪问题以及危害严重的精神病性障碍、广泛发育障碍均显示了高特异度、较高灵敏度的特点(Kappa=0.56~0.87),适用于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全面的精神科诊断,满足大规模的儿童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多中心临床研究的需要[9-10]。第一阶段筛查阳性的个体进入到第二阶段的MINI-KID的诊断筛查,对于诊断筛查阳性的个体进一步由精神科医师进行诊断评定。1.2.4 诊断标准和工具 诊断标准和工具: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11-12](DSM-Ⅳ)是国际通用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DSM-Ⅳ 临床定式访谈》(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Ⅳ,SCID)是确定各种 DSM-Ⅳ 诊断的有效工具[13]。对于通过第二阶段MINI-KID诊断考虑诊断抑郁障碍的个体,由2名精神科医师根据DSM-Ⅳ 中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采用SCID进行诊断,诊断一致时确定最终诊断。1.3 统计学处理 作为主要输出指标,本调查计算并报告时点加权患病率,该指标是用时间患病率乘以抽样权重和分层后权重得到;数据的标准误和95%CI使用泰勒级数线性化的方法计算得到,以上指标的统计学分析请参考该团队前期研究[5]。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数据采集时间为2014年10月至2015年3月。本研究将基于儿童行为量表分析抑郁障碍群体的情绪和行为特点[8],采用t检验与全国常模进行对比。患病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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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2.1 抑郁障碍的总体患病率及性别效应 第一阶段筛查(CBCL筛查),共有10 215名被试者筛查阳性进入第二阶段的诊断筛查。将所有完成第一阶段的被试者的CBCL数据进行汇总,计算总分及其8个因子的均值、标准差、偏度和峰度(表1)。第二个阶段为诊断筛查(MINI-KID筛查),共有234例被试者被诊断为抑郁障碍,患病率2.29%(95%CI:1.95~2.41)。其中男童的患病率为1.80%(106/5 866例)(95%CI:1.35~2.12);女童的患病率为2.94% (128/4 349例)(95%CI:2.25~3.72)。女童患病率高于男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3.43,P=0.02)。2.2 抑郁障碍患病率的年龄特点 本研究分别计算了各个年龄段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其中最低患病率的年龄阶段为8岁(14/1 003例)(1.4%),最高为15岁(66/957例)(6.9%)。患病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12岁是个关键的转折点,15岁左右为最高峰值点(图1)。为进一步探究不同年龄阶段的患病率,本研究将筛查阳性的样本分成2组(小学生组和中学生组):小学生组主要包括6~11岁阶段的群体,中学生组主要包括>11~16岁阶段的群体,同时分别计算他们的患病率。本研究发现小学生组的患病率为1.01%(63/6 211例)(95%CI:0.77~1.56),中学生组的患病率为4.27%(171/4 004例)(95%CI:2.85~6.21)。中学生组的患病率高于小学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98.57,P<0.001)。同时,本研究进一步对比了小学生组男女之间的差异(男童34/3 346例,女童29/2 865例,1.01%比1.02%),结果显示在小学阶段男女之间的抑郁障碍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然而,在中学组中男女之间的患病率(男童72/2 520例,女童99/1 484例2.86%比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178.26, P<0.01)。2.3 抑郁障碍患儿的情绪和行为特点 本研究采用CBCL的8个因子来呈现抑郁障碍患儿的情绪和行为症状的特点。本研究计算抑郁障碍群体的8个因子分数,并与北京市的儿童行为量表的常模进行对比(图2),并采用T分数进行呈现,以北京市全体样本的均值和标准差作为基线(各个因子的T分数为50分),发现抑郁障碍在A/D、W/D、SC、SP、AB这5个因子均显著高于北京市的常模水平(P<0.05),本研究采用了雷达图来呈现抑郁障碍各因子特点(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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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是全社会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北京市儿童青少年的抑郁障碍患病率一直缺乏相关的调查。本研究基于全国儿童青少年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库,主要探究北京市中小学生抑郁障碍的患病率情况,结果发现北京市6~16岁在校生中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2.29%。其中男童的患病率为1.80%,女童的患病率为2.94%,女童的患病率显著高于男童,尤其是在中学生阶段。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存在年龄效应,随着年龄的增加,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增加。12岁是一个转折点,15岁前后达到高峰。抑郁障碍的情绪和行为症状呈现多样化特点,可能表现为体诉、社交问题、冲动易激惹行为、焦虑等不典型特点。对本研究的患病率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比较。本研究结果发现,北京地区的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的患病率约为2.29%,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2.0%)[5]。美国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3~17岁儿童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3.20%[13],略高于本研究中的患病率。而对于重度抑郁障碍的患病率,2019年的一篇元分析显示中国儿童青少年的重度抑郁障碍患病率为1.30%[14]。本研究患病率采用的是“抑郁障碍”而非“抑郁症状”或“抑郁情绪”,抑郁障碍包括轻度-中度水平的抑郁障碍,也包括重度抑郁发作。相对而言,对于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患病率的调查是较多的。国内曾进行一项关于抑郁症状患病率的元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患病率约为15.4%[15],另一项基于中国群体的元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为19.85%[16];一项针对中学生抑郁症状的患病率调查结果显示为24.30%。这些研究提示儿童青少年群体是抑郁症状的高发群体,需要及时地进行早期筛查和及时地诊断治疗。本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在逐渐增加,这与既往研究基本一致。Kostev等[17]曾研究一项青少年队列,发现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从7岁时的0.2%逐渐增加到15岁的2.0%。关于全国性的儿童青少年情绪和行为问题患病率的研究结果也显示,高年龄群体的发生率显著高于低年龄群体[5]。本研究发现,12岁是抑郁障碍发展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12岁是青春期的重要转折点,此阶段的儿童正好处于小学毕业或者初一阶段,他们可能会面临学业压力的增加、人际社交环境复杂化、新环境的适应、亲子关系紧张等青春期的问题,这些因素均可能发展成为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因此,需要重点关注该年龄段的患儿。本研究发现15岁是抑郁障碍发生的峰值阶段。15岁阶段正好对应中学生的中考前后,学业压力可能会发展成为抑郁障碍的重要影响因素。如何减轻学业压力对于抑郁障碍发生的影响可能是以后需要重点探究的方向[18]。本研究探究了抑郁障碍症状表现的特点。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的症状表现多样化。成年人的抑郁一般会表现出典型的“三低”症状,但是儿童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可能会呈现出一些不典型的特点[19]。本研究发现,儿童青少年的抑郁障碍可能会展现出体诉、社交问题、冲动易激惹行为等不典型特点。因此,除了需要关注常见的情绪低落、退缩或焦虑等方面的症状外,还需要警惕这些非典型的抑郁症状的出现(如躯体化症状、冲动易激惹症状或者社交回避等)。例如,本研究结果显示,一些体诉的症状可能与抑郁症状相关,这个已经在多个研究中得到证实[20]。这提示在进行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的早筛和诊疗的过程中,需要关注非典型的抑郁症状,提高筛查诊断的敏感性。本研究对于抑郁障碍患病率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汇总讨论。目前新冠肺炎仍在流行,由于新冠肺炎的流行对社会和家庭的冲击,可能也会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21-22]。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表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结果显示,儿童青少年群体的抑郁症状的患病率为22%左右[23]。这提示需要注意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发生的影响因素。例如,有研究发现,创伤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抑郁[24];肥胖可能也是潜在的风险因素[25];学习压力和睡眠问题也需要引起关注[26],以及母孕期或产后母亲的抑郁情绪等可能也会增加后代抑郁的风险[27]。如何降低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可能是全社会都需要关注的重点,无论是心理健康政策制定者、精神卫生服务机构、学校及教育部门等,各个部门需要通力合作,建立切实可行的抑郁障碍的预警、转诊、治疗、随访等机制,这些方面可能是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基于本研究对政策制定者给出了一些相关的建议。本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在北京地区中小学阶段抑郁障碍的防治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首先,抑郁障碍在所有年龄阶段都会发生,因此,在小学阶段、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都需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尤其是识别早期的抑郁症状,注意甄别筛选不典型的抑郁症状。其次,基于性别视角,需要更多关注女童的心理健康,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应激事件及其他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及时进行沟通疏导,及时进行心理健康筛查。再次,基于年龄视角,需要重点关注的年龄阶段是12岁前后的阶段,青春期的到来使得抑郁的症状可能更加凸显。12岁往往是小学阶段结束和中学阶段的开始,因此学校教育者及父母需要在此阶段做好看护,顺利帮助儿童度过这个重要的转折阶段。另外一个重要的年龄阶段是15岁左右,该阶段是很多儿童面对中考的阶段,因此我们需要关注学业压力带给儿童的心理健康的影响,如何及时识别儿童的压力以及采用恰当的应对方式进行压力管理,可能是很多父母和老师需要重视的内容。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抑郁障碍的共病情况未进行报告,将在未来的研究中对共病进行综合全面的阐述。此外,本研究也缺乏与情感障碍相关的其他(如恶劣心境、双相情感障碍)疾病患病率的对比。综上,本研究主要报道了北京市6~16岁在校生抑郁障碍的患病率(2.29%),略高于全国水平,其中女童的患病率高于男童,尤其是在中学阶段。对于抑郁障碍的患病率来说,12岁是个关键转折点,15岁是峰值点。同时需要警惕抑郁障碍的非典型的表现。本研究结果提示,抑郁障碍会发生在中小学生的各个年龄阶段,需要重点关注初中入学前后和中考前后学生的抑郁情绪,尤其需要关注女童群体的抑郁情绪,及时进行抑郁的筛查和诊治,筛查中需要注意甄别非典型的抑郁症状。本研究对北京市的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的患病率进行系统报道,这将为儿童心理健康相关的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的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略(制作:新乡医学院期刊社网络与数字出版部)

《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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